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打好人”的故事

“文革旗手江青同志”曾講過一段著名的“打人經”，她說：

“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

我自己曾經見證過一次“好人打好人”。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下班後準備到獨身宿舍附近的小六路去改善一下伙食。

我住的獨身宿舍在瀋陽興華街“和平大戲院”旁邊，馬路斜對面是著名的鐵西百貨商場。鐵百的南面有一條小胡同，就是“小六路”。路雖不寬，但馬路兩邊開了許多小飯店，可與現在的“美食街”媲美。

我在馬路上漫不經心地走着，突然一輛除了鈴不響，哪哪都響的破自行車停在我的身旁：

“喂！幹什麼去啊？”

抬頭一看，打招呼的是車間新來的同事老樊。他住在十三路獨身宿舍。剛剛下班騎車從我身邊路過。

這個老樊可不簡單。他原先是北京某外語學院教德語的老師，因為與幾個朋友試圖經香港偷渡到波蘭，事前還與波蘭大使館的內應做好了策劃。以為十拿九穩的事，結果功虧一簣，被公安抓了回來。由於他的“認罪”態度比較好，再加其家庭出身不屬於黑五類。最後被從寬處理。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是也不能夠讓他在首都呆下去了，以免造成對偉大祖國首都的危害。於是被發配到我們車間“監督勞動，以觀後效”。

那時候的觀點是，體力勞動是最光榮偉大的事業。勞動可以把“壞人”改造成“好人”。比如宣統皇帝溥儀就被改造好了，最後成了偉大中國人民之一份子。

我們車間還有一個與他類似，也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他是車間的“搬運工”，朝鮮族的老張。

老張原先是東電公司的技術員，他的老家在延邊圖們江邊。與朝鮮一江之隔。據他介紹，之所以被抓，是因為他曾介紹過幾個人，從他家那個屯子帶着技術資料偷渡到朝鮮去了。但他自己因為比較熱愛所從事的工作，所以沒有跑過去，最後被公安抓獲。得了個“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

老張認為通過自己老老實實地，從事最光榮的勞動改造，最後還是可以回歸到“人民”的行列，可以繼續從事他所熱愛的技術工作。所以每天累死累活地干着光榮且繁重的搬運工作，幾乎累得要吐血，回到獨身宿舍後動都不想動，倒頭就想睡覺，以便第二天更好滴接受光榮的勞動改造。

那時候“數控”是非常高大上的學問。老張是這方面的專家，有一年，工廠計劃在這方面有所發展，決定成立一個數控研究部門，老張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從此可以告別那“敵我矛盾”的頭銜……其實呢？都是他自作多情。社會主義的田怎麼允許“階級敵人”來耕種？

老張不得不老老實實地，繼續在車間進行光榮的勞動改造。

老樊與他不一樣，身體壯得像頭牛，滿口京片子，屬於那種被人稱為“京油子”的人。他從未把自己當過一天的“階級敵人”。雖然被安排在自動車床上幹活，但他從來都沒有學好技術，認真接受改造之類的想法。每天上班時，等師傅把床子調好，他就用鐵鈎子勾勾鐵屑混日子。他是該吃吃，該喝喝，整天偷懶耍滑。從不把自己當“階級敵人”，與我們這些基本群眾打成一片，毫無違和感，讓人覺得他與大傢伙兒本來就是哥們。

老樊單腳踮地，把他那輛破自行車車停在我的身邊，再次開口問道：

“幹嘛去？”

“去小六路吃個飯。”我回答。

“有些什麼吃的？”他繼續問。

“有大米飯、炒菜，還有烤餅。你想去吃點嗎？”

“那我去吃烤餅。”他回答。

雖然我是南方人，更喜歡吃大米飯。但既然他要吃烤餅，於是就捨命陪君子，陪他一塊去吃烤餅。

那時候瀋陽人日常都是以吃粗糧為主，多數時候都是高粱米飯。並非像現在一樣，吃粗糧是為了保健，現在粗糧都是精加工過的，口感與細糧無異。那時候每人每月只配給四斤細糧。其餘都是高粱米、小米、玉米麵等。都屬於難以下咽之類。而在飯店，卻是可以隨便買到細糧的，雖然價格要貴一點，比如當年的物價，大米一般都是一毛錢左右一斤，但飯店裡賣的大米飯卻要兩毛五一斤。好在我們那時候都是單身漢，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貴就貴點吧，總好過那難以下咽的高粱米飯。所以南方人常常都是拿一個鋁製的飯盒，到飯店去買一斤大米飯，回到宿舍後自己再炒個菜就可以將就兩餐，當然這個菜是連肉星都沒有的，因為我們那個城市，每半年才發一次肉票，每次半斤。雞蛋票也一樣，也是半年發一次，每次半斤，所以要“打牙祭”就需要到飯店裡去解決，雖然貴一點，好在並不限量。

同事中的北方人，不喜歡自己動手，這種“食為天”的事情都是去餐館解決。

我們獨身宿舍是有煤氣爐的，一般市民家裡，很少有人用煤氣，他們大多數都是燒煤坯，他們家裡一般都沒有集中供暖的暖氣，需要燒炕。用煤氣的費用高過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他們覺得自己承受不起。

獨身宿舍的煤氣爐可以免費使用，但僅僅只有兩個灶頭，需要排隊。一開始，多數人都會偷偷地用電爐。我們廠的產品之一就有空氣開關。為了控制大夥私用大功率電器設備。廠里又給每間房分別安裝了空開，除了照明之外，一旦使用其它電器設備，立馬跳閘。後來大家就改用煤油爐了。

常言道，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那時候工廠干私活的風氣很盛，煤油爐是干私活的主要標的物之一，大家分工合作，批量生產煤油爐。比如車工組負責生產“爐盤”，六角（車床）組負責生產“管子”，沒有能力生產零部件的，就趁人不注意時，偷辦公室涼在室外的墩布，把上面的“棉紗”剪下來做煤油爐上吸油的“爐芯”。至於煤油嘛，就拿個玻璃瓶到廠里去灌清洗零件用的“洗油”（就是柴油）。

野棉花越扯越遠了，下面言歸正傳。

老樊停好自行車，跟着我走進一家自己常去的小飯店，店面不大，約30平米，那時候吃飯需要先去收銀台付錢與糧票。收銀台在最裡邊，排隊付款的人已經排到飯店門口。這家小飯店除去賣烤餅外，也賣米飯與炒菜。因為東北人喜歡吃麵食，所以上餐館的人以買烤餅為主，烤好一爐只夠賣幾個人的，我們倆排在隊伍的最後面，邊聊天邊耐心地等待。隊伍前進得很慢。如果僅僅只買大米飯，可以不用排隊，直接去收銀台付錢與糧票即可。

這時候有一個長相斯文的眼鏡男走進店裡，一看就是那種南方讀書人。他手裡拎着一隻大號的鋁鍋，徑直走到收銀台前，掏出錢與糧票準備付款。

與我聊得正歡的老樊，突然像打了針雞血，衝到那位老哥面前，一手抓住他的領口，大喝一聲道：

“你小子是沒排過隊還是沒挨過揍？！”

那位老哥還在一臉懵逼呢，老樊就已把自己的拳頭伸到他的眼前。銀鏡男嚇得都有點口吃了，他訥訥地說：

“我……我……買……買大米飯。”

老樊一聽，氣不打一處來：

“買大米飯狠些麼？！”

隨着一聲怒喝，一拳向那老哥腮幫子揮過去。

突然，一個小伙伸手架住了老樊的手臂，同時另一個小伙一把拽住了老樊的脖梗子把他向後拉開。並大聲喝道：

“你要幹什麼？！”

說時遲那時快，不知從何處衝出一個二愣子，揮出老拳一個瓦爾特拳向那個揪住老樊脖梗子的小伙狠揍過去。

好傢夥！我看清楚了，這位路見不平一聲吼的傢伙，是與我住同一獨身宿舍的同事。我們平時雖然沒有講過話，但互相都知道對方的名字。他姓黃單名一個彪字，人稱“彪子”。在五號車間（保密車間）上班，是個根正苗紅，天不怕地不怕的紅五類。

雖然我與彪子從未講過話，但顯然是出於同事的原因，他才會果斷出手打抱不平的。

那個小伙子閃身躲過了彪子的老拳後，立即與他扭打在一起。此時另外一名小伙忙把二人扯開。同時亮出自己身上佩戴的胸牌。原來這兩個小伙都是正在此處執勤的民兵。

“文革”時期，因公檢法被砸爛。所以我們那個城市的治安。是由民兵來維持的。民兵並非專職“工作人員”，而是由各單位臨時派出的。為了對“抓革命促生產”少些影響，一般派去當“民兵”的，很多都是根正苗紅，平時不太服管理的人員。換個說法，他們都不屬於“技術骨幹”，車間有他不多，無他也許更好，去當“民兵”，反而更能發揮他們的特長。

那兩個民兵亮明身份之後便要求所有當事人一起到民兵指揮部去解決問題，彪子爽快地同意了。

此時老樊的犟脾氣上來了，他說：

“我是來吃飯的，幹嘛要到民兵指揮部去？我不去，要去你們自己去吧！”

見他如此說，我只好對他講，

“那個出手打抱不平的朋友，是我們廠的同事，他認識我，所以才出手的。我們要是不去，那就太不夠意思了……”

然後我們六人就一同去了位於鐵西廣場的民兵指揮部。

見到民兵指揮部的負責人之後，大家七嘴八舌各自把事情的經過講了一遍。此時黃彪也亮出了自己民兵身份的胸牌，說自己是在太原街執勤的民兵。

那個負責人給太原街的民兵指揮部打了一個電話，證實黃彪確實是在那裡執勤的民兵。

而後負責人和氣地對彪子說，

“原來是好人打了好人，誤會、誤會！”

他又轉過頭對眼睛男說：

“別人滿口京片子，你聽不出來？北京人不了解我們這裡的情況，你為什麼不多向人家解釋呢！”

眼鏡男滿臉的無奈，自認倒霉不再言語。說句公道話，眼鏡男是有苦說不出，他明明是解釋了的，當時老樊不容分說，上去就要揍人，哪裡容他多做解釋？

老樊到底是個京油子，與人干架的時候底氣十足，沒一點像“敵我矛盾”的階級敵人。

看來任何時候都是老實人吃虧，只要底氣足，即使是個“壞人”，只要你認為自己是好人，那別人就認準你一定是好人了，反之，如果你吞吞吐吐，大氣不敢出，那麼即使你是個“好人”，別人也要懷疑你可能是個“壞人”……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2026.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