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號召來鳴放，意見通宵就上牆。

一夜英雄成右派，逃亡蒙古盼還鄉。

話說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風掠過上海的街道，帶着些暖融融的軟意，卻又藏着幾分說不清的躁動。《人民日報》的鉛字印得方正，四月二十七日的整風指示，像一粒石子投進平靜的水面，城裡的知識分子們都動了起來。茶館裡、校園裡、報社的編輯部里，到處都是說話的聲音，有建議，有牢騷，也有真心實意的期許，人人都覺得，黨肯敞開耳朵聽意見，肯做自我批評，是件頂天立地的事。

唯有上海第一醫學院，靜得反常。梧桐樹葉落在柏油路上，窸窸窣窣的聲響都聽得真切，卻沒有一張大字報貼出來，沒有一次熱烈的討論開起來。師生們照舊上課、實驗、走路，擦肩而過時的寒暄都簡短得很，仿佛那陣 “鳴放” 的風，繞着這所校園打了個轉，便飄走了。

這樣的冷寂，熬到六月就撐不住了。院黨委副書記汪珊坐在大會堂的主席台上，臉沉得像梅雨季的天，擴音器里的聲音砸在台下學生黨團員幹部的心上，嗡嗡作響。她罵大家麻木不仁，罵大家眼裡只有書本沒有政治，末了，話裡帶着幾分不容置疑的鼓動：“若是真對黨有忠誠熱烈的感情，回去就行動，我明天，就要看到成效。”

徐洪慈坐在台下，心裡的火一下子就燒了起來。他不是普通的學生，一九三三年生的，十四歲就入了地下黨，一九五三年見過毛主席，如今是班級黨支部宣傳委員，調干生的身份，在院裡本就有些分量。他信汪珊的話，更信黨的號召，覺得自己該帶頭，該做那個第一個開口的人。

散會後，他回了宿舍，喊來莊德潤、徐學仁、周欽宗，還有女友戴安娜，一共十四個同學。一盞昏黃的電燈下，十幾個人圍着桌子，你一言我一語，草擬起大字報。意見一條一條記下來，有說黨內競選不夠民主的，有說肅反有些錯案該平反的，也有說學校辦學太偏，只認蘇聯專家，只開俄語課，該添些英語、日語、德語的。前前後後，寫了五十一條。

只是周欽宗謄寫時，漏了第二十三條，五十一條便成了五十條。徐洪慈沒在意，他看着那張寫滿字的紙，心裡滿是熱忱，覺得這是自己作為黨員的本分，是幫着黨整風的心意。他萬萬想不到，這紙上的每一個字，日後都會變成釘在他身上的標籤，變成 “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證據。

當校領導指着大字報質問他時，徐洪慈的委屈像潮水一樣湧上來。他想不通，自己一片真心，怎麼就成了罪過？他只能去找戴安娜，那個平日裡溫柔體貼的姑娘，是他此刻唯一的慰藉。他紅着眼眶說，到底是我對，還是他們對，三百年後見分曉。若是在這裡待不下去，就出國去，無產階級革命，本就不分國界。

他說這些話，不過是一時的氣話，一時的委屈，像孩子受了委屈找母親哭訴，沒想着藏着掖着。可他忘了，人心不是玻璃，透亮卻未必溫熱。沒多久，校領導就找來了，帶着他對戴安娜說的每一句話。那些話，像一把把小刀，剜掉了他的黨員身份，剜掉了他的學籍，也剜掉了他對這世間的幾分天真。

他成了右派，被送到安徽白茅嶺農場勞動改造。走之前，學校的人說，好好表現，表現好了，就能把你要回來。這句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攥在徐洪慈手裡。大半年的日子，他扛着鋤頭下地，頂着烈日幹活，再苦再累，都記着這句話。後來，他偷偷給上海的母親寫了信，讓母親去找校領導，可學校的門，對這位母親關得死死的。

母親找到學校，質問那些人：“國民黨的時候，我們把兒子培養成共產黨員，怎麼到了你們手裡，反倒成了右派？這是誰的責任？” 沒人回答她，辦公室的門被關上，隔着一道門，是一位母親的痛哭，是一個兒子的希望，碎得七零八落。

徐洪慈的希望，也碎了。他想，既然他們不讓我回，那我就自己逃回去。在農場，他遇到了儲香齋，華東師範大學的俄語高材生，也是因為鳴放成了極右。兩個同病相憐的人，一拍即合，決定一起越獄。白茅嶺農場沒有電網，看守也松，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的清晨，天還沒亮，兩人趁着霧氣，溜出了農場，這是徐洪慈第一次逃跑。

他們一路疾走，走到浙江長興的泗安，坐汽車，轉火車，第二天傍晚，就到了上海北站。徐洪慈早想好了後路，要從西藏去印度，再從印度去香港，可這條路，需要錢。母親拿出了全部的積蓄，五百塊，塞到他手裡。他不敢回家，也不敢住旅館，只能躲在火車站的角落裡睡覺。可半夜，派出所的警察還是找來了，盤問的聲音響起時，他趁人不備，翻窗跑了。

他只是想再看一眼母親，可剛靠近家門，就被守着的便衣抓了個正着。再次被押回白茅嶺，他被關進了禁閉室，民兵輪流守着，有人警告他，再越獄，就當場擊斃。那間禁閉室，其實是農場的倉庫，堆着數萬斤花生，和他一起被關的，還有三個犯人。四個人沒事做，就磕花生，聊着天，個個都吃壞了肚子，一趟趟打報告要上廁所，看守被磨得不耐煩，漸漸就鬆了警惕。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深夜，徐洪慈又拍着門喊要上廁所，看守迷迷糊糊地開了門，他趁人不注意，轉身就竄上了三米高的牆，融進了夜色里。這是他第二次越獄。農場裡沒有探照燈，沒有電網，民兵只能朝黑暗裡胡亂放幾槍，晃着手電筒，可哪裡還有他的影子。

這次，他改了路線，先到蕪湖，再回上海拿了錢，原本要去西藏，可聽說西藏亂了，便改道去雲南，想從雲南進緬甸。他走到雲南瀘水，按着手裡民國的地圖，覺得離國境線還有兩百公里，便放下心來，去理髮店理髮，去縣政府食堂吃飯。他不知道，此時的瀘水，早已是邊境。一個外地口音、衣衫不整的人，出現在國境線附近，太扎眼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就在離緬甸只有半步之遙的地方，他被邊防警察抓住了。他用了偽造的證件，名字叫李卓丹，瀘水的看守所搞不清他的來歷，就把他關在了十號監室。那是一棟兩層小樓，監室的窗戶朝外，能看見高黎貢山，山的那邊，就是緬甸。

看着那座山，徐洪慈不想放棄。他想，既然緬甸就在眼前，怎麼能甘心被關着？他開始觀察監室的牆，是土夯的，牆邊嵌着一排木樁，防止犯人掏洞。他用頭試了試木樁的縫隙，第二根和第三根之間，竟能伸進腦袋。一個挖洞的念頭，在他心裡生了根。他怕身份暴露，怕瀘水公安局查清 “李卓丹” 是誰，便連夜開始挖，用不鏽鋼的調羹，一下一下，像土撥鼠一樣。土質硬了，就撒點尿泡軟，挖出來的土，就推到床底下，塞進通鋪的縫隙里。

挖了四天，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的凌晨，牆終於被打通了。他疲憊得很，卻又興奮，伸手就要往外探，可一股徹骨的疼，從手背傳到全身 —— 是步槍的刺刀，刺穿了他的手背。警察早就知道了他的心思，守在牆外，等他自投羅網。一頓毒打下來，他渾身是血，這次越獄，連牆都沒翻出去，就結束了。

瀘水縣法院給她加判了六年刑期。法官看着堂下萎靡的他，語氣裡帶着幾分遺憾：“你是學醫的，水平比我們這裡所有醫生加起來都強，我們這邊境地方，最缺你這樣的人。若是你不一次次越獄，我本想輕判的。你的前途，都是被自己毀了。”

徐洪慈聽着，心裡沒什麼波瀾。一次次的逃跑，讓他成了看守所里 “臭名昭著” 的人，管教們都討厭他，輾轉了幾個關押地，最後到了大鹽農場，他遇到了管教王金如。王金如識才，知道他懂醫，就把他調到了醫務室幫忙。這份難得的信任，像一縷光，照進了他灰暗的日子。他暗暗發誓，六年就六年，再也不跑了，好好服刑，好好做事。

他真的安下心來，熬過了六年。一九六五年，刑滿釋放，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回家。可監獄領導說，他態度惡劣，要繼續留場。更糟的是，王金如調走了，新的管教是木世勤，總在半夜開着喇叭喊口號，美其名曰思想改造，吵得犯人整夜睡不着。徐洪慈忍無可忍，一次次和他理論，兩人的關係，壞到了極點。

一九六六年，文革來了。徐洪慈成了第一批被批鬥的人，過去的所有罪狀，都被翻了出來，一條條念，一遍遍批。萬人大會上，他被五花大綁着遊街，有人踢他，有人打他，有人用槍托砸他。最後，他被加刑二十年。六年熬完了，還有二十年，這日子，像一眼望不到頭的黑暗。

他被關進了麗江五零七農機廠的重刑犯監獄，四面都是高牆，電網繞着，機槍架着，警犬守着。在這裡，他卻成了囚犯里的 “智多星”，懂醫，識字，腦子活，幫着大家解決些難事，威望越來越高。可這威望，卻引來了監獄長李德榮的警覺，李德榮怕他帶頭鬧事，竟起草了一份報告，說他要組織犯人集體暴動越獄。這份報告送上去，徐洪慈必死無疑。

幸好，一個在監獄打雜的犯人，冒着風險把消息告訴了他。徐洪慈知道，不能等死，他要第四次逃跑。他學着畫了雲南省雲縣革命委員會的信箋，找了塊干硬的肥皂，刻了公章，弄來印泥，做了三張探親的介紹信。他攢糧票，備乾糧，還偷偷做了一架可拆卸的木梯，把零件藏在各處。他觀察了很久，發現這監獄夏天用電高峰總停電，八月最多。

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的早上，監獄裡果然貼出了斷電的通知。白天，他把東西轉移到鉗工間，把木梯零件扔到事先看好的牆角死角。他故意鬧情緒，不理人，不吃晚飯，假裝早早睡下，晚上點名時，卻響亮地答了一聲 “到”。點完名，大家都去洗漱，他趁機躲進了花壇。

夜深了，整個監獄都靜了下來，他拿出藏着的零件，拼好木梯，走到牆下，卻發現梯子不夠長。許是老天可憐，牆角竟放着兩根扁擔，他用短繩把扁擔和梯子綁在一起，終於夠到了牆頭。翻過去的那一刻，他撒腿就往南跑，身後的槍聲，遠遠地響着，卻沒打中他。

雲南的大山，莽莽蒼蒼，他一路狂奔，用機械錶看方位，渴了喝河水，餓了就找昆蟲的幼蟲、蚯蚓填肚子。生火時，他在樹根挖個十字槽，借着穿堂風讓樹枝燒，煙霧被樹冠擋着，散在林子裡，沒人能發現。遇到民兵盤問，他就拿出那份偽造的介紹信，竟也矇混過關。走到金沙江時，剛下過大雨，河水咆哮着，浪頭一個比一個高，路邊的農民勸他，別過，會淹死的。可他怕警犬追來，咬着牙，跳進了河裡，水幾乎漫過頭頂，他憑着一股勁，竟真的渡了過去。

十四天，他走出了雲南，到了四川，買了一張火車票，回了上海。母親見到他，抱着他哭，說：“你是我的兒子，有骨氣。” 他不敢久留，拿了母親塞的一百塊錢，又走了。向南的路走不通，他就往北，一個月後，到了中蒙邊境的二連浩特。這裡戒備森嚴，可他走近邊防站時，亮着的燈光，突然滅了。他貼着崗樓走，那裡是雷達的盲區，竟就這麼偷越了國境。

蹲在蒙古的土地上，他朝着南方，看了很久，那是祖國的方向，多災多難的，生他養他的地方。一九七二年九月十日的夜裡，他蓬頭垢面地走進了蒙古的邊防站。若是早來一點，他定會被遣送回國，可巧，蒙古剛頒了新法，越境的人，未經審判，不能送回。

審判時，蒙古的官員同情他的遭遇，卻又懷疑他是間諜，讓他拿出證據。徐洪慈說，去看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的《人民日報》，上面有批判他的文章，他還能背一段。就這樣，他洗清了嫌疑。可法官又讓他說些中國的情況，說監獄裡是不是餓死人，說中國的經濟怎麼樣，還說，他曾在黨內工作，定知道些高層的事。

徐洪慈看着法官，平靜地說：“我們好比鄰居，我家出了事，投奔你，你卻要我把父母的隱私告訴你，這樣的鄰居，有道義嗎？” 法官無話可說，收回了要求，判他去宗哈拉的大森林服刑一年。那地方，夏天牛虻能把人叮得滿身是包，冬天冷得能凍掉腳趾，日子苦不堪言。

在祖國，他被磨着性子，在蒙古的大森林裡，他卻慢慢 “野” 了回來，遇事能動手，就不再費口舌。刑滿釋放後，他去醫院看眼睛，遇到了護士奧永，二十一歲的姑娘，單純，善良，被他的才華和學識打動，兩人走到了一起，成了家，在後杭蓋省的蒙古腹地，生了兩個孩子。

在蒙古，他的醫術沒了用武之地，只能幹力氣活，搬木頭，搬石頭，養家糊口，家裡的家務，一日三餐，也都是他做。第一次領到工資，他就買了一個半導體收音機，每天聽着，一點點了解國內的消息。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了；一九七九年，他隱約覺得，國內的天，要亮了；一九八一年的冬天，他收到了母親的信，說上海第一醫學院，為他的右派問題平了反。

一九八二年春天，上海市公安局也為他的勞教問題平了反，可雲南，卻不肯鬆口。回國的念頭，像一顆種子，在他心裡發了芽，瘋長。他給中央的老領導寫信，黃辛白，喬石，都是他曾在華東局共事過的人。老領導們做了指示，可雲南的法院還是說，右派平反是上海的事，在雲南，他的越獄罪，不能赦免。

徐洪慈又寫了信，字字懇切：“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後。若是我不越獄，不自救，今日的平反書，恐怕只能對着我的墓碑朗讀。” 這句話，終於傳到了中央，中央做了明確指示，直接下發雲南。一九八二年六月，被冤枉了二十五年，四次越獄，亡命三萬里，流落異國十餘年的徐洪慈，終於得到了全面的平反。

這年十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來信，告訴他，可以回國了。他欣喜若狂，可蒙古國家安全局卻找來了，要他加入蒙古國籍。過去十年，他怕被引渡，一次次申請入籍，都被拒絕，如今要回國了，對方卻留他了。徐洪慈只說了一句：“祖國的魅力，就在於永遠令人難忘。”

蒙古人不肯輕易放他，扣着他的護照，說他沒那麼容易走。就在這時，奧永站了出來，這個溫柔的蒙古姑娘，穿過一排排衛兵，硬闖了中國大使館，把護照拿了回來。一九八三年，流亡十一年後，徐洪慈終於踏上了回國的路，帶着奧永，帶着孩子。

上海的弄堂里，他和母親相擁而泣，母親還是那句話：“你真是我的兒子。” 弄堂里的鄰居，都站在旁邊，看着這一幕，一個個紅了眼眶。他回到上海第一醫學院，留校的同學見到他，第一句話都是：“你居然還活着？” 同學們為他開了歡迎會，他站在台上，泣不成聲。著名病理學專家朱世能拉着他的手，說：“當年你的成績比我還好，沒想到你吃了這麼多苦，我們總埋怨命運不公，可命運對你，才是最不公的。”

歡迎會過後，有人提起了戴安娜。那個他曾經深愛過的姑娘，那個把他的話告訴校領導的姑娘，成了他心裡一道沒癒合的疤。在同學的安排下，他終於見到了戴安娜。多年未見，兩人都有些尷尬，沈同學和一位年輕醫生識趣地走了，房間裡，只剩下他們兩個，長久的沉默。

最後，還是徐洪慈先開了口：“你還好嗎？” 戴安娜也問他：“你還好嗎？你父母還好嗎？” 千言萬語，都堵在喉嚨里，說不出來。後來，戴安娜對安排見面的沈同學說了三句話：“沒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歲，做他女兒還嫌小。”“他當時那個處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無路。”“我們現在，都要感謝鄧小平。”

徐洪慈聽說了這三句話，只是淡淡說：“嚴格地說，前面兩句，總要打點折扣。”

日子終於平靜下來，他帶着家人在上海安頓，在上海石化總廠教育中心做了高級講師，奧永依舊做護士，孩子們慢慢長大，一切都像回到了正軌。可那些年的經歷，像一根刺，扎在他心裡，監獄長李德榮，成了他一生的夢魘。

一九九一年，他終於還是回了雲南，他要見李德榮，要解開那個心結。在獄友鄧巨卿的安排下，兩人見了面。二十多年過去了，李德榮老了，萎靡了，可見到徐洪慈，還是愣了一下，伸出手要握手，徐洪慈看了他一眼，沒有伸手。

鄧巨卿打破了尷尬，說：“老李，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他當年怎麼越獄的嗎？當事人就在這，問問吧。”

李德榮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急切地問：“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你沒有梯子，怎麼翻的牆？”

徐洪慈看着他，平靜地說：“這是你判斷的致命處。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梯子？梯子是可以拆卸的。”

李德榮愣了愣，突然失聲大叫：“噢！原來你做了一架可拆卸的梯子，用繩索和木頭拼的，翻過去再拆了，讓我們永遠找不到痕跡！”

徐洪慈笑了笑，點了點頭。

那一刻，所有的恩怨，仿佛都煙消雲散了。兩人相視一笑，一起拍了張合影，照片裡，兩個老人，並肩站着，背後是雲南的天，藍得透亮。

從雲南回來，徐洪慈終於徹底安心了，前塵往事，皆已了結。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上海石化總廠給了他老幹部離休證書，組織上早已恢復了他的黨籍，從拿到證書的那一刻起，他終於成了一名正式的離休幹部。

仿佛是完成了一生的使命，拿到證書的第三天，徐洪慈因癌症引發的呼吸衰竭，走了。三個月後，組織上下發了批覆，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級待遇。

有人問過他，這一生，值嗎？他說，在專業上，在人生抱負上，他一無所成。這一生，唯一的成功，就是在殘酷的環境裡，守住了自己的人格，守住了一個人的尊嚴。

按世俗的標準，他不是成功人士，沒有發明創造，沒有留下多少物質財富。可他的一生，在另一個維度里，活成了一種模樣 —— 一種不肯低頭，不肯屈服，守住本心的模樣。像一株長在石縫裡的草，風吹雨打，卻始終向着光，拼盡全力，活出了自己的尊嚴。

小史公曰：洪慈少懷赤心，因言獲罪，廿五載蒙冤九死，四度越獄未屈其志。雖術業未展，然守人格、護尊嚴，精神不屈，斯為大丈夫也。

有詞《梧桐影》讚嘆：

醫學生，流亡命。逃遁但求清罪名，無成一事彰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