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消费：需求与产业纵向结构的均衡

—-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六

 问：“之五”的表1中第一层次要讲的，是怎样的消费结构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而第二层次要讲的，则是怎样的消费总量，怎样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结构，才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可以这样理解吗？

答：是的。

问：这个总量又怎样使效用最大化呢？不是有怎样的生产力就有怎样的消费总量吗？

答：在“之二”“之三”“之四”中，都论述过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重复，不过还是想作一些简单扼要的说明。如果我们想展开这方面的讨论，不妨再次放上“之五”中的表1，以利于理解。

问：你要说的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呢？

答：我要说的是，消费总量是否均衡的问题，确确实实是这个总量能否使社会持续获得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因为国民收入中存在一个消费总量与储蓄→投资总量的比例结构，前者非均衡占比过小或过大，或消长对应的后者非均衡地占比过大或过小，最终都会使消费总量低于可能的最大值，并导致经济的不均衡不稳定。

问：怎样理解呢？

答：为简化问题使它变得更易理解，我们还是用原始部落为例。假设有部落1和部落2两个部落，都以锄头、镰刀…为主要工具，两部落在某经济起点时的人口数量、结构以及技术、资源等要素都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此后部落1每年劳动力的增长率是1％，而部落2是2％。由于生产能力相同，所以部落2每年为新增劳动力而添加锄头等工具所用的劳动量，在其总劳动量中所占的比，都是部落1的2倍。这种添加工具所用劳动在总劳动量中占比的不同，亦是生产结构的不同，但这两种不同的生产结构，分别对两个部落来说，都是最合理，总量上最大可能满足其生活的生产结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均衡的。如果反过来，部落2用部落1的劳动量分配结构生产，部落1用部落2的劳动量分配结构来生产，结果又如何呢？结果是：部落2无法满足新增劳动力对新添劳动工具的需要，导致劳动力闲置，生产力无法充分利用和生活水平下降，如果后面的讨论用到这个例子时，简称其为“不均衡结构1”；而部落1会浪费部分劳动，去生产过多（剩）的锄头等工具并闲置起来，而没有把这部分劳动直接用在生活用品的生产，把部落1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最高可能的程度，我们简称此例为“不均衡结构2”。这两种不均衡结构，都是部落无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结构。

问：这部落的生产结构跟我们今天的生产有何关系？差得太远了，毫无实际意义。

答：毛泽东时代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性质上就是“不均衡结构1”，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免强维持生存，甚至都达不到低消费水平的情况下，消费就已经在国民收入中占有过大的比例，投资严重不足。其他不说，仅此就足以使经济远低于潜在的水平，产能严重不足导致数以亿计的显、隐性闲置劳动力出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在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的高速增长后，出现的产能过剩及与产能过剩大量闲置相关的高失业，实质上就是“不均衡结构2”的结果。今天生产规模的巨大和结构的复杂程度，与部落的生产相比确是一个天一个地，无法相比的，但有些实质性的关系是相同的。在部落经济中，头头们经过商量就确定了要增加多少工具，也决定了部落能有多大的消费量。工具过多或不足，凭直觉就知道到了，因此结构失衡的规模及其损害总是有限的。毛时代的中国，其他不说，就结构而言，有谁感觉得到或论证过投资及产能的不足呢？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又有谁感觉得到或论证过投资、资本品、生产资料增长过快，而消费不足呢？当今社会生产中结构失衡规模如此巨大，要恢复经济平衡所需的破坏力也必然是巨大的。

问：为什么现代社会常常会生产出太多太多闲置的“锄头”，就是不把这白白浪费掉的劳动，最大可能用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呢？神经病吗？

答：这里有我要强调的第二个要点。假设上述部落的头目，突然想把部落中的财富占为私有，你认为部落生产的什么产品，能使他私有的财产不断增大呢？当然是那些锄头、镰刀…和房子，而不是部落成员天天在消费的食物和用品。同样的道理，今天人们投资的目的是财富的增值，什么产品的增长能承载他们财富的增值呢？从产品的宏观结构来看，当然不是那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增长，只有那些有形无形的资本品，矿产、钢铁、机器、厂房、办公楼、技术、品牌…，还有投资性质的房地产。只有当产能不足，即这些资本品相对于劳动人口不足，且失业严重，出现“不均衡结构1”时，资本才有可能不均衡地高速增长。资本品不正常地高速增长，又必须有不正常的失业者的高速投入去匹配，才使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表面看来就跟正常的经济增长一模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时代的“不均衡结构1”迅速向“不均衡结构2”转变，只有当失业人口消失，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无法支撑资本品非正常的高速增长时，“不均衡结构2”的后果才突然显现，出现产能过剩，投资萎缩，跟着就是投资萎缩后的失业率高企。当然，这种结构失衡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因素，我在许多文章中都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说了。

问：你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神经病式地反反复复要生产过多的“锄头”，反复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面必然是消费过低，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答：我在“之二”、“之三”、“之四”都说过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不公。收入主要就是投资利润和工作薪酬这两种，它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此消彼长。过低的薪酬收入和低福利，首先就压低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力，而过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和高利息，又激化了人们包括工薪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和投资欲望，全民压抑消费去增加投资。那什么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呢？公平的收入分配，本质上是一种投资与消费的价格信号，引导着居民收入的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这个信号的公平性，就是要告许人们，用于经济均衡发展的新增投资品是社会的必要，这个社会必需要的量是一定的；不仅如此，投入产出分析法已无可争议地说明，它是每期生产的最终产品中一个不用于消费的部分，直到永远；因此，滿足这个需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从他们每期的劳动收入中抽出，直到永远，否则将无法满足这个需求。多收入的（资本家等）要多付出多储蓄多投资，少收入的少付出少储蓄，甚至零或负储蓄，汇总以满足这个需要（详见“之四”）。公平的收入分配，利润和工薪的合理占比，是用一种利益机制向社会发出正确的信号，储蓄和投资这样多就好了，刚好满足劳动人口和技术进步对资本品积累的需要。太多会出现资本品的闲置和浪费，当然也是劳动力的浪费；太少则导致劳动力的闲置和浪费。这就是收入分配公平的本意，它与经济的均衡和社会获效用最大化是三位一体的。由于近现代大多数社会经济体制下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偏向利润收入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这种偏向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才导致人们高投资底消费的倾向更严重，加上我对上一问的回复，就简要地回答了为什么现代社会常常会生产出太多太多闲置的“锄头”，太多太多过剩的钢铁、厂房、机器…，就是不把这白白浪费掉的劳动，最大可能用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上的问题。

问：关于第二层次结构均衡和效用最大化，你还有其他要强调的内容吗？

答：我想用图1来说明最后要强调的要点。图中用AB线表示经济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增长，亦是经济的均衡增长

钱，社会能从总量上获效用最大化的增长线。但经济完全实现这一增长的可能性近于零，由于失衡，实际的经济总是反复或持续跌落到这条增长线之下。C是均衡增长线AB之下的一个点，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并假设产能处不足状态(我们说过，产能不足和大量失业，是经济超均衡高速增长的两个必要条件)。由于劳动力可任意供给，以C为起点，经济可能有许多完全不同的增长，图1中画出CD、CB、CE、CF几种增长状态，其中每一条增长曲线的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与增长速度相关的结构体系，这些体系是互不相容的。CF、CE是中国毛时代、北朝鲜、委内瑞拉…的状态；CD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或经济周期中繁荣期的状态。图1中除了罕见的经济均衡增长AB和平稳衔接均衡增长的CB外，其他的经济增长都是常见的。面对这些不同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学家在内，人们普遍都是就事论事，经济走到那说到那。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处在高速增长的H点时，全世界都为之高唱赞歌，投以羨慕的眼光，纷纷追加投资扩大产能；当经济高速冲击D点，开始出现“民工荒”时，才惊呼产能的过剩和劳工的不足；当今天经济处于不断下行的G点时，又开始讨论金融、房地产、债务、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贸易保护、流动性、泡沫经济、资本外流、失业、返贫等等大量明显展现出来的问题，提出种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急救方案。没有人去认识，去揭示中国经济从H到D再到G，是一个前因后果的完整过程。要实现均衡的AB增长，所需要的收入分配关系，储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从产业链最上游到终端消费的纵向需求、产业和供给结构，以及资金、资源和劳动力配置结构，所有这整个纵向结构体系，与背后推动经济沿CD非均衡高速增长的那个纵向结构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纵向结构体系。当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处于图1中的H…点，人们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呼雀跃时，有谁会认为，这速度本身就是问题，它对应着一整个失衡的结构体系呢？当经济以这样一种非均衡均的高速增一直冲到D点时，经济已无法继续以这样的速度超越AB线，失业人口消失后的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技术进步，约束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经济也无法沿着AB均衡地增长，因为经济沿CD所形成的整个结构体系，与经济沿AB增长所要求的结构体系是不相容的。纵向结构的调整，绝不象横向产业结构的调整那么简单。圆珠笔等商品供过于求了，衣服等商品供不应求，市场通过前者的价格下调，后者的价格上升，就趋于平衡了。但资本品、生产资料、产能超过经济均衡增长的需要，而消费品总量低于社会能获效用最大化的量（或情况相反）时，要恢复均衡，就不是价格比值调整就可以实现的了。因为当去产能过剩并减投资时，你是无法增大消费的，而是消费必然跟随投资一起下降，反过来，消费下降又进一步拉低投资，这里不会有衣服与原珠笔那种一升一降的调整。在D点之后对失衡的整个纵向结构体系的调整，必然是破坏性的。纵向结构的这一特点，使高速撞在AB上的经济被硬生生反弹向G点，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处境。

问：投资萎缩的结果，必然是失业增加消费萎缩，不明白的是，目前中国有那么多失业者，为什么就不能象C点、H点的失业者那样推着经济高速增长呢？

答：中国经济增长到D点时，已充分显现从C点到D点的高速增长中，已积累性结构性地生产出太多无用的，超过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所需要的资本品和产能，就必须用一段长时间才能消除过剩的产能。C点、H点时的高失业与G点时的高失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面对产能不足，一个面对产能过剩。当年数以亿计隐性失业的农民两手空空陆续进城，要添加多少资本品才能满足他们参与非农生产的需要，这就是投资及其所获财富能高速增长的条件。再看看今天的钢铁、水泥、机械、厂房、写字楼，还有过度投资吹起的房地产泡沫，中国在G面对如此严重的产能过剩，谁能告诉我其中还有哪一个项目能高速增长，来承载投资所获财富的高速增长呢？没有，就必然减产，减投资，增失业。这就是在D点不会有高投资、经济高增长和失业率必然攀升的原因。

问：资本品生产过剩，而消费品生产不足，这是结构性失衡，发多点货币给老百姓去消费，再让有钱人投资去生产更多消费品，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答：从局部的、个别投资者的情况来看，投资于消费品的生产是能赚钱，获财富增值的。但从全局、宏观的角度来看，消费是无法使投资者实现资本或财富高速积累的，因此派发货币增促消费对投资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加上无论是资本品还是消费品，生产所需的产能都已全面过剩，制衣厂的厂房、机器、布匹…都已过剩，你还要投资新建制衣的厂房、购买机器和布匹吗？但又只有这些资本品保持原速继续高速增长，才能适应已经形成的纵向结构体系。这就是非均衡高速增长的结构体系与均衡增长的结构体系，在D点的硬碰硬，和随后对失衡结构进行破坏的调整，即经济危机。

问：你前面说：“没有人去认识，去揭示中国经济从H到D再到G，是一个前因后果的完整过程。”也包括你在内吗？

答：这是对别人都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而感到失望时常用的表达方式。直到今天，当中国经济陷入危机时，人们还念念不忘十多年前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消费虽增长缓慢但仍是稳步提高的日子。你看到有人指出,今天的危机正是当年高投资低消费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果吗？早在2003年我发表的专著中，就从表1那四个层次经济均衡的原理出发，在分析了中国经济非均衡的高速增长后指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还会特续一个较长时期，但迟早也会结束的。…在它接近均衡增长的过程中，必须控制好经济增长的速度。…使经济真正能与均衡增长相衔接而不是相碰撞（该文有用到近于本文图1中经济沿CB增长的模型来说明）。这也是最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在2007年4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上，我的宣讲论文《经济均衡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中又写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沿着图3中的AB（本文图1中是CD）方向直线甚至加速冲向作为经济增长上限的EF（本文图1中是AB）,与此同时,过剩劳动力也在逐渐减少，加上人口老化问题的突显，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态势,10～20年内,中国经济就会高速撞向以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为约束条件之一的均衡增长线上。‘硬着陆’的结果当然是经济的巨大破坏和损失。但目前我们还有机会选择‘软着陆’的方式去衔接经济的均衡增长，如图3中的AF（本文图1中是CB）曲线那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论文集《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9：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的《经济均衡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一文，第259页。）方法是压低投资，增大消费，以控制经济增速。此后我在许多论文中都谈到这个问题，但人微言轻，没有人相信我的意见。相反，2008危机后，在中国已经严重过度投资的情况下，用4万亿投资“救市”，去完成经济撞向潜在增长上限的最后冲击，结果就是中国的今天。

问：要用多长时间，中国经济才会复苏呢？

答：经济体的规模越大，偏离均衡、偏离效用最大化的程度越大，对经济的破坏力就越大，经济从下滑到复苏，向均衡位回归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图2是描述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模型。图中的AB是经济均衡增长的曲线；AB与EF之间的部分是GDP中资本品产出的部分，是刚好滿足持续充分就业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实现经济均衡增长所需的部分；EF是消费品实现最大可能的增长线，社会从GDP中能获效用最大化的曲线。实际的社会消费总量偏离最大化，低于EF，无论偏离多少，经济都处在失衡状态，不同的只是失衡程度及其造成破坏力的大小。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沿CD以远高于AB的速度增长。速度的背后就是结构，没有

远高于均衡的高投资，远低于均衡的低消费，就不会有远高,中国均衡的经济高速增长，这已不需要再次去论证。因此，这种超高速增长本身就是问题，并不值得庆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是一种官商勾结，能最强有力压迫普通劳动者的体制，收入分配是世界上最不公的国家之一，导致GDP中的消费倾向非常低，最终消费率不断下滑至百分之五十几，而多数国家都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当经济高速冲到D时，中国的消费总量IT远低于最大化的消费总量GT，是世界上偏离均衡最严重的状态之一，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方面，资本品的产出DI远超过劳动人口自然增所需要资本品增量DG，导致产能过剩。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资本品积累的一个增量，重要的是资本品的存量及其结构。在CDIH内所积累起来的资本品的上下游纵向结构，及相应的整个结构体系，正是当期产出的投资品DI与消费品IT比例不均衡的结构。这是一个惯性力极强的结构体系，特别在既定收入分配结构下，是绝不可能将消费品的产出在短时间内提升到均衡水平的GT，将资本品产出压缩到均衡水平的DG，它只适应经济沿着一条不可能实现的CD的延长线，继续高速增长，这才是要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多年，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主要实现在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必须配备的资本品、生产资料的增长上，所形成的纵向经济结构，要求继续维持有数亿计的农民工空降于非农产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它与均衡增长所要求的结构体系发生严重的冲突。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过30年的失落期，经济才从停滞中恢复过来，其原因也是这种偏离效用最大化的失衡。而中国经济的失衡，无论在规模和偏离均衡的程度上，都远超当年的日本，经济走到复苏所需的时间，应比日本的失落期更长。如果习近平要把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那个没有投资积极性和技术创新欲的经济，经济只会离潜在的、均衡的增长线AB越来越远，如图2中的JK那样，经济复苏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问：怎样才能使失业严重、产能不足的落后经济体，追上并平稳对接均衡的经济增长AB呢？

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认为，本期的两大部类生产结构如何，就确定了下期、再下期的两大部类结构及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错误的。市场经济的纵向结构，是一个可调的结构。但这结构的调整是无法急调的，就象汽车急转弯一定会翻车一样。一个要追上均衡增长的经济，从追赶的初期到后期，增长速度从高速逐渐降到与均衡增长持平，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完成的。如图1中的CB增长那样，当经济到达B点时，不仅增长速度与均衡增长衔接了，其速度背后的结构也与均衡增长衔接了。虽然我们很难精准地做到衔接，但只要我们按此思路去操作，逐渐增大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更接近于衔接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软着陆。事实上二十年前，我曾将含有此思路的专著寄给时任总理温家宝，希望他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均衡的问题。也许书根本寄不到他手里，也许他收到也不会看，也许他不同意我们观点，但那数万亿财政投资后，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已成事实。

问：不同意你的观点，近十年来，我国经济不是在逐渐减速吗，按你的说法，纵向经济结构不是应该转向均衡了吗？你怎样解释？

答：我在“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二”中，在回答“劳动力已从过剩转为不足，为什房地产投资还能高速增长，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吹起的主要泡沫总是房地产，这与你的理论不是相矛盾吗？”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已解答了你的疑问。我不想重复，只是强调，当实体经济高速冲到图2中的拐点D，资本在耗费大量劳力的实体经济难以找到投资出路时，许多国家都一样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劳力消耗增量不多的泡沫经济。它绝非是高投资低消费经济向消费的转型，而是非均衡高投资低消费经济的最后阶段，日本曾经如此，中国近十年来也如此。大量过剩资本涌入泡沫经济找寻出路的过程，也是资本投资要最后抽干消费资金的过程，它没有改变既成的纵向结构，而是经济处于拐的过程中。用种种政策人为延长这一过程，使泡沫越吹越大，只会把消费资金抽得越干净，甚至用债务抽走了很多人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一但吹入泡沫的资金无以为继，泡沫破裂后，其中巨大的虚幻价值烟消云散，退潮后的裸泳者原形毕露。经这一阶段，资金、财富向更少的人手里集中，更多的人变得更穷，一朝回到毛时代（不是解放前）。这种不公平使有钱的难以投资，投资萎缩后的失业使穷人更穷，穷人更穷消费萎缩，又使有钱的更难投资，如此循环，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现实。纵向经济结构从非均衡生长的阶段，拐向该结构被破坏的阶段时，经济增长速度与纵向结构在前一阶段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后一阶段是不存在的。

附：我在《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二）》中加了一个附件《怎样用失业率走势图进行投资》，内容与本文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可供参考。近来形势已有新的发展，稍加评论，再附本文之后。

《怎样用失业率走势图进行投资》原文：“下图（参考资料见正文图3）是美国投资、消费增速和失业的

走势图，…观察其失业率走势图。我们设想2023年后失业率的三种走势，用虚线1、2、3表示。（一）如果天上有足够的劳动者不断掉下来投入生产，那么失业率就可以穿过0失业率线继续下冲，如虚线1，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并与之前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纵向生产结构所要求的一至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二）失业率在充分就业区内平稳向前运行，如虚线２，这是最理想的均衡增长，但自2010年以来积累性形成的经济纵向结构，与它要求的纵向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实现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那么失业率曲线走势的唯一可能，就是虚线３了。看看失业率曲线百多年的走势，当它直冲向充分就业区后，无一例外都如３一样反弹，失业率上涨，投资委缩，经济增长下滑，对失衡的经济进行修正。用这条失业率曲线来预判经济波动走势，比任何投资技术指数都更可靠，因为它不是经验的总结，而是有坚实的理论为基础：失业率高速下降冲到充分就业区时，与充分就业必有严重的结构冲突。目前美国的就业率已冲到如此低位，我想，精明的投资就知道该如何操作，他们比我不知聪明多少了。”

如果我们把图中失业率曲线因新冠病疫情期间不正常波动的部分略去，用虚线将双谷底连接起来，就会看到疫情前后的失业率，应处在一个完美波谷区，谷区前是一个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长的失业率下行区间，且创了新低。曲线可见，70多年来，失业率的这类下行，没一次不引起反弹的。失业率反弹，就意味着经济衰退，美联储最近调降利率，正是失业率大幅反弹前的征兆。许多非常有影向力的政经评论家，例如萧若元、吴嘉隆等，他们对美国降息后经济走势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在上文中指出，美国失业率在新冠疫情前后跌入谷低后的走势，唯一可能就是虚线3的失业率反弹，经济衰退。但他们则选择虚线2，甚至完全不可能的虚线1，经济平稳甚至高增长。他们认识不到，美国自2010年以来，推动失业率快速下降，经济高增长的那个失衡的结构体系并没有改变，它与虚线2所要求的结构体系是不相容的，只适应天上继续有大量失业人口掉下来，继续以之前失业率下降时的速度投入劳动力进行的生产，因此虚线1和2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程度当然没有中国的严重，失业率反弹和经济衰退也会轻很多，但仍是必然的。我与大多数政经评论家不同的是，他们多从现象、经验和数字统计出发作出判断，我则试图从基础理论出发作出判断。目前美国失业率上升的势头，似乎正在证实我的理论和判断（见下图），如不出意外，今后一两年内就是美国劳动失业率快速上升，经济下滑的时段，我会继续关注。当然，读者也不必在意我的观点，就看看它是否成真吧。

美国2010年以来的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