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付民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不僅沉重衝擊了世界經濟還嚴重攪動着世界政治，一種企圖搶占話語權的所謂“中國抗疫模式”頻頻擠出來亮相。常常以美國的死亡人數為攻擊理由的“中國民眾”堅稱中國抗疫優勝美國，試問這些所謂的“中國民眾”你們有什麼資格攻擊美國的“死亡數字”？

我們知道，中國與美國在政治制度上存在根本差異，前者通常會公開剝奪普通民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限制自由言論和罷免政治官員）。也就是說，中國民眾在喪失了“知情權和選擇權”的前提下，有什麼資格去指責別國民眾的優劣感？它等同於，被關閉在囚籠中的鳥兒有什麼資格去嘲笑可以自由飛翔的鳥兒會遭遇暴雨雷電？或者說被攔阻在圍攔中的羊群（或豬只）有什麼理由去指責和嘲笑能夠自由奔跑的山羊（或野兔）會遭遇飢餓和天敵？

更何況，人類社會不是動物世界！被限制了自由和選擇權的人群（人類），不僅會失去自由和知情權、還會喪失公正與公平的社會地位！因為在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里（如美國、歐洲、日本、台灣和之前的香港等），普通民眾不僅享有可以批評和罷免政治官員的權利或機會，還能夠通過獨立的司法機制向政府部門或政治官員討得公正與公平權利。但在限制了自由和選擇權利的社會制度中，普通民眾幾乎無法找到能夠申訴公正與公平權利的途徑！在中共專治政治制度中，只能在充分保障了中共政治集團核心（極權）利益的前提下，通過所謂“內部審查和民眾上訪”的弱民（愚民）機制去維護極端可憐的“公正與公平”！換言之，建立在中共全力控制下的“內部審查和民眾上訪”機制中的利益平衡（維護），普通民眾的正當利益始終只能是可以被中共官員任意左右（或犧牲）的羔羊！

建立在充分體現民眾自由政治制度中的抗疫方式，相對而言，可能會增加病毒感染與傳播的幾率。但民眾會依據真實的病例報告來做出自己的利弊選擇（沒有絕對無害的方式），因為既然選擇權在自己身上自然會由自己承擔相應的傷害後果（合情合理）。但在中共政府全面控制下的抗疫模式中，普通民眾不僅完全喪失了自己的選擇權力（及知情權）也會由自己去承擔各種不利後果。而操控一切的中共政府（政治官員）不僅可以任意主宰普通民眾的各種行為活動，也不承擔任何危害責任，真是天理難容！

另外，中共政府對社會輿論的控制可謂無微不至、無所不能，它任意操作“社會數據”可以實現天衣無縫！一種毫無真實可言的社會數據，居然常常被一些人拿出來挑戰（或質疑）另一種具有極高真實性的社會數據，真可謂“厚顏無恥之極”！

不同抗疫方式的是非對錯，必須是全面的比較，或者說應該是“權責利弊”的綜合評價！中國的抗疫方式，普通民眾不但失去了自主選擇權、真相知情權，卻還須由自己承擔各種不利後果。試問，這種抗疫方式的優越性何從體現？反觀美國、日本、歐洲、台灣的抗疫方式，普通民眾不僅可以對政府的過度抗疫方法提出抗議（或通過公正司法實現修正或者阻止），民眾的各種利益自然能夠得到不同程度的有效保障（阻止政府犯錯或過度侵害民眾權益）！請問，中國普通民眾的各種合理利益，是如何被中共政府去維護的？

不同的抗疫方式會造成不同的利弊效果，在中共政府全面控制下的抗疫方式除了對政府有利，請問對普通民眾的綜合利益如何體現？而西方自由社會的抗疫方式，普通民眾不僅享有相對充分的自由選擇權，也享有相對真實的知情權。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自主選擇“利弊得失”，可以讓普通百姓充分體現出“做人的尊嚴”！而前者，幾乎無法體現“做人的價值”，政府完全把普通民眾當成了能夠任意主宰的牲畜（羔羊）。當政府成為了可以隨意主宰普通民眾的任何利弊得失的選擇時，這種社會制度（模式）明顯體現着“新型奴隸制度”的特性。由於它植入了落後的“大一統（皇權等級）”因素並打着虛幻的“共產主義（愚民）理想”。這些“交錯邏輯”關係不僅讓廣大普通民眾難辨真偽，也使理論學術界似乎難解“是非”。故此，不僅造成現實社會的各種社會價值出現嚴重混亂，也在讓一些邪惡的社會勢力“混水摸魚”！

不同的政治抗疫方式，誰對誰錯，應該不是很難分辨！那種能夠讓廣大普通民眾充分享有自主選擇權和充分知情權的方式，無疑是讓廣大普民眾享受了“做人的尊嚴”！而被完全剝奪了自主選擇權和充分知情權的抗疫方式，即廣大的普通中國民眾，敢問他們真正享受到了“做人的待遇”嗎？他們生活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了嗎？他們從封建極權社會、野蠻奴隸社會“解放了”嗎？請問自二戰之後，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日、英、美）在繼續侵害中國人民，還是“馬列主義和中共政府”在侵害中國人民權益和阻礙中華民族邁入先進文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