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戰俘以後

——人的生命在戰爭中連只螞蟻都不如

張澤石

 當年“志願軍”戰俘營的總翻譯張澤石

   張澤石，生於上海，1946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51年，隨軍入朝參戰，因部隊陷入重圍負傷被俘後，曾任志願軍戰俘總代表、總翻譯。1953年秋，朝鮮停戰後，被遣返回中國，被開除黨藉、軍籍，並在“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

   張澤石表示，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國經歷了極為慘烈的朝鮮戰爭。“現在回顧起來，人的生命在戰爭中真是連只螞蟻都不如。我因之認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盡力去避免戰爭，應該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首要標誌！”

60多年前，他可不是這樣認識的。那時，他認為自己投身的是一場“正義的戰爭”，認為他的生命屬於國家，不屬於自己。他和他的戰友們真誠的相信，他們是在為保衛新生的祖國而戰，在這場“正義的戰爭”中獻出生命都是應該的，甚至是光榮的。“我們根本不知道美國並不打算侵略中國，也不知道我們實際上是在幫助朝鮮吞併韓國，幫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鮮那個橋頭堡而流血犧牲。整個朝鮮戰爭奪去了數十萬中華兒女的生命！”

   痛定思痛，張澤石認為：“朝鮮戰爭也是一場完全不應該發生的戰爭。尤其是我不應該上戰場去與美國人為敵。我求學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國來華興辦的學校；我讀的清華大學也是由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興辦的。我應該感恩於我的母校，感恩於美國。何況近百年來，在所有西方國家裡，美國對我們中國最好。抗日戰爭也是美國對我們援助最多。今天中美兩國之間似乎矛盾很大，摩擦很多。究其根源，並非中美兩個偉大的民族之間有什麼不可調和的衝突，主要是多年來雙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對立造成的。我深信，一旦大陸也像台灣那樣走上民主憲政的發展道路，中美關係必將發生根本性轉變。中美兩國將不只能夠和睦共處，還會攜手去維護世界和平。” 

戰俘營

   張澤石回憶說：“我是1951年5月27日被美軍俘虜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我想回顧的不是我個人被俘的經歷。我要回顧的是：朝鮮戰爭中為何有兩萬多名‘志願軍’指戰員被俘，而我們這些曾經在戰場上同生共死的戰友被俘後又為什麼會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慘命運。”

   張澤石認為，當初“志願軍”本不應該有那麼多戰俘的。他說：中美兩國對抗的朝鮮戰爭是一場實力非常懸殊的戰爭。雖然“志願軍”在前三次戰役確實打過大勝仗。但在第四次戰役期間，麥克阿瑟被撤職，李奇微擔任聯合國軍統帥，形勢出現逆轉。中共部隊因戰線太長，補給困難，打得非常艱苦，放棄了漢城，節節向“三八線”敗退。此時，美國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提出了停戰談判建議，但毛澤東聽不進彭德懷的休戰請求，聽從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慫恿，拒絕美方建議。堅持要再打一個大勝仗，才坐下來和談。於是，有了本不該發生的第五次戰役。此前，“志願軍”戰俘只有4000人，第五戰役之後，“志願軍”戰俘猛增到2萬人。這就是說，有16000人“志願軍”戰俘是毛澤東頭腦發燒的犧牲品！

   第五次戰役結束後，遭受重大損失的中共軍隊不得不同意舉行停戰談判。1951年7月10日，參戰雙方在開城來鳳莊開始停戰談判，1953年7月27日，在板門店簽署停戰協議。這兩年中，雙方邊談邊打，打打談談。“志願軍”戰俘又增加2000人。最後，朝鮮戰爭“志願軍”戰俘總數達到2.2萬人。

   而這2.2萬“志願軍”戰俘，後來又在戰俘營里發生了一場慘烈的內鬥。最後，7000人回了大陸、1.4萬人去了台灣。原因是，這些“志願軍”中，有相當多的人是原國共內戰時俘的“國民黨官兵”。張澤石說：“我們180師入朝時，從班排幹部到戰士，大部分是太原戰役的‘解放戰士’和成都戰役中95軍與黃埔軍校的起義投誠官兵。新參軍的只有少數知識青年。入朝參戰其他部隊的組成情況跟我們相差無幾。”戰俘營中的戰俘分成“親共”和“親國民黨”兩撥。“親共”的要求回大陸；“親國民黨”的要求去台灣。雙方互不相讓，就打起來了，在朝鮮戰俘營里上演了一場“國共大戰”！

   選擇共產黨的“親共“戰俘回國後，在中共發動的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中，全都掉進萬丈深淵，幾十年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受盡屈辱和折磨：“我們這些拼命要回國的7000人，回來後，卻被看成‘怕死鬼’、‘變節者’、甚至是從敵方投誠回來的‘敵偽人員’。連我這個曾經被美軍判為‘刑事犯’與‘戰犯’、曾經被囚禁在巨濟島最高監獄和戰犯營場的堅持回國的‘志願軍’戰俘總代表，歸來後，竟然也會被共產黨定性為‘變節者’，受到開除黨籍、軍籍的嚴厲處分。”

   張澤石頭上被扣了兩頂大帽子：一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二是“為敵服務”。“我在突圍時緊握手榴彈帶着7個小宣傳隊員往溝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擊，一個隊員中彈身亡，我們跳進山邊水溝里隱蔽。天亮時，美軍坦克進溝，後面跟着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將手榴彈奮力扔向敵人時，手臂被身邊的小隊員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萬別扔呀，扔了我們都得死呀！’這些小宣傳隊員都是我從成都帶出來的，看着他們那充滿驚恐無助的神色，我心軟了，便帶着他們往山上跑，而我們最終都沒能逃脫被俘的厄運！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

   “為敵服務”是指給美國人當翻譯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戰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難友捂着肚子往山根樹叢里跑，押送我們的美軍對他大叫：‘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吶！）然後，朝天開槍了。我急忙對那位大個子士兵喊：‘Don’t shoot, 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別開槍，他正在拉痢疾！）我就是這樣被他們發現會講英語的。當美軍布魯克斯上尉動員我去他們第八軍司令部當翻譯官被我婉拒之後，他請求我協助他們管理中國戰俘們的生活。我答應了，最後擔任了堅持回國戰俘營的‘對敵總翻譯’。”

   選擇回國的7000多“親共”戰俘，絕大多數黨員和團員，被開除黨籍和團籍，大多數人被開除軍籍，並且一律受到‘終身控制使用’的歧視與懲罰。其中，電影《英雄兒女》中那個高喊“向我開炮”王成的原型蔣慶泉，也成了戰俘。蔣慶泉被遣送回國後，先是被送到了遼寧昌圖，進行學習改造，和很多歸國“志願軍”戰俘一樣，在審查的壓力之下，蔣慶泉在不同的自述材料中，描述了不同的情況。在最為不利於他的一份材料中，他寫道：“是投降的，原因是自己當時右傾保命，沒有和敵人拼到底的決心。我給黨丟了人，給我軍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損失，這是我的罪，我有罪。”一年之後，他回到了遼寧老家。這些戰俘以及他們的親屬在此後幾十年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飽受衝擊和迫害。“文革”結束後，他們多次反覆給中央各部門寫信申訴，歷經千辛萬苦，最後，總算爭取到政治上的平反，但在經濟上，沒有獲得任何補償，多數人仍然陷於貧病交加之中。不少人懷着深深的遺恨過早離開人世。

   張澤石在晚年一直在反思。他說，過了60年，再回頭看一看那場戰俘營的內鬥，有了不少醒悟。他曾到在台北跟一些倖存的難友聚會。當年打破頭的“親共”戰俘和“親國民黨”戰俘，緊緊擁抱在一起，禁不住老淚縱橫流淚，感慨萬千：“當年在戰俘營里，我們這些同胞兄弟竟然會因為跟我們生命毫不相干的什麼主義斗得死去活來，實在是太愚蠢了！”擦乾淚水後，大家又說：“現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張澤石進而指出，其實，現在來看，60多年前那場國共內戰又何嘗不是一場根本不該發生的骨肉相殘的爭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