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我即将出版的新书 《生存》的最后一篇文章，放在这里先以飨读者。 《生存》结束语 写完《生存》，我要开始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了，它应该是《生存》 的姐妹篇。 其实《生存》 里还有很多内容远远没有完成，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在这里耽搁了，我必须向前走，我不知道上帝还会给我多少时间。我已经82岁了。 有哪些内容在《生存》里应该出现，而我没有触及呢？例如我怎么会成反动学生，这个回忆太痛苦了，它比葡萄牙作家的1998年诺奖作品BLINDNESS （盲人）所出现的场景更令人战栗；我迟迟没有写它，因为它太丑恶了。丑恶到我不愿意去回想它。我庆幸在《生存》中写了在劳改中与我朝夕相处待我犹如父辈的下放干部张瑜和车启轲，历史像开玩笑一样的将一个反动学生与一个延安干部和解放军战斗英雄放到一起，他们穿越了政治意识的厚障，惺惺相惜，待我如自己的孩子；但是我遗漏了在我几乎被我的婚姻毁灭时，将我从可能的牢狱之灾中救出来的待我恩重如山的前辈黎孔昭和我的四叔黄世育，以及那个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保护我的女教导员张庆华，当我听到黎孔昭在越洋电话中告诉我，她死时叫着我的名字时，我如此震撼，泪如泉涌，我将自己关在书房中面对着一根流着红泪的残烛，独自回忆着几十年前的种种往事，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才明白这个女人对我的真情深意。我知道自己成不了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作家，因为我没有气魄去写这种感人的和崇高的感情，当这种感情超越道德底线的时候。还有我在石油学院教书时舍命陪君子帮我去骗北京户口的大学张校长，我欠了这么多人的恩情啊，我怎么忍心将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个个都带走呢？如果命运在我生命的开头那样不公，残忍的伤害了我，将我几乎压入了地狱，那么以后命运又让那么多的人保护了我，拯救了我，一点点将我从苦海中打捞起来，我的人生确实惊魄动心和令人深思。 如果没有劳改，如果没有婚姻的折磨，就没有我后来对苦难的领悟，没有那种一个个灾难的敲骨榨髓，也就没有我后来的大澈大悟，澹清神明，同时没有后来这么多人对我的照管，帮助和保护，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人生。 这个世界对我的摧残，折磨和对我的恩深爱同样深重，而且后者更为良苦， 更为深邃，直到今天我的路途快结束时，我才看出端倪，好像有一个超过我意志的朦胧力量，在控制和引导我的生命和人生。 如果“生存” 是肉体的蒙难和救赎，那么它的姐妹篇“在美国的中国人” 就是精神的救赎。在这里我会写到一个凄美的故事，一个小女孩楠楠用她的癌症和她的死亡将我带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让我的精神在西方社会和西方民族中得到洗涤和陶冶，我会写到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与台湾学生和共产党高官子弟相处的感人故事，我会写到我与导师DR. KEITH 之间的深厚感情，我会写到我的朋友女强人小沈在美国奋斗的故事，她怎样战胜在美国社会中种种现实的困难，而最后却败给无奈，因为她无法与超现实去作战，我会写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美国朋友 Kuivnen， Gary， 我会写到我几次离婚的妻子以及她们内在性格的美，我还会写到我在寻找伴侣中碰到的各种形形色色的女性，以及我在夏威夷岛碰到的我的台湾义妹，她的传奇人生，最奇怪的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人，性格豪迈的女强人，还是女骗子？ 但这又何关？我知道的是她对我确实非常好，我们的友情纯洁，深厚又真诚。 在我少年时，老师要我写我的志愿，我说我要当个天文学家，在我当时一个上海少年贫乏和枯燥的脑子中看到的所谓未来，就是进南京大学天文系，然后毕业，找一个贤惠漂亮的妻子，生几个听话的孩子，做一些所谓贡献，然后在孝敬的孩子的关怀下颐养天年。 现在回头看看我那时对我自己命运的设计是多么枯燥，干瘪和无味，在中国上海那个地方完成了我这样设计的已经有多少幸运儿，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毫无影响，而我不听话的命运几乎没有一件是按那个计划走过来的，将我搞成一个现在这样四不像的格丘山。 我没有进南大天文系，进了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我没有学什么机械，天天看小说，我没有毕业，当了个反动学生，我没有去干石油工作，被送到黑龙江北安农场劳改，我没有像摘帽时石油学院给我设计的在农场一辈子当农工， 而在一次与命运搏斗的谈话得到了转到大庆油田的机会，我不是为爱情结婚的，是为要房子结婚，妻子不但不贤惠，而且极左，听毛主席的话，将我当刑满释放的历史反动分子监督，我几次差点进监狱，我只想好好在大庆当个听话的平凡的有贡献的技术员，安度此生，可是命运又让我莫名其妙的出了点小名，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我一出名就惹了大祸，成了众矢之的，好在毛死了，没有政治运动，否则我又会再次成为反动分子。在大庆我是混不下去了，逼得走投无路，去考什么出国，我从没有想到我会考中，结果它考中了，就像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反动学生，我当了，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出国，只是想从那个研究所逃走，可是这一逃，是让我出国，我一听到出国就害怕，因为我反动学生的罪行中就有一条对社会主义刻骨仇恨，企图偷越国境，投奔资本主义，现在莫名其妙的不但让我出国，还让我到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那里去，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理来到美国，没有发现敌人，周围的学生差不多全是台湾人和高干子弟，我一下鸡犬升天，像做梦一样的混混沌沌的与台湾学生和共产党的高官子弟为伍，称兄道弟，快快乐乐的过了二年。然后打道班师回国，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石油大学教书，那是一个将我从校门赶出去的地方，我看到它的大门就战粟，命运现在就要这样阴差阳错，将我送回去，不过这次是请我回去，而且是管教育的石油部周付部长亲自下的调令，否则大庆不放。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被人踢来踢去的臭狗屎，而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只有一件事是我选择的，就在我前途如锦，好事不断，将我搞得心花怒放时，我毅然出国，放弃这一切，再次来到美国，以46岁的高龄当一个博士生，从零起步，从此将中国丢在滔滔大洋的彼岸，而且再不回头。 我的婚姻，也像我的命运一样不听话，因为除了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我必须要解除的，其他都非本愿。本质上我是个传统的男人，不喜欢离婚，也不喜欢惹花沾草。我每次结婚都罚誓，这次决不离婚，但是走到一定程度，身不由己的离婚又降临到我身上。我总是离婚时很痛苦，而事后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枉此离，以至今天两鬓苍苍时，回头看去，那一段段独立和美丽的婚姻，嵌镶着我生命的长龙中，像各种颜色的宝石一样发着蓝光，绿光，红光使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绚烂多彩和美丽。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天下的男人去离婚，我只是以一个有多次婚姻的人来回顾人生，所以这里我不必以一个道德模范来发言，而只是以一个不喜欢离婚，但有了很多婚姻经验的人来说话。那么我告诉天下的男人们，男人的价值只是思想和事业，女人才是真正的人生和生活，换一个女人就是换一个世界，有一个新女人，就有了一次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被上帝赶到这个多婚姻上来的不幸男人，我又是一个被上帝带到不同的人生中，有了比一般人远远丰富的人生经验的幸运男人。感谢我主，惧怕道德严森的我，绝对没有魄力和勇气来完成这样的杰作，之所以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他的带领和作品。 在我的众夫人中，我的第二任夫人刘燕盛是文化素质最高的大学老师，她也是第一个发现我写作价值的人。她读过很多书，也和外国人一起出版过书，当我摇摇摆摆开始学着写作时，有一天她非常认真的告诉我“大建，你写的东西比我看到的所有中国人写的东西都好”，我有些受不了了，奇怪地看着她，她非常平静，没有讨好我的意思，我知道她一向是一个内向，话不多的人。 在姓邵的将我抛弃之后，我曾经伤痛如绝，对婚姻再没有什么兴趣和期望， 加上我的孩子继承了我第一个妻子的山西基因，对我没有任何责任和关心，我立了遗嘱，万一死了，就默默离世，将我剩下的钱，赠给授我博士的母校，因为它们连续将五年的奖学金给了一个近五十岁的英文非常烂的外国老男人。我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准备赤条条的离去，就像那个女作家张爱玲一样，虽然我的才能与她不可比拟。当然我也再没有什么热情去找新妻子，红豆网上给我的信很多，我大部分都没有看。但是就像我的命运一样，我最不想要什么的时候，它就来了，这次来了一个初中的退休教师，而且是我老乡，直接闯入我的生活，打电话找我来了。这个故事的奇特使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上帝将她送来的。她长得很像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被我们在课堂上吵得经常哭的那个老师，由于什么力气都不化，我就一切听其自然，又开始了新生活。在新太太的职业习惯控制下，我们的对话和理解力都回到到了孩子水平，我理解这是上帝要我返璞归真，让我慢慢回到一个孩子，再去见他。 我会在未来的书上写上我每个生活过的女人，和跟她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珍贵的日子，她们确实各有特点，带来的是不同风格的生活。 我的一生就像一个骑着一头倔驴的布衣，西风老途，逆风行进，我要朝东，驴就朝西，搞得我当时不是很快乐，但是等我快走完路程的时候，回头望去，发现它带我所经过的历程远远超过我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的生命是为世界，为大自然，为神谱写的一首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