又到庚子年，令我想起前一个庚子年，不由得悲愤填膺……

　　1958年我在湖南省安江农校读书时，因“恶毒攻击”“反右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比较, 有过之而无不及, 共产党杀人不见血”， 挨批斗半年，于1959年 1月被开除学籍回家接受改造，饱尝了挨饿的滋味。

　　当时农民正在“伟大领袖”毛贼东“关怀爱护”下, 提前享受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即每个生产队建立公共食堂, 将每家每户的食品和饲养的家兽家禽充公, 将做饭菜的炉锅砸烂, 从此男女老少统统进公共食堂就餐, 一律免费. 开头伙食好得不得了, 餐鱼餐肉， 敞开肚皮吃, 如此胡吃海喝不到一个月就将充公的食物吃得所剩无几, 便宣佈按男女老少定标准搞粮食定量。开头男性主要劳力每天一斤半大米，吃几天就减到一斤, 以后逐渐减量，到1960年减到只有半斤了, 早晚餐各一两半, 午餐二两, 没有食油和荤菜, 后来连蔬菜也吃不上, 每人只发给一勺放了点盐的清水汤，严重缺乏营养, 农民个个瘦骨嶙峋，但生产队的干部还红光满面，他们多吃多占，每天深夜偷偷摸摸进公共食堂厨房吃饭。我的体重减了二十一斤，饥饿感特严重, 一闻到饭香就冒口水，领到饭菜就狼吞虎嚥地吃，吃完才发现口腔里烫起了泡。人们只好偷偷去寻野菜充饥。为啥要偷偷去寻？因为干部不准，发现寻找野菜的人，如果阶级成份属贫下中农的，只没收工具和野菜，批评几句了事。如果是“五类分子”（地主， 富农， 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则开会批斗甚至毒打。得水肿病的人不断增加，无处就医，只能听天由命，天天村裡有噩耗，我祖母便做了饿死鬼。村裡有个回故乡改造的“右派”医生因说了“得水肿病的原因是营养不良”， 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十年有期徒刑。青壮年农民纷纷逃荒，绝大多数就近逃往江西，少数人逃往新疆（江西林场和农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工）。但政府不准农民外出谋生, 称外出谋生者为“盲目流窜“。车站、客运汽车、 火车和客船上均有员警检查旅客是否有通行证件，没证件的一律抓进收容遣送站遣返回原藉。凡被遣返的“盲流人员”阶级成份属贫下中农的，只挨顿批评教育，“五类份子” 及其子女盲流被遣返的，轻则挨几次批斗毒打认错收场，重则被拘留关进看守所，或送劳动教养或判刑劳动改造。

　　农民个个牢骚满腹，但敢怒不敢言。我性格外向，有屁就要放，有一天进食堂吃午饭时灵感来了，用筷子敲著碗大声嚷道：“梆梆梆（筷子敲碗的声音），进食堂，二两米，一碗汤，三口吃个溜溜光，人民公社似天堂！”有人苦笑，有人伸起大拇指称讚，有人欣赏地喊：好听！我没全记住，再说一遍！我正要重说时，母亲伸手封住我的嘴。后来有好几个小伙子私下来学这顺口溜，我不假思索便告诉了他们。从此这顺口溜一传十，十传百，百而千，千而万，传遍了湘中方圆几百里。

　　谎惨党（我对共产党的尊称，因为它谎话连篇，惨无人道）一直将造成饥荒的原因嫁祸给大自然，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定性为” 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其实这三年全国都风调雨顺，没啥自然灾害。全是毛贼东这个昏君瞎指挥造成的人为灾害。祸根是毛贼东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高举“三面红旗” 其实是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应在生产关係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

　　总路线的全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该路线提出后, 就发动了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 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

　　在农业大跃进裡，一个致命的东西就是“放卫星”，搞浮夸。放的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离谱。水稻卫星最高的达到亩产130434斤，小麦卫星最高亩产8585斤。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多麽的无知可笑！何等的自欺欺人！除了水稻、小麦外，玉米、高梁、蚕豆、红薯和蔬菜、水果也是一个接一个的“放卫星”；信口雌黄的豪言壮语遍中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毛贼东对高产卫星深信不疑， 总结出一条高产的“宝贵” 经验: 深耕密植。于是号召深耕密植, 1959年春耕时掀起了一股深耕密植风。 过度深耕, 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不论水田旱地， 能向农作物提供营养的是上面的土壤, 称之为“ 熟土”，熟土下面的泥土缺乏营养，称之为“生土“， 过度深耕把生土翻到了上面，把熟土埋到了下面， 当然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可是政府干部命令农民过度深耕。 至于农作物的密度，也必须合乎植物生长规律， 可是政府干部鼓吹越密越好，强迫农民按2×2(市寸)的距离栽插水稻秧苗。过分密植，禾苗得不到阳光。为了争夺阳光，禾苗拚命向上徒长，瘦长纤细，经不起风吹雨打，造成清风倒伏；过于密植又不通风通气，给稻飞蝨等害虫和病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病虫害严重。导致早中稻都大大减产，有的田块颗粒无收。可是下面在秋收时为了让伟大领袖毛贼东开心，纷纷虚报亩产超千斤，不少地方浮夸到亩产十万斤以上。毛贼东信以为真，乐得忘乎所以。

　　农业小兄弟跃进了工业老大哥岂能落后（当时人们把工业说成老大哥）。农业逼工业，于是工业大跃进也迅速开展起来了。

　　工业“以钢为纲，带动一切”。 1958年毛贼东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异想天开，提出三年内钢铁产量“超英赶美”的口号。于是，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了。农民置农业生产于不顾，置即将收割的庄稼于不顾，浩浩荡荡地去炼钢炼铁。我女友家附近的山谷裡办起了八一钢铁厂，指鹿为马，把黑色的石头当铁矿石，将山上的森林砍光当燃料。女友的父亲(地主成份)上过大学理工科，出于一片好心对公社书记说：“这些石头不含铁，木材当燃料也达不到炼钢铁的炉温。这样搞绝对炼不出钢铁，劳民伤财呀!” 书记马上叫民兵把他抓起来， 结果以破坏大炼钢铁罪判了12年有期徒刑。农民在书记带领下，瞎忙一个多月，只炼出了堆积如山的炉渣。

　　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鼎被砸烂，尤其是大误农事：晚稻，玉米， 高粱，花生，红薯等农产品无人收割挖掘，小麦油菜等农作物无人播种，当时的情景，正如广为流传的民谣所言：“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所以到1960年饥荒就越来越严重了。

　　这麽不讲科学，不务实，瞎干蛮干，明年吃什麽? 我痛心疾首，忧心忡忡，一天下午在田裡劳动时我说了农作物减产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深耕密植，几位农友也点头表示赞同，没料到有人告了密。

　　晚上，生产大队开社员大会。以往我家没资格参加（五类份子及其家属无资格参加，我父亲是被划为“右派” 的小学教师），今晚却通知我去，全家都受宠若惊，满以为我的卖命干活使大队干部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没料到竟是点名批判斗争我。支部书记鹦鹉学舌般说了一通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说教，接着恶狠狠地呼我站出来。

　　 我尊命从人群裡挤出去，站到书记身边。

　　“站好! 把头低下去!”

　　  我顺从地修正了姿势。

　　“你最近放了什么狗屁?”

　　“我想不起来!”如果说没放屁，就把话说绝了，没有退路。

　　“你想不起来，革命的贫下中农可记得!” 书记洋洋得意地说：“那梆梆梆进食堂的顺口溜是你编出来的吧？

　　“是的！”我供认不讳，还理直气壮的。

　　“这是恶毒攻击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顺口溜，如今在方圆几百里广为流传，连三岁毛毛都背得出来，影响极坏极坏！”他咬牙切齿地批判过后又问：“我问你! 你说过‘密植’是今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吗?”

　　“我说过，但我说的是‘过于密植’。”

　　“同志们! 密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他竟敢公开反对，还把减产的责任推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大家说他反动不反动?” 他狐假虎威地说。

　　“反动!”党团员和民兵齐声附和。

　　“这是科学，老农都知道。大田中间插得稀的，收成就好，就是明证。我是学农的，多少懂一点。而且我强调了‘过于’这一词。”我还傻乎乎地解释。

　　大田中间的插得稀，是可怜的农民为了生存，冒著挨斗挨打的危险偷偷干的，才保住了一点收成。

　　“啊？你敢顽抗！给我捆起来!” 他一声吼，立即杀出几个青年民兵，把我捆一个“苏三剪背”。 民兵专门对付“五类分子”和不听指挥的社员，被人们称之为“打手队”。 书记带头大打出手，打得我遍身鳞伤，脸青眼肿，鼻孔淌血，嘴裡喷血。

　　我回家刚上床躺下，便听到“拍”的－声响，好像是有什麽东西掉落到书桌上，我大吃一惊，慌忙起床去看，摸到一个小包，点灯细看，是一张纸包著一个小卵石。我估计是好心人给我报信，一看，果然如此，纸上写着：你编顺口溜、反对深耕密植，被认定为反革命言行，已电话汇报到县公安局，最迟后天会来抓你，赶紧逃走吧!看后付之一炬!

　　我决定出逃去新疆。马上唤醒父母和女友商量。已考上武汉大学的女友竟决定弃学与我同往， 我和父母左劝右劝，她都不放弃这一决定。 于是我与女友连夜踏上了崎岖的盲流之路。

　　开往新疆的火车上乘客愈趋繁多，连行李架上都坐了人，绝大多数是逃难的，个个面黄肌瘦。每停靠一个小站, 都见到乞丐。进入甘肃境内时，每个站裡都有成百的乞丐涌到火车跟前，个个蓬首垢面， 瘦骨嶙峋，缕衣千补，难于遮羞。 有的甚至连破衣也没有，披著烂麻袋。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小，个个将髒兮兮的土碗伸到窗前， 可怜巴巴地向旅客乞求施捨，可是车上的旅客也饥肠辘辘呀！ 他们后面的建筑物上有醒目的大标语：“ 社会主义好， 人民公社胜天堂。”而 火车的播音器正播送《东方红》，我耳边响著“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的颂歌，眼前展现的却是令人潜然泪下的悲惨一幕， 我好不痛心疾首， 于是有打油诗涌上心头一一

　　老孺幼弱一大群, 捧碗临窗求乞怜。

　　瘦骨嶙峋疑是鬼, 蓬首垢面吓煞人。

　　缕衣千补难遮羞, 号饥啼寒泪涔涔。

　　忽闻颂歌东方红, 救星原来是灾星!

　　我到新疆之后，在生产建设兵团农Ｘ师找到了工作，先在农科所搞科研，后调到政治部文艺办公室为老干部代笔写革命回忆录。虽然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政治上依然受到迫害，闲聊时我说“鲁迅如果不死，肯定会打成右派”， 被组长艾青（被打成“右派” 的诗人）举报，挨批判三个下午，被下放到十团农场十连改造。这连队除了班干部以上的人以外，全是接受改造的“牛鬼蛇神”， 精神生活枯燥无味，经商量各自订一份杂志或报纸轮流传阅。1962年7月下旬《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相继连载同一部小说《刘志丹》的部分篇章，三份报纸同时连载一部小说。我还是头次见到，非同小可，心想一定是大作家所写，立刻拜读，先看作者名字，很陌生，叫李建彤（以后才晓得她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之妻），接著看内容，感觉文字不优美，写作技巧差劲，不能引人入胜，可读性不强，加上我厌恶红色暴力斗争，读不下去，仅一目十行地看了两天的连载便再没有看这小说。8月中旬李某（划为“右派”的作家）突然告诉我：8月5日《刘志丹》停止连载。肯定又出现“文字狱” 了。我连忙找来仔细阅读，压根儿看不出有啥问题。看过这小说的聚在一起议论过，都感到莫名其妙。李某连忙写信向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的同事打听，大概知道了以下情况：毛贼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头一天（1962年9月24日），便认定《刘志丹》是反党小说，郑重指出：“近来出现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 对习仲勳（习近平之父）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注）。我和几位难友知情后议论过这事，一致认为反党罪是“莫须有”。

　　几天之后，李某被抓走，我和三名参与议论的人被停工隔离反省交代问题。看守我的共青团员同情我，悄悄跑到附近草原上告诉我的女友（她原在面粉厂当统计员，因不按厂长虚报产量的指示如实上报产量被下放到牧场牧羊），女友挺而走险，邀三位同乡化装成哈萨克牧民将我救出。后来得知李某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罪行是为首和盲流人员罗某等人组织“反革命文艺沙龙”。

　　我准备去农十师投靠一位同乡，到乌鲁木齐后住到一家小旅店，晚上员警查旅客是否有身份证件，我没有，被他们送到收容遣送站，几天之后被遣送回原藉湖南省湘乡县收容遣送所，不久之后被移送到县公安局看守所，半年之后被宣佈“宽大处理” 劳动教养两年。

　　我解除劳教回家后，因创作的电影剧本《映山红》被打成“反革命小邓拓”， 挨批斗一晚，于第二天溜之大吉，逃到井冈山伐木。半年之后，闻讯公安局已派员来江西抓捕我，我闻风而逃，秘密经商，从四川收购茶叶运到甘肃出售牟利，1967年冬去北川县茶厂购茶叶被捕，以“投机倒把” 等罪判处无期徒刑，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服刑十八年出狱，几经申诉，才于1987年落实政策平反安置在一国企任办公室主任。我从事业余创作，六年内发表小说散文近百万字，圆了作家梦。“伤痕文学” 作品被封杀之后，我的作品因只揭露社会阴暗面不歌功颂德发不出去。1990年因不愿与贪官同流合污退职，四处漂泊打工到70岁。先后在民营、军营、合资企业任厂长、经理、办公室主任和多家报刊记者编辑。所到之处，贪官当道，奸商横行，与其斗争，屡屡惨胜（失业）。现赋闲在家，清贫度日，以上经历已写成长篇纪实《悲惨国度》，共三部：《盲流西部》、《落草丛林》、《铁窗偷生》。曾删掉敏感内容，改为《悲惨人生》在国内的修正文学网连载过，后该网站被封杀。也曾在辛灏年的网刊《黄花岗》上连载了两期（第57.58期）后，因资金困窘无法付给我稿费停发。

　　如果我与共党官员沆瀣一气，早就“出人头地”；如果我像那些得软骨病的无耻文人一样，瞒著良心写歌颂共产党的作品，我生活就不会如此困窘（每月2000元养老金，得精神病的儿子长期住院，每月需要两千多元医疗费，生活费不够，我只好每天在居民区转来转去拾废品）。

　　我宁愿清贫，也不改初衷，毕生与当局势不两立，我的腾讯微博被封杀。QQ封杀则是家常便饭。

　　没有谎惨党和毛贼东，就没有我的悲惨人生！ 所以我对它们恨之入骨！！！

　　我今年八十二岁，在黑夜裡挣扎了七十二年，我坚信黑夜再漫长，也总会天亮！

　　（注）：此案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出笼《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勳反党集团’的纲领”。 罗织了几条罪名：1、小说中的虚构人物罗炎是高岗，小说是为高岗翻案；2、把习仲勳写得完美无缺，是为习仲勳反党集团篡党篡国製造政治资本；3、小说用“星星之火” 比喻刘志丹部队，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因为“星星之火” 是毛泽东用来比喻井冈山武装革命斗争的；4、小说把历史描写成西北救了中央，拔高了刘志丹、高岗的功劳，经过专案委员会审查之后，习仲勳、贾拓夫和刘景范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 习仲勳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贾拓夫被撤销国家经委副主任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