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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阮铭的说法：8964天安门屠杀历史教训（参考资料） |
| | 阮铭的说法：8964天安门屠杀历史教训
排列方式：
日期 类别
2009年 5月
2009年 4月
200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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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
前中央党校校长阮铭：8964天安门屠杀历史教训(2)
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时，讲过一篇话：
「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
这篇话奠定了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1987年初至1988年上半年）。但专政派不愿看到他们打败胡耀邦的「胜利果实」落到赵紫阳手里。
1988年春节，王震先到珠海，住进珠海宾馆的「元首套房」，号称「养病」，邀集薄一波等大老商讨「倒赵」大计。
这年5月，邓小平提出物价改革，讲得很凶，他说：
「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这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赵紫阳在邓小平的「闯关」令下，组织经济学家设计出几套物价改革方案。
人们没有料到，当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1988年8月15至17日）在北戴河讨论这些方案的消息传出，在全国范围激起民众抢购物资、用品、挤兑银行存款的风潮，致使物价改革一关未闯，就不战而退，给了专政派对赵紫阳发动攻击的机会。
这就是说，即使没有胡耀邦去世和学生民主运动，专政派同赵紫阳的权力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专政派明知物价改革是邓小平的创议，所以他们攻击赵紫阳的重心，很快从经济问题转移到挑拨赵紫阳同邓小平的关系这个「要害」。
专政派攻击赵紫阳的第一个「要害」是电视片《河殇》。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88年9月访华时，赵紫阳送他一部拷片，说「值得一看」。王震、邓力群、李先念等借此大作文章。
邓力群说：「赵紫阳支持《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赵紫阳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纪元』。赵紫阳非常欣赏『新纪元』这个说法。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由林默涵等人帮助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先念说：哟，过去还不知道这个看法。」
1989年「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邓力群即以此主题帮王震弄了个书面发言：
「《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这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这是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
邓力群在王震书面发言中描绘的赵紫阳，其实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他依附专政派老人，利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耍弄政治权术，结集「反自由化」势力打击、陷害自由民主力量；目的是推翻改革派领导人，实现其夺取权力的野心和阴谋。
邓小平对此早有察觉，早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和邓力群之间有一次有趣的对话，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
邓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决议〉草案）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条意见。----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把他和胡乔木的意见送给陈云等人)。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你们两位之间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陈云的主张，我宣传过；你的主张，我宣传过。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的主张多得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邓力群在《自述》中说：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这表明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是支持胡耀邦而反对邓力群的「左」。等到全会上发生了那场邓小平意料之外的大辩论，看到除了陆定一、万里之外，杨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陈云、李先念、宋任穷、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反自由化」一边，邓小平也就从反邓力群的「左」，转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与专政派陈云、李先念、邓力群、胡乔木们不同。邓小平反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反，不能扩大到经济领域，影响他的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而专政派在胡耀邦下台后，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邓力群主张：「自由化思潮泛滥，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段指赵紫阳。邓力群称赵紫阳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说：「有一次李先念问陈云，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由此可见，专政派要推翻赵紫阳，让坚持毛泽东全面专政理论的邓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针；有没有胡耀邦去世和学生民主运动，都无可避免。
1987年1月他们推翻胡耀邦，本来就是要邓力群上台，结果却让邓小平把「胜利果实」给了赵紫阳。所以自1988年夏季开始，专政派就抓住物价改革、《河殇》电视片和新权威主义三个题目作文章批赵。
专政派发现赵紫阳在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主张与邓小平相通，光批「自由化」批不倒赵，因此按照邓力群的主意，把批赵重心转向《河殇》的「新纪元」和「新权威主义」，提升到赵紫阳同邓小平竞争「谁是新权威」，在党内形成分庭抗礼的「两个司令部」。
这时赵紫阳手下的部分幕僚，似乎是各行其是地在国内外鼓吹「新权威主义」。
有人在纪念百日维新失败90周年座谈会上以「光绪」与「慈禧」暗喻赵紫阳与邓小平，主张中国现代化需要「乾纲独断」的政治强人。
还有人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称「中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把党政军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个领袖——赵紫阳的手中」。
香港也出现了「假如赵紫阳是独裁者」的文章。
这些动作被专政派利用为倒赵的炮弹，「光绪」要结束「慈禧干政」的流言广为传播。
国际上，1988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气势澎湃、涌向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年。
6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订双方拆除和销毁中程核导弹的《中导条约》，并就尊重人权、全面控制军备等议题展开谈判，为结束东西方冷战揭开序幕。
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宣布「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毁中央集权的政府僵化体制及其命令压迫机制这一官僚巨石」，「苏联的变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他宣布「释放全部政治犯」并许诺将为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纪念碑。
1989年1月6日，数十万在1930-1950年代的二十年间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得到平反。
1989年2月14日，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
3月26日，苏联举行1918年以来第一次包括非共产党政党的全国性选举，许多共产党人被击败。被俄共中央政治局开除的激进派领导人叶尔钦在莫斯科选区赢得压倒性的89%选票，一些苏联共和国开始要求独立，在斯大林故乡第比利斯，示威者要求乔治亚脱离苏联。
东欧局势比苏联更加激荡。
1988年，戈尔巴乔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
1989年1月，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允许反对党成立，共产党40年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3月28日，共产党以外的候选人第一次被允许参选议员，匈牙利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击败共产党候选人取得胜利。他们的政纲是「民主、融入欧洲、反对共产主义、保持匈牙利价值」。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奥地利的长达218英里的安全围墙。
在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共产党政府与团结工会领袖华勒沙于1989年4月5日签订了一项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协议。
由此可见，早在胡耀邦去世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不可阻挡汹涌而上，冲过欧洲共产党国家，即将来到中国天安门广场了。邓小平对此已有预感。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时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尔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是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
所以认为「六四悲剧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道」， 「八九民运折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改革进程」； 或者认为「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后，中国形成了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的代表」， 等等说法，都是对历史的扭曲。
中国天安门屠杀的发生，是由于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即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邓小平「对付」这场风波「一不能乱、二不能退、不让步、不迁就、不怕流血，不怕外国人议论」的大战略，是早就确定了的。
胡耀邦去世（1989年4月15日），只是使这场风波来得早了一点。邓小平的大动作慢了一点，只是为躲过同戈尔巴乔夫会面。至于戈尔巴乔夫一走，邓小平立即出手、宣布戒严后军队一度被阻到不了天安门，邓小平只能把罪责推给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
这一切对邓小平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四个坚持」。他既不允许中国出现「非共政权推动非共化」，也不允许「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在共产党一党垄断政权这个「基本原则上」，邓小平和他的共产党是一步也不能退的。
因此，对邓小平来说，这场悲剧和他的决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三、全球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
六四屠杀的结局，是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失败，是北京市民支持学生运动的失败，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失败。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六四屠杀是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邓小平的坦克、机枪阻挡在天安门下。
我曾在《邓小平帝国》一书中，把六四屠杀比喻为邓小平的「新淮海战役」：
「邓小平对赵紫阳与学生都忍无可忍，他彷佛堕入四十年前『淮海战役』的旧梦，决心再尝试一次调动几十万大军围歼『动乱』的『新淮海战役』。他两年多前早想一试，1986年末学生运动时，他就提出实行军管，称赞雅罗泽尔斯基对付波兰团结工会实行军管的办法好。这一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错过了。
于是一声令下，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天安门广场。别看广场上几万学生，手无寸铁，疲惫不堪，哪里抵得上四十年前淮海战场上武器精锐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然而这支手无寸铁的、疲惫的力量，却代表了『世界大气候』与『中国小气候』，代表了世界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主流。」
对邓小平来说，六四屠杀是他的「反自由化」题中应有之义，是他抵挡「世界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抵挡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战略部署，岂能是老人家服药后的冲动？也绝非一个女学生的「秘密策略」足以挑起或赵紫阳们的好心劝说所阻止得了的。邓小平要对付的大敌，是这股自由化民主化的世界历史主流。
至于李鹏、陈希同们的挑拨，学生们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不撤，知识精英们自以为能帮助赵紫阳的愚蠢策略，可能对邓小平起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邓小平要打这场「新淮海战役」，是决心早定，完全出自主动而非被迫的。
当时要阻止这一场悲剧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赵紫阳运用他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与体制外自由民主力量联合，坚定地站在学生与民众一边，亲临前线阻挡军队，如同叶尔钦两年后在苏联八月政变时做的那样。我在《邓小平帝国》一书中也写到了这一点：
「1989年的北京就民众显示的力量来看，绝不弱于1991年的莫斯科。北京民众在李鹏宣布戒严令后阻挡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达半个月之久。不同的是在长安街上勇敢爬上坦克车的是一名普通青年王伟林，而不是『中国的叶尔钦』。我们不妨设想，假如赵紫阳爬上一辆坦克演说，表明他反对戒严，呼吁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返回军营，由他采取宪法步骤在民主与法制基础上和平解决，那么历史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赵紫阳那时还掌握着三个方面的主动权。
第一，他掌握着传播媒介的主动权。主管宣传舆论的是赵的盟友胡启立与芮杏文，当时新闻界从上到下坚定地站在民主力量一边。而且电视、广播在中国的覆盖面很大。赵紫阳只要掌握这个主动权号令全国，取得民众支持，邓小平即使掌握军队也无可奈何，因为军人也有头脑，会接受民众和舆论的影响。
第二，他掌握着影响国家合法权力机构的主动权。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党内合法的第一把手，有权指挥国家权力机构的党员领导人。人大委员长万里、常务副委员长习仲勋都是民主改革派。万里当时在国外明确表示支持民主，随时准备回国。赵紫阳假如掌握这个主动权请万里、习仲勋召开紧急人大讨论国内局势，与街头民主运动内外配合，完全可以挫败李鹏政府内的强硬派。
第三，他掌握着对话的主动权。假如赵紫阳亲自出来同学生对话，达成妥协，并通过传播媒介进行宣传，平息民怨民怒，把社会稳定下来，仅凭这一点也可以剥夺强硬派行使暴力的借口。
然而赵紫阳什么也没有做。犹豫再三之后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说几句『我老了，无所谓了』之类的空话，却把赤手空拳的学生与民众留在强硬派枪口之下。」
为什么邓小平要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来对付天安门广场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民众？
邓小平动用军队的确切数字，官方从未公布。官方只报导过邓小平1989年6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一百余人。另外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戒严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军路线》等著作披露的信息，执行进军任务的，至少有北京、沈阳、济南三个军区的27、38、39、63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包括15、20、24、26、27、28、38、39、40、54、63、65、67共十三个军，大约15至25万军队。
邓小平调动这么多军队，不是仅仅对付学生和民众。他认为世界和中国的「大小气候」，已经深刻影响到他的党国和党军内部。他要以党制党，以军制军，防止赵紫阳这个「新权威」另立「司令部」，分裂党和军队同他对抗。
事实上赵紫阳并没有同邓小平对抗的另一个「司令部」，他祇是保留个人意见，反对邓小平动用军队镇压学生。
然而那些打着赵紫阳旗号在学生中活动的知识精英，的确做了不少祸害学生也祸害赵紫阳的蠢事，像那篇莫名其妙的〈五一七声明〉：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问题在于赵紫阳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宣布」，根本没有把邓小平「推出去」的意图。这个《五一七声明》却给专政派提供了向邓小平证明赵紫阳「操纵、利用学潮」推翻他的证据，
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
「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十三大以来，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尔巴乔夫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为什么昨天讲了这个事呢？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良好。在此之前，陈希同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负责人做过解释，说明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帮助。我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由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伤害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21:41 | 写入日志 | 回忆与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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