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文革大串聯”

（一）“革那些革過命的命” 

  如今我對“文化大革命”那場“觸及靈魂的革命”早已淡忘，四十年前的記憶隨着歲月的流逝而逐漸磨滅。不過其中“大串聯”的一些片段，卻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子裡，因為這一段經歷太過荒誕，太過“空前”，也不知是否能夠絕後，還是趁我徹底忘卻之前將其寫下來，以供後人飯後一笑。

  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缺衣少食的生活之後，一九六五年我考入了原北京機械學院。當年我們讀大學基本不花錢，每個月15.5元的伙食費全免，我感覺自己簡直過上了神仙般的生活。“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們已經“三年不知肉味”，進大學後雖然有時還要吃窩窩頭，但天天有肉吃，已經讓我們十二萬分地滿足，我們用“每天都像過年一樣”來形容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首長時不時所作的政治形勢報告中，我們經常聽到的是對“蘇修”“土豆燒牛肉”式共產主義的嘲笑，和對祖國未來美好的憧憬。

  時間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九六六年。社會上經常聽到一些人議論北京市長彭真是否政治上出了問題，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公開露面了。六月一號晚上，中央廣播電台突然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人的一張大字報，從此“文化大革命”從幕後的權利鬥爭變成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從批判“三家村”等少數“打棍子”文人的批判文章，轉變成了群眾廣泛參與的鋪天蓋地的大字報。

  可悲的是，運動一開始，許多“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沒醒過神來，他們不明白這次運動的對象是誰，他們憑老經驗認為，與過去的多次運動一樣，自己永遠屬於打倒別人的人，是革別人命的人。直到幾個月之後，“林副統帥”發明了著名的繞口令，“文化革命是革那些革過命的命”，他們才知道這場革命的對象其實是他們自己，他們當時根本沒有思想準備，他們的子女由於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彩色光環之下，仍然天真的認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自己是天生革別人命的“自來紅”。於是清華大學由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賀龍的兒子賀鵬飛，以及王任重的女兒等人組織了“紅衛兵”組織。八月五日，北京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毆打致死，首開全國第一例教師被虐打致死的事件。八月十八日，偉大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親自接見了宋任窮之女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小將”，當偉大領袖得知她叫“宋彬彬”時，脫口發出了“要武嘛”三個鏗鏘有力的音節，從此宋斌斌改名“宋要武”，而早期以抄家和“破四舊”為特徵的紅衛兵運動也開始席捲大江南北。

（二）砸爛“狗頭”和剃“陰陽頭”

  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從“破四舊”開始，“不破不立”是其理論基礎。雖說要“破舊”，但人們的日常用品還是越舊越好，大家以穿破衣爛衫為榮，否則就是“修正主義”。今天看起來，當年的“破舊立新”還不如叫“破新立舊”更為確切。比如誰如果燙了“新式”的頭髮，就要被剃“陰陽頭”，也就是那種半邊腦袋有頭髮，半邊腦袋是光頭的“髮型”，誰穿了“新式”的高跟鞋，她的鞋後跟就要被紅衛兵剁去，當然代表資本主義“糟粕”的“新式”尖頭皮鞋也屬於被剁之列。

  當年我們都還只是二十歲左右，無知和幼稚的青年學生，卻自以為是“指點江山，激昂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革命繼承人。開始時，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暫時還未觸及到我們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因此對於這場即將來臨的空前大劫難，我們還毫無感覺，我們有的只是對領袖狂熱的崇拜和對被害者的幸災樂禍。

  我們每天都能從報紙上讀到許多“破四舊”的新聞，我們雖說位於運動的中心——首都北京，但我們其實都還缺乏對運動的感性認識。有一天不知是誰突發奇想。覺得應當走出去見見世面。到哪裡去呢？北京市內大家都已了解“破四舊”的威力，沒人敢於讓“四舊”公開露頭。我們應當到火車站去——那裡有許多外地來的人，他們還不了解“破四舊”的真正含義，一定毫無準備，我們可以藉此看一下熱鬧，以增加一些感性認識。

  這一建議立即被全票通過。於是我們同宿舍的幾個弟兄，在某天晚飯之後向北京火車站溜達過去。一進入北京站廣場，立即看到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其中最搞笑的一條題為“勒令”。其大意是：北京站鐘樓的大鐘，應當立即停奏資產階級的音樂，勒令北京站的站長必須在24小時之內將大鐘改為奏《東方紅》樂曲，否則對站長就要“格揍勿論”，砸爛他的狗頭云云。

  天啊！站長除非有孫猴子的神通，他在24小時之內絕對無法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為了見識一下站長如何應對這一“革命行動”，我們找到了站長辦公室。想必站長是一個絕頂聰明之人，此時他早已逃之夭夭，蹤影全無。

  我們看見許多紅衛兵正圍在站長辦公室，一打聽，他們不是來“砸狗頭”的。而是要求借火車票。我們以前只知道火車票是用錢買的，這下開了眼界，火車票居然還能“借”！據他們說，只要有學校“革委會”的介紹信，就可以“借火車票”。不記得當時是誰提議我們也到學校“革委會”去開一張介紹信，也借火車票外出見見世面。我一向比較循規蹈矩，覺得“欠債”總是要還的，將來拿什麼還？但多數人認為先出去再說，管他以後還不還呢！

  在回學校的路上，我們如願看到了“破四舊”的“偉大成果”。一位女士用紗巾包着被剃的“陰陽頭”，急匆匆地走在被行道樹枝葉遮住燈光的人行道上，以躲避旁人的目光，她光着腳，手裡提着一雙被剁去高跟的鞋。一群小孩跟在她的後面起鬨，高聲喊着：“美麗囉！美麗囉！高跟鞋被剁囉！”

  第二天我們早早地來到校“革委會”，要求開一張借火車票的介紹信，今天如果誰提這種要求，一定會被笑掉大牙，當年我們這可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要求。但“革委會”不同意，認為我們應當留在學校搞“斗、批、改”。我們的態度非常堅決，就像當年革命先烈在敵人的法庭上一樣，表示如果不開介紹信，我們就不離開。最後還是“革委會”讓了步，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要向其他任何人透露我們借火車票的事。這當然是不影響我們“革命氣節”的條件，於是我們很爽快地答應了。

  很快我們就在火車站“借”到了去西安的火車票，我們當時並沒有具體的目的地，只是火車站有許多言及西安革命群眾受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擊的大字報，於是我們當機立斷，決定到西安去和“走資派”鬥爭，去支持西安的“革命群眾”。

  回到學校之後我們幾個人默默地做好了出遠門的準備，晚飯後我們沒有告訴任何其他的同學，偷偷地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車。

（三）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有人知道了我們的行蹤，火車還未開出，金210班來了幾位同學，他們登上火車一個勁地動員我們不要離開北京，要留在學校搞好“斗、批、改”，見我們無動於衷，他們又向我們宣傳《十六條》。但我們具有堅定的“革命意志”，我們毫不動搖，我們還是被火車帶往了古城西安。

  在火車上，幾個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交給我們一大摞批判他們學校校長的宣傳資料，讓我們廣為散發。一路上我們不辱使命，就像如今街頭散發房地產廣告的人一樣敬業，見人就發，根本就不管該文所述內容是否真實，我們天真的認為，凡是用鉛字印成的東西就不會是假的。 

  火車剛一開動，一群紅衛兵就占領了火車播音室。他們向列車長發出“勒令”：第一，每節車廂的兩端必須張貼毛主席像，否則就要砸爛列車長的狗頭。第二，火車上的蓋澆飯三毛錢一份太貴，廣大工農兵群眾吃不起，必須立即將葷的降為一毛錢一份，素的五分錢一份。否則也要砸爛列車長的狗頭。

  由於火車正在行進之中，無法做到紅衛兵要求的第一條，也就沒有追究。至於第二條嘛，列車長毫不猶豫的照辦了，因此在這次旅行中我們享受到了一毛錢一份的蓋澆飯，可惜當時沒有人將這最低價格的蓋澆飯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

  火車離開北京不久，就有幾個紅衛兵用軍用皮帶抽打着三位老人，讓他們從每一節車廂爬過去，那幾位紅衛兵高聲向乘客們宣布，被他們抽打的兩女一男，是他們從軟臥車廂里搜出來的，男的是原國民黨某高級將領，兩位女人是他的大、小老婆。紅衛兵義憤填膺地說，今天已是人民的天下，絕不允許這些人民的敵人在軟臥車廂里享福，我們必須要對他們實行革命的專政，要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

（四）他完全能夠活到兩百歲？

  火車到達西安之後，我們被安排住在了西安交通大學。我們每天的“革命活動”就是乘車到西安各大專院校去看大字報，當我們乘坐的公交車路過大雁塔時，汽車司機熱心地介紹說，這是一處著名的名勝古蹟，你們應當去參觀、參觀。他的好心立即遭到我們義正辭嚴的駁斥，我們大聲說，我們是來革命的，而不是遊山玩水的！

  當年我所看過的大字報的內容除去兩篇之外，通通忘得一乾二淨。其中之一是葉帥的一個講話，葉帥說，根據醫生的檢查，“林副統帥”的身體非常健康，非常健康，他完全能夠活到兩百歲，這是我們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還有一個是陶鑄同志的講話，陶鑄說，中央決定讓紅衛兵小將到全國各地免費串聯，他強調說，有人講紅衛兵串聯是遊山玩水，遊山玩水可以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也是好的嘛！

  陶鑄後來被稱為黨內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翻在地，可當年他身為政治局常委，黨內老四，地位僅在“副統帥”和周總理之下，當時他的講話給我們吃了一顆定心丸，我們再也不用擔心是否有錢歸還所借火車票了，這是對我們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我們在參加了一次全國各地三萬多名學生聲援西安“革命群眾”的大會之後，立即決定按照陶鑄同志的指示精神，把我們的“革命大串聯”進行到底。這次我們再也不用去“借”火車票了，我們只要憑學生證，就可以到火車站去“領”一張。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除台灣和港澳之外的任何地方，我們都可以自由選擇。而且各地都有“紅衛兵接待站”，可以安排免費住宿，可以免費乘坐市內的公交車，還可以免費借軍大衣。如果外地學生到北京串聯，連吃飯也都免費。由於同行的老覃同學是重慶人，因此我們把自己的下一個“革命”目的地定在了重慶。

（五）大喝一聲：“你是什麼出身？！”

  這次所乘火車，比起我們從北京來時的那一列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火車上擠滿了紅衛兵，行李架被捷足先登者占領，成為他們專用的“臥鋪”，許多沒有座位又不能忍受長途站立之苦者，此時正放倒身軀，鋪幾張舊報紙躺在座椅之下夢見周公，不過這也要異常小心，舊報紙上不能有偉大領袖的照片，否則就會犯下“反革命罪”，而當年報紙幾乎每一版面都有他老人家的照片。火車在當年最偉大的鐵路工程寶成線上飛馳，跨過千山萬水，穿越無數的涵洞之後，我們終於抵達山城重慶，我們被安排住到了風景優美的西南師範學院。“西師”位於著名的北溫泉附近，學校里所有的房屋都在綠樹的掩映之下，你從任何一扇窗戶朝外看去，視力絕不會達到五米之外。可當年的“西師”也非世外桃源，校內所有可供張貼的地方都貼滿了大字報。我還是沒有謹遵陶鑄同志遊山玩水的教誨，一直未能搞清楚北溫泉的大門朝哪開。只是老老實實地呆在學校裡面“幹革命”（也就是看大字報），離開“西師”時也要和“紅五類”的同學同行，若單獨外出，從來不敢多嘴多舌。因為當年在重慶這個地方，你若與人爭辯起來，對方會突然對你大喝一聲：“你是什麼出身？！”此時我便立即氣短，大氣不敢出。因為我的父親已受到運動的衝擊。和我父親多有來往的武漢大學李達校長，作為“武漢三家村”的代表人物已被整死，李達的夫人石曼華女士帶着一個八歲的孩子，生活沒有着落，當我母親在街上看到她時，她正以拖板車謀生，有人勸她將孩子送人，她卻要與孩子相依為命。當敬愛的周總理了解到這一情況之後，儘管他自己也身處困境，還是派人將石曼華女士和她的孩子安排到北京東單居住，這是後話。

  當時西南師範學院的黨委書記李哲愚伯伯，是我父親三十年代留日的同學，1986年我父親病逝後，他出差時還來看過我母親。此時李伯伯被“西師”的“造反派”稱作“頭號走資派”，正處於被批鬥的狀態，學校里貼滿了“打倒西師頭號走資派李哲愚”的大字報。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單位，只要是“當權派”，其頭銜前面都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幾個字，否則該單位就被認為不正常，就會有紅衛兵來“揭蓋子”。還有一位葉老教授（他的名字電腦無法打出，該字幾乎所有字典都未收錄，猛一看以為是“鷹”字，其實是“廣”字頭下面一個“化”字，“化”字下面是一個“鳥”字，該字念“lín”），也是被批鬥的重點對象。他被批鬥的原因是，在紅衛兵“破四舊”時，要求大家把“封、資、修”的書上交，於是葉老先生把家中除毛主席著作之外的書全都上交了，其中許多都是馬列的原著。我親歷了葉老先生的批鬥會，批鬥會上他假裝糊塗地說，“我還以為今後除毛主席的書之外任何書都不許讀了”。用今天的觀點來看，這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堅持真理，不向邪惡勢力低頭的傲氣，可是當年我們這些乳臭未乾的年輕學生哪裡懂得這些，包括我在內，我們一起大聲地呼喊口號，以打擊他的“囂張氣焰”，回到武漢家中，我向父親談起了葉老教授被“觸及”靈魂和皮肉的情形，父親只是告訴我，葉教授也是他多年的朋友，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六）一隻會下米的石雞

  終於我們有了實踐陶鑄同志教誨的機會。我們在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了開往武漢的輪船。對於我們這些從北方來的人來說，看到江上有那麼多來來往往的輪船，突然覺得眼前一亮，壓抑的心情也為之一振。寬闊的長江江面上百舸爭流，還有那麼多可敬的工人、農民堅守在生產第一線，這才保證了我們的國家儘管處於“文革”的動亂之中，仍然能夠勉強保證人們的基本生活。

  在輪船上我們被分配住在貨艙裡面，每人一條草蓆，對於我們這些年輕學生來說，這樣的條件比起擁擠的火車不知要好多少倍。上午從朝天門啟航後，為了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的秀美景色，我整天大部分時間都是站在甲板上觀賞江景，站累了，我就坐在船舷的欄杆之上。這時來了一位老者，他說這樣太危險了，要我下來。於是我們交談起來，他自我介紹說，他已經退休，原先在船上負責收發郵件。老人對長江沿線的景色瞭如指掌。這時他指着江邊一處景點要我看：只見長江北岸臨水處有一拔地而起四壁如削的陡壁孤峰，山頂與山腳樹木蔥蘢，沿着石壁建有一座木結構的寶塔，山頂有寺廟。華山自古一條路，而此山卻沒有路，只能踏着寶塔內的樓梯到達山頂。老人說此處相傳為女媧補天所遺的一尊五彩石，也就是“石寶”，此山因此被稱作“石寶寨”。

  老人說此山雖孤峰獨立，但山上既不缺水，也不缺糧。山上有水也許並不稀奇（當然孤峰獨立的山上有水實為奇事），有糧就稀奇了。山上自古就有一隻石母雞，此雞雖不會下蛋，但會“下米”，每日有米從雞屁眼裡流出來，不多不少，剛好夠山上僧人食用，食後一顆剩餘也無。如果有客人來，石雞就多下一點米，沒有客人就少下一點，反正每人都能吃飽，食完之後卻一粒不多一粒不少。有一天老和尚萌發了“資本主義思想”，起了貪心，想要獲得一些“剩餘價值”，他認為雞屁眼也許太小一點，如將其鑿大些，豈不可以多下一點米？於是找來鑿子，一鑿子下去，雞屁眼倒是鑿大了，可是如今雞還在，卻再也不會下米了。

傍晚時分輪船到了萬縣縣城（今天的萬州區），由於三峽自古不夜航，所以輪船要在此停泊一夜，我們起坡瀏覽了一下萬縣的市容，不過除去碼頭上一些賣土產的小販之外，並沒有什麼給我留下特別印象的內容。

（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休息一夜之後，第二天輪船進入了全長192公里的長江三峽，長江兩岸高峰夾峙，風光無限。江面最窄處僅僅一百多米，站在甲板之上，只見輪船航行在一片狹小的水域之中，四面高峰環繞，我們感覺不到自己是在長江之上，而是位於一方小小的湖泊當中，但眼前又分明不是一汪寧靜的湖水，而是洶湧奔騰，驚濤拍岸的急流險灘。在這重岩疊嶂，峭壁對峙的一汪“湖水”之中我們感覺輪船已到“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境地，輪船正開足馬力向迎面的山崖撞將過去，可是頃刻之間，輪船一個拐彎，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覺就像電影銀幕上突然換了一個鏡頭，萬千景象奔來眼中。而兩岸的山峰像走馬燈似的不停變換着各種形態和姿勢，令人目不暇接。

  終於在傍晚時分輪船停靠到了宜昌港，不過當年的宜昌還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城。此時長江突破了崇山峻岭的阻攔，進入了九曲迴腸的荊江。與三峽比較起來，荊江好像靜如處子，誰知此處卻號稱“萬里長江險在荊江”。又經過一夜的航行，輪船終於抵達了漢口港。武漢是我從七歲開始生活的城市，自然懷有很深的感情，輪船從萬里長江第一橋下穿過的時候，我的心情突然激動起來，此處江面開闊，江上船行如梭，看着奔流不息，滾滾東去的江水，想到孔老夫子“逝者如斯”的名言，此時唯有感覺人是那麼的渺小，只有永恆的宇宙才是最最偉大的。

  在武漢，我沒有回家去住，而是僅僅回家探視了一下父母，大半年不見，感覺到他們明顯地蒼老了許多，父親雖然受到了較大的衝擊，可是那個年頭，誰又能夠避免呢？

  我們在武漢大學住了幾天，看了一些批判所謂“武漢三家村”的大字報，而後就匆匆地乘車返回了北京。

（八）記不清爬過多少次香山

  誰知回到學校卻令我大感意外。學校裡邊冷冷清清地，我們班的同學全都蹤影全無——大家全都響應陶鑄同志的號召，看祖國的大好河山去了，直到臨近國慶節，才有人陸陸續續地返回了學校，比較起來我們成了行程最短的人。最為奇怪的是，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幾乎所有的同學都變成了“造反派”，學校里到處都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十月六日“中央文革”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紅衛兵大會，我和丁某某乘車去參加大會，上車後我正準備買票，丁對我說，這年頭誰還買票？不要買！他當時的話簡直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對他說，沒想到你去上海一趟，“造反精神”變得這麼強了。還有些同學串聯回來後，對社會上的一些荒誕說法信之鑿鑿。比如說，當時有一種說法，說郭沫若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的書名內隱含着“反毛澤東”四個字，我天生愚笨，怎麼也看不出來，當然也就不相信囉。還有的人說某張主席的照片上因衣服皺摺而顯出的陰影，是刺向主席心臟的尖刀，真不知他們是如何琢磨出來的。不過當年還真有詛咒領袖之人，我曾親眼看到某張報紙上有一段“語錄”，“語錄”用小點組成的花邊包圍着，但仔細看那花邊時，卻明顯的是由小點組成的“北京大垃圾”幾個漢字。

  回到北京後，在學校里過了幾個月略顯平靜的生活，這一段時間我忙於接待從全國各地來京串聯的親友和昔日同學,其中還包括如今滿世界在城頭上遺矢的某學術走召男（由於現在我與他社會地位懸殊，以致缺乏共同語言，因此不想利用其大名提高此文的“點擊率”）。按規定他們在北京的吃、住、行都是免費的，由紅衛兵接待站發給他們一張不記名乘車證，北京市的任何公交車都可以免費乘坐，期限是一個月，到了月底，你如果還不想離開北京，可以憑外地的學生證去紅衛兵接待站重新換一張，當然在他們離開北京之前都沒有忘記把乘車證留給我，這樣我也就享受了免費乘車的待遇。不過由於要陪他們去清華、北大看大字報，還要陪他們遊覽北京多不勝數的名勝古蹟，所以把我累得半死，同學以及同學的同學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連我自己都記不清爬過多少次香山，上過幾次鬼見愁。

（九）中央最近要出一個文件

  隨着天氣一天天的冷起來，我們的心反而開始躁動起來，此時報紙上正大力提倡紅衛兵徒步“長征”，以減輕交通的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宿舍的幾個哥們又聚在一起研究是否該離開北京經經風雨，見見世面。經過“民主評議”，大家一致決定，此次一定要走遍祖國的山山水水，否則絕不收兵。而且還要背上行李，必要的時候步行走到延安或是韶山。為此我們每人都向學校預支了半年的生活費，而且學校還發給我們二十元的“宣傳費”，主要是給我們買膠捲照相用。

  這次我們一同出行的共六個人，覃民茂、張國棟、趙嗣龍、曹靈生、丁錫林和我。我們站在中國地圖前“指點江山”，有人主張先去韶山，然後再走遍全國，有人主張先去延安，最後曹靈生建議大家先去他的家鄉山西太原。他介紹說，山西現在出現了兩派，一派保山西省委書記衛恆，一派支持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太原市委第一書記袁振。曹介紹說袁振雖說只是市委書記，但他是六級幹部，比省委書記衛恆還高一級。因此受到衛的打擊排擠。袁振曾任鞍鋼第一書記兼總經理，曾主持制定了受到毛主席稱讚的“鞍鋼憲法”，因此袁是毛主席的好幹部，而衛恆呢，據說在其家中還抄出了國民黨的黨旗，所以我們應當到太原去支持袁。另外太原還有晉祠，那裡，山環水繞，古木參天，為著名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說祠內的參天古柏為西周時期所植，可見其歷史之悠久。於是大家一致同意將串聯的第一站定在了太原，以後再上哪去，那是以後的事。

  1966年十一月中旬，我們一行六人打起背包，乘火車來到了天寒地凍的太原城，由於我們將徒步“長征”納入了串聯計劃之中，所以我們要背上不算太輕的行李。太原市雖說緯度比北京要低不少，但氣溫反而要比北京低很多，這大概與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吧。整個山西省東邊是太行山，西邊為呂梁山，每到冬天，北風便順着這一巨大的風筒自北向南毫無阻攔地吹遍整個山西大地，而不像北京那樣有燕山山脈阻擋肆虐的北風，所以太原比緯度稍高的北京要冷得多。不知是天冷還是別的什麼原因，街上行人稀少。當我們出現在太原市紅衛兵接待站時，被接待人員問及要在太原呆多久，我們回答先住一個月再說，那人聽後舌頭立即“中風”，伸出來就縮不回去了，因為他還從來沒有見過能在太原住到一個星期以上的串聯學生。

  安頓下來之後，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肚子問題，直到我們在餐館坐下之後，我們才明白為什麼來太原串聯的學生，沒有人能在此呆到一周以上。餐館裡面能夠買到的主食只有玉米麵窩頭，副食也僅大白菜而已，許多當地人吃窩頭時根本不用菜，他們把窩頭蘸着鹽和醋就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山西當時在經濟發展上比起北京來不知落後多少年，我隨身攜帶了一隻自製的再生式半導體收音機，好隨時收聽中央的聲音，可是到太原後有一個焊點開焊了，在太原城裡竟然找不到一個維修的地方，最後還是山西省人民廣播電台服務部答應把電烙鐵借給我用，才將其修好。

  我們的“革命活動”其實很簡單，也就是到街上和大學裡面去看大字報。丁錫林由於有在上海串聯的經驗，善於走上層路線，他找到山西省某副省長，要求批給他500令紙，以便印刷《毛主席著作索引》，對此革命要求，副省長不敢不答應，很快批給了500令紙，並批示由山西日報印刷廠協助印刷。

  正當我們按部就班地進行我們的“革命工作”之時，丁錫林突然說他要立即回北京一次，並向我們解釋說，中央最近要出一個文件，他要回北京去看看是什麼文件。大家都勸他，說文件肯定會發到太原來的，沒必要到北京去看。但他執意不肯，非要回去不可，於是他把行李留在太原，隻身乘車返回北京去了。

 （十）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之外

  丁錫林剛剛離開太原，中央文件就貼滿了太原市的大街小巷，其內容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之外：

  由於紅衛兵的大串聯，不僅給各地造成混亂，而且使鐵路運輸秩序惡化，超載嚴重，車輛損壞，遲發誤點，使全國鐵路交通一片混亂，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和生產建設。周恩來總理曾憂慮重重地說：“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大動脈，一旦停斷，整個國民經濟就癱瘓了。”1966年11月14日，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宣布：要暫停免費乘車串聯。11月16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緊急會議上再次指示：“免費乘火車、輪船、公共汽車限在今年11月20日。”當天，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的師生和紅衛兵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各地進行串聯。目前，正在水陸交通沿線等候車船外出串聯的各地師生，可勸說他們返回原地。”

  中央的這一決定，顯然使我們這六個人的“偉大戰略部署”泡湯，此時我們的唯一選擇就是立即離開太原，要趕在11月20日之前跑得越遠越好，至於晉祠我們也顧不上去遊覽了。此時所有串聯的學生的想法也都出奇的一致，我們立即以可能的最快速度趕到火車站去辦票！但火車站辦票的隊伍已經排出了幾百米長，輪到我們之時，除去到成都的火車票之外，所有其他地方的車票都沒有了，沒有選擇，我們只好再次向大西南進軍。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我們把丁錫林的行李拋在了太原，五個人各自背着自己的背包登上了南下的火車，當天晚上火車到達“雞鳴一聲聽三省”的風陵渡。風陵渡位於黃河從北到南，繼而從西折東的轉折處，由於修建黃河三門峽電站的原因，原風陵渡大橋已被拆除，所以要過黃河只有乘船。當天晚上我們被安排在渡口附近的一所小學內過夜。說是過夜，其實就是在稻草堆里湊合了一夜，雖說我們自己帶着被子，但由於門窗都透風，第二天我還是因感冒而發起燒來。

吃過早飯，我們來到渡口排隊準備過黃河，河對岸是陝西省的潼關。這時又有一列滿載串聯學生的火車到達，我們這兩千多人就站立在寒風之中等待渡河。風陵渡雖說在鄭州的上游，河面比鄭州要窄得多，不過感覺水量卻要比鄭州的大。我們所乘渡船與見慣了的長江上的渡輪不在一個檔次。渡船不大，還沒有動力，靠一條拖輪拖着向上遊方向駛去，到了河中央之後，拖輪與之脫開，然後渡船順流飄到對岸。

（十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說來奇怪，潼關雖說與風陵渡僅一河之隔，卻讓人感覺氣溫一下高了許多。由於沒有經驗，我們沒有搶在第一批過黃河，等我們渡過黃河之後，才知道離潼關火車站還有二十里山路，此處雖有長途汽車可乘，不過要輪到我們的話，必須等到下午三點。

此時我們不能再等待下去，我們五個人經過緊急磋商之後一致決定走到火車站去。大家認為我的個子高，步行的速度快些，因此他們幫我背了一部分行李，讓我輕裝上陣，一個人先走。我此時已經忘記自己還在發燒，甩開步子，以最快的速度前進。潼關居秦、晉、豫三省交界處，北臨濤濤黃河，南依巍巍秦嶺，自古就是關中的東大門，地勢險要，為兵家必爭之地。放眼望去，前方是一些黃土形成的寸草不生的山峰，等我吃力地爬上峰頂之後，才明白其實我所爬的並非山峰，而是一塊“平地”，“平地”的邊緣經雨水常年沖刷而形成溝壑，從下邊朝上看時，還以為上邊是“山峰”。而平地之上還有“山峰”，真所謂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但誰又能知道那些“山峰”之上是否仍為“平地”？

終於我不辱使命，在步行者之中，第一名到達了火車站，在我之前僅有一輛長途汽車先行到達。雖說陸續到達的紅衛兵多達兩千多人，但車站只肯簽100張票，沾我的光，我們這五個人順利簽到了去成都的火車票。

潼關火車站真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鐵路兩旁都是懸崖，你若沒有車票，要想混進車站，那就只有從懸崖之上縱身跳下，不過當年還沒有哪個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強到如此地步。我們這一百名幸運兒，都規規矩矩的在車站工作人員帶領下提前進入候車站台。其餘沒有簽到票的約兩千人，只有等候辦理回程車票，打道回校去“複課鬧革命”了。

隨着一聲汽笛，全國最後一列紅衛兵專列駛入了潼關車站。這是一趟真正的“末班車”，可是當列車停下之後，我們全都傻了眼，車廂裡面已經擠滿了紅衛兵，不要奢望車上還有立錐之地。所有的車廂門都像接到上級指示一般，無一打開，我們只能張飛穿針——大眼瞪小眼了，我們還真沒有勇氣爬到車廂頂上去指點江山！

這時不知是車內哪個“傻冒”，打開了一扇窗戶——也許他是對車廂內污濁的空氣無法忍受，總之是有人打開了一扇窗戶，於是形勢變得不可收拾，車下的人不顧一切地涌了過去，試圖從窗戶爬進車廂，但混亂之中少有人成功，因為車內已經再也容不下哪怕是一個人。

看到如此混亂的景象，我動搖了，說算了吧，我們還是回北京“複課鬧革命”去吧！可是我們那四個弟兄死活不同意，非但不同意，他們還提議要我先爬上火車，沒有辦法，誰讓我們是一個整體呢！我只得服從“組織”的決定，把自己的行李扔給他們，他們推擠着我向那唯一打開的窗戶擠去。我分開人群，他們用力把我向上推，很快我就技壓群雄，不辱使命地從窗戶鑽進了車廂，爬進車廂之後，我就立即向旁邊的窗戶轉移，此時我也顧不得自己是踩在桌子上還是別人的肩膀上，因為車廂內已無立錐之地。當我轉移到旁邊的窗戶之後，我的幾個弟兄已經在窗下等候，此時我站在窗前的桌子上，彎腰去開窗戶，立即遭到窗前所有人的反對，不用說反對無效！窗戶被我強行打開，早已等在窗下的幾個弟兄先把我的行李遞上來，而後他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使勁地往上爬。此時其他未能爬上火車的“小將”也都一齊向此窗口擠了過來。由於覃民茂和趙嗣龍沒有謹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他們當成自己是在“請客吃飯”，因而太過文質彬彬，最終沒能爬上火車。當火車拉響汽笛終於緩慢駛離潼關車站之時，我們一同從北京出來的六個兄弟中，只剩下張國棟、曹靈生和我三個人了。到達成都站之後，我們曾在車站留言牌上給覃、趙二位老兄留言，但最終還是沒有聯絡上。據他們後來“交待”，火車開出之後，人民的好站長向他們承諾，他們所簽車票仍然有效，所以他們二位最後還是擠上了下一趟赴成都的火車，再後來又從成都步行走到老覃的家鄉重慶。順便交代一下，丁錫林火速趕到北京之後，他還未走出車站站台，就已經看見到處張貼的中共中央關於停止串聯的通知，緊跟黨中央的他老弟還未走出車站，立馬就領會了自己日思夜盼希望看到的中央文件精神。掉頭跳上一列開往太原的火車，又星夜趕回太原，此時我們早已人去樓空。他只好一個人留在太原，將《毛主席著作索引》印刷完畢，並託運回北京，最後他一個人從太原步行到了延安，那都是後話。

在去成都的火車上，我有幸領略了“擠”是什麼概念。我“站”在車廂內，一隻腳着地練着金雞獨立——另一隻腳如不懸在空中的話，就會踩到別人的腳，不過也有好處，此時火車若來一個急剎車的話，絕對不會有人摔倒，因為人們就像罐頭裡面的沙丁魚一樣，互相之間毫無空隙。而且椅背上、行李架上全都坐滿了人，車廂自然是無人打掃，地板上鋪滿了厚厚一層垃圾。最不能讓人容忍的是，連廁所裡面也擠進了幾位仁兄，由於味道不雅，所以那裡的人口密度稍低，但那些人就像生了根一樣，在大小便之中茁壯成長，若有人要想方便一下，可不論你如何做思想工作，裡邊的人都不願放棄那塊“領地”，因此常常連擠好幾節車廂都無法找到一個方便之處，這可苦了那些女生，無奈之下只好尿褲子了事。

我由於在風陵渡那一夜受了風寒，一直在發燒，又沒有藥物，此時處於這種混合着汗臭的污濁空氣之中，突然感覺一陣眩暈，我強忍着才沒把胃裡的食物吐到旁人的身上，此時我滿身大汗淋漓，而後感覺自己的燒奇蹟般地退去了。

（十二）成都——我的出生之地

經過約三十個小時的旅行，我們終於到達成都車站，我們被安排住到了我的出生之地四川大學，在我未滿周歲時父母就帶着我離開了此地，自然對“川大”也就無任何印象可言。我們首先還是要熟悉校內外的環境，此時我們對“看大字報”之類的“革命工作”已經全然沒了興趣，食堂成了我們的第一目的地。四川確實是名副其實的“天府之國”，經過“文革”半年的動亂，北京等地的生活質量已經明顯下降，但在“川大”食堂，我們仍然可以敞開肚皮吃飯，而且只花五分錢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飯菜。由於菜是每人一份，但飯是可以隨便添的，所以每當飯桶從廚房間推出來之時，紅衛兵們就充分展露了自己的“造反精神”，大家一擁而上，盛飯變成基本靠搶，我們也不得不斯文掃地加入“搶”飯的行列。有一次我飯雖搶到手，但卻不知什麼人又在我背上扣上一碗稀飯，搞得我狼狽不堪。順便提一下，1969年初的春節前後，我曾在北京至成都的火車上當過一段臨時列車員，當時成都的商店已經空空如也，甚至連“陳列品”都難得一見，可見“文革”對中國經濟的破壞之大。

領略祖國的大好河山，此時成了我們此行的唯一目的。而緊挨“川大”的望江樓公園自然成了首選之地。望江樓、武侯祠、杜甫草堂號稱成都三大名勝，其名聲早已如雷貫耳，迫使我們有了到彼一游的強烈使命感。

  望江樓公園坐落在成都東門外錦江河畔的一片茂林修竹之中。園內岸柳石欄，波光樓影，翠竹夾道，亭閣相映，是紀念唐代女詩人薛濤的古蹟和遊覽勝地。園內崇麗閣俗稱“望江樓”，望江樓和濯錦樓枕江而立，是園裡的主要建築。濯錦樓相傳因薛濤曾在此濯錦而得名。公園內還有薛濤所建之“吟詩樓”，不過其址本在成都西北角的碧雞坊，此處為後人託名重建。關於錦江的得名，唐詩三百首的注釋之中有介紹說，由於在此江中濯錦是越洗越鮮亮，故此名之，可惜我們遊覽之時江水早已不復當年，唯有黑臭而已。

  薛濤字洪度，原籍長安，隨父宦居蜀中，自幼聰穎好學，才智出眾。父喪後，因家貧，十五歲編入樂籍。她能詩善文，又諳練音律，時稱女校書（後世遂以“女校書”作為妓女的雅稱）。據記載，薛濤有詩五百首，與她同時的著名詩人元稹、杜枚、白居易等，都對她十分推崇，並寫詩互相唱和。她死後葬於望江樓公園附近，故後人建樓以紀念之。 

一進大門，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竹林，因薛濤一生愛竹，後人便在園中遍植各類佳竹，據說其中有不少為名品，如人面竹、彌勒竹、方竹、觀音竹、雞爪竹等，品種多達100餘種。我等俗人全然不識，但覺行走在四季蒼翠，隨風搖曳，高可蔽日的竹林之中，感覺情趣無窮，使人俗念頓消，恨不得在此林中終老一生。

望江樓公園自然是得名於高39米的望江樓，其每層的屋脊、雀替都飾有精美的禽獸泥塑和人物雕刻。閣頂為鎏金寶頂，麗日之下，金光閃閃，耀眼奪目。設計巧妙的飛檐翹角，雕梁畫棟，頗為雄偉壯觀。登斯樓也，則錦江秀色，盡收眼底。此外，吟詩樓四面敞開，三疊相依；濯錦樓兩層三間，狀如舟船。一閣兩樓與毗連的五雲仙館，構成極富四川風格的園林建築群。

（十三）像福爾摩斯一樣

好不容易來一次成都，一個望江樓公園自然不能滿足我們的遊興，而當年成都市上所售地圖全然不把陶鑄同志的指示當回事，把各名勝古蹟全都隱去。我們只好像福爾摩斯那樣在地圖上尋找蛛絲馬跡。果然我們在地圖上發現一處地方叫“南郊公園”，按方位應當是武侯祠了，還有一處公汽車站的站名叫“草堂”，想必就是杜甫草堂。

  首先我們乘車找到了南郊公園，果不其然，那裡正是我們要找的“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又名“漢昭烈廟”，是中國惟一的君臣合祀祠廟。由劉備、諸葛亮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組成。始建於公元223年，為劉備陵寢。武侯祠建於唐，初與祭祀劉備的昭烈廟相鄰。明朝初年重建時將武侯祠併入了“漢昭烈廟”，形成現存武侯祠君臣合廟。1961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國內紀念蜀漢丞相諸葛亮的主要勝跡。

  武侯祠與昭烈廟、劉備墓（惠陵）相毗連。整個武侯祠坐北朝南，主體建築大門，二門，昭烈廟，過廳，武侯祠五重建築，排列在從南到北的一條中軸線上。以劉備殿最高，建築最為雄偉壯麗。武侯祠後還有三義廟、結義樓等建築。

  大門匾額為“漢昭烈廟”。大門內至二門之間濃蔭叢中共有六通石碑，兩側各有一碑廊，東側碑廊內有一唐代“蜀漢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為國家一級文物。此碑由唐朝著名宰相裴度撰碑文，書法家柳公綽（柳公權之兄）書寫，名匠魯建刻字。此碑因文章、書法絕妙、雕刻精巧，因此明代始被稱為“三絕碑”。

  二門之後是劉備殿，為單檐歇山式建築。殿內正中有劉備貼金塑像，左側陪祀的是他的孫子劉諶。據說，由於後主劉禪昏庸無能，不能守基業，他的像在宋、明兩代幾次被毀，後來就沒有再塑。在後主劉禪降魏時，其子劉諶到劉備墓前哭拜，殺掉家人後自殺身亡。兩側偏殿，東有關羽父子和周倉塑像，西有張飛祖孫三代塑像。兩側東、西廊房分別塑有蜀漢文臣、武將坐像。東側文臣廊坊以龐統為首，西側武將廊房以趙雲領銜。 

  劉備殿後，下數節台階(武侯祠低於漢昭烈廟，象徵古代君臣關係)，是一座過廳，掛有“武侯祠”匾額。諸葛亮生前封“武鄉侯”，故紀念他的祠堂均稱作“武侯祠”。正殿中供奉着諸葛亮祖孫三代的塑像。殿內正中有諸葛亮頭戴綸巾、手執羽扇的貼金塑像，像前的三面銅鼓相傳是諸葛亮帶兵南征時製作，人稱“諸葛鼓”。鼓上有精緻的圖案花紋，為珍貴的歷史文物。大殿頂梁由烏木製成，上書“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殿西側是劉備墓，史稱“惠陵”。由諸葛亮親選寶地，葬劉備於此。惠陵與武侯祠主要建築一樣亦為坐北朝南，緊鄰在漢昭烈廟與武侯祠西側，與武侯祠之間有紅牆夾道相連。

唐代詩人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少年時令我讀後異常感動的一首詩。我為封建時代的詩人所具有的“共產主義思想”所折服。因此杜甫草堂成了我們成都之行的必游之地。當我們乘坐公汽來到“草堂”站後，驚喜地發現此處果為杜甫草堂遺址。不過此處並非詩人潦倒時所居之“草廬”，在“文革”那樣動亂的年代，“草廬”竟然早已實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草堂”本為杜甫流寓成都時的故居。杜甫因避安史之亂入蜀，在友人的幫助之下，於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蓋起了一座茅屋，他在這裡先後居住了將近四年，留下詩作240餘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更是千古絕唱，既然能為“秋風所破”，當然是一處破敗的草房。我想若詩聖復生，看到如今天堂般的“草堂”不知作何感想，是否會再作一首《茅屋不為秋風所破歌》？

當杜甫離開成都後，草堂其實已經不復存在。後來五代時的詩人韋莊尋得草堂遺址，重建茅屋，後世遂將其保存下來，宋、元、明、清歷代都有修葺擴建，已演變成一處集紀念祠堂格局和詩人舊居風貌為一體，建築古樸典雅、園林清幽秀麗的著名文化聖地。雖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實為後人託名之作。

詩史堂是杜甫草堂紀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築。詩史堂正中是杜甫塑像，堂內陳列有歷代名人題寫的楹聯、匾額。我們當年遊覽之時，其中好像還有董必武、郭沫若等人題寫的匾額，印象最深的是一塊署名“康生左手”的匾額，我想現在必定已經無處可尋了。工部祠內供奉有杜甫畫像。工部祠東側是“少陵草堂”碑亭，此草堂雖非彼草堂，但卻象徵着人民的詩人將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十四）小安是一名拾金不昧的好青年

在將成都主要名勝遊覽過後，我們開始考慮是否要挪個地方，以把我們的“革命串聯”進行到底。按中央文件精神，我們現在只可免費乘車返回學校所在地北京。不過活人豈能讓尿憋死，用今天的話來講，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很快就辦好了返京的火車票，那年頭到北京去的火車票可是炙手可熱的香餑餑，許多串聯學生都搶着要與我們交換。由於當年還未發明“實名制”，我們本着“市場經濟”的精神，很快就和幾名昆明的學生完成了“物物”交換，他們堂而皇之拿着我們的車票上北京，我們則理直氣壯地手執他們的車票下昆明，實乃得其所哉。有了這一“對策”，理論上我們又可以免費到我們想去的，全國除寶島台灣和港澳之外的任何地方進行“串聯”了。

當年成昆鐵路還未通車，因此我們必須經貴昆線赴昆明。這次旅行的火車，已經沒有來成都之時那麼擁擠，我們三個人都找到了座位，此車也不是紅衛兵專列，除串聯的學生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因公因私出行的人們。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三四十歲的老江湖，他人生得頗有幾分富態，且極善言辭。一路上我們靠聽他介紹沿途風土人情來打發時間。路過資陽的時候，他向我們介紹說，資陽的豆瓣醬特別有名，他還特意買了一大罐放在座椅之上。路過內江之時，他又身體力行買了一大包著名的“內江白糖。當火車停靠在遵義會議舉行之地遵義時，他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了一直站在身旁的中學生“小安”，拎着大包小包土特產的這位老兄擠下了火車。很快火車開始啟動，即將駛離歷史名城遵義之時。突然，我們發現那位老兄氣喘吁吁的又跑了回來，邊跑邊呼喊着：

“小安！小安！”

小安趕緊問他有何“要事”交代，此時火車已經啟動，老江湖一邊喘着粗氣一邊說：

“小安，醬！我的醬！”

我們這才發現他把頗具紀念意義的，著名的資陽豆瓣醬遺忘在座椅上了。小安當然是一名拾金不昧的好青年，立即請示如何完璧歸趙。他斬金截鐵地說：“扔！快扔！”

說時遲那時快，小安立即抄起裝醬的大罐子朝他扔將過去，隨着“撲哧”地一聲，立時“醬花”飛濺，我們只得用“得其所哉”來告別我們有趣的旅伴。此時火車越開越快，“老江湖”先是在我們視野中化為一個小點，最後變得蹤影全無。但四十年後的今天，他那可愛的形象仍讓我難以忘懷。

（十五）缺少陽光的地方——貴陽

當火車停靠在貴陽車站之時，由於必須在此換乘去昆明的火車，所以我們隨着人流走出了車站。

“貴陽”這個城市名稱的由來，據說是因為該市位在“貴山”之陽。古代在地名的命名時，常以所在地附近的山水陰陽向背取名，山之南水之北為陽，山之北水之南為陰（漢水沿岸城市例外，漢水之南為陽，漢水之北為陰）。這就是說，貴陽因為在貴山的南面所以得名。不過一般老百姓卻認為該地多陰雨天，少見太陽，也就是太陽光非常珍貴之意。古時將貴州稱作“瘴癘之地”，用三句話對貴州作了形象的概括，叫做“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當年我們看到的貴陽確實比內地要落後一些，換一種說法叫做“生活水平”要低一些，比如我們只需花兩分錢就能吃到滿意的飯菜。

市區可供我們閒逛的地方也就大、小十字，也就是貴陽城最繁華的兩個十字路口。其它可游之處，我們只打聽到黔靈公園、地下公園和仙人洞。黔靈公園位於貴陽市西北角，因素有“黔南第一山”之稱的黔靈山而得名。園內古木參天，植被茂密，集貴州高原靈氣於一身。

地下公園位於貴陽市南郊小車河畔，當年我們去時才剛剛開發。這也是我今生所游第一個喀斯特溶洞，溶洞全長5８7米，中部有一天然窗口，將洞分成兩段。其岩壁和岩漿凝結物呈乳白色，千奇百怪的石幔、石筍、石柱、石花、淺池、流水，擬人狀物，維妙維肖，引人入勝。 

仙人洞位於貴陽市區東南面約2公里處的棲霞山上，傳說曾有仙人到此住過，故名仙人洞，是貴陽唯一的道教勝地，想必今天再去的話，一定盛況空前。而當年我與張國棟遊玩之時，也就和內地的小土地廟相差無幾，山上未見遊人，最後我們二人對山上一個似乎無人光顧過的無名野洞發生了興趣。此洞洞口僅能容下一人入內，進去之後發現裡邊稍大，黑黢黢的伸手不見五指。我們藉助一隻手電筒的微弱燈光，發現身旁全是亂石堆，洞的高度剛剛讓我們把腰伸直，為了不被絆倒，我們只能摸着亂石向前爬行。爬了約二十米，鼻子已經碰到洞壁，於是折回。爬回約兩米，發現在高約一米五處有一小洞，洞口還是僅能容下一人入內，我們再從此處爬入，進去之後發現空間又變得稍大一點，又爬了十多米，看到了一個向下的洞口。此時我們二人突然感覺呼吸有點困難，於是害怕起來。一怕洞內突然出現什麼野獸，二怕萬一我們的手電筒壞了，我們將無法找到歸路。於是我們趕緊從原路爬了出來。

（十六）運動是絕對的

貴陽已經沒有更多吸引我們之處，於是我們打算邁開“繼續革命”的步伐。不記得為什麼我們取消了原定去昆明的計劃，而直接辦了一張回北京的車票，而當年由貴陽至北京最近的路是必須經過桂林的。

我們帶了一些路上必需的食品，就在貴陽火車站等車，此時全國的鐵路運輸已經極度混亂。雖然車票上有開車的時間，但誰也不知道火車什麼時間來，我們就在候車室內傻等，除去方便之外，一刻也不敢離開。當我們在候車室度過了難熬的一天一夜之後，終於傳來了振奮人心的大好消息，我們等候的那趟火車進站了！不過又是空歡喜了一場，雖說我們很快就上了火車，但火車紋絲不動地一直停在站台旁。車上看不到列車員，沒人告訴我們什麼時候開車，大家都顯得極有修養，趕緊掏出隨身攜帶的撲克牌以消磨時光。時間不緊不慢地又過了一天一夜，這時火車終於開始挪動，然而我們還是高興得太早，幾分鐘後，列車再次停下，一打聽這次列車被定位在了車庫，好客的貴陽似乎捨不得我們離開。在這裡我們一分一秒地又度過了難熬的一天一夜——我真後悔自己沒有隨身攜帶一本《一千零一夜》，那樣就能看看誰能耗過誰。 

最終還是自然規律起了作用，運動是絕對的，而靜止永遠是相對的。火車終於帶着歡天喜地的我們離開了好客的貴陽。一路上走走停停，也不知道經歷過多少“臨時停車”之後，列車終於駛入了桂林車站。

（十七）三山、兩洞、一條江

紅衛兵們立即興奮地向車門涌去，我們也扛上自己的行李作下車狀。由於紅衛兵們都想一睹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下車的人太多，我只好從窗戶爬下去，然後張國棟再將行李從窗戶丟下來，讓我抱憾終生的是，我辜負了他對我的信任，沒有把他的行李接待好，讓他的被子與鐵道旁一堆高級動物的排泄物發生了親密接觸。好在張國棟是一名重視思想改造，不怕髒、不怕累的好同志，只是對我略加埋怨而已。此時車站的廣播喇叭里，反覆播放着下面這段話：

“紅衛兵小將們，中央已經決定停止串聯，請大家不要在桂林車站下車，你們即使下車也不會接待……”

此時的紅衛兵小將們卻好像同時失聰，“儘管‘喇叭’在叫，駱駝隊照樣前進”。其實大家都是同樣的想法，管他接待不接待！親眼目睹甲天下的桂林，其幸福程度僅亞於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偉大的領袖。

不知是我們的真誠感動了上帝，還是車站的廣播原本就是嚇唬毛孩子的，紅衛兵接待站仍然忠於職守，二話不說就安排我們住到了廣西師範學院。

桂林城可以說是一座地道的公園城市，當年的廣西師範學院就位於這座城市的中央，名聞天下的獨秀峰就座落在校園之中，以致每天早飯之後登高攬勝成了我們必做的功課。

 獨秀峰平地拔起,孤峰獨秀,人稱“南天一柱”。其相對高度雖僅66米。但由於孤峰聳立,四壁如削,卻越發顯得挺拔秀麗。從西麓上山,登三百餘級到達山頂,縱目眺望,整個桂林山水如畫卷般展現在眼前。山上建有玄武閣, 觀音堂, 三客廟、三神祠等，山下還有月牙池與之相映，這些給本就峭拔峻秀的獨秀峰增色不少。

隨後的日子我們每天便奔走於著名的三山、兩洞、一條江之間。三山是指象鼻山、疊彩山和伏波山，兩洞是指七星岩和蘆笛岩，一條江自然是指灕江囉。由於我的筆拙，而且這些著名景點大多數人都遊覽過，我就不再廢話。總之桂林風景可概括為“無山不洞，無洞不奇”，至於灕江沿岸風光嘛，“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是其最恰如其分的寫照。當我漫步在清可見底的灕江岸邊時，啜飲一口江水的欲望簡直無法抗拒，我立即捧起一掬江水喝到肚中，我不能不用“清甜甘冽”這四個字來加以形容。不知今天游灕江之人，因江水污染，是否還有勇氣像當年的我那樣去生喝江水。

關於桂林的七星岩和蘆笛岩我想多說兩句，因洞內景色奇特,令人應接不暇,是貴陽地下公園所無法匹敵的。

  七星岩屬於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在漫長的歲月里，雨水沿洞頂不斷滲入，溶解石灰石，並在洞內結晶，於是形成了千姿百態，冰雪晶瑩的石鐘乳、石柱、石筍、石幔。此溶洞開發時間較早，配有各種彩色燈光，人們根據其各異的形態，並附會美麗的民間傳說，給眾多景觀配上妙趣橫生的的名字，如古榕迎賓、白兔守門、仙人曬網，巨石鎮蛇、九龍戲水、銀河鵲橋等等。還有一處叫歌仙台，據說劉三姐就是在此唱歌之後，升仙而去。導遊說七星岩內多暗河，因此叮囑大家不要隨便攀爬，否則一不小心掉入暗河之中就要不知會被衝到何處。他還告誡我們說，不要亂摸洞內的石鐘乳等，因為它們是有“生命”的，還能不斷生長，人手摸過之後就令其嗚呼哀哉了。  

蘆笛岩與七星岩同屬岩溶洞穴，二者卻風格迥異，前者玲瓏瑰麗，後者雄偉壯觀。因洞口過去長滿可製成笛子的蘆荻而得名。蘆笛岩洞內的景物多姿多彩、千奇百怪，有從洞頂垂下的石乳，有從地上向上生長的石筍，還有石乳與石筍連接而成的石柱。那些被大自然雕琢成不同形狀的，則被人們分別稱做石幔、石枝、石花、石瀑等；有些石頭內空，敲打時還會發出悅耳的聲響，根據其聲音的高低，分別稱做石琴、石鼓、石鐘等。由這些千變萬化、千差萬別的鐘乳石構成了蘆笛岩內的四個洞天，叫做“石幔層林”、“天柱雲山”、“水晶宮”和“曲徑畫廊”。而當遊人置身於“獅嶺朝霞”、“高峽飛瀑”、“塔松傲雪”等一個個神秘虛幻的景觀時，仿佛是在神話世界裡週遊一般。蘆笛岩可說是桂林眾多奇妙岩洞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十八）秀了一把“全民公費旅遊”

游完甲天下的桂林，掐指一算，我們離開北京的時間已經不短，雖然與原計劃的半年還相差甚遠，不過我心中已經萌生“不如歸去”的想法，而曹、張二位卻還遊興未盡，我們三人只得分道揚鑣，我獨自一個人回到了北京，因為“家”已經變成了傷心之地，途經武漢的時候也沒有下車。回到學校，感覺到學校里的人煙像沙漠一樣稀少。自然是許多人還在緊張地繼續進行着“革命大串聯”的緣故，以致“君問歸期未有期”。

人總是這樣，得不到的很想得到，得到之後又不知道珍惜。可是機遇不可能永遠眷顧你，一次的失去，往往就是永遠地失去。“串聯”就是如此，出去久了想回來，回來之後又吃後悔藥，埋怨自己怎麼沒按“既定方針辦”，不過此時已經真真切切再沒有機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67年2月至4月期間連續4次發出停止大串聯和要求紅衛兵返校進行“複課鬧革命”的通知，全國性的大串聯終於結束了，自然我的大串聯也隨之結束。現在回想起來，“文革”大串聯剛開始也許屬於一些青年學生自發的行動，但後來被某些政治勢力所利用，最後發展到無法控制的程度，這也許是始料所不及的，不過這不屬小老百姓的評論之列，我們只是順應時勢，秀了一把“全民公費旅遊”而已，也算沒有虛度光陰吧！ 

最後再講點題外的話：

我的這篇回憶文字主要還是寫遊山玩水方面的內容，對於年輕人來說也許屬於聞所未聞的“歷史”。所以有網友建議我投稿到某雜誌，結果遭到退稿，原因是“現在出版政策有限制”。想必是有些人害怕揭歷史瘡疤的原因吧？

（全文完）

此文本已寫完，現在回憶起來，覺得“文革”時還有一段經歷也可以算是一次“串聯”吧，故又續寫了兩段。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我所經歷的“文革大串聯”（續一）“武漢7.20事件”

此文本已寫完，現在回憶起來，覺得“文革”時還有一段經歷也可以算是一次“串聯”吧，故續寫如下。要知後事如何，且聽在下慢慢道來。

一九六七年武漢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7.20”事件。如今關於該事件“真相”的回憶文章已經很多，也用不着我來轉述。現僅將從公開媒體上了解到的情況簡述如下（當年一般群眾對“真相”是不可能有所了解的）：

1967年上半年，武漢的兩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與“工人總部”發生了嚴重對立。為此周總理與毛主席在七月十四日先後親赴武漢解決問題。毛主席指示要給群眾組織“工人總部”平反，並釋放其被關押的頭頭。他指派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出面做工作。由於一般人無從了解主席的指示，導致“百萬雄師”認為這是王力背着中央私自亂表態，以致在7.20那天發生了“百萬雄師”的群眾衝擊毛主席所居住的東湖賓館的嚴重事件。當時毛主席居住在東湖賓館內梅嶺一號，謝富治、王力住在百花二號，他們衝進百花二號將王力抓走並痛扁一頓。此事件嚴重地威脅到了偉大領袖的安全。

 得知此事以後，已經回到北京的周恩來憂心如焚（周總理原先是住在百花一號的），不得不又立即從北京趕赴武漢，緊急安排偉大領袖秘密從武漢飛抵上海。這是1949年之後毛主席唯一的一次被迫從住處“逃離”，因此他老人家非常憤怒，到上海後電話指揮了以後的行動。

 7月22日下午，打着石膏，繫着繃帶被周總理解救回到北京的王力，獲得了英雄凱旋式的歡迎。當天“副統帥”主持召開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會議，將武漢“7.20”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電召陳再道赴京，陳於26日到京後即被批鬥，23日起各地按照中央的要求，舉行三軍聯合行動，聲討“7.20事件”。25日，北京市舉行了百萬人的軍民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了《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再道。同日，撤銷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的職務。武漢軍區所轄獨立師（8201部隊，相當於現在的武警部隊）被認定為“叛軍”，當兵的全部安排復員。“百萬雄師”組織也迅速解體，此後武漢成了“造反派”的一統天下。

 在此背景之下，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紛紛派人奔赴武漢，以支持武漢的“革命造反派”，從而表明自己是緊跟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我所在的北機院“東方紅”也不列外，臨時組織了一個“五湖四海戰鬥隊”第一時間趕赴武漢。成員七男三女，清一色為家在武漢的同學。

 因為“大串聯”已經在當年4月結束，我們必須購買火車票才能乘車。雖然我們屬於“公派”人員，是有“差旅費”的，但為了節約經費，我們十個人只買了5張票，其餘5人用站台票混上了火車。

 上車之後為了躲過查票，5張車票全由余BK一人拿着，其他人分散行動（因為車上沒座位的人很多，所以分散行動有了藉口），遇到查票就說車票在第幾車廂的某某人處。

 我一個人在餐車內找到了一個座位，坐在我旁邊的是車上的一名列車員，我與他天南海北談得很是投機。他屬於那種非常精明幹練之人，一邊交談還一邊打量着從身邊走過的每一個人。突然有一個衣冠不整之人從他身邊走過，他立馬從後面扯住那人要查他的車票，那人掙脫之後，一邊回答說車票在後面車廂的同伴手中（看來此法已經被人用濫了），一邊急速地向車後擠去。說時遲那時快，這位很敬業的列車員大哥像彈簧一樣從座位上彈了起來，追上去把那人抓住送給列車長發落——他的判斷確實很正確——而後我們繼續東拉西扯開心地談着。此時又有一個衣衫襤褸的半大孩子從他身邊走過。理所當然又被這位大哥逮住交到列車長那裡。當他回到座位上之後，不無得意地對我說：“哼！什麼人沒買票我一眼就能看出來！”當然此時更加得意的自然是我，心裡哼了一聲想道：“我就沒買票，你怎麼看不出來呢？”。看來最危險的地方確實是最安全的。

 到武漢之後我們被安排住到了湖北醫學院，也就是如今的武漢大學醫學部。我們住在一棟L型的樓房的二樓，這就是我們“五湖四海戰鬥隊”的隊部，室內安了一部電話，對外稱呼是北機院東方紅駐漢聯絡處，以便開展我們的“革命工作”。在樓房的拐角處，從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樓下好像是實驗室之類的房間。與我們住在一起的還有其他一些學校的學生，有個北大附中的小女孩，獨自一人來到武漢，所以就時常到我們住處來串門，因她有一個圓圓的臉蛋，大家都叫她“小皮球”。

 我們的第一項“革命工作”就是辦了一份小報，先到漢口的長江日報社去制了一塊報頭用的版。報紙的主筆是有鐵筆桿之稱的李HS和鑄造教研室的董FL老師。寫了一些什麼“天亮了，解放了，武漢的公雞下蛋了”，還有“陳大麻子算老幾，老子就是要揪你”之類的文章。而後由醫學院印刷廠排版印刷。最後大家拿到街上二分錢一份去賣。其實“革命工作”很輕鬆，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找人聊天，我高中時期的同班同學鄧MS在該校就讀，他是每天必來的常客，晚飯後我們還到東湖去游泳，因為八月一號還將要有一個橫渡長江的大規模群眾慶祝活動。為此我們定製了一面“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的大旗。董FL老師找人借了一台135相機，準備記錄這一歷史性的時刻。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

我所經歷的“文革大串聯”（續二）八一渡江的悲劇

我所經歷的“文革大串聯”（續二）八一渡江的悲劇

“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16號，毛主席曾在武漢由王任重等人陪同橫渡長江，並號召全國人民到江河湖海去經風雨見世面。王任重因此而走紅，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擔任副組長（後來不知何故，被江青說成是CC特務而倒台）。此後每年的7月16號武漢都要舉行橫渡長江的活動。1967年的7月16號，雖說也舉辦了橫渡長江，但由於當時“造反派”受到壓制，這一派別的群眾未能參加。等到“造反派”揚眉吐氣之後，就準備搞一次大規模的渡江活動，其用意當然是對“造反派”的勝利進行慶祝，時間就定在八月一號。

對於這一具有紀念意義的活動，我們誰也不願放棄——即使不下水，去看看熱鬧也是好的。當時電話還沒有普及，因此我們必須留下一人在住處守電話機。商量的結果是拿一副撲克牌來抽，誰抽的牌最小，誰就留下來值班。很不幸，我抽到了一張“小二”，無奈被留下來值班。

八月一號那天天氣很好，艷陽高照，我一個人無聊地守在電話機前。到了中午的時候，聽到傳言說橫渡長江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有的傳言還說是“百萬雄師”派出水鬼在水下捅刀子干的。到了下午，我在二樓的走廊上看到許多卡車開到我們這棟樓前。而後有人用擔架把一具具僅穿泳裝的男女屍體抬進一樓的房間內。睡在擔架上的人，有些手臂垂在擔架外一甩一甩的，看起來好像還活着一樣，但可以看到鼻孔和嘴唇處有血跡。雖然我並不怕死人，但也不願多看這慘不忍睹的死者一眼。所以沒有心情下樓去看。從樓房的拐角處向樓下的房間內看過去，只見房內地上一排排躺滿了死屍。北大附中的“小皮球”具有很強的好奇心，她便趕到樓下去看了個仔細。回來後“小皮球”說，她看見那些屍體被抬進房間之後，就被用很粗的針管往大腿根部（動脈血管內？）灌福爾馬林。我想是否因為當時武漢的天氣非常炎熱，又沒有什麼冷藏設施，所以只好用福爾馬林來防腐。幾天之後，當我再看見這些屍體被抬走火化時，發現他們的頭已經膨脹得像籃球一樣大，非常之恐怖。有一個水利電力學院（現武大工學部）死去的女學生，她的父母從鄉下開來一輛卡車運屍體，當穿着泳衣，頭部變形的她從停屍房內抬出後，她母親撲上去嚎啕大哭起來，而她的父親一個人蹲在地上默不作聲地低着頭。令人慘不忍睹。

 一直等到下午五點鐘，我們“聯絡處”還沒有一個人回來，但陸續有不少武漢和北京高校的學生，到醫學院的停屍房來尋找他們失蹤的同伴，他們說殯儀館也停滿了屍體，但沒有找到要找的人，於是又上這兒來找找看，估計幾處屍體加起來有200多具。水利電力學院的同學還哭着說，他們學校女民兵橫渡方陣在這次活動中幾乎全軍覆沒。從他們的口中我才得知當天橫渡長江的一些詳細情況。

 那天出事的原因主要還是組織者缺乏經驗造成的（與“百萬雄師”不沾邊），當時武昌江邊聚集了很多人，除去參加橫渡的人員外，還有萬人以上的圍觀者。

 渡江指揮部位於江邊一個臨時搭起的高台上。渡江隊伍的最前邊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畫像，第二個方陣是十二塊語錄牌，一共有多少個方陣也說不清楚。

 按照慣例，每個方陣之間應當間隔一定的距離下水。而那天沒有這樣做。上午九時許，指揮者在台上朝天放了一槍，發出渡江信號，隨後還吹起了衝鋒號以壯聲勢。

 於是所有的方陣均由漢陽門江邊的台階向江中涌去，隊伍越擠越近，擠成了一團，到了碼頭下台階處，便由高處向下潮水般壓下去，儀仗隊一下被衝倒了十幾人，從岸上看過去，人就像下餃子一樣被後面的人推着往江里倒下去。前面的人還未遊走，後面的人就整個身子壓倒在前一排人的身上，所有的人就這樣一排一排的壓上去，再也收不住。許多人就是這樣被後來人壓在水底，既直不起腰，又無法遊走，被活活憋悶而死，這也就是死者口鼻處有血跡的緣故。

 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後，我開始擔心我們那9名同伴的安全，於是守着電話機不停地撥電話，但由於當年電話還沒有普及，只有單位才有電話，一般家庭是沒有電話的，所以只能是向各兄弟院校打聽情況，最後毫無結果，而且我的那些同伴也無人打電話回來報平安。

 第二天早飯後，那九名老師和同學一個不少地都相繼回到了住處，我心中緊繃着的那根弦才鬆了下來。原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回家去了，害得我提心弔膽瞎操心。他們進一步向我敘述了橫渡長江時的混亂情況。

 我們學校沒有人參加橫渡的方陣，開始他們只是在下水處的岸邊看熱鬧。後來看到人像下餃子一樣往江里倒，而且後面還不斷地有隊伍涌過來，再不離開就要被擠到江里去了，於是他們立即跳到一條停靠在江邊的救生木船上。這時候有許多被壓在水下的橫渡者掙扎着探出頭來，見到木船就一邊大口喘氣，一邊試圖爬上船來。於是木船向一邊傾斜過去。船上有人大喊，快開船，快開船，船要翻了。於是船老大迅速地把船劃離了這是非之地，大家總算躲過了一劫。

 船到江心之後，余BK扛着我們“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的大旗，跳入江中踩水，讓董老師照了許多照片。船總算劃到了對岸，劫後餘生的我的同伴們就趕緊各自回家向家人報平安去了。唯獨把我忘到九霄雲外。

 第二天早上他們乘輪渡返回武昌時，看到江面上還有漂浮着的屍體，猜想可能是被江中的什麼東西絆住了，這時才浮起來。打撈屍體的人正在不停地忙碌着。

 這時候董老師拿出他那記錄了珍貴歷史鏡頭的照相機。由於相機是借來的，他鼓搗半天也打不開。那個年代相機屬於高檔奢侈品。我們一般人玩的多半都是120相機。135相機很少見，我完全不知道還有倒卷一說，我從他手裡拿過相機，擺弄了幾下就把相機蓋子打開了。由於沒有倒卷，問題很嚴重，董老師很生氣——膠捲全部被曝光。這一珍貴的歷史記錄便在瞬間毀於我手——我成了“歷史的大罪人”。好在大家都很通情達理，埋怨幾句也就拉倒。

 “8.1”過後，事情越來越少，有人提出要走和工人階級相結合的道路，楊YZ自告奮勇地到武漢鍋爐廠設了一個聯絡處，把他街坊鄰居中無學可上的“小弟小妹”們安排在那裡“再就業”，幫他值班守電話機。當時武漢各工廠的生產已經停頓。“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還要來喝酸梅湯。”就是最生動的寫照（七點上班，八點下班，九點人就走光）。當然也是無事可干。當我們到武鍋去“下基層”“和工人階級相結合”時，看到“小弟小妹”們正打着“首都紅代會”的招牌，手拎開水瓶打酸梅湯。

 而善於走上層路線的丁XL，則每天單獨一人奔忙在武漢軍區大院。據他說，他還曾經去過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和政委劉豐的家中。以致於到了文革後期，湖北各地揪“反黨亂軍分子”的時候，有外調人員找到李YX調查丁當年的情況，而李YX卻苦於當年無人和丁在一起，而講不出個所以然來。而我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有許多人到軍區去搶槍，丁XL是絕對沒有幹過那種事的。不光沒幹，他老父親還深受其害。

 話說有一天早上他父親——一名武鋼的老工人——騎着自行車去上班。路上突然有個小伙子用一把手槍指着他的腦袋很“客氣”地對他說：

 “老師傅，把你的自行車‘借’我用一下。”老師傅還算鎮定：

 “‘借’自行車幹什麼用？”

  “我的手錶掉到電車上了，我要到電車公司去找手錶。”

  老師傅看見他的左手腕上有一塊太陽曬出來的印子，感覺他沒有說謊。當然不干也得干，他只好把自行車‘借’給了那位小兄弟。那位小兄弟騎出去沒多遠，就看見開來一輛電車。那年頭武漢的公交車屬於“稀有動物”，往往等一個小時也看不到一輛車，車來之後人們就一窩蜂地往上擠，有那高才捷足者，直接就從窗戶翻將進去。最後幾位實在擠不進去，就手扒車門掛在車外，而司機照樣敢開，不開不行呀——除非他活得不耐煩了。至於電車嘛，由於車後有梯子可以爬到車頂，所以車頂上也常常會有幾位老兄在那裡“指點江山”，曾經有老外在長江大橋上看到公交車如此招搖過市，而向翻譯打聽這是在幹什麼。翻譯一般都是由那些特別愛國之人擔當，於是向老外解釋說：  

 “這是在進行‘民兵演習’呢。”

 話說那位小伙子看見“稀有動物”來了，扔下自行車，跑到電車前邊朝天開了一槍——乖乖還真是真傢伙呀——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手槍！

 他大喊着要車上的乘客都下來——此車被“徵收”了。乘客們不想下也得下，就像如今你家的房屋被徵收了一樣——在暴力面前，最好還是放乖一點。

 那位小伙子上車之後，對司機嘀咕了幾句，電車就變成了他的專車，在大家的視線中絕塵而去。

 終於我們感覺在武漢已經無事可干，我們就都陸續返回了北京。這一次我們不用買火車票，而是到省高教廳去“借”火車票。這次的“借”與第一次串聯時的“借”可大不一樣。最終還是有人找到學校要我們還錢，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還好，頭頭簽個字也就萬事大吉。當然我們也可說是再次享受到了公款旅遊。這麼多人從全國各地涌到武漢，開銷肯定不小，但卻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義”，那就是從內容和形式上都表明：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是十二萬分地擁護。後來有人在回憶中喜歡對那段歷史說三道四，我想說，當年他可是連屁都不敢放一個的。

我所經歷的“文革大串聯”（續三）火車上的小插曲

上文講到經歷了“8.1渡江慘劇”之後，我們乘火車從武漢返回了北京。在火車上有一段小插曲，本來不準備寫的，因為牽涉到當年的幾個“群眾組織”，怕有褒此貶彼的嫌疑。現在想想，當年所謂的“群眾組織”根本就無對錯之分。大家斗得你死我活，其實都屬上當受騙，都是被某些政治勢力所利用。反而是一些被人稱為“不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逍遙派”才真正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其餘的人（當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內），可說是被賣了還幫人數錢的那種。所以褒也好貶也好，在今天來說都沒有什麼意義——我只是把當年發生的一些事情真實地記錄下來，讓後人有所了解。我想總不至於會有“遺老遺少”藉此來找我的麻煩吧？

回到北京之後，全國的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革”已經由“文斗”發展到了“武鬥”的高級階段。除北京之外，全國所有地方（聲明一下台灣和港澳地區除外）兩派群眾都被武裝起來，動槍動炮地大開殺戒。更有甚者，四川連坦克也出動了，我們班江AW的弟弟就是在重慶的武鬥中遇難。武漢大學有一個叫劉朝陽的學生，武鬥時“光榮犧牲”，還被追認為“烈士”，他被安葬在櫻花大道下的鮮花叢中，並建了一座高高的墓碑。“文革”後期，他的“烈士”稱號被取消，墳墓當然也被扒掉，從而成為可悲的千千萬萬個“文革”殉葬者之一。

有人要問，當年社會雖亂，卻即無販毒集團，也無販槍團伙，武鬥時的那些槍支又是從何而來？其實很簡單，都是從部隊“搶”來的！現在的年輕人一定認為我在胡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麼能夠從“戰無不勝”的解放軍手中搶到槍？其實這都是公開的秘密，因為那時當兵的雖說表面上不介入“文化革命”，實際上他們暗地裡還是支持某一個派別——是他們故意讓自己所支持的那一派群眾去“搶”自己手中的槍，一“搶”就給。所以毛主席在講話中曾說：“說是部隊不介入，其實早就介入了”之類的話。

在這樣的形勢下，學校裡面談話的內容也多與“武鬥”有關。一天剛從鄭州返校的王GF對我說，河南“××公社××戰團”的人那才叫不怕死呀，武鬥時對方的槍打得噼里啪啦地，就像雨點一樣落到地上。而他們卻個個勇敢異常，頂着槍林彈雨愣是不要命地往上沖。

聽了他的話我就笑了——於是我向他講了返京途中火車上的那個小插曲：

那天我們乘坐的是臥鋪車廂。火車上操各種口音的人都有，但主要還是武漢“鋼工總”、“鋼二司”和湖南“湘江風雷”的成員——那年頭許多人的胳膊上都套着一個表明自己身份的袖標。他們為什麼要到北京去我也沒打聽——因為“7.20”之後，各地的“造反派”都已平反，不存在進京上訪的問題。火車上有一位約３０歲左右瘦瘦的“湘江風雷”成員，作為雷鋒叔叔的家鄉人，他在車廂里一刻不停地做好事。一會見他因打掃車廂衛生而忙得滿頭大汗，一會又幫列車員一遍又一遍地送開水。大家都對其投之以讚賞的目光。我們就稱其為“風雷大哥”吧。

車停漯河車站的時候，來了一幫自稱為河南“××公社××戰團”的人。每人手握一把手槍就要往臥鋪車廂里擠。由於車廂里已經沒有多餘的鋪位，列車員不讓他們上，但有槍就是大爺，不許上也得上。進到車廂之後，提着槍還咋咋呼呼地拉動槍栓，很有點不可一世的樣子。突然“呯”的一聲響，手槍走火了，弄得車廂裡邊的氣氛一下緊張起來。“風雷大哥”實在看不過去，走過去要他們把槍收好，告訴他們在火車上玩槍很容易傷及無辜。“××戰團”也不是吃素的，但見一人把手中的槍對準了“風雷大哥”的腦袋，要他少管閒事。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說時遲那時快“風雷大哥”表演了空手奪槍的絕招——還真就是所謂的真人不露相！雞蛋殼揩屁股，嘁里喀嚓三下五除二就下了他的槍！“風雷大哥”用奪來的手槍指着那人的腦袋命令說：“給我滾下車去！”

此時車上所有“湘江風雷”、“鋼工總”、“鋼二司”的成員們都把自己的傢伙抄了出來，乖乖隆地咚，他們都帶着真傢伙！大夥把槍口一齊指向“××戰團”。“風雷大哥”揮揮手說，“把這幫傢伙趕下火車去，不下去的就當小流氓打死！”

畢竟誰都知道人死不能復生的道理，於是“××戰團”一個個二話不說，乖乖地下了火車。

這段經歷告訴我們，那個年頭社會上的槍支已經大大地失控。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在如今連菜刀都要“實名制”的年代，社會上持槍搶劫案還時有所聞。而在那個動亂的年代，雖說沒有網絡，但也沒有新聞審查，各地新聞第一時間就可以在大字報上看到——卻從來沒聽說過什麼持槍搶劫的。為什麼呢？？？？？

等待有識之士給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