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道教与巫术文化的思想本质是一致的
儒释道思想学说形成与固化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思维模式，在早期以社会历史思想延续而言，道家或巫术文化的就是主要的思维方式，而许多巫文化的思维模式也残留于传统文化之中。
由于人类社会相当长时期处于原始或亚文明的时期，巫文化对事物的解释与理解也必然成为相应人类社会的文化与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的具体特征，就是对不同事物表像之间关系的关联臆想，这些关联是臆想的结果，并不需要存在真实的因果关联，只要不可以证实也不可以证伪，就有可能成为对事物的理解与知识。只注重事物的表象，并主观解释表象之间的关联，忽略表象之间内在的因果或必然关联，而具体的社会表现就是不重实证。轻信谣言，造谣传谣，特殊当普遍，个别作为一般，欺人以至最终自欺，这都是中国社会常见的现象，也都是巫文化残余的表现。由于不能证实或证伪，信也就成为巫文化最根本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中国人普遍接受的食补观念的食型补型，就是表象关联的移情想象。再则，心诚则灵，信则有不信则无，是中国社会许多民众常有的观念，就是巫文化观念的残余，而乡村存在的驱鬼更是巫文化最明显的特征。
巫文化或多神教的思维或思想模式是一种类比思维的模式，就是在具有同类表象的不同事物之间进行分析比较，从一类事物的表象及相应规律推断另一类具有类似表象的事物也具有相似的规律，即不需要建立在对大量特殊事物或个案分析研究，也不需要追究事物的因果。类比思维可以在归纳与演绎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缺乏知识积累以及有效观察研究手段的时期，尤其是在对观察事物缺乏足够例证的环境下，即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通过类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这种分析的方法不仅灵活有效，也简单易行，对于思想方法及实验手段都相对落后原始的社会历史时期不抵是重要及行之有效的，然而类比的思维不注重事物的本质及严谨的因果推断，也就无法建立起严谨的学科做为后继研究的基础，类比方法的成果也仅能做为孤例而存在，未能对后继开拓与研究起到推动的作用。类比思维成为巫术文化即多神教原始文化最普遍的思维模式，这也许是长期禁锢于类比思想方法的中华文化在人文及科学技术无法进步的思想根源。

中国传统的多神教思想模式不利于产生严谨的系统性的思想体系，也无法形成积极的社会力量。道教思想体系或思维模式不仅是原始中华文化思想模式的起源，也限定了中华文化思想的框框。道教的思想模式就是类比的思维模式。
在社会文化影响上，巫术与多神教有两个非常严重的缺憾，一是思想上缺乏严谨系统的思想体系。这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原始的知识积累，社会的愚昧与无知相关。无论遂愿有否总有可以接受的解释，这就带来思想的随意性，思维方式的自我欺骗性，不必对相关行为做严谨的分析与推断，这就使巫术与多神教的信仰以现实功利为目的，盲目迷信为手段，在思想与方法上都无法自我超越，其社会功能只能是现实功利与自欺欺人，迷醉社会信徒。
二是无法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作为社会向前演化的平台。明显的功利性，众多偶像的可供选择，使巫术与多神教仅能处于相对低层次社会思想状态。众多神灵或偶像的存在或可供选择，对信徒无法形成像一神教一样的社会共同追求或社会广泛认同道德伦理标准。巫术与多神教的基础就是原始愚昧，对环境认知常识的缺乏，以现实功利为目的，对信仰与环境和事物的选择性认知，简单的例子就是信徒求神问卦，遂愿则心诚所致或神祈灵验，否则是心不诚或神祈不对，由于目的多是出于功利目的，有众多偶像可供崇拜，换个神祈祈祷，短视功利与不稳定是巫文化与多神教社会的普遍现象。
众多的神灵，不同的神灵的信仰就可能形成不同道德伦理的差异，对整个社会无法都形成一致或普遍认可的社会道德规范，即使是上层统治集团，以及不同社会团体内部，也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会共同目标或道德标准，由此实质产生出信徒之间以宗教信仰产生的现实利益的敌对。巫术可以是小众化的，群体的，甚至是个人信仰或迷信，而多神教众多神灵与偶像使信徒的社会力量碎片化，无法形成坚实稳定的宗教社会力量，甚至不同的偶像崇拜也相互敌对，无法形成像一神教具有稳定一致的宗教思想与目标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共力，一个长期稳定的对社会具有规范引导的宗教力量与世俗伦理的抗衡，有利于形成社会力量及思想的多元，这是有利于社会思想进步的。
而中国宗教思想长期停留在巫术文化及多神教混合期，对中国古代思想进步无疑是一大伤害，也说明中华文化的两大问题。中华文化的某些元素束缚了思想的发展，使其停留在巫术及多神教思想状态，这些可能的文化思想元素，一是与中华文明相关的社会物质生产或农耕文明，二做为中华社会伦理道德文化思想基础的儒家学说，三是以巫术与多神教为基础的宗教文化。对于任何进入现代社会的人类社会而言，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以及宗教思想是相应社会的哲学思想的表现，也就是世界观的表现。中华文化这三种基本元素都是不利于独立严谨的思想学说的发展。

中华文化在思想内容与精神上带有明显的巫术文化印记，表现为社会精英及民众好玄虚与奇思妙想，不重实证，所谓信则有，心诚则灵，都是巫文化的特征，传信谣言而不问证据，缺乏利用常识对事物的判断，即使是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也缺乏严谨的逻辑思维，也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也在思想上妨害中华文化思想形成一个重实证，惟理求真的社会文化，实证惟理求真是科学与工业化的前提。
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进入科技产业革命的时代，总体而言，做为多神教的道教与佛教已成为民族整体文化的负资产，与现代工业化文明的进步毫无关联，却可以做为一种借鉴，与西方文化思想的相互比较，从中一窥中华文明与工业化失之交臂的缘由。

6.5  巫文化与多神教是中华文化思想硬伤
中华文化几千年未能走出巫术与多神教，这是中华文明之殇。巫术文化的本质就是原始人对环境认识的有限，从而认为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任何人类族群及社会，文明的程度愈高或愈文明，巫术文化的成分或含量最愈少，巫术也代表着一个社会文化所含有的人类原始印记。
巫术文化产生于原始人知识的有限，也是原始人理解及解释环境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也无疑在现实与思想上对推动社会的知识与生产进步有着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生产与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不同部落氏族融合带来的文化融合，人类也必然逐步由巫术文化进入到多神教的时期，无论是巫术还是多神教都曾经是人类思想文化的进步，然而以人类进化文明的历史长河而言，巫术与多神教只是人类思想的发轫与起点，虽然原始人类对事物的理解与解释只能是表象片面零碎，或愚昧与无知，然而仍不失为人类对解释环境做出的探索与努力。随着人类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知识的不断积累，巫文化与多神教的愚昧与缺陷日益显现，也必然会被更具文化内涵及客观说服力的思想所取代，社会也需要更具有社会凝聚力与铸造共同信仰的思想体系，人类思想文化逐步进入到一神教时期。以一神教宗教思想系统地规范社会的思想与道德伦理，通过宗教信仰形成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基础，使人类文明确立新的起点，随着社会生产与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文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建立与成熟，人类社会逐步打破一神教宗教神学对社会思想的绝对控制与价值观，社会思想就进入以思想意识形态理想为代表的世俗价值时代，这也是工业革命的基础。
人类思想文化由巫术多神教进入一神教进而世俗意识形态，应该是人类应有的正常的思想进步轨迹，其本质是人类追求正确思想模式的进步，是生命群体追求最大利益的结果。
当一个社会或文明长期沉溺于巫术文化与多神教宗教思想的社会文化，社会思想无法向前跨越，或无法进入到一个更具客观事实说服力，更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或进入到一神教这种更具社会凝聚力的宗教信仰，也不可能跳跃到世俗的意识形态思想，这就表明相应的社会文化文明从其本身内部，在思想文化上已无法突破巫术与多神教的思想瓶颈，或其相应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已影响与禁锢社会思想进步与发展。社会思想文化一方面无法摆脱上层建筑对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社会思想本身也失去自我提高与进化的驱动力。同为古老文明的印度文明及中华文明都遇到这样的问题，长期阻滞于巫文化及多神教宗教思想，无法进入到一神教及世俗意识形态时代，更无法靠内部内在思想文化的驱动力进入到新的思想文化时期，进而进入工业革命时代。
人类社会的进化文明与进步靠两个最基本的力量或轨道，那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的进步与新文化思想的牵引，缺一不可。物质生产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与知识积累，没有这个基础与积累，社会进步是无源之水。而文化思想是社会进步的灯塔，没有思想的探索，社会进步将失去方向。新思想的产生需要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而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源自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孕育了产生新思想的的人文思想环境与基础，这也是西方走向工业化的文化思想基础。

6.6  儒学继承与固化了道教类比思维模式
尽管巫术文化及道教文化是中国主要的宗教思想，由于农耕文化为基础形成的氏族纽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巫术文化及道教思想并不能助益于形成强大的社会伦理规范，而儒家思想无疑填补及起到了这方面的社会作用，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然而儒家思想注重于社会秩序的恢复与伦理道德重建，无关社会的物质生产以及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而长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环境与体系的狭隘。由于受中华传统巫术与道教宗教思想及思维模式的影响，儒家学说的思维模式在本质上也是类比思维，有意无意地使用许多类比思维的比拟模式，从许多儒家经典中俯拾皆是，这无疑更加强化了中华文化受道教思想普遍偏好类比思维的思想习性，这对于建立以严谨的思想模式体系为基础的各种现代学科无疑是毫无助益，这也是为什么历经几千年的演化，中华文明无法建立起分门别类的人文及自然知识学科，更缺乏关于社会人文与自然科学方面的哲学思想理论的研究与探讨，而对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的本质追问是现代文明的最基本的思想基础。在思想模式的渊源上，中华文化缺乏现代工业化所要求的严谨思维模式。
中国人常说坐而论道，而实质上却是坐而论术，偏好于表象的类比思维与运用，成为普遍思维模式与现象，不是追究事物本质的逻辑思维，这种思维习性最终成为文化思想陷阱。由于在思维模式上对类比思维的偏好，也必然会影响社会人文思想研究的方式与结果。中国人常说坐而论道，这个‘道’本义应该是事物的本质本源根本，然而由于道教思想与经典对‘道’有意无意‘玄之又玄’的描述与渲染，使后人对‘道’的理解也落入虚无缥缈的之中，似乎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说得透的就不是‘道’，对道的理解应该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越是玄虚含混的意会，似乎越是接近于道，这无疑使论道的思辨或思想活动失去对‘道’本质认识的探究，而停留在意会的层面。这种‘只求意会，不求言传’的思维模式或思想结果也必然影响了后人研究及思想的方法，这也许是中华传统人文思想与教育强调‘悟’的根源，与古希腊思想的思与辨无疑南辕北辙。这也许是两千多年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中华文化的人文发展并没有产生任何严谨的系统性的学说体系的根源，这无疑与中华宗教思想与儒家学说所形成的思想方法与研究目的有着极大关联。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性的，而目的的背后就是利益，也即是所谓人是经济动物。论道的目的性就是对事物的理解有利于现实利益的追求。对道本质的模糊意会理解，道的不可明言，无疑模糊与妨碍了以道为本，立学以致用的现实目的性，虚无缥缈模糊的意会也许可以立教，如道教虚无缥缈的教义，然而却是无法立学的。学说必需建立在实在的对事物本质理解的基础上，对于自然事物，这种理解既是经验的累积，也是可以通过验证的手段或方法再现的，对于人文，则可以通过严谨的诘问与思辨，穷其理而辨真伪，中华传统的道家思想与儒家学说无疑都不具备建立与发展严谨及系统学说的思想方法。

不能立学以致用，只能意会而致用，其结果必然是对具有道相关事物表象的比较与模仿。道的比较与模仿就是仿其行或形，以循其道（径），最终是模仿以致用。模仿也可以达到致用的目的，却难于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不能得出事物的本质，而学术的正常模式应该是找出所观察事物的本质，建立相关学说理论（学），在理论（学）基础上产生相关的技术（术）运用。即论道以追求事物的本质，建立以对事物本质理解为基础的理论，在本质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对道（事物本质）的运用，也即是论术，道与术的结合就是理论的建立（道）与运用（术）。习惯的类比思维使中华文化忽略对事物本质（道）追根问底的探讨，因为道是不可言明的或甚至不可知的，而仅注重于道的类比与运用，坐而论道终成坐而论术，论道成为论术。
中国许多传统经典，与其说是论道，实质是在论术，也许这是类比思维成为中国最普遍及主要思维模式的根本原因。类比思维仅注重事物表象的关联，忽略本质，仿道以致用，使思想落入明显的功利性，狭隘性，而不是解道以成学，以学为基础，学以致用，用而成术。不追究事物的本质，就不可能成学，而致用成术，这种术的运用是不牢靠，也走不远不深，结果最终走向对‘道’的根本理解，即‘玄之又玄’，自以为高深玄妙，结果是画地为牢，不求突破，作茧自缚，无法产生严谨的人文学科，术的运用终成无本之木。没有新学的积累，也就无法突破巫术及道教类比思维的模式，中华文化思想几千年仍走不出巫术与道教的表象类比思维的窠臼，也就无法形成工业化是必需的严谨思想模式，也更不可能建立分门别类的学科。

生命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利益，求道最起始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或求道以致用。求道的过程与方法，对事物的观察与思辨或思想就是生命追求利益功能性的本质表现。然而忽略物质形式背后的本质，对事物理解与认知所带来的致用或可用性，仅是事物表象或本质的一部分，只注重事物致用的表象，就会忽略其他表象与本质，忽略对事物更为全面及完整的认知，以及对事物本质的追究，思想受致用性的引导，就会落入狭隘与肤浅，这是类比思维的最大缺陷，这种思想方法无法建立起严谨扎实的人文思想学说。

思想不仅是人类生命现象的高级表现，也是生命进化过程大自然给予人类生命进化最为珍贵的礼物，它可以用抽象的概念构建思想的大夏，然而任何脱离物质现实的概念或思想都会成为空中楼阁，最终坍塌，即使不坍塌也不过是毫无一用的海市蜃楼。思想只能建立在现实的基础即本质之上，并与严谨的系统的思辨相结合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缺乏这种思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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