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命运的转变是从发表一篇文章开始的，在这此前，我在婚姻的打击和周围人际关系恶化下已经又慢慢掉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看来我大学的干部同学说的对，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为什么我们不整别人，要整你呢？ 厄运的再来仿佛更证明了这个说法。

而且情况可能比上次在大学中更糟糕，可谓内外交困，连年家庭折磨，办公室中人事排挤，以及常年的营养缺乏，强力的脑力活动，已经使我油干灯尽，身心交瘁，人像一根芦苇，风一吹就会倒。如果当时来个政治运动，我肯定又会重蹈复辙，戴上反动帽子。最坏的是我的身体太糟糕，不堪一击，随时会倒下来。

我用最后一口气在支撑，与65年形势不同的是毛泽东死了，邓小平刚上任，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叫得如雷贯耳，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别无良路，我必须用这最后一口气从这里面找条路来走出困境。

我用了全部力气写了 “美国钻井工业的科学化和自动化阶段”，送到兰州石油机械杂志，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与钻井有关的杂志，由一机部出版。很久没有回音，后来才知道那个杂志的编委不少是石油学院毕业的，都知道我是反动学生，登一个反动学生的作品对于毛泽东刚死的中国社会是不敢的，但是他们中又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这篇文章，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将这个皮球踢给我的单位，写了一封信问我的领导要不要发表。

钻井研究所是个基层研究单位，与生产密切相连，从来没有人发表理论性文章在全国性杂志，但我有个非常不一般的领导，黎孔昭，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三个人之一，没有这个人，我的路程可能在大庆就已经走完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将那段令人潸然泪下的经历告诉大家，它太悲惨了，悲惨到我没有勇气再去回顾，我根本不能去写它。

黎孔昭接到信后用电报回复杂志，可以发布，这些都发生在1978年。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篇文章将要为我打开一扇新的人生大门，我悲惨日子的前面显出了曙光，这篇文章轰动了钻井工业，石油部钻井司司长李XX和石油学校老教授刘希圣都看了，他们在努力猜测作者是什么人。

淹在中国千万技术人员中的我实在太渺小了，小到他们想要看到我都不容易，想要用手拉我一把都是够不到的，但是不管怎样，我的名字已经印入他们脑子中去了。

但这篇文章在研究所给我带来的却是难以想象的厄运，我在研究所属于默默无闻的孙子辈，研究所每月要评奖金，我从来都是无不例外的拿最低的三等奖，那里有很多工程师，而且遍布了复杂的关系网，我是孤家寡人，既无地位，又无帮系，现在居然发表文章，这样的好事应该是研究所最红的人才应该有的，大家非常愤怒。讽刺，打击和讥笑像雹冰一样向我头上倾泻而来，我被戏谑地称为黄博士，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称呼，与资产阶级白专联系在一起，我无可奈何，咬着牙听着。

这时候一个机会来临了，教育部发布通知国家要选拔一批优秀的人才到国外去培养，1979年，这个消息仍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去学习，人们难以相信耳朵。人们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仍充满敌意和戒心。大庆与美国签订了一个合同，让美国在大庆建立一个化工厂，在建立厂的时候，来了几个美国专家指导中国人怎么操作这些设备。这些美国专家不知道的是建厂的中国领导，天天在大庆的各个单位做报告，讲他们怎样政治挂帅，与美国人斗争，迫使他们在建厂过程中老老实实听中国指挥，大涨中国人的志气，做报告时， 不断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那种会议的气氛决不是鼓动和宣传出来的，听的人非常激动，认为讲的太好了。

面对这么一个要选派优秀人才去国外培养的通知，大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大家还没有从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梦中完全醒悟过来哩，这不是自己往虎口送死吗？

这时候有人想起了恶作剧，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黄博士吗？他可以去考。于是他们就抱着用蟋蟀草逗蟋蟀的心情来逗我了，黄博士，你不去考谁去考，我知道这是拿我开心。但是那几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小船，船上一只只大红鱼和大金鱼在跳跃，然后我就醒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的梦从当了反动学生和结婚以来一直是悲惨的，为什么出现这个呢？是不是暗示我应该去考出国。

后面的事情就是我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闭着眼睛去报了名，任嘲笑，讽刺，的乱石，冷箭像雨点一样向我射来，我咬着牙只当不知。考试的那天夜里正好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在“女儿出生的日子里”写道： 1979年农历二月初八夜深女儿出生了，像很多大庆职工一样，第二胎都不去医院，在家里生。助产师八九点钟就来我家了，但是女儿迟迟不出来，这样我就得为助产师做夜宵。家里什么也没有，就给她炸了一些花生米，熬了些粥，她也看不上眼，没有吃几口。等到午夜女儿才发出第一声哭声，姗姗来到世界。

助产师走后我忙得一团糟，首先想秤秤女儿多少重。那是一杆中国老秤，就是有秤砣的那种。我将女儿放到秤盘中，挂上秤砣，然后手提秤上的线，移秤砣平衡，这时线断了，女儿从秤盘中滚了出来，没法再秤了。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女儿出生时有多重。 然后就是泡奶粉，铺尿布......，忙到天亮也没有能睡一眼。就在那天的清晨六点钟，我去公共汽车站搭第一班12路车从八百晌到萨尔图，大庆市总部，参加出国考试。考了一整天，从英语考到数学和力学等基础课，我一夜没有睡觉，糊里糊涂的，自己也不知道胡做了些什么。可是奇怪的是在回家的路上，一股自己不可控制的心酸眼泪从眼睛中涌流出来，一种恍恍惚惚我的苦日子快到头的预感，在我前面闪烁，好象命运正在为我打开一尊新门。

它终于来了，虽然像我女儿一样姗姗来迟，来在我身心交瘁，已经快要挺不住的时候，一个阴冷的晚冬初春交接的时节。 我当时不知道的是这次考试只是初试，以后还有二次石油部试和教育部试，一直到80年才正式确定了出国的资格。 在这漫长的二年考试中，我常常被研究所的知识分子作为开心的对象： 啊，黄博士，你不是出国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 哇, 黄博士，你这么快就从国外回来了！ 等等。 现在我回看这一切的时候，我并不将这些讽刺看成对我的打击，不正是这些力量拱着我不能停下来吗？推着我在身心交瘁中拼着一口气走了下去。而这一切都发生在 1979年和1980年那两年之中。 我怎么能忘记它们呢？ 2000年我从美国重访大庆的时候，到了大庆组织部， 组织部的老王告诉我，在我出国的那段日子里，组织部的门槛都被踩烂了，那么多的人来请求将我的出国资格取消，因为这个人是典型的只专不红，到了国外不会回来的。 但是组织部挺住了：我们不能拿，因为大庆只有这么一个人，我们拿下来就没有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真是幸运啊！这是一条多么细的缝，我竟然从里面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