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歧途渣滓洞，尊崇江姐認同鄉。

刑場槍下留一命，耄耋依然正氣揚。

話說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四川省榮縣的鄉間小學堂里，黃茂才正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一個“人”字。粉筆頭短得幾乎捏不住了，他的手指有些發抖——不是天冷，是心下莫名地不安。

孩子們跟着他念：“人——人——”

這時候教室的門被推開了。不是推，是撞開的，帶着一股外面的冷風。兩個穿公安制服的人站在門口，其中一個看了看黃茂才，又看了看手裡的紙片，點了點頭。

“黃茂才同志，跟我們走一趟。”

黃茂才把粉筆頭擱在講台上，擱得很穩。他回頭看了一眼孩子們，孩子們也看着他，眼睛又大又亮。

他沒問為什麼，直接去了鄉政府。

“有人舉報你是特務，在渣滓洞迫害過革命同志。”鄉政府的土坯房裡，辦案人員的聲音隔着一層煙霧傳來。黃茂才張了張嘴，喉嚨發緊，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他想解釋，卻不知道從何說起——那些在渣滓洞的日子，像蒙了灰的舊賬本，一頁頁都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細節。後來又轉到縣公安局，人們問他許多話。問他渣滓洞的事，問他認不認識江竹筠，問他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什麼地方。

黃茂才一一回答了。他說他當過看守，當過管理員，他說他認識江姐，說江姐對他很好，說他也幫江姐做過事。

做筆錄的人沒有抬頭，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

最後一個人對他說：“黃茂才，你被判了死刑。公判大會定在七月二十日。”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與他無關的文件。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榮縣的太陽毒得厲害。公判大會的台子搭在曬穀場上，周圍擠滿了人。山民們的臉被太陽曬得通紅，眼神里滿是痛恨。“槍斃特務！”“為江姐報仇！”的喊聲此起彼伏，像浪潮一樣拍打着黃茂才的耳膜。他被反綁着雙手，跪在台子上，汗水混着塵土往下淌，浸透了衣衫。

黃茂才被押上台的時候，腿有些軟。他後來對人說，不是怕死，是那陣勢太大了，大得一個人覺着自己小得像一粒灰。

就在行刑的人把他按下去、槍口抵住後腦勺的那一剎那，他忽然喊了出來。那個聲音不像是從他嗓子裡出來的，像是從胸腔里、從骨頭縫裡擠出來的，嘶啞得幾乎破了：

“我不是殺人兇手！我為江姐做了很多事！”

周圍很靜。壩子上幾千人忽然都靜了。連風都停了。

負責行刑的人皺了皺眉，揮了揮手，把他押了回去。“江姐”這兩個字，分量太重了，沒人敢冒殺錯人的風險。

黃茂才想起一九四六年的那個春天。母親提着一籃雞蛋，拉着他去見東家劉重威。母親哭得渾身發抖，求劉重威帶他離開，免得被抓壯丁。劉重威穿着筆挺的軍裝，身邊的衛兵前呼後擁。他看了黃茂才一眼，說：“讀過書？那就跟我走吧，做個文書。”那時的黃茂才想不到，這一步會把他拖進怎樣的漩渦。

川康綏靖公署的院子很大，青磚鋪地，走上去咚咚作響。黃茂才手腳麻利，很快被提拔為少尉司書。半年後，劉重威要推薦人去重慶充實特務力量，把他列了進去。“到了重慶，多聽徐處長的話。”劉重威的部下叮囑他。

徐遠舉的辦公室很暗，煙味嗆人。他抬眼看了看黃茂才，問了幾個問題，皺着眉說：“不是特務出身，回去吧。”劉重威的部下急忙上前解釋，徐遠舉笑了笑，揮了揮手：“既然是劉副處長看中的人，就留下吧。”就這樣，黃茂才成了渣滓洞的看守。

渣滓洞的大門像一張怪獸的嘴，進去就讓人喘不過氣。所長李磊，也就是他們背後叫的“猩猩”，拍着桌子訓話：“這裡的人都是罪大惡極，盯緊點，出了事先掉你的腦袋。”管理組組長徐貴林，“貓頭鷹”，眼神陰鷙，說話像淬了毒。黃茂才嚇得連聲應承，心裡卻直發怵。

監獄裡的刑具室是黃茂才最不敢去的地方。老虎凳、辣椒水、帶刺的鋼鞭，整齊地擺放在那裡，散發着陰森的寒氣。每次聽到刑訊室傳來的慘叫聲，他都找藉口躲得遠遠的，胸口像被什麼東西揪着疼。他慢慢發現，那些被關押的“犯人”，並不像李磊說的那樣罪大惡極。他們說話溫和，待人有禮，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裡，眼裡也有光。反倒是那些看守，說話粗鄙，動輒打罵，渾身透着凶氣。

輪到他值日放風時，他就悄悄往遠處站，讓那些人能有機會說說話。看到他們偷偷傳遞小紙條，他就轉過身，假裝看天上的雲。他知道這樣做危險，但他控制不住自己——那些人的眼神，像極了家鄉田埂上，鄉親們期盼收成的眼神。

江竹筠被押進來那天，天陰沉沉的。黃茂才聽說過她，聽說她受了很多刑，卻一句口供都沒說。他主動申請押解她去牢房，走到走廊盡頭，看周圍沒人，輕聲說：“你是大山鋪鎮的？我是榮縣的，咱們是老鄉。有事……可以告訴我。”江竹筠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滿是警惕，點了點頭，沒說話。

後來，曾紫霞找他說話。這個比他小三歲的姑娘，說話輕聲細語，卻很有力量。“我們是為窮苦百姓奮鬥的，你的父母也是窮苦人，你該知道他們過的是什麼日子。”黃茂才聽着，心裡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他想起家鄉的田埂，想起父母彎腰勞作的背影，眼眶發熱。“我成了助紂為虐的幫凶。”他喃喃地說。

慢慢地，他開始幫他們做事。傳遞信件，帶報紙，送藥品。江竹筠給他塞過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小黃，多做對革命有益的事，你就是有功之臣。”他把紙條貼身放着，夜裡睡不着覺就拿出來看，字裡行間的信任，讓他覺得渾身有了力氣。

一九四九年正月初一，渣滓洞難得有了點生氣。他支走了其他看守，讓哨兵放寬警惕，看着江竹筠和同志們走出牢房，互送禮物，唱歌跳舞。那一刻，監獄裡的空氣好像都鮮活了起來。可就在這時，謝伯衡提前回來了，臉色鐵青地把所有人趕回了牢房。第二天，李磊把他罵得狗血淋頭，槍口頂着他的胸口：“再敢亂來，斃了你！”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江竹筠給他一封信託他送出。“這是給我兒子和表弟的。”她的聲音很輕，卻帶着決絕。黃茂才知道，這可能是她的絕筆信。他鄭重地接過，放進懷裡：“放心，我一定送到。”十一月十四日，重慶解放前夕，他聽到了江竹筠被害的消息，坐在宿舍里，哭了很久。

重慶解放前夕，他因為“不穩定”被遣返回家。臨走前，同志們給了他一封介紹信，讓他找獄外的同志。可重慶太亂了，他找了幾天都沒找到，為了安全，只好把信燒了。他以為回到家鄉就能安穩度日，卻沒想到，等待他的是這樣的命運。

公安部門查了很久，沒查到更多線索，最終判了他無期徒刑。勞改隊的日子很苦，他卻很安分，幹活從不偷懶。後來因為表現好，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又減了二年，一九六四年出了獄。

出獄後，村民們都躲着他，背後指指點點。“特務”“劊子手”的罵聲，像針一樣扎在他心上。他不辯解，只是默默幹活，有空就寫申訴材料，一封封寄出去，卻石沉大海。他相信，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封來自重慶烈士陵園紀念館的信，送到了黃茂才手上。信里說，清理檔案時發現了他幫助同志的材料，讓他去重慶核實。他握着信，手不停地發抖，眼淚掉在信紙上，暈開了字跡。

在成都中醫學院的教室門口，他見到了曾紫霞。“曾老師，我是渣滓洞的黃茂才。”他哽咽着說。曾紫霞愣住了，隨即抱住他，淚流滿面。“小黃，我們找了你好久。”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榮縣人民法院撤銷了原判，宣告他無罪。後來，他成了榮縣政協委員，每月有三十元的生活補助。一九九七年十月，他去了江姐故居，在紀念冊上寫下：“江竹筠同志真不愧是巾幗英雄，我永遠尊重她、愛護她！”

陽光透過故居的窗櫺，照在他的字跡上，透着溫暖。風從門外吹進來，帶着山間的氣息，像極了一九四六年那個春天，他離開家鄉時，母親送他的那個清晨。

一九六四年他出來的時候，頭上有了白髮，走路的時候腰微微弓着，像還在田埂上低頭看莊稼。

回到村里，人們不叫他黃茂才，叫他“那個特務”，叫他“勞改釋放犯”。小孩子朝他扔石子，他躲，躲不開的就挨着，石子打在身上，悶悶的。

他也不爭辯。

每年清明，他都去江姐故居。站在那裡，什麼話也不說，站一會兒，轉身走了。有一年看守故居的人問他：“你是哪個？老看你來。”

他說：“我是榮縣的。”就走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封信從重慶寄來。信封上的字是鋼筆寫的，藍墨水，筆跡很硬。

黃茂才拆信的時候手又抖了。這回不是因為不安，是因為他認得那個落款——重慶烈士陵園紀念館。

信上說，清理檔案的時候發現了一些材料，是當年脫險的人寫的，裡面提到一個姓黃的看守，做了許多事。請他到重慶去一趟。

黃茂才把這封信看了三遍。然後把信折好，放進上衣口袋裡，扣好扣子。

他到重慶的時候是下午。紀念館的盧館長在辦公室里等他，桌上攤着一些發黃的紙，紙張的邊緣脆得像干樹葉。

黃茂才坐下來，把帽子放在膝蓋上。他說了起來。

他說一九四六年怎麼去的渣滓洞，說曾紫霞怎麼跟他講革命的道理，說江姐怎麼悄悄把紙條塞進他衣袋裡。他說那紙條上的字很小，寫得密密麻麻的，他回宿舍看了好幾遍，看得眼睛發酸。

他說一九四九年正月初一那天，他把看守們支走，讓江姐她們在院子裡搞慶祝活動。後來謝伯衡提前回來了，發了脾氣，李磊第二天把他罵了一頓，說“老子槍斃你”。

他說這話的時候笑了一下，很輕，像是笑一件很久遠的小事。

盧館長聽完了，沉默了一會兒，說：“你去找曾紫霞。她在成都中醫學院。”

黃茂才坐了一夜的火車到成都。他在中醫學院的教室里找到了曾紫霞。她正在上課，站在講台上，手裡捏着一支粉筆——和他當年在鄉下學堂里捏粉筆的姿勢一模一樣。

他在門口等着。等下課鈴響了，等學生們走完了，他走進去。

“曾老師，我是渣滓洞的黃茂才呀。”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哭了。不是那種出聲的哭，是眼淚自己淌下來的，順着臉上的皺紋走，走得彎彎曲曲。

曾紫霞看了他好一會兒，認出來了。她把粉筆放下，走過來，握住他的手。她的手是暖的，干的，微微有些顫抖。

她說：“你還活着。”

他說：“活着。”

曾紫霞找了幾個當年的知情者，寫了證明材料。那些人也老了，寫的字歪歪斜斜的，但每份材料上都蓋了章，紅紅的，圓圓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榮縣人民法院改判黃茂才無罪。

判決書送到他手上的時候，他正在地里拔草。他把手在褲子上擦了擦，接過判決書，看了一眼，然後折好，放進上衣口袋裡——和那封信放在一起。

他繼續拔草。

後來縣政協增補他為委員，每月有三十元生活補助。他拿這錢買了一條煙，給村里每家每戶送了一包。人家問他做什麼，他說不做什麼，就是高興。

再後來，重慶烈士陵園請他去做顧問，指導渣滓洞的修復工作。他去了，每天在舊址上走來走去，告訴工人們這裡原來是什麼，那裡原來是什麼。

有人來參觀的時候，他就給人家講。講江姐，講曾紫霞，講那些信，講正月初一那天的慶祝活動。他講得很慢，四川話，有時候講到一半停下來，像是要想一想。

聽他講的人有的哭了。他不哭，只是說：“她們是真正的勇士。”

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他八十六歲了，又去了江姐故居。他在紀念冊上寫了一行字，字寫得很用力，紙的背面都凸起來了：

“江竹筠同志真不愧是巾幗英雄，我永遠尊重她、愛護他。”

他把“她”寫成了“他”，又劃掉，在旁邊重新寫了一個“她”。那個劃掉的字留下一個墨團，黑黑的，像一個小小的洞。

他合上紀念冊，走出門去。外面的陽光很好，照在他花白的頭髮上，亮亮的。

故居的管理員看着他走遠，覺着他的腰好像比來時直了一些。

也許沒有。

小史公曰：亂世之中，人心如燭，微光難明。茂才本為鄉野書生，迫於生計入魔窟，然良知未泯，暗助志士，冒死傳書，其功不可沒。蒙冤三十載，初心不改，終得昭雪。蓋天地有正氣，雖歷經風霜，終不掩其光。江姐等英烈捨生取義，茂才堅守本心，皆為家國。觀其一生，可知平凡之人亦有大義，歲月流轉，公道自在人心。

有詞《梧桐影》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