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氣數將盡的國民黨政府對關押的中共和愛國民主人士展開了屠殺。
例如在11月27日，國民黨特務就在重慶渣滓洞和白公館下手。
而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已經指日可待之時，全國竟然有1萬多“政治犯”被釋放了！
這是為什麼呢？原來這些同志都是國民黨政府的末代最高檢察長楊兆龍設法營救出的。此後，這位法學專家又為新中國的司法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楊兆龍
然而，在1957年，他卻因為一篇文章獲罪，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出獄。
那麼，這位楊兆龍有着怎樣的經歷？
他是如何營救出那麼多被捕的中共黨員？
而他又是因什麼樣的文章獲罪的呢？
學霸
本文要說的這位楊兆龍，能說6種外語，精通英美和大陸兩大法系，是民國時期法學界的罕見奇才。
楊兆龍出生於1904年，是江蘇金壇東崗村人。家裡只是普通農民，不甚富裕。
讀完私塾和小學後，12歲的楊兆龍考入了一所美國人在鎮江開的教會中學。他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主要是因為家裡窮，而教會學校的學費低，有時還能免費，並且，優秀學生能拿到大額的獎學金。
在就讀的6年裡，楊兆龍只有1年沒拿到獎學金。
1922年，18歲的楊兆龍考入了燕京大學，不過，他當時學的並不是法律，而是哲學。其實，因為家裡窮，他當初想學醫，好在在畢業後能謀份好差事。可學醫要7年，家裡供不起，他只能先湊合着學哲學了。
但是，無論學生們，學霸就是學霸，楊兆龍用了兩年就修滿了所有學分，以優異成績拿到學位，提前畢業。畢業後，他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介紹下，轉到東吳大學法學院繼續學習。
當時的東吳大學法學課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在1925年便引進了美國盛行的判例教學法。這時，楊兆龍正好上大二，所以成為了中國法學界較早就出道英美法系的學生。
因為教學方法參考了美國，所以，東吳法學院是全英文授課，楊兆龍在40多門課程的考試中都拿到90多分，而且，都是用英語答卷。法學院院長吳經熊對這位高徒是青睞有加。
1927年，學霸順利畢業。
那時候，東吳的畢業生，尤其是法學院畢業生的首選出路是出國，而楊兆龍在中學時上的是教會私立，沒法拿到省內保送的資格，自費又太貴，所以，只能作罷。在畢業的4個月後，他順利拿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律師證，並在老院長吳經熊的推薦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臨時法院做事，專門負責華洋糾紛。
在任上，楊兆龍秉公執法，從來不怕和外國陪審領事較勁兒，堅決維護了中國人的合法權益。在首次出庭中，他就判決一位無辜的中國人力車車夫無罪釋放。可是，因為經常得罪洋人，他最終被辭退了。
1931年，楊兆龍到了南京，在司法行政部的秘書處擔任了外事科科長。當年，美國哈佛大學的法學院院長龐德訪華，就是他負責接待，並給龐德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裡要插一句的是，其實這位龐德不叫龐德，這個龐德是楊兆龍在10幾年之後幫他起的中文名。
不得不說，楊兆龍和龐德的相識真是天意。3年後，在老院長吳經熊向龐德的推薦下，哈佛法學院破格錄取楊兆龍為博士研究生。
在哈佛期間，楊兆龍預感到國民政府會對歐美司法進行考察，便自學了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
1934年，中國駐英大使鄭天錫率團考察歐美司法的時候，楊兆龍便是代表團成員之一。這次考察，他不但練熟了外語，還開闊了眼界，並長了不少對西方司法制度和實踐的見識。
楊兆龍畢業時，龐德親自主持了他長達4個小時的論文答辯。最終，他的論文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一致讚譽。並且，他和龐德也結下了終生的師生情誼。
在龐德的推薦下，楊兆龍在畢業後又到柏林大學法學院深造，在此期間，他又掌握了俄語等3種語言，並成為中國法學界難得的、精通英美和大陸兩大法系的奇才。
本來，他還想到蘇聯等國考察，但是，一件大事使他毅然放棄了這個原定計劃。
專家
1936年，隨着日本進一步侵華，楊兆龍毅然放棄原定的出訪計劃，返回國內，投入到抗日大業。
回國後，他先後擔任了司法行政部的法制專員和國家資源委員會的技術專家，專門研究戰時期間的立法問題，並負責起草了《國民總動員法》等多項相關法令。
1944年2月，日本已經日薄西山，國民政府成立了跨多部門的、專門調查日偽罪行的委員會，楊兆龍受聘，擔任委員。
抗戰勝利後，楊兆龍奉命成立戰犯罪證調查室，並組織700多名工作人員收集了30多萬件有關鬼子侵華罪行的材料。
這些材料在楊兆龍親自審定後，一部分呈送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其餘轉交給國內的戰犯審判委員會。這些材料為審判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提供了充足而有力的證據。
此外，他還親自起草了懲治日本戰犯和漢奸的相關條例，為國內審判這些禽獸和敗類提供了法律依據。
與此同時，楊兆龍還在忙着另一件大事，那就是邀請自己的恩師龐德來華，來華擔任司法行政部的顧問，協助國民政府重建戰後法制。也就是在此期間，他為恩師起了中文名字~龐德，意為“偉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美德”。
1946年6月，龐德夫婦抵達南京，並在隨後的大半年的時間裡，對中國的法制情況進行了詳細研究，而楊兆龍則進行了大量的翻譯和協助工作。
中國當時實行的是大陸法系，龐德對此給予了極高評價，並建議組織大批中國專家來制定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的法律巨著。
1946年9月，楊兆龍率中國司法代表團隨龐德夫婦回到美國。在哈佛，他和龐德一起草擬了這部法學巨著的大綱。
1948年，楊兆龍被海牙國際法學院評選為全球50位傑出法學家之一。另一位享此殊榮的中國法學家是王寵惠先生。
不過，楊兆龍的個人成就也不能掩蓋國民黨政府的頹勢。在他獲獎時，蔣介石的統治已經風雨飄搖，國內大規模的司法重建只能中斷。
在解放軍在各條展現勢如破竹之際，荷蘭國際法學院邀請楊兆龍前去任教；加拿大一所法學院希望聘請他擔任終身教授；龐德也好幾次邀請他回到哈佛。陳立夫的老婆甚至還給他寄去飛到台灣的機票。
對此，楊兆龍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時，國民黨最高法院檢察署的最高檢察長已經辭職，國民黨高層想請他接任。
但楊兆龍不是國民黨黨員，也不想再涉足政治，所以一度婉拒。可他的小姨子沙軼因卻特別想讓他接下這個差事。
這是因為沙軼因是中共黨員，而她的上級領導希望楊兆龍能設法營救在“520運動”中被捕的我黨同志和進步學生。
沙軼因將此事和盤托出後，楊兆龍雖然知道國民黨已經氣數已盡，但也知道如果幫中共的忙，風險也是極大。
那麼，楊兆龍該如何是好呢？
楊兆龍左思右想之後，認為事關重大，不能光憑小姨子的一句話，就貿然行動，所以，他希望中共能有正式代表出面，來商談此事為妥。
得知此事後，擔任當時的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的陳修良同志當即拍板，委託策反部的白沙同時和沙軼因一起去做楊兆龍的工作。
可以說，白沙與楊兆龍的會面非常成功，兩人相談甚歡。同時，沙軼因也做通了姐姐沙溯因的工作，沙溯因也勸丈夫來幫中共的忙。
最終，楊兆龍同意了中共的要求，接任了國民黨的末代最高法檢察署的檢察長。
楊兆龍上任時，國共正在北平進行和談。按常理，總統可以進行大赦。不過，這個大赦法令必須要由行政院的院長副署。
於是，楊兆龍在做通了代總統李宗仁的工作後，又說服了擔任司法部部長的老朋友張知本幫助推動對政治犯的大赦。張知本是近代中國四大法學家之一，曾擔任過武昌軍政司法部長、國民黨湖北省政府主席，還籌建了武漢大學，1933年其在主持起草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和《五·五憲章》。楊兆龍與張知本曾在30年代共過事，彼此互相了解，交情深厚。於是，楊兆龍坦誠地向張知本建議，希望他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釋放政治犯的提案，挽救那些被關押的進步青年。
隨後，楊兆龍安排檢察署草擬了釋放全國政治犯的訓令。張知本作為上級領導，則帶着這份訓令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動議。
雖然這個動議遭到了何應欽等一種老反革命分子的極力反對，但最終還是獲得通過。李宗仁則直接在大赦令上簽了字。
楊兆龍拿到總統簽字的通令後，立即用代電方式通告尚在國民黨政府掌控範圍的江蘇、安徽、浙江等十幾個法院檢察院立即執行。
根據各地法院向楊兆龍反饋的執行情況，除南京釋放了包括朱成學、華彬請、李飛三人等100餘人外，全國共有一萬餘所謂的“政治犯”因這一指令得以釋放。
本來，中共這邊認為楊兆龍能把關押在南京的中共同志和中央大學的幾名學生營救出來就不簡單了。可誰也沒想到，在楊兆龍的努力下，竟然有1萬多名“政治犯”獲釋。
上海解放後，陳修良特意到楊兆龍的家中登門道謝，而且，每次和楊兆龍遇到被釋放的學生時，陳修良都會對大家說：“快來謝謝你們的救命大恩人！”
晚年時，楊兆龍回憶此事時，說道：“這些能伸張正義的事情，本來就是我一輩子希望做的。”
1950年，楊兆龍從南京大學調任到母校東吳大學，擔任了法學院院長，為我國的司法建設和人才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很多講解對我國司法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新中國成立後，關於新的司法建設要不要從原有的司法制度進行一些繼承和借鑑，國內有很大爭議。為此，楊兆龍寫了一篇專門的論文，從法律的階級性和繼承性兩方面，進行了詳細闡述。
而就是這篇文章卻給他帶來了牢獄之災。
1957年6月，楊兆龍被扣了“右”的帽子，含冤入獄，直到1975年，71歲的老專家才被特赦出獄。
1979年4月1日，楊兆龍因病去世。
1980年，楊兆龍終於獲得平反，並恢復了名譽。
2004年11月27～28日，楊兆龍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及學術思想研討會在蘇州大學舉行，經他營救倖免於難且尚健在的老共產黨員們，紛紛齊齊聚在楊兆龍的遺像前，再三鞠躬，感念他的救命之恩！
斯人已逝，但楊先生那深沉的家國情懷仍在感動着無數晚輩，而他在半個世紀之前提出的司法遠見至今仍在熠熠生輝，給後人以良多啟迪。隨着中國法制的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楊兆龍這位偉大而又默默耕耘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