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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揭批查運動研究資料匯編——叛徒華國鋒罪行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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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革研究網 » 文革文獻 » 《揭批查運動研究資料匯編——叛徒華國鋒罪行錄》一編、續編chm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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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主題: 《揭批查運動研究資料匯編——叛徒華國鋒罪行錄》一編、續編chm下載 《文革後“揭批查”運動和“三種人”研究資料匯編》
目錄
《人民日報》文宣
001 黑龍江、江蘇省舉行五屆人代會首次會議
002 清查工作還要抓緊
003 奪取揭批“四人幫”鬥爭的全勝
004 這張“包票”靠得住嗎？——南通地區清查運動述評
005 安徽各地掀起學習熱潮,聯繫實際揭批“四人幫”
006 四川、山西、湖北、福建省委組織幹部和群眾認真學習和貫徹五屆人大精神
007 貫徹執行華主席指示，放手發動廣大群眾，急起直追全國形勢
008 華主席讚揚空軍抓綱治軍很有成績
009 堅決執行華主席、黨中央關於抓綱治津的重要指示
010 從整頓領導班子入手大治黔東南
011 各級領導幹部深入基層，帶領群眾清除“四人幫”和林彪的流毒
012 消滅死角，堵塞漏洞，不留隱患，樂山地委認真抓好雙重領導單位和調動人員中的清查工作
013 奪回運動領導權，掃清揭批查障礙，武昌造船廠迅速改變面貌
014 兩股流毒一起肅，才能正本清源
015 揭捂不兩立，革命莫苟且——記天津市揭與捂鬥爭的前前後後
016 北京在前進
017 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綱治市
018 要大干快上，機關工作必須狠抓落實
019 認真做好犯嚴重錯誤同志的思想轉化工作
020 揭批運動越深入，越要重視團結大多數
021 湖南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學習華主席重要指示
022 抓綱大治，內蒙古加速新長征步伐
023 絕不讓揭批查的“死角”滑過去
024 中央軍委批准，解放軍總政治部提出：結束揭批“四人幫”群眾運動五條標準
025 臨洮縣委對犯錯誤幹部一看二幫
026 揭批查運動要善始善終
027 在黨中央領導下，河南省揭批查鬥爭取得重大進展
028 找出薄弱環節，採取有力措施，善始善終結束運動，鞍鋼做好揭批查收尾工作
029 汪鋒同志談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實現工作重點轉移
030 克服鬆勁情緒，做好揭批查掃尾工作
031 認真做好犯錯誤職工的思想工作
032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中共甘肅省臨洮縣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
033 對人的處理要慎重
034 杭州鋼鐵廠的大好局面是怎樣來的？
035 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注意掌握政策
036 對幹部的處理要着眼於教育
037 對犯錯誤的同志要注意掌握政策
038 儘量爭取多團結一些人——江津地委認真做好犯錯誤幹部的轉化工作
039 以黨的事業為重 消除隔閡增強團結
040 切實加強領導，放手發動群眾，陝西加緊揭批查補課落實政策
041 貫徹三中全會精神 反對“左”右干擾
042 上海柴油機廠黨組織幫助黨員總結歷史教訓
043 排除干擾，堅持黨對犯錯誤幹部的政策
044 犯了錯誤切不可諱疾忌醫
045 端正思想路線，肅清極左流毒
046 堅決克服派性
047 同心同德的‘火車頭’——蘭州機車廠黨委政治生活紀事
048 內蒙古自治區一些單位捍衛黨的政策保證清查工作善始善終
049 眼光向着前方——天津小站西右營大隊黨支部書記張風琴被平反之後
050 堅決消除派性，促進安定團結，中共淮北市委抓緊黨員輪訓收到顯著效果
051 抓緊培養和選拔優秀中青年幹部
052 正確對待反對過自己的人——王明友團結同志的二三事
053 中共山西省委嚴肅處理誣陷迫害李桂花事件
054 朱滌新、胥治中委員談防止“震派”等人物鑽進領導班子
055 堅決糾正省委前主要負責人“左”的錯誤，河北省撥亂反正出現新局面
056 不許“造反”起家的人利用職權對抗三中全會路線，天津市委和政府改組水產局領導班子
057 整黨反映了全黨的要求和人民的心願
058 在整黨中包庇重用“文革”期間有嚴重問題的人，劉鵬被清除出黨
059 兩派造反組織都是錯誤的
060 絕不能讓“三種人”留在領導崗位繼續掌權
061 明確隸屬關係，重建領導班子，進行全面整頓，天津內燃機研究所結束十八年混亂
062 認真肅清“左”的思想影響
063 徹底否定“文革”就要堅決清理“三種人”
相關講話、文件
064 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065 馬文瑞：關於揭批查運動補課的基本情況和今後意見
066 彭真在全國檢察工作座談會及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的講話
067 六中全會傳達提綱：七月四、六、七日在中央黨校傳達稿
068 中共中央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
069 李銳在清理“三種人”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070 李銳在清理“三種人”工作座談會議上的總結髮言
071 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錄）
072 鄧小平：最危險的是“三種人”
073 陳雲談“五種人”
074 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關於農村基層黨組織清理“三種人”工作的意見
075 陳野苹在清理“三種人”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076 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1983.10.11）
077 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重要講話的通知
078 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079 陳雲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080 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
081 中共中央關於清理“三種人”若干問題的補充通知
082 中央組織部動人事部關於犯“三種人”錯誤和嚴重錯誤的人如何參加工資改革的通知
歷史的回聲
083 大治聲中，大開殺戒
084 周金昌等：二十八年的冤案何時了
085 張魯石：我的退黨聲明
086 上海楊浦區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種人”運動
087 草民：從于光遠先生\"成立叄種人研究所\"的建議所想到的
088 于會泳死於“毛主席神仙湯”
089 李慶霖略介
090 黃帥被指“四人幫爪牙”文革後差點不能上大學
091 秋石客：讀書方知李九蓮是左派
092 宋永毅：造反派和“三種人”——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歷史課題
093 北京消息：四人幫公審遊街（1978）
094 愛資病：“揭批查”和“嚴打”都是剷除異己的手段
095 劉賓雁：我的日記（1985年4月）
096 一丁：文革後河南的\"揭批查\"運動
097 郜國榮：關於河南省在“兩案”清查中出現的冤假錯案情況的報告
098 趙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向黨中央反映的情況和意見
099 河南省原省委書記、離休幹部王維群致河南省委並黨中央的一封信
100 徐明：河南省\"出土文物\"應該進入嚴肅的文革博物館
101 楊止仁：一位老同志關於文革問題的一封信
102 萬里主持的安徽揭批查運動
103 合肥大學土木工程系：十年文革成就一筆勾銷？
104 余秋雨調查
105 四人幫在福建打游擊的歌謠和標語
106 武振榮：“文革”研究解禁了嗎？
107 武漢處決四人幫
108 老田：就塗懷章因寫小說被法辦的事件做點推測
109 小說本無罪《人殃》卻遭殃
110 范春信：澄清事實，清除潑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髒水
111 “我們是你們的罪人，而你們是歷史的罪人”
112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五一六通知暨文革四十周年座談會紀要
113 杭州處決17名“極端不滿華國鋒領導的黨中央”的政治集團成員
114 1983年，死刑的覆核下放到中級人民法院
115 愛資病：鄧小平的“嚴打”是配合“揭批查”運動一起使用的
116 請釋“四人幫”去台灣（1977）
117 廣州處決政治異議分子何春樹
118 廣東中山縣撰寫批判文章325400多篇揭批“四人幫”
119 “重慶造反派”要求重慶市委儘快落實中共中央［1982］9號文件的緊急報告
人大開幕日宣布，也算湊熱鬧
據法新社二月二十六日北京電，據杭州市公安局張貼的告示，杭州十三個“反革命政治集團”已被解散，它們的八名頭目已被處決。
該告示說，這些反革命集團共有32名成員。被處決的8人，其姓名均用紅墨水劃上交叉，這表示他們被處刑後立即處決。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均被判處重刑。
被處決者中，年紀最大為52歲，5名由21至28歲，1名38歲，最後一名31歲。
其中一個集團，成員大部分不足30歲。它被指控“以政治綱領組織反革命活動”，並企圖散發“宣傳品，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這份張貼在杭州數區的告示說，這個集團的成員“極端不滿華國鋒主席領導的黨中央”。
它指出，該集團的頭目出身於“反革命家庭”。
另一個集團除被控私藏武器，並以武力迫使人民供應糧食。
觀察家指出，這一連串新的處決行動是在中共當局認為“四人幫”勢力特別強大的城市中進行。
去年三月，9名犯有差不多相同罪行的犯人在杭州被處決，可是，目前這一次卻是首次明確地表示，他們是武裝的政治反對者，而且是在“四人幫”被貶，其附從亦在全國運動中被整肅16個月後發生的。
（香港《展望》雜誌1978年3月16日號，中國文革研究網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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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風光在險峰
頂端 Posted: 2008-08-30 01:26 | [樓 主]
江上有奇峰
級別: 精靈王
“揭批查”運動研究資料續編
——叛徒華國鋒罪行錄
第一部分：親歷者著述及相關上訪材料
河南省“揭批查”運動
談我親身經歷的河南文革
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
致河南省委及中共中央信
河南“兩案”刑釋人員的再次報告
河南省冤假錯案情況的報告
張欽禮在“揭批查”中
老石憶“揭批查”
楊捍東憶“揭批查”
胡厚民在“揭批查”中
付廉憶“揭批查”
謝保安憶“揭批查”
老曹憶“揭批查”
山東省濟寧地區“揭批查”運動
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報告
范正美憶“揭批查”
一封江西造反派的求助信
要求重慶市委落實中央文件的報告
黃廉談“揭批查”之一
黃廉談“揭批查”之二
渝輝在“揭批查”中
四川自貢冤案
四川自貢冤案(二)
致胡錦濤及肖揚公開信
雲南特大冤案
給中紀委的《投訴狀》
請求撤銷《雲辦發[2001]11號文件》的報告
致全國“兩會”的公開信
關於中發[1982]9號文件和雲辦發[1982]26號文件
第二部分：黨史及地方志
哈爾濱1977--1978年
黑龍江省伊春市大事記1977--1979年
遼寧大學
大連史志1973--1988年
喀什年鑑1978年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七師124團大事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四七團大事記
西藏
陝西省旬陽縣大事記1979年
漢中市委大事記1979年
寶雞市志1976--1979年
河南省揭批查
河南省焦作市1976年-1979年
中共南陽地方史簡編1976--1979年
山東省郯城縣
安徽省1977--1981年
萬里與安徽的撥亂反正
武漢“七二○”事件徹底平反的經過
湖南省懷化地區
向“四人幫”餘黨奪權
浙江紹興市檔案館相關檔案介紹1972--1987年
義烏市黨史大事記1976--1979年
浙江省黃岩中學
浙江省嘉興市揭批查運動
浙江省平陽縣委黨史1978年
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處的冤假錯案也不少
福州市志1977--1978年
一個地下黨人的歷史命運
福建省晉江縣黨史
晉江地方志
成都市總工會1977-1978年
李慶霖略介
四川省廣元縣撥亂反正情況綜述
綿陽簡史
四川省攀枝花市
廣東省中山縣
婦女運動撥亂反正述略編輯
昆明黨史1976--1978年
雲南省普洱市寧洱縣
雲南省思茅市
女英雄的風雨人生
雲南省玉溪市元江縣信訪工作講話
雲南省昭通縣
製作說明
整理製作：中國文革研究網 www.wengewang.org
製作說明
為了揭露叛徒華國鋒在“揭批查”運動中所犯下滔天罪行，我們特意編排了這本資料集。本資料集為本站編輯製作《文革後“揭批查”運動和“三種人”研究資料匯編》續集，由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揭批查”運動親歷者或受害人的相關訪談、回憶及上訴材料，部分資料由於篇幅所限僅摘錄“揭批查”運動相關段落，全文內容均可在“中國文革研究網”檢索查詢到。第二部分則來源於各地黨史部門編纂的大事記及地方志中的“揭批查”相關內容。與第一部分個體著述相對比，這類官方的“大事記”與“地方志”對相關案情描述過於簡單，使其史料價值大為減弱，同時在兩部分材料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看出，官方材料中所公布的處理人數實際處理人數相差懸殊。儘管如此，我們仍能從這些隻言片語的描述和縮略處理過的數字中看出這場運動涉及面之廣，打擊程度之深，對當事人的影響傷害之大、時間之長久。由於時間倉促，資料來源有限，這個集子仍有許多疏漏之處，請讀者見諒。
整理、製作：專打叛徒華國鋒 200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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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美憶“揭批查”
《范正美：秋夢追思》節選
中共中央於1976年11月初發出通知，全國開展大學習、大揭發、大清查——大學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大批判“四人幫”的罪行，大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11月9日至14日，黑龍江省委召開地、盟、市委和省直單位負責人會議，揭批“四人幫”。此後，在全省範圍掀起了大學習、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20日至24日，省委常委開會，傳達全國宣傳口召開的宣傳工作座談會精神，開始揭批毛遠新緊跟“四人幫”的問題。28日至30日，省委召開全省宣傳工作會議，傳達中央宣傳工作座談會精神。要求在全省廣泛開展揭批“四人幫”，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強調揭批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不准串聯、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戰鬥隊。12月3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組，李力安任組長，成立清查“四人幫”反革命罪行組，任仲夷任組長。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規定：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和案件應給予徹底平反；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而反對毛澤東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絕不允許翻案。於是全國出現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高潮。事實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間的定案，一風吹。我的一位住在雙城的朋友告訴我，他親戚認識的一位朋友，因為貪污問題被革職，這會兒也作為一大錯案，翻了過來，由政府賠了他的款。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4日，省委召開有線廣播大會，宣讀“四人幫”材料目錄，要求全省黨組織進一步發動群眾，掀起揭批查新高潮。同時也號召，犯錯誤的同志要趕快覺悟起來，同“四人幫”劃清界限，揭發他們的罪行，轉變立場。這一期間，因為會議一個接一個，精神似乎越來越明確。我自忖自己的文革史，認為自己除了按當時統一安排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會見紅衛兵和群眾、為炮轟派告狀、參加十大，到過北京，因為被派參加朝農學習班，到過錦西以外，同“四人幫”的人和事沒有什麼牽連。我既沒有個別或集體見過“四人幫”中任何個人，同毛遠新除了北京告狀期間見過幾次，以後再也無任何個人聯繫。整個文革過程，我憑着個人信念、以自己的認識和自己的為人，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和當時中央的喉舌——中央兩報一刊的社論行事。我的文革史三大段、三大特徵。初期在師院堅持團結大多數，中央發了文件，予以肯定，繼而參加省里奪權，首倡軍干群三結合，首倡革命委員會，使黑龍江的經驗受到毛澤東高度稱讚。
中期因為反對潘復生鎮壓炮轟派、打擊幹部群眾而上訪北京，總理親自處理，潘汪檢查，中央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發了專門文件；嗣後，潘復生翻案，我因此挨潘復生的整，是總理解救了我；許多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經歷——蹲牛棚、挨批鬥、接受改造、下放勞動——這些我也挨過。後期在省委領導下工作，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雖有些缺點錯誤，但總體是維護省委、維護穩定的。
我在文革中不但自己沒有打砸搶，而且還因為反對砸打搶而挨整，也沒有貪、占、變的資產風。對江青還有一些微詞。除了反劉鄧，我擁護總理，擁護中央其他領導人。
因此，對照中央文件，同自己的過去掛不起鈎來，也就不往深處想，更不往壞處想別人可能會藉機做文章。如果有問題的話，就是對華國鋒信用度不高，對“四人幫”的問題的性質及其處理不理解。對於中國歷史上這麼大的事變，一個大學生出身的黨員，難道不應該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嗎？！我還想，對毛主席尚且可以如此責難，為什麼就不能允許對華國鋒有自己與人不同的想法。遇事問個為什麼，絕不盲從，有什麼不對？況且，這是認識問題，思想問題；要改變認識、提高思想，也需要時間，需要實踐。更重要的是，我在行動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從未在公眾場合發過不同於中央的議論，更未做任何反面宣傳，這些想法、看法都在情理之中，是法律和政策允許的。然而，歷史的進程打破了我涉世不深的書生氣、認識上的淺薄性和政治上的幼稚性。到1976年12月30日，牛成山、聶士榮、張永昌、劉雪峰等造反派頭頭關進反省室之後，我開始想，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確有錯誤，但他們與“四人幫”也沒有牽連。繼而細想，啊，我明白了，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絕不能犯經驗主義，像是毛澤東領導的清查林彪集團那樣，只是抓少數幾個死黨，而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標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頭頭，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是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的班長，奪了省委的權，清查哪能讓我倖免。隨着揭批查這個不叫運動的運動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認識到這一點，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鈍和歷史淺薄。
過了1977年元旦，特別是3月以後，社會上關於我的謠言迭起，甚囂塵上。什麼范正美被“四人幫”選作教育部副部長呀；什麼范正美跟毛遠新關係特別密切呀；什麼范正美是“四人幫”看重的苗子呀：什麼范正美再晚一些時候就要當上哈爾濱市書記呀……傳謠者益眾，內容益離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學校而社會，由社會而機關，由遠而近，風聲鶴唳，社會震動。一些同我關係密切的人，也開始沉不住氣，紛紛打電話或通過其他方式問我其故。一天，我一走進機關辦公室，文教辦高教處孟新、趙××等幾人急忙問我：“最近社會上關於你的傳說不少，是否有所耳聞？”
我說：“魯迅說：‘謠言可以殺人’，‘謠言可畏’啊!”
不知道什麼人說了一句：
“無風不起浪!”
我衝着他沒好氣地說：“事實終歸是事實，我用不着向你澄清，也沒有必要同你爭辯。誰說也沒有用，讓將來的事實來說話吧。”
我已經不再做美夢了。我想，這是經過精心策劃而發出的一個氫氣球，一種信號，一則試探，一陣武裝偵察。因為我在群眾中有一定威信，口碑也不錯。不造一種空氣、一種氣氛，形成某種氣候、某種輿論，不好對我下手。這回快輪到我的頭上了。
於是，這期間，我在機關學習揭批“四人幫”文件時，索性不再發言了，無論開什麼會，我都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就是手不釋卷，捧着一本《魯迅雜文選》讀，旁若無人。別人發言或作什麼議論，權當耳旁風，心裡只是聆聽魯迅的詼諧、辛辣的弘論闊議。我覺得，我這時的心情最適合跟魯迅的雜文對話。同時，這時候我說什麼，別人也不信。我又能說些什麼呢？！因此，我只有等待歷史對我的擺布，隨時準備進牛棚，接受“審查”。1977年4月5日，早上起床時，我連連打了幾個噴嚏。玉梅關切地問：“是不是感冒了?”我說：
“不是我感冒了，而是有人對我感冒、在琢磨我了。我總覺得這幾天要出什麼事似的，你得有個思想準備。”
最近社會上的謠傳，以及牛、聶、張、劉等人進學習班，玉梅都知道。她們廠里關於我也是風言風語，議論紛紛。但是，在她那裡都變成了肥皂泡，一個個不攻自破。十來年我們朝夕相處，又挨過潘復生的整，她很知道我的底，也知道我能正確地對待將要發生的事；她自己也做好了應對的必要準備。她說：“要注意身體!別的都沒有用。身體是自己的。”好像我真的馬上要進牛棚一樣，她上前來幫我穿衣服，整理上班的東西。
這情景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里。
果真言中了。當天下午兩點來鍾，省文教辦籠罩在可怕的寂靜之中，我正在辦公室聚精會神地伏案讀魯迅的文章，省文教辦機關黨支部書記王亞男、政工處副處長田桂琴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鄭重宣布：
“正美同志，省委決定給你辦學習班，現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說：“讓我收拾收拾。“
同我一個辦公室、對面座的省文教辦副主任、四把手楊輝說：“不用你，等他們來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話到嘴邊的快馬即將衝出口便趕緊收住韁繩。腦海升騰一個概念：人在這時，既不要失態，也不要失度，讓人家看笑話。歷史還在前進，人們還會相見。我上車才警覺，他們這是要抄我的家，聽說搞牛成山等人他們就是這麼幹煉。顯然，命令剛頒，他們性急是怕有人給我家裡通風報信，抄不到什麼“乾貨”。到家之後，只見玉梅已經由文教辦的幹部把她從班上“請”回家，外屋房間裡的書櫃洞開——文教辦的幹部正在抄我的家呢。可能因為我並沒有免職，加上專案組成員都是文教辦幹部，我平時待他們不薄，抄家顯得很文明，他們沒有翻箱倒櫃，折騰所有家什，也沒有把柜子、箱子裡的什麼東西全兜出來弄成滿地。只是要我的各種筆記本。這時，我想，我一身清白，可以敞開心肺給人看，也沒什麼秘密和隱私見不得人。於是，我主動把所有的工作筆記本都給了他們，還主動把我寫的小說稿《激流勇進》拿出來也給了他們。我從容地向玉梅交待，組織上要給我辦學習班，這有利於搞清我的問題，你好好照顧兩個孩子。你受累了。又把一份關於林彪問題的中央文件交給她，要她以後轉交我的同學谷麗娟，供她教黨史用。乘車去“學習班”的路上，我想，共產黨員應該襟懷坦白、光明磊落，什麼問題一次講清楚，竹筒子倒豆——一次清，爭取早日結束“學習生活”。後來我發覺自己又犯了幼稚病。因為當局原來期望過高，本來很清楚的問題，卻反反覆覆，搞了好幾年，直到1997年還在找茬、製造事端。
我原以為，時下撥亂反正，實事求是，一切講政策、講傳統，給我辦學習班可能有別於對待牛、聶等人，將我和文教系統一些造反派頭頭圈在一起，組織我們學習華國鋒等人的講話和中央文件，動員我們揭發“四人幫”、揭發毛遠新。當把我獨自一人關進黑龍江省體育招待所301室之後，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爛漫了。我環顧一下四周。這是個套間，安排我住在裡屋的一個大房間裡，裡面擺放九張單人鐵床，上面還鋪着白床單，疊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為二，裡面是一間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製隔斷隔開的小辦公室，外屋為過道。透過明玻璃，從辦公室可以監控出入人員，好一個理想的“牛棚”處所，辦案設計者真是用心良苦。我大約是三點多鐘被關進來的。看來，把我看起來的決定來自省高層且很突然，工作人員顯得措手不及，老是出出進進，忙個不停。
當日下午四、五點鐘時，田桂琴告訴我可以到外面走走。於是，趁着他們忙忙碌碌，我出門在院子裡走了一圈，看了看地形。
省體育招待所的大院，三面是木柵欄，西側是田徑訓練場。西邊有一條林蔭小道，通向大街，西南是兩棟體委家屬宿舍，東北方向有兩棟三層紅磚大樓，為田徑運動員集中訓練的宿營地，辦公室設在北樓，是招待所的主體工程。靠北樓不遠，是大食堂，可同時供二、三百人就餐。我的牛棚安排在北樓三層東頭。從北樓出來，往東幾十步是招待所的方型水泥柱大門。大門東北對着一片市民平房住宅。大院周圍是十數米高的榆樹，間或也有幾棵松樹，大門出口的三角區還有一片雜木林子。我感到這個環境不錯，綠樹環繞，空氣不壞，放風時我可以出來散步、做操、鍛煉身體。
照理說，我進去的當天就應該跟我談話，說明情況，交待政策，提一番明確的要求。但是，直到第三天，省文教辦副主任、二把手張雙城才出面，十分簡單地說了幾句話，這是給我辦“學習班”，幫助我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希望我配合云云。我想，這哪裡是什麼辦學習班、什麼幫助，這是不折不扣的關押、蹲牛棚、進看守所，是對我政治權利的粗暴剝奪和殘酷踐踏。這和文革關押、蹲牛棚沒什麼區別。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群眾組織搞的，而這是黨組織的有組織的行為。然而，我沒有說什麼。我深知這時候，我如果慷慨陳詞，或者提幾聲抗議，徒增貶斥，受到奚落，讓自己難堪，不解決任何問題。誰教我是中共黨員、黨政幹部。因此，不論我心裡怎麼想，我還是這樣冷冷地回答：“我有錯誤，接受組織審查，也歡迎同志們幫助。”
什麼事情不到臨頭不經心。我在潘復生時代見過這種場面，對於這次進牛棚也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被關管起來，心情才終於沉靜了下來。常言說得好“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當天晚上，我反覆思考，華國鋒的大權從一開始就是別人把持，他們要把造反派頭頭打成“四人幫”的幹將、爪牙，把我們這些人曾經給他們戴過的各種帽子奉還給我們，以達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最終找個藉口，把華國鋒趕下台，開闢一個新時代。對於揭批“四人幫”運動的走勢，一開始就是捆着毛澤東一起批再明確不過了。因而，我對於當時報刊、電台宣講的“實事求是”四字，覺得特別反感。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冷靜：對於將要發生的情況(包括人和事)寧可估計得複雜一些，接受審查時間寧可準備長一些，關於自己的前途寧可想得壞一些，要準備蹲班房。自己檢查的態度應該是竹筒子倒豆子，不擠牙膏，不添枝加葉，不節外生枝；認識不無限上綱，跟現在的中央保持一致，不頂牛；與人談話不卑不亢，不計較人家說我態度的好壞，什麼時候、什麼情況堅持實事求是，前後一貫。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自己要“冷”；對於文革中的問題、工作中的問題，自己敢於擔擔子，推功攬過，決不上推下泄；對於思想認識問題，不計較調子高低，如涉及法律責任決不含糊。要襟懷坦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要永遠對得起毛澤東、周恩來，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要站在人民一邊，以人民的歡娛、安樂為自己的歡娛、安樂。把個人的得失、榮辱放在人民的得失、榮辱之後。這樣想以後，我感到思緒不亂，心情坦然。但翻來覆去，腦海里總是忘不了毛主席、周總理關於文革的一系列教導和前前後後的許多事情，也忘不了自己跟隨毛主席、黨中央參加文革的一段段歷程。常思結想，5日、6日，連續做夢回到了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於是我在4月7日早，寫成《夢記》一詩。詩曰：
夜想毛主席，久久難成眠；
常在濃蔭下，飲甘不知甜。
今日懷深恩，滴滴入心田。
進擊不容易，回頭識珍言。
二想周總理，結夢濕襟衫。
征途化險夷，砥柱挽狂瀾。
百忙求賜見，欲辯西延安。
先生置吾死，巨手幾度攔。
輾轉不得睡，深知革命難。
辛辛悟此道，如是夢竟酣。
回想起來，對我的審查，從接受揭發批判開始，經歷了幾個階段。
也許是我的願望過於善良和相信中央領導，對清查我此時還是抱過不切實際的想法。總認為自己跟隨毛主席、黨中央，並沒有越軌行為，甚至想，我對得起黑龍江省人民，更對得起廣大幹部。總有一天，人們會承認這個事實的。當時還想，我的問題沒有定性，我的職務還沒有去，現在還是省委委員、省革委常委、省文教辦副主任，不是要區別於文化大革命嗎，怎麼能不分青紅皂白、不管什麼性質，一律打棍子。所以，開始我沒有挨大會批鬥的思想準備，是一個夢提醒了我：
灰濛濛的一天，黃沙飛揚，似晝非晝，似夜非夜，我被突如其來的兩個大漢推上一輛黑色小車，道路崎嶇而異常顛簸，幌幌悠悠，跌跌撞撞，下車後，又過來幾個似熟非熟的人，將我架到哈師院大禮堂。只見禮堂內黑壓壓地坐滿了人，燈光忽明忽暗，前台橫額上，掛着白紙黑字橫幅，上書：徹底批倒批臭四人幫的黑爪牙——范正美。一個似乎很熟的人，可怎麼也想不起來他的名字，正在高聲發言批判我。忽然，從天幕後跑出來一個人，也似乎很熟，卻記不得他的名字，大聲吼道：不許胡說。
我被驚醒，原來是南柯一夢。這分明是我的神智警醒：不但必須做好挨批挨斗、甚至掛大牌子、大彎腰的思想準備，還必須有坐牢的充分思想準備。
什麼事情，只有做好思想準備，才能冷靜地應對一切，不至於慌手慌腳。這個夢使我從一切不實際的幻想中醒悟：要準備應付一切最壞的局面。
那個時候，我經常做惡夢。說來很怪，許多事情竟事先在夢中出現，使我從中得到啟示。我常夢見一群黑狗，遠遠地對着我狂吠，有的還衝上來咬我；我多方躲避，總是逃不出它們的包圍。或者是有人朝我打棍子，或者是在汪洋的水邊有人推搡我，常把我驚醒。第二天早上或早飯後，我就跟看守講這些夢，要他們給我破夢。
1977年5月，在全省地、市負責人會議上，劉光濤在講話中第一次提出，毛遠新是“四人幫”死黨、東北“太上皇”，要求全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幫”的同時，深入揭批毛遠新。把毛遠新當作東北“太上皇”，我覺得這是明晃晃地直接對着毛主席去的，感到無論從哪個方面也不能這麼做。認為這哪裡是批“四人幫”，而是直接批毛主席。7月1日至5日，省委召開揭批查會議，部署徹底粉碎“四人幫”及其死黨、東北“太上皇”毛遠新在黑龍江省的幫派體系。9日，省委召開揭批“四人幫”及其在黑龍江省的黑爪牙的有線廣播大會，拉出來批判的有張洪池、牛成山、陳造反、聶士榮、張永昌、劉雪峰，還有我和宋振業等人，在台上站了兩排。在這次揭批大會上，給我們幾個人，一律派戴了各人所在戰線(即張為黑龍江、牛為財貿戰線、陳為團省委、聶為工會、張為省委機關、劉為農口、我為教育、宋為體育)上的“四人幫”在黑龍江省的黑爪牙的大帽子，對我們每個人各作了一番大揭大批。內容是：對牛陳聶張劉的批判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串聯、揪斗老幹部、衝擊省委機關，對我和宋振業的指控是，在教育、體育戰線上忠實執行了“四人幫”的路線，對我們這幾個人共同的揭批是，反對鄧小平、攻擊華國鋒。在這次揭批大會上，令我吃驚的是兩件事，一是批毛遠新和牛陳聶張捆在一起；二是“四人幫”在黑龍江省第一個黑爪牙是張洪池。把毛遠新和牛陳聶張捆在一起，我感到實在牽強附會。因為着實毛遠新是反對他們的。
把張定為“四人幫”的黑爪牙，我也覺得太單薄。張來自大慶，安徽人，因獻身養豬事業成名，被冠以全國勞動模範光榮稱號，1971年被選進省委班子，任省委常委。因為1975年他參加了王洪文組織的中央青年幹部學習班。在這次學習班上，王洪文提出各省去的這些人，應該個個是敢同走資派斗的老虎，“現在，學習班結束了，放虎歸山，希望你們不負眾望。”僅此一事，就這樣，大張旗鼓，便認定為張是黑龍江省的“歸山虎”，成為我省第一個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將其推倒狠批，這還有什麼政策界限。如此大揭大批搞了幾次之後，就分別拉我們到本行業的一些單位游斗，接受部門和行業的批判。我被先後拉到哈師院、黑大、哈醫大、哈三中、哈一機廠等處批判。說實在的，這些批判會，對我沒有什麼觸動，因為滿篇形而上學，東拉西扯，東拼西湊，斷章取義，以點蓋面，以偏蓋全，不講邏輯關係，不講本質聯繫，不講歷史，不講辯證法。每次批鬥會之後，總免不了要我寫一篇思想匯報。參加這樣的大會，我常常效徐鉉“映日而視”之法，即認準一個視點，不移動我的目光，然後就出神地想我曾經讀過或聽到過的各種故事或其他經歷過而未經意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對於大喇叭傳出來的喊叫聲，聽起來便成了一片塵外叫囂，這就什麼也不入心、不生氣。我發現這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方法。發言者有時對我發問，我常常不知所云。但有時又像聽故事，覺得有些事玩味起來，有如湖南俚語“蠻有意思”、天津俚語“槽改”(戲弄)。例如，哈師院組織的對我的專場批判會，中文系教員王寶大在揭批我的小說稿《激流勇進》時說：
“范正美用華程這個人物形象作為自己的化身，用美化華程來吹捧自己，為自己樹碑立傳。小說中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與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份，以及江城大學的描寫，向人們表明，華程就是“四人幫”黑爪牙范正美自己。為了吹捧和美化自己，小說編造了華程是烈士的後代，又無恥地將社教中貧下中農的‘救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學生領袖’等桂冠，戴在華程頭上，再加上一些‘舌戰群儒’、‘絕食鬥爭’、‘虎口脫險’等荒唐離奇的情節。這樣，作者通過塑造華程這個人物，便可以把自己突出起來了。”“他把華程打扮成‘起點高’、‘基礎好’的超群之才，極力宣傳自己是始終正確的造反派頭頭，‘紅衛兵運動的代表’、‘新生力量’。其實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者。”
為此，他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他們家修菜窖，兩個友人給他們家幫忙，“大家累得腰駝背痛，到了吃飯時，我們這位革命英雄連頓飯也沒讓吃！”
第二個例子：“省文教辦機關的幾個同志出差，到哈爾濱火車站集合，約定不見不散。其中一位同志去晚了，范正美竟和另一個同志先上車走了。”
批我的小說，我聽進去了，而且洗耳恭聽，因為來自讀者的任何批評，不論是誰，我都歡迎，何況我的作品尚未發表，就有人如此有興味進言，豈能不歡迎。他的發言把我的思緒帶進了自己草構的故事情節之中，並產生了新的聯想，使我啞然失笑。我感到好笑是：這是半部未發表的小說稿，而且是未成稿，竟然引起人們如此注意，給了這麼高的評價，不覺榮幸之至。此其一。其二、小說以一所大學的文革為題材，概括了我省幾所大學校園的重要特徵，塑造了一所江城大學校園環境，怎麼將其附會穿鑿為哈師院。
其三、寫小說可以虛構，也可以依據自己的某些生活素材，但絕不能把後者看成自我描寫。不是批判“四人幫”利用這一點做文章、打擊作家，怎麼這不大一會兒，就又拿“四人幫”的不是當理說。這一致性、同一律安在？“書論宜理”，這理在哪裡？
其四、所說的這兩件事例，確有一定形影，但是事實絕然相反。我家幹活那天，我和玉梅早已商量並備好了簡單的飯菜，事畢之後，再三挽請他們吃飯，到家坐坐。他們說：“你家正忙，幫忙不能添亂。”臨走時還詼諧地說，“以後有的是機會吃主任家的飯。”我們以實為實，就放行了，沒成想卻落個自私自利的話把。第二件事，更是無稽之談。等車之約有言在先，以不誤上車為準，來不及就在車上見，哪有多數人為了一個遲到者而看着火車開走等他的道理。這又是誰家之道？回到反省室，我仔細回味王寶大的發言，感到其弦外有音，意蘊綿長。細心的讀者一定還記得我在前面曾經提過他的名字。他是1964年中文系畢業留校生、全校有名的造反派，又同我一路戰鬥過來，友情甚好，並因此被潘復生列為“范穆任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他是知情人。讓他出面揭發我，有組織者的多重用意：首先，給他一個亮相的機會，讓他通過揭發立功悔過；二來表面上是給范正美和師院某些人、其實是給不知情的上級領導者一種感覺，像王寶大這樣的知情人也起來揭發，說明範正美多麼孤立，不得人心，同時也說明哈師院的揭批查工作多麼深入、細緻，大有效績；三來給人一個幌子，現在的政策多麼好，像王寶大跟范正美這樣關係密切的人，只要起來揭發，就可以捐棄前嫌，過往不咎，以資示範，教人效尤。而王寶大表演得也真鬼道，他既給人們使了一招，你看，我對於范正美的近乎隱私的情況也揭了出來，可見革命徹底，同范劃清了界限，無可厚非；然而，他又留了一手，對小說的批判，小罵大幫忙，范正美是個好人，雖調子高，而事不實，經不起推敲，一般人聽不出門道，主持者也不能挑理，徒有其吵吵嚷嚷、先聲奪人之表，而在實質上卻什麼也落不了筆，既不能入政治帳，也算不上思想帳，更不能說我為人不好。文人官司，文人自知。不得不令我偷着笑：這是文革這場演習把他教乖了。我的專案組副組長孟新事後問我聽了哈師院專題揭批會作何感想？我談了上述四點挨批感。
孟新是從哈工大借調到文教辦來工作的。當過系總支書記、李昌的秘書，人很聰明、機敏，辦事能力較強，有小李昌之譽。楊輝曾經想安排他當文教辦高教處長，我沒有同意。我總覺得此人過於“精明”，常常笑不由衷，給人以一種不那麼實在之感。而且，他本來是處長，可以派到大學當個副校長或副書記什麼的，現任高教處長的宋傑，為人厚重，工作踏實，文革前是副處長。如果安排孟新當處長，實際是壓了一個、誤了一個，雙雙受挫，沒有這樣安排幹部的。因此，孟新被留下來待命，協助高教處工作。這回作了我的專案組副組長。他欠笑地說：“揭發批判嘛！哪有事實都那麼準確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這樣吧。你應該理解。”說完，又嘿嘿一笑。
我說：“不是撥亂反正、批文化大革命嗎，怎麼可以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來效法呢！”
這次他沒有笑，也不再說什麼，臉上淡淡地泛出一絲灰色，不過很難讓人察覺。
還有一次大會批判我：“毛主席對華主席說：‘你辦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說，對華國鋒還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還高明，可見，范正美多麼狂妄自大。”
我聽到這裡，嗤之以鼻。腦海里激起巨浪翻滾。這是什麼邏輯？一個黨的領袖，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這麼個大黨的領袖，要人接受和擁護，光有毛主席授權還不行，因為毛主席的授權只能說明過去，而不能說明現在和將來，所以，理所當然地要通過時間和過程來檢驗。這是古今政治學、社會學的常識，有何錯誤。聽其言，觀其行，這是中國至理名言。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實踐更告訴我應該這樣對待政壇上的新人物。就是這樣，大會上批，我在心裡辯；或者，採取不理睬主義，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修身養性。他們這些撥亂反正者說，文革批判就是這樣，只許批，不許辯，不能有不同意見，我還能有何話可說。
1977年11月中旬，揭批查進入所謂新階段，按照專案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的幫派體系。大約半個多月過去了，我半個字也沒有寫。這時，孟新找我談話。我說：
“我這個人，從不拉幫結夥。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辦工作這麼久，你應該知道，在奪權前，我領導哈師院造反團，從幾十人，到幾百人，最後一千幾百人，沒有小集團；到省里以後，我由捍聯總到炮轟派，那麼多人，也沒有小集團；以後批林批孔，我們沒有組織，只是召開了三?二三大會，會後散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也沒有組織，叫我怎麼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歡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間稱兄道弟的。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確實沒有自己的幫派體系。這是難為我。”孟新很平和而實在地說：“你可以把這些情況寫一些，我們也好交代。”
我笑着說：“然後你們就以這個來搞我、搞其他人。”
他連忙堆笑地說：“不能、不能。”
我心裡話，在這個不講理的年代，抓雞毛湊撣子整人，什麼不能。
然而，又過了一些時日，在專案組的一再催逼下，我只得寫一個材料敷衍，說明在文革中，特別是在批林批孔時，有這麼一些人，他們在觀點上，同我的觀點比較一致；這些人同我只有當時的一般來往，事後並無經常聯繫。在這些人中，有現在省委的幾個主要負責人，文教辦的領導人(我故意放走了邴瑞年)，師院和省直單位的一些領導，以及一些教職工和學生等。但是，就是這樣一個材料，後來被個別人加以上綱上線，試圖大做文章。然而，卻遭到專案組中一些正直的人的堅決抵制。來自哈工大的閆廷樞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將後敘。
事實十分明顯，清查中的一系列做法，幾乎與文革中的許多做法毫無二致。也就是說，清查並沒有同文革對着幹，或者同文革別樣干，而是報復着干、更放開干。不過，也有兩點最重要的區別：一是操作主體易位；二是操作主體的手法不同。文革是群眾動作，口號是把鬥爭矛頭緊緊對準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清查則是黨委撒大網，不分青紅皂白，對造反派頭頭一律吊起來查。而且拉這一部分人，打另一些人，最後再將這些人打下去。口號是，除惡務盡。這裡有兩個實例：如前所述，省委舉行有線廣播大會，組織35萬人參加。由省委書記於洪亮主持。於是哈市拖拉機配件廠的一名工人，省勞動模範，也是中央抓勞動模範進班子時任命的省委書記。在批林批孔中，他異常活躍，以群眾代表身份搞了一些活動。以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特別積極。張洪池被拋出來以後，他為了表現自己，對於我和其他造反派頭頭，說了許多不實之詞和過頭的話，以證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說，他適應了需要，替人說了某些人想說而不便說、不敢說的話。但是這種除惡務盡地深入揭批查運動，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規律，它激發人的思維，不用說於洪亮，隨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邏輯演繹，根據除惡務盡信條行事的人，當然也在後來把他打成了清查對象，不可逃脫嚴格的審查。於洪亮受查被解除被解職以後，見了我們的面，總覺得自己當了槍使，對不住我們，我多次開導過他，要他不要以此為懷，讓時間沖淡這些，但是他還是不能自拔，終日鬱鬱寡歡，經常把自己鎖在家裡，後來得了肝癌不治之症，一個彪形大漢就是這樣而匆匆離開了人世，享年五十左右。不能不說這是他英年早逝的一個不能排除的重要原因。擔任我的專案組組長，我萬萬沒有想到竟是省文教辦副主任、五把手邴瑞年。第一次見到他時，我還以為他是被動員來接受教育的，然而，當他自己向我宣布他的官職時，我不覺一怔，轉念一想，用“B52打B52”，這是林彪用來對付毛澤東的方針，在打倒“四人幫”及其以後，真是使用得惟妙惟肖。現在又用它處理造反派，用心良苦，一箭雙鵰。邴瑞年是文革中黑龍江日報的造反派，我同他交往開始於省紅革委成立之際。他參加了一月奪權抓革命、促生產這份文告的起草工作。文革中始終不甘落後，批林批孔的調子也是不低；三?二三大會當天，因為我忙，他打電話給玉梅，表示全力支持我，並一再要玉梅千萬不要忘記轉告我。後來批鄧，他負責體育、衛生兩個部門，運動的開展也算是名列前茅。但是，文教辦只有我才知道他的底細。現在用他來充任我的專案組組長，這是把他放在第一線“考驗”：如果有問題，或有其他不軌，有幾個回合便知，最重要的是，很可能因我被激發而來揭其老底，就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對於我這個被清查的人來說，由跟着干的人作專案組組長，也需要特別留神，隨時有揭老底的人出來殺回馬槍，難逃捕殺，便成了砧上之肉。所以這是一塊多功能試金石。邴瑞年也真不負重望，在對於清查我的問題上，特別賣力。用文教辦一位處長當面批評他說的：你用大棍子打別人，用雞毛撣子打自己。在專案組中，他的調子最高，衝殺最起勁。但是，我不能報復他，我的良心說：寧可他負我，我決不負他，讓人看我的笑話。一次我頂了他幾句。他便說：“我們知道在這些頭頭中，你的頭最不好剃。不好剃，也得剃，也能剃。你不要覺得你范正美怎麼的!你不就是當過省革委會班長嗎!”
我深知邴的為人，也深知他的本事。有一次，他逼着我揭發我同文教辦其他人的問題。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通過我的揭發，以便洗清自己，同時讓我在文教辦里把自己孤立起來。我看穿了他的用意，於是說：
“你要我揭發文教辦我的部下”，說這話時，我故意盯着他，直到他迴避我的目光，心裡說，我會放你一馬的，“這是我不能做的。因為他們，包括你(我在這裡特別用了一個重音)、各處處長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在平時給我出了許多好主意、好點子，講過許多有益的話，對我幫助很大，有的甚至是畢生不能忘懷的。我現在又不能給他們講這些好話，因為你們不允許，說清查不是評功擺好；如果只講他們給我出的壞主意、壞點子，或者支持我，給我加油，只講這些問題的一面。我覺得這太不公平。所以我還是不講為妙。至於我的問題，我衷心歡迎他們，包括你，起來揭發批判。我作為一個領導，不能揭發我的下級，包括黑大的學生，即使是黑大理論組的學生。這是做人的一個原則。所以，請你們今後再不要提要我揭發文教辦的問題。”我見邴瑞年的臉色並不好看，心裡似乎很緊張。當我這樣表示之後，他的呼吸漸漸舒坦了，臉色也漸漸開朗了。
經過這次談話之後，邴瑞年當然心裡有底，他和專案組的其他人就再也不提要我揭發文教辦的人的問題了。別人想利用我來揭發邴瑞年的指望落空了，邴瑞年因此也就一點兒也沒受什麼衝擊。
清查作為一場運動，以人劃線，難免不出偏差。我想，我可不能引導你們犯錯誤，我決不能你們想要我說什麼就說什麼，那樣會把事情複雜化，弄得你們收不了場，我也會因此把自己弄得身敗名裂。為此，我抓住一個機會，對我的專案組鄭重言明。
一次專案組要我交代去錦西，參加國務院科教組召開的學朝農學習班上，我同周宏寶的關係。交完材料，孟新同我談話，當時還有邴瑞年和田桂琴在場。我開門見山地說：
“你們提出問題也應該講點兒歷史唯物主義，講點辯證法。我寫這個材料時，真想給你們開個玩笑。我想寫，在錦西城西的一棵大槐樹下，周宏寶把我找到那裡作了一次長談。他說：‘你是黑龍江省造反派中很有影響的人物，我想交給你一個任務，相信你能夠出色地完成。’於是附耳對我如此這般說。你們信嗎？後來我想，這首先是對自己，其次是對組織，也是對你們這些同志不負責任。看到這樣的材料，也許你們一時高興，以為這次可有重大突破，釣到了大魚，就得派人去搞外調。然而，回來不是那麼回事。對我，對你們都不好。所以說，沒有那麼多陰謀詭計。因為那時還是毛主席的天下，不是說他們打着紅旗反紅旗嗎，他們當時還是一個革命者的姿態出現的，言必稱三要三不要。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們講點歷史唯物主義，講點辯證法，不要忘記文革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問題。不要把人想得那麼壞。我不敢說，這樣不會犯大錯誤。”“你沒這樣做是對的。”孟新也很坦誠地說，“事實上不是你寫什麼我們就信什麼。你說大槐樹，我們就相信大槐樹。”
我又說：“有些人對自己、對組織、對同志不負責任。隨便說，要個態度好。我不會這麼做，因為這也是做人的問題。我這樣做，也許你們說我態度不好，不交代‘乾貨’！你們說我態度不好，這無所謂。我要的是實事求是。同時，共產黨人光明磊落，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誇大自己的錯誤。有一說一，有二說二。認識到那，就說到那。”我就是採取這種態度，堅持實事求是，使專案組的人，別想在我的問題上，橫生枝節，把水攪渾。
如前所述，清查要達到的最終目的在於否定文革。因此，專案組總是往這方面引導。
一次孟新找我顯得很嚴肅地說：“看了你寫的交代材料，都是客觀陳述，缺乏自我批判，這樣不行。”
我說：“我是有什麼就交代什麼，實事求是。我對於文革的認識還沒有想通，所以先擺客觀事實。事實搞清了，就好分析、批判了。”
他說：“其實你可以在敘述事實之後，加上一句，這些在當時認為正確的東西，現在看來是錯誤的，應予以批判。”
他的話，使我眼睛一亮，我好像是第一次認識孟新似的，心裡想：“孟新啊孟新，人說小李昌，今日始知不假。”雖然，我學了一招，這是許多老同志的運動經驗之談。不過，我沒有順着他，而是說，“對於文革這樣的大是大非，在中央沒有作出正式結論的時候，我決不先說對錯。在我看來，就是現在中央作結論，也要允許我想一想，要允許我有個認識和理解的過程。我只能認識到什麼程度就檢討到什麼程度。”我又說：“過去，我們緊跟毛主席那麼久經考驗的偉大領袖，現在還說犯了錯誤，華國鋒當主席就沒有錯誤了。我可不這麼想，也不這麼看。”
我忘了自己是在和專案組領導說話，還像平常跟這位處長對話，言談中有說有笑，說這後幾句話時，明顯地帶有幾分諷刺，而且爽朗大笑。
孟新忽然扳着臉，第一次厲聲說：“嚴肅點。你不要這麼嘻皮笑臉。”他停頓一下，仿佛感到自己必須把架子端起來，瞅了瞅邴瑞年，又把話拉回來，自己嘿嘿一笑：
“最近我們一些人議論，認為你屬於過去那種改朝換代的遺老遺少派。希望你要放明白些。不要拘泥於毛主席那一套。這樣對自己沒什麼好處。”
他不再往下說，我也不說話了。因為此時此刻，他處在上位，以為他自己是適應改朝換代改的快、換的快者，並以此為榮，是一個得勢者。他的這番自白，說明我同他認識不同，情感不同，為人處世的哲學也不同，我同他繼續對話就得辯論，是對牛彈琴，於己也不利。
在我這裡，我對毛澤東理論的篤信，勝過基督徒相信耶酥是童女所生，否定毛澤東的文革實踐，好像基督徒對於否定耶酥是毀滅世界一樣。不過，基督徒對耶酥是一種迷信，而我對毛澤東乃出於社會科學的革命信仰，二者不能同日而語。我對於毛澤東的忠誠，與封建社會改朝換代時遺老遺少對前皇帝的愚忠，性質也根本不同。我看到的是文革失敗，原因多端，目前是革命的暫時回落，後者計較的是帝王胄室、個人得失。要我這個無限熱愛毛澤東進而否定毛澤東，這對於我是莫大的信仰摧殘和人格侮辱。在我這裡，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就不能稱其為共產黨；沒有毛澤東，中國就沒有今天；沒有毛澤東，資本主義就可能在中國復辟，社會主義中國就可能崩潰、改變顏色。我這個人是通竅的，通的是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竅；也是通情達理的，通無產階級感情、達無產階級革命道理。毛澤東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這一點我早就是這麼看的，並且敢於公開說。但是，我怎麼就想不通呢？昨天毛澤東健在時，你們口口聲聲說，要誓死捍衛毛主席，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如今毛澤東剛逝世、屍骨未寒，你們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調過頭來近乎瘋狂地指責毛澤東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去迎合新主子的需要，贏得一官半職。你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哪裡去了？你們把馬克思主義丟到哪裡去了？你們到底為什麼？是怎麼回事？怎麼都是你們這張嘴？這是誰的錯啊？但是，我沒有說出來。我只想說，我不計較你們的變臉，你倒計較我的嬉笑。這無所謂，我以後“不要忘記自己身處囹圄”就是了。這一天晚上，我輾轉反側，久久不能入睡。思忖着，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我虔誠地按照黨的領袖的指示去做，在當時是那樣受到黨組織和人們的讚揚，得到周總理的賞識，而如今卻變成了莫大的過錯、甚至當作革命的異己，也許這就是毛主席講過的共產黨的天下變了——改朝換代了、世道變了。我感到戰慄，一陣強烈的痙攣之後，腦海里響起一聲警鈴：我該十分冷靜地應對這一切啊！孟新告訴我的一招也對。要學會生存。不過，根本氣節不能變。
“學習班”是地道的“看守所”。我不能與家人見面，也不能打電話、寫信，剝奪了一切人身自由。看守一天兩人，由各大專院校抽人，不斷更換，每人每次一兩個月不等，個別的也有長達半年之久的；多數是工人，也有的是教職員。一開始是東北農學院和東北林學院的兩名工人，以後又換上了哈工大、哈建工、黑大的工人、老師、實驗員。他們和我同住同吃同活動，形影相隨。早晨和三餐飯後放風，我可以到戶外活動，並無嚴格的時間限制。我早晨素有晨煉的習慣。跑一跑，打打太極拳。餐後散散步。我在文革中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既沒有打砸搶，也沒有超乎尋常的活動；既無後台，也不去攀高結貴；既未集結宗派，也不趨炎附勢。所以，心無大慮，想得開，就是這些事，最嚴重莫過於坐牢，開除黨籍，開除工職；如果真是抓我坐牢，我就更沒有顧慮了。因此，天天能吃能睡。每天早午晚，聽招待所三次廣播，天下大勢大體知道。沒有報紙看，只是偶而給我看看《黑龍江日報》，我只看文藝副刊，別的情況和消息都從聽廣播那裡知道了。兩個工人晚間聽評書，那期間正好播《李自成》，我也跟着聽。我從這中得到啟示，受到教育，也頗受鼓舞。有時也同兩位師傅交換看法。
對我的隔離審查，或者說，“學習班”實際是四種方式：拉出去接受揭發批判；強制寫檢查交代材料；接受專案組訓誡；接待外調。
我採取按提出的題目和具體要求寫交代、檢查和證言材料的態度。前面已經說過，我的交代和證言材料都是一次清，不留尾巴。因而，我的“閒暇”時間很多。我給自己安排了一個計劃，來打發我的“業餘時間”。我覺得，我以後的半輩子只能靠知識為生。於是，我訂了計劃：一是自學英語；二是通讀馬恩列斯選集和毛著；三是通讀中國通史和世界近代史；四是寫詩填詞。
1977年9、10月間，省里召開全省運動會，體委招待所要住運動員，就把我從三樓挪到一樓一間清掃員放工具的小倉庫里，外面有一間可以住兩個人的大一點的房間，作為看守住屋。我住的這個裡間，僅能容一張單人床，床是被強擠壓放進去的，兩邊牆壁上留下了一道道劃痕，緊靠床邊擺一張學生單人課桌，供我寫材料用，開門不是碰床就是觸桌，只能容納一個人。北面有一扇玻璃窗，從這裡可以看見倒歪的木柵欄，以及外面被風凌的幾株落葉白楊，枯焦的灌木雜草，還有稀稀拉拉三兩棵未長成的松樹。面對窗外，見秋風落葉，鳥鳴樹上，雀噪枝頭，我被關押，如鎖鐵窗，一片淒清，萬種思緒，覺得自己還不如一隻麻雀。“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我越想越不能自禁，室外的一群麻雀仿佛與我況比，叫的更厲害，令我心煩。忽然，一頭大鷹從天穹掠過，激起我心潮翻動，情志大開。我自況迎風搏擊的天鷹，笑傲這些蓬間雀。我想，以一種強制的方式，強迫人們改變自己的政治觀點、革命信念和意識，這不是教育，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這只能適用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鬥爭，適用於對戰爭罪犯的改造；把它應用於人民內部、黨內鬥爭，就是對公民權利、黨員權利的踐踏和蹂躪。它只能使那些神經衰弱者低頭就範，其中多數人也是口服心不服，也可能有一些投機取巧者找到衣缽，甚至升遷的機會，而絕不能令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骨氣者屈服。我一時詩興來潮，於是伏案憤筆而書，寫了一首《答雀噪》，詩曰：
蓬間燕雀噪枯枝，正是鯤鵬息紫池。
風定天清高飛日，逍遙萬里笑痴遲。﹡
我掩好門，把它抄在一張稿紙上，然後沾了點唾沫將其貼在窗戶的玻璃上，往床上一倒，反覆自嘲自樂欣賞了一番，直到唾沫幹了紙掉下來，我才把它疊好收藏起來。說來奇怪，也許是天漸漸地冷起來了，雀兒竟然少多了，卻幾次看到大鷹凌空，這使我相當欣慰。出牛棚以後，我多次向人們述說這一經歷和感慨。
在這個小房間裡，雖然被強制地把我同外部世界隔開，卻不能割斷我同大自然的心神交流。
一天下午，風驟起，卷着黃沙狂暴地翻滾，逼着黑雲從高空壓到地面，人們慌忙奔跑，力圖躲避這即將來臨的大暴雨。我望着院內急遽搖曳的一棵不大不小但長勢很好的松樹出了神。只見她從容地拍打着枝條，迎着狂風，任它發出可怕的喧囂。這使我想起了陳毅關於松樹的讚美詩，想起了京劇《沙家浜》一段子弟兵要效泰山松的唱詞，想起了曾經讀過的其他幾位中外作家關於松樹的有名的散文和詩詞。是的，在萬千的樹木中，備受人們稱讚的就是松樹。她成為古今中外文人墨客、志士仁人詠歌的對象，與自己的信念、脾性、骨氣相聯，藉以自況、自律、自鞭。人們不僅讚美她四季常青、華蓋秀翠，尤其讚美她無論在什麼險峻的地方，也不懼怕最惡劣的天氣，那頑強拼搏的生命精神。松樹總是以其生命力，面對現實，頑強地豐滿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的風格。她嫵媚合群，與不同樹木和睦相處、不爭高下，但又不怕孤獨，耐得寂寞，傲岸世界。她不喜自我張揚，也不刻意修飾自己，只是追求生命的法則，告訴人們生命在於自立、自重、自愛！世界上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沒有不能渡過的大河，也沒有不能逾越的高山。這一切的關鍵，在於生命者能夠戰勝自己。松樹生的偉大，死也豪放。她以自己的英姿告訴人們：生，就要挺拔修浚，展示自己的力量；死，也要從容壯麗，面對死亡毫無畏懼。她面對刀鋸斧砍，發出輕蔑的笑聲。她以自己的年輪，把自己一生完整的生命歷程，毫無保留地向世人公開，以此讓人們檢驗她不凡的一生：搏擊與抗爭、疾病與折磨、衰敗與中興、萎縮與繁榮以及由此而來的精神、情感上的磨礪、升沉與哀樂。雨過天清，陽光復照。我目睹的這棵松樹在微風中輕輕抖落身上晶瑩閃光的水珠，愛惜地把她送到自己的華蓋下，在一片落輝中愈顯得青翠奪目，粲然生光。忽然過路的一位頑皮少年，對着她的軀幹連連踢了兩腳。於是，在她潔淨的腹部，留下了兩塊難看的大泥巴，我脫口輕聲罵了一句：這小子，真可惡！經過暴風雨的洗禮，空氣特別清新，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通過開啟的窗戶散發進來，令人心曠神怡，說不盡的迴腸快暢。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竟忘了身在囹圄，差點兒大聲唱了出來：
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
省里忙着運動會，我這一向放風更覺得自在。特別是晚飯吃的早，放罷碗筷，便到院子裡散步，同看守聊天。我生在江南農村，夏末秋初的傍晚，童年的我，多少次對着變幻莫測的晚霞，常常墜入無限的遐想之中，為我編織的了無數美好的故事。多少年來，在城市裡生活，奔命似的工作，找不到這樣的“閒暇”，似乎也沒有什麼茶餘飯後，在這麼一片開闊的園地上，來觀賞落日和晚霞，品味人生的甘苦、波瀾和曲折。今日來到體育招待所，成了階下囚，看到運動員們一個個活潑如猴，自由伸展，真是說不盡的感慨。當我看到斑斕十色的霓霞光輝，雖然一時忘情，為自然美讚嘆不已，卻又很快聯想自己的目前處境而感到怨氣激增。她激起我對自然、對生活強烈的新渴求。我真想自己也能化作一片雲，化作一陣風，在寥廓的空際，自由自在地飄蕩、升遷，把我的一片美好的心意送給人們。漸漸地，太陽餘輝與晚霞被茫茫夜幕所代替，鳥兒歸巢了，一彎新月從樹梢悄然升起，星星撒播，綴滿了天空，月亮在白紗雲里若隱若現，恰如雲追月、月戀雲，令人情趣橫生。是啊，曾幾何時，這空間多端變化，如幻如夢，引古今哲人們思想、論辯、爭鬥，又令多少文人騷客，對松風、明月、人情、事故動情動心，發幽思，作感慨，形成文章、詩詞、戲曲、字畫。所謂“落日留霞知我醉，長風吹月送詩來”。難道時至今日，天體日月、人間萬象，就可以由某個人加以壟斷，或者只有一種解釋嗎？那麼，萬千的世界，究竟由誰來主宰、誰來修正呢？盧梭那句名言，“一切事物究其本原，都與政治有關。”對不對呢？他又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羈絆之中。”這是為何呢？所有這些問題，答案似乎是確定的，又似乎是不確定的。我原來覺得自己似乎懂得不少，為什麼在自然界面前，在現實社會面前，我是這樣膚淺、幼稚，一無所答呢。我對馬列主義懂得有多少？我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了解有多少？我的能力有多大？我又不能回答。我迷茫了，我糊塗了。面對此時此景，我試圖寫幾句詩、填首詞，可覺得胸中淤塞，“試想為襟抱”，可惜竟無詞。這天晚上，我被這些問題困惑，沒有睡好。第二天晨煉，我見到運動員們那種蓬勃的朝氣，似乎找到了昨晚那些問題的答案。是的，世界永遠是青年闖出來、打出來的。青年們會迎刃而解他們在前進過程中感到、碰到的任何問題，他們總是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世界，這就是辯證法。不論什麼事情總是越不過青年的。我方步入不惑之年，日子還長着哩!我笑了，笑得很開心。
進牛棚之後，我與外面的音信聯繫，都由專案組操縱。身在牛棚，使我牽腸掛肚的就是妻小。我與玉梅長期分居，直到1967年初她到哈，還是一個禮拜見一次面。1968年在我被下放勞動、政治景況最悽慘之時，才真正搬到一起成家。南北兩地時，期盼儘快結束分居史，在一起享天倫之樂。到哈爾濱之後，沒成想東北新曙光，只是曇花一現，就不得不離開大城市，同我過起了寒窯般生活。這也罷了，誰知中國政壇風雲突變，剛剛在哈爾濱一起歡度銀婚未及一年，我又進了牛棚。她和兩個孩子度日，我的工資收入全部給了我，只剩下她的四十多元錢，養活三個人，不要說衣食住行，要是有點兒病痛什麼的，就難以為繼了。兩個孩子，剛剛上學，學校教職員工是否對他們歧視？學生們又如何看待他們，是否欺負他們？特別是，玉梅她們單位是否搞株連、整她、折磨她？如此等等。想到這些，常常難以成眠。為了健康，也為了未來，我極力寬慰自己：過於思慮也無濟於事。雖然如此，對於妻小還總是割捨不下。1978年8月，她通過專案組的人，給我帶工資和糧票時，捎帶了一條毛巾、一塊手帕、兩件內衣內褲。手帕上印有雄獅商標。接到這些物件，心頭一觸，情志驅使，連連寫了兩首詩，背着專案組托人捎回了家：
寄妻詞
寄妻詞，往事翩翩。二十六年歲月，坎坷多周折。
欣欣去年慶銀婚，誰堪今日痛別，難盡懸思切。
寄妻詞，語重心長。同息方十載，強隔各一方。
患難備覺卿賢良。從來吾行不擋，信吾心兒康。
寄妻詞，血淚文章。臨盆離濱市，憤憤走岳陽。
親友問爾何匆歸？難訴焦思衷腸，更念吾怎樣。
寄妻詞，心事茫茫。舊波剛平復，新濤驟而狂。
爐火純青煉真金，紅心鍛更剛，吾身獻給黨。
寄妻詞，信使誰當？紅日照四方，馬列指航向。
漫說道路太艱苦，喜看紅旗滿天，正氣唱凱旋。
得帕詩
此時贈我雄獅帕，如添擎柱砥江河，
歧路定向須仔細，問津求是逐風波。
困難端端終有盡，前程莽莽來日多。
借得時間好讀書，精神一抖又是我。
我還非常想念我年邁的父親。1977年7月26日，即農曆6月11日，是他老人家83壽辰。不能直接寫信，草擬了《祝壽》一詩，在心中為他老人家祝壽：
祝壽
今日適值慈父八十三壽辰，有心寄資祝壽，但身在囹圄，思緒萬千，作一詩以為紀念。
遙望南天祝壽星，感念牽情意難伸。
文革方省人間事，變故備覺主義真。
湍流進發把正舵，丹心錘鍊報楚軫。
閱盡滄桑飄峰嶺，青山常在澤如春。
對父親的思念越來越沉，經過再三思考，我通過專案組於1978年3月25日審閱，給他老人家寫下了如下一段話：
多少年來，多少志士仁人，拋頭顱，撒熱血，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要在22年之後勝利地實現了。您老人家年尊古稀，從新舊社會的滄桑之變中，一定會體會更深，必有越活越年輕之嘆。兒在11次路線鬥爭中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但不氣餒，決心迎頭趕上，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新的長征，力爭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情而立功補過。
除了思親想友。我還在“學習班”之餘，寫下了我當時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緬懷。想到這些老前輩對待革命挫折、對待黨內鬥爭的戰鬥風格和高尚的情操，我感到勇氣倍增，對眼前的處境泰然若素，對未來充滿信心。
1977年5月31日，《黑龍江日報》轉載了《陳毅同志詩詞選》和張茜的文章。我反覆吟詠，為陳老總一心為革命的崇高境界、坦誠樂天的革命情懷深深感動。寫下了《學陳老總光明行》——讀《陳毅同志詩詞選》有感：
一向尊崇陳老總，吟罷遺詩情更濃。
戎馬驅馳抒豪氣，敬民磅礴唱東風。
無私無畏千錘鍛，高德高尚萬年從。
壯懷激烈光明路，胸藏馬列立如松。
1978年，是周恩來誕辰八十周年紀念。讀了報紙上刊登他青年時期東渡日本留學寫的《大江》一詩，有感於周恩來從小勵志為中華崛起、終成大業的光輝歷程，為祖國解放、人民幸福鞠躬盡瘁的崇高精神，憶起總理對我的無限恩情，思念波涌，追懷難禁，對天而歌，寫了一首《總理音容在臆中》：
讀《周總理青年時代詩選》，緬懷總理豐功偉績及對我的恩情，思緒萬千，熱淚涌流，喟然命筆，得詩一首，以為總理八十誕辰紀念。
《大江》歌飛入蒼穹，蹈海功業蓋世雄。
常念總理生平事，總是音容在臆中。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寫檢查，還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調。
這場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從接待的有關他人的外調，可以揣摩一、二。我僅在牛棚里接待的來自各個方面的被調查人不下100人，根據李力安1999年寫的回憶文章說，全省當時列入清查對象的有663人。這麼推算，全國僅各省累計，便有近兩萬人，如果加上省部級單位，其人數，就可以想象了。我在反省室期間來搞外調的人，凡是尊重我人格的人，他們的外調就能得到我的一紙證言。相反，如果他們起高調，以勢凌人，甚至吹鬍子、瞪眼睛、拍桌子的話，我也毫不示弱。特別是替錯誤翻案，我絕不趨炎附勢。有一次，不知道省革委機關從哪裡冒出來一男一女，問我潘復生的幾個問題。潘復生在文革中推行破壞性的路線和政策，造成三個一大片的冤假錯案，無數的革命幹部和群眾遭受殘酷的迫害甚至致殘致死，我本人受盡打擊和侮辱。難道潘復生也要翻案不成?一想到這些，我的氣就被底火鈎起，不打一處來。我激動地說：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錯了，也輪不到潘復生翻案。我拒絕回答任何重新提出的潘復生的問題。他們趕緊解釋，他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不是這個意思才好。他們在我這裡一無所獲，夾着皮包掃興地走了。但是，如果見到親人，對我態度好的人，我總是還之以禮。
我在反省室因為外調哭過兩次。一次是綏化勞動科蘆科長來調查閻承燁，沒談幾句，我就落淚了。因為見着蘆科長這位好同志，我在綏化勞動時，他給予我很多關愛，使我在最困難時得到很大的幫助，心裡感到不好受，潸然淚下。
還有一次就是，在我領導下的原工宣辦的老范和小謝，來調查一個什麼問題，當時小謝逼問我談一件事。我覺得事實相反，我聯想工人農民對這次事變的態度，進而想小謝轉變這麼快，感到突然而傷心地哭了。我幾乎哭訴地說：“我在主管工宣隊的工作中，影響了你們這些撲樸實實的工人，我對不起你們，但是你現在這樣逼我，使我很難過。你要我怎樣啊？”我第一次在牛棚當着別人哭，而且哭得很傷心。我心裡想，你怎麼這樣啊？！我覺得這些工人師傅太實在了、太好了。過去他們懷着樸素的感情，今天還是那麼感情樸素，我能對他們說些什麼呢!過不一會兒，我從情感中走出來，感到自己這時很奇怪，怎麼不好好控制自己，多失態啊。老范沒有吱聲。他似乎另有想法，臨走時，把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精裝本送給了我，囑咐我好好學習。他和小謝一起來，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如此這般，是何用意？他們走後，我手捧《論巴黎公社》這本書，想着心事：史稱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次偉大的實踐的巴黎公社失敗了，但是她的歷史還在，經驗還在，英雄還在，精神還在，意義還在。這莫不是要我以看待巴黎公社那樣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待目前發生的事變嗎？！果真如此，這兩位工人真是大智大勇。但願這樣。我翻了翻這些我曾經讀過的文章——請別忘了我是政治系得獎學金的學生——書的目錄，我的目光在馬克思《給路?庫格曼的信》的標題下，停了下來，看馬克思寫道：
如果鬥爭只是在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着手進行，那麼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去，並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充。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
這些話一針見血，對於我分析和看待眼前的問題，很開竅。是呀，鄧小平、華國鋒、江青以及葉劍英、張春橋等人的性格因素，是這樣相反相成，在中國政治情勢與事變中確實起了某種決定性作用。這期間，我帶着滿腹狐疑將書細細重讀了一遍，書上留下了我讀它的種種符號和記錄，就是我種種心思的印照。
日月轉換，不經意間，進牛棚八個多月，仍不見審查有結束的跡象，而我的交代、檢查已經早告終結了。於1978年新年伊始，寫了一首《過年》，詩曰：
臨窗聞新笛，依牆見舊蟬;
不覺銀影速，難得又新年。
1978年正是鄧小平對華國鋒搞“兩個凡是”進行激烈鬥爭的一年，我從廣播的話語裡、報紙的字裡行間以及歷次會議報道的陣容，悟出了這種信息：中央存在兩個新司令部及其所具有的鮮明不同的陣容、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政令、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前程。我看到了鄧小平的公開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由籲請直至直面吶喊，由背後到前台，由參謀到主帥；看到了鄧小平為一體的老幹部的主攻力量、隊伍的復起與重新聚合；他們開始高舉擁華、團結的旗幟，穩步推擁自己的隊伍、大膽重組，繼而高舉大批大揭的旗幟，打掉華的左膀右臂，終而高舉哲學的旗幟，公開要華國鋒交權。前者以組織部長胡耀邦為活動先鋒，緊緊依靠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這些資深的高級領導人，步步為營，隊伍不斷擴大和凝聚，除劉少奇已死，其餘文革前的老班底全部出馬，造成逼宮大勢；後者圖謀自我光華，對人的輕信，簡單的思維，自我否定，節節拆散核心、縮小隊伍，並且自砍旗幟，終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最初的信息是1976年(當時我還沒進反省室)的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從華國鋒的報告裡，我看到有這麼一段文字：
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們(指“四人幫”)對抗毛主席、黨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批鄧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亂……
我想，這是華國鋒撤退，也是敗退的信號。什麼叫做批鄧另搞一套，批鄧的正宗一套是什麼。我覺得華國鋒想美夢，陷入了神經錯亂。隨後“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詞，在中央報刊上就銷聲匿跡了，而一再強調突出的是：
當前的中心任務就是揭批“四人幫”。
接着就是給天安門事件平反。我感到，至此，華國鋒再也無回天之力了。後來，他在揭批查、幹部問題上、真理標準討論上的掙扎，我覺得已經十分可笑。
真理標準的討論，矛頭直指毛澤東，在於公開全面否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是在建立一個新的權威，樹立另一個“凡是”。但是，鄧小平一再講文革的功過是非不要討論，文革暫時尚未否定，但是我認為只是時機問題。局勢正在鄧小平指揮下朝着其方向發展。這時我認識到，鄧小平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戰略家。但是對於他反覆講，“除惡務盡”，“不要心慈手軟”，把所有的造反派頭頭置於他的對立面而感到戰慄。
隨着中央班子調整，各省主要負責人也接二連三地被更換。1977年12月7日，黑龍江省委一把手由楊易辰代替劉光濤，劉等一批軍代表、群眾代表開始接受審查。這樣，各省也基本完成組織準備，恢復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進“學習班”整整一周年。我總認為，我在文革中是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犯的錯誤，這同鄧小平否定文革的要求和做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我總被動。所以，我當時的心情是希望快一點解放，以便投身到火熱的四化建設中。為此，我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學習班”一年有感
(一)
樓前紅花開，樓內綠枝埋;
進笛聲聲換，鐵劍自徘徊。
(二)
冰化雪消融，日高春正濃。
頻頻催戰鼓，躍躍在其中。
然而，嚴酷的事實，再一次教訓了我。1978年下半年，對牛成山、聶士榮、張永昌、韓潮審查升級，提交司法審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為我捏把汗，他們把消息告訴我，以為我也要被捕。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兩種準備。關於我沒有批捕的說法，有各種不同的版本。有的說，我的材料不夠；有的說，省委主要領導楊易辰不同意；有的說，公安局辦案人認為毫無理由，堅決反對。對我也可能升級——抓捕，我從專案組的談話中，領略了有關精神，使我做好了蹲監獄的心理準備。因為這期間，孟新一次找我談話所傳遞的信息，說的分明：
“你的認識上不去，與你對牛陳聶張的問題看法有關。其實，你同他們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都是造反派。你同他們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說：“是那樣。你說的很對。這一點我早就是這麼看的，儘管我們觀點不同。但我們是屬於一個思想體系的，都以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所以，我在1975年多次說，現在沒整到我的頭上，整到一定火候，也會整到我頭上來的。這就是1975年我們都同意反回潮的思想基礎，都認為回潮根子是鄧小平。我們總體來源於一個思想，只不過對於形勢分析、解決問題的方針策略不一樣。”在這種時候，我才真正懂得什麼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政治鬥爭鬧到某種浪潮時，當事者中的許許多多人，頭腦發熱，總是朝着當局指定的一個方向思考，思維膨脹，理性喪盡。但是，我心裡說，“就是這一點差別，也是應該予以區別的，不分情況，一刀切，誰都整，這是不得人心的。絕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和道德原則。”
我的問題，經過整整一年。該批的，能上綱上線和使用的詞語差不多都用到了，在現代漢語中一時找不到新詞了；該揭發的，知情人也都說了，很難開發新的“知情源”了；要我寫的材料，我該寫的也都寫了；要檢討的，雖然主持者不很滿意而我覺得也已經到份了；專案組該調查的也都調查的水落石出了；他們能策劃的種種揭批查計謀看來也是“江郎才盡”，心思挖空了；當局個別人想採取的極端措施又因為缺乏夠邊兒的材料而難於下手。於是，1978年下半年，我“閒得很”，幾乎完全“呆”着。人生難得如此“閒”。這樣的“空閒”，是我學習的“最好時機”，這一點我將在後面再來敘述。
說來也怪，空氣在經過一段壓縮的緊張之後，似乎有所鬆動。這時，我還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見家人了。我可以約見玉梅，也可以約見我的兩個孩子了。至於我的看守，儘管換了幾個批次，似乎從來沒有與我為難，而是多行方便。
這期間，我折指計算着日子，我知道省里在等中央精神，也就不期盼出去，而是期盼星期天的到來。因為這樣，我可以忘情地同孩子們溫存、撫愛一天。他們可以在我的住屋裡，跟我痛痛快快地取鬧、做遊戲，或者我聽他們給我講述他們學校的趣聞趣事，同進午、晚餐，在一起睡午覺。他們可以吃到他們平常吃不到的東西——他媽專為我做的美食——他們平時難以吃到的餃子、雞肉、牛肉什麼的。我記得第一次，看着他們狼吞虎咽般用餐，顧不得回答我的提問的那股忙碌勁兒，看着他們吃的那樣有滋有味兒，偶爾偷偷地瞅我一眼的情景，我滿臉堆笑，而內心深處卻像鉛一樣的沉重，心頭一陣一陣如刀鉸一樣疼痛。我腦海里直翻個兒：我想，毛主席、周總理健在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組織把我看成優秀人才、可靠的革命接班人；總理幾次關愛我、保護我、提名我作黨代表大會的代表。我並沒有變什麼模樣，也沒有做什麼別的事情。還是這個我，在他們剛剛謝世不久，竟成了黨組織的階下囚、可惡的異己。這只是歷史轉換，只有一個時間差。老百姓說，“勝者王侯，敗者賊”，毛主席說，“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原來真是不差啊！想着想着，不禁下淚。“爸爸，你咋的呀?”天真而細心的兒子志勇停住了嘴，拽着姐姐的胳膊，關切地問我。
我連忙拭去眼淚，說道：“沒什麼，爸爸眼睛有點磨，一會兒就好了。”
孩子們面面相覷，仿佛明白了什麼，減慢了吃飯的速度。
還使我難忘的是我和玉梅在牛棚的第一次相見。專案組任守義一再對我說：“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要過於動感情。”他哪裡知道我和玉梅曾經有約定。見面時，不要激動，不要當着別人的面流淚，就像平時見面一樣。玉梅是個很達觀的人，能理解這一切，見着我時，表現得落落大方，沒有流露出什麼，還對我說，要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錯誤。但她事後說：“見到你，我真想哭，但我沒哭。因為哭是懦弱的表現。咱們還是咱們。一想到這些，我就來氣。於是，我振作精神，沒有哭。”
到1978年12月，我被學習班關押了二十個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準備。後來聽說，文教辦等着有個結論。但省委遲遲拿不出方案來。於是文教辦選擇在省委免去我的職務決定之機，於1978年12月30日，將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長達20個月零25天的牛棚生活，終於結束。同時我被告知，這只是“集中的學習”告一段落，以後還要“進一步加強學習”，“提高認識”。對於這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我寫了兩首詩，把當時的心境記錄了下來：
1978年12月30日“學習班”結束有感
曉聞金雞鳴，忽報禁樓開。
我心如春日，思潮滾滾來。
自勉
風高浪急着萬家，松傲冬深柳自斜。
自幼信義存抱柱，笑顏放眼看物華。
從牛棚出來，我幾次要求結論，明確處分，不能這麼呆着。沒有想到，對我的處理，一拖再拖，時間長達八年，歷經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級。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辦機關支部召開支部大會，討論對我的處理，應到會43人，因事缺席4人，到會39人，決定建議撤銷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暫緩黨籍處分，下放勞動，以觀後效。上報省委批准後生效。
1979年4月24日上午，省文教辦副主任張雙城以及專案組孟新、田桂琴、王亞男、戴恩崇找我談話，由張雙城宣布中共黑龍江省委揭批查領導小組辦公室文件［1979］4號《對范正美處理通知》。
經省委常委會議討論，對范正美的問題，暫不定性，先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基層勞動；黨籍暫緩處理，不過組織生活。過一段時間後，根據本人表現，再作最後結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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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風光在險峰
頂端 Posted: 2008-08-30 01:32 | 1 樓
水陸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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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得很好\\很及時,辛苦了!
頂端 Posted: 2008-08-30 15:16 | 2 樓
lzd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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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陸洲先生：你的文革簡史好久出完，能不能整理成電子書。謝謝你了
頂端 Posted: 2008-08-30 18:40 | 3 樓
zhangweima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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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用代理上文革研究網。文章可以看到，資料無法下載，能否傳到納米盤去？
頂端 Posted: 2008-09-05 09:52 |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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