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咱們的國，可是誰愛我呀！”這是話劇《茶館》裡的一句經典台詞，它出自劇中人物常四爺之口。此話一出，語驚四座。因為它不僅道出了生存在黑暗社會裡底層百姓的苦悶心聲，而且深刻揭示了國家品性與國民情感之間撕裂、錯位的真實關係。

——我把它稱作“茶館之問”。

國民百姓雖然深愛着自己世代生活的祖國，可因為朝廷的昏庸腐敗，社會黑暗，他們既得不到國家任何體恤、關愛和安全保障，也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只能像螻蟻一樣苟且偷生，一腔悲苦無處傾訴。這句振聾發聵的“茶館之問”，既是一聲絕望的嘆息，也是一聲悲憤的控訴和吶喊。

愛國的理由

60年前的8月24日，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北京太平湖邊上孤獨地呆坐了一整天。他凝視着寂靜的湖面，湖水泛着刺眼的光斑。

就在上一天，他和一些京城藝人被押到一個大院子裡，遭到了紅衛兵的集體批鬥。他們被肆意羞辱和毆打。在那一刻，這位被粗暴毆打的老人頭上鮮血淋漓……

在八月的那個溽暑的京城夏日，沉默了許久的那位老人究竟想了些什麼沒有人知道。

入夜，黑幕降臨。老人慢慢向湖中走去，然後，他一頭扎進了水中……

選擇投湖自盡的老人就是創作了《茶館》《駱駝祥子》等作品的著名作家老舍。他死在了曾經魂牽夢繞的桑梓之地，死在了單向奔赴的對祖國“苦戀”之中。“我愛咱們的國，可是誰愛我呀！”老舍之死，很像是他借劇中人之口給自己的命運埋下的讖語。

老舍是1949年後從海外回到祖國的眾多知識分子之一，也是眾多歸國後沒能躲過政治運動劫難的知識精英之一。

四九後，許多海外華僑懷揣愛國熱忱紛紛投奔祖國志在報效國家。他們多是各領域的高級知識精英。但是僅僅數年之間，這批人中的大多數便在“反右”和後來的“文革”中，被無端地羅織了各種罪名遭到殘酷的打擊和迫害。他們有些被關押，有些被折磨至死，還有一些則因不堪屈辱憤而自殺。他們愛自己的國家，可是誰愛他們？他們像飛蛾撲火一般悲慘地死在自己心心念念的祖國土地上。

身在國內的知識分子群體和許許多多普通民眾也都遭遇到同樣的命運，受到了到接連不斷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和迫害。在“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四清”以及“文革”等多次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中，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國民死於非命。有統計顯示，四九後僅僅20多年裡，毛澤東就發動了大大小小50多場政治運動，製造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了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如果加上反人類、反人性的“計劃生育國策”被消滅的無辜生命，在國家和平年代死於人禍的國民人數更是無法計算。

這再次讓人們想到了那句著名的“茶館之問”：當一個國家不再是國民安全的避風港、甚至成為了國民蒙難之地的時候，你愛的國是什麼？它愛你嗎？在這樣一個區域環境裡，如果還在妄言所謂“愛國主義”和發揚什麼“愛國”精神，難道不顯得足夠虛偽和諷刺嗎？

某些“史家”講歷史，說到鴉片戰爭時外敵入侵，中國當地老百姓不僅袖手旁觀，甚至還出現幫助入侵者的現象。於是這些宣講人開始感嘆中國百姓愚昧麻木，助紂為虐，痛陳喚醒國人如何重要云云。

這些人在對這段屈辱史實的講述中，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略上述現象中的某些重要情節。譬如，有史料記載，當時一個叫巴夏里的入侵者頭目，曾就中國民眾的異樣表現不解地詢問在場的一個中國買辦，那個買辦的回答是：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

就是這簡短的十一個字的回答，與“茶館之問”形成了異曲同工之妙。這句話，直接捅破了令許多人迷思的那層窗紙，讓問題本質昭然若揭。它表明，當年的中國百姓不僅並不麻木，而且已經成為逐漸覺醒的一代，他們在用行動宣示着自己的愛恨情仇。與此同時，這話還呼應了古人的另一神句：“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如寇讎”。

至於某些“史家”用真實的歷史片段得出謬誤的結論，不知道是出於淺薄還是出於裝傻。

老百姓祖祖輩輩備受官府欺壓的痛苦經歷，已經讓他們內心十分明白：國家就是皇家。朝廷成年累月橫徵暴斂極盡奢華，卻從不顧及黎民百姓的死活。這樣的國，興亡盛衰俱是皇家私事，與百姓何干？怪不得民眾只做圍觀的吃瓜看客了—— 這才是歷史留給後人的真正教訓。

晚清國民對入侵者的表現，確切地昭示着一個道理：愛民的國家才可愛，有愛民之國乃有愛國之民；相反，不愛民的國家無論如何強大厲害，都與國民無關，也不值得國民去愛。

從國家產生的淵源來看，國民和國家的關係單純且清晰：國家是因民生需求應運而生的產物，即民先於國，民在國的上位，其權重關係也十分明確。對此，老祖先早有高論在前。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古人還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可見，國愛民，理所當然且責無旁貸；民愛國，心之所願且情理之中。有“國愛”，方有“愛國”。“國愛”與“愛國”是一場愛的雙向奔赴。

當一國國民最基本的權利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和免於匱乏的自由”等都不能得到國家給予的切實保障時，任何執政者都沒有理由強迫國民去“捏着鼻子愛國”。愛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是不能強迫的，否則就是強盜邏輯了。所以，愛國是一件無需號召和鼓動的事兒。如果說愛國一定需要有誰來耳提面命的話，那請先給出國民一個愛國的理由。

“愛國者”們的臉譜

說到愛國，就要提到愛國者。“愛國者”群體並不單純，細分可見其中的三類人群：

第一類是普通大眾愛國者，是愛國者群體中數量最龐大的存在。他們通常有着樸素的情感和簡單的思維。他們很愛自己的國家，但由於長久受到錯誤教育的灌輸，導致相關人文知識的匱乏和普世價值觀的缺失。他們極易輕信某些居心不良者或“偽愛國者”的謊言，盲目地將愛國情感投射到權力者的頭上，然後隨着官媒的節奏呼喊一些自己都不清不楚的“愛國”口號，譏諷那些謙卑地學習西方文明的國人是什麼“殖人”，像患上“受迫害妄想症”一樣謾罵被威權指認的“敵對分子”。他們從國家納稅公民變成匍匐在權貴腳下的乞食者，習慣性動作就是跪求王權恩賜。這類“被人賣了還為其數錢”的“愚忠型”愛國者，既可憐又可悲。其中的深度“愚忠型愛國者”會讓人聯想到日本侵華期間一些被武士道洗腦的鬼子兵，為了效忠天皇可以隨時切腹自殺或把自己變成人體炸彈。後方的日本女人也是如此，她們可以用“獻身”來“犒勞”侵華日軍，甚至為了讓他們斷掉後顧之憂不惜以死來訣別她們的丈夫。這種所謂“愛國者”更像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重症患者”。

“愚忠型”愛國者最典型的特徵是：凡事只有立場沒有是非。他們會說“國家的立場就是我的立場”。他們把屬於個體的獨立的價值判斷權利完全交由他們所屬的某個組織或團體來代理，然後自己只管選邊站隊。在他們眼裡，國家、政府、黨派完全是一碼事兒且永遠是絕對正確的化身。他們不知道，任何個人或組織的立場及行為，都是在對真善美與假惡丑做出價值觀判斷後所做的選擇，根本不存在什麼“先天的正義性”。

立場鮮明卻是非不分的“愚忠型”愛國者似乎沒想過自己某一天可能會站在邪惡的一邊助紂為虐。當年德國、日本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前蘇聯斯大林當局大量屠殺本國人民的罪行、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所犯下的屠殺數百萬本國人民的罪行以及“東大”臭名昭著的“十年浩劫”罪行，都是“國家”立場和行為製造的人類災難……這樣的歷史案例可以說舉不勝舉。

歷史上，一個國家管理機構運用公權力作惡的事情如此之多，但“愚忠型”愛國者們卻偏偏選擇視而不見。不光如此，他們還把官府作惡之後文過飾非的可恥行徑看做是“勇於糾錯”的“偉大英明”。這種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愛國粉”，如果其父輩是強盜，大概率也會因為血統關係隨之去打家劫舍，因為這與他們的認知相吻合。

第二類是偽愛國者。這類人是打着愛國招牌投機鑽營撈取個人利益的一幫人，他們把愛國當作“一門生意”和個人私利的“釣餌”。當他們發現在“愛國”這一宏大敘事中可以通過作秀來搞到利益油水的時候，便開始戴上“愛國者”的“孝帽”到處招搖撞騙。網上某些用愛國做偽裝兜售私貨的“所謂自媒體大V”如司馬某人之類，正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他們一面諂媚地領取主子扔給他們的“狗糧”，一面無恥地薅着“愚忠愛國者”群體的“羊毛”。對這類所謂“愛國者”，人們稱其為“愛國賊”恰如其分。

第三類是有着理性思考和獨立人格的愛國者，屬於頭腦清醒的少數派。他們對國家的愛，來自於對這片土地深沉真摯的眷戀和對土地上的人民深切的愛戴與天然的共情。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見不得祖國身上的污點，也不會被惡意誘導帶偏節奏。愛之深責之切。他們中的許多人常常會秉公直言，大膽質疑和批評政府的施政弊端。

理性愛國者與“愚忠型”愛國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拒絕盲目地“盡忠盡孝”式的愛國。為了維護國家尊嚴和國民利益他們會不懼風險努力發聲，他們為了守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會勇敢地揭示黑幕背後的真相。因此，理性的愛國者才是這個社會良知底線的守護者、道義的擔當者和最值得尊敬的真正的愛國者。

那根“賣國賊”的棍子

在國人的政治話語裡，“愛國”這一高頻詞語，原本是挺美好的一個字眼，也是一份很珍貴的情懷。但不知從何時起，它竟可以瞬間演變成了某些人手中一根隨意揮舞和打擊同胞的棍子。只要在“愛國”這一點上被否定，不管事實如何，立馬就會被貼上“漢奸賣國賊”的標籤，不由分說，亂棍會直接打來。愛國與否，幾乎成為判定一個國民是“好人”或“壞人”的第一標準。一個人一旦被認定為不愛國，必然就被粗暴地定為“賣國賊”，接下來，對這人再怎麼打擊都不過分了，都是“正義行動”。在這一“公仇”中，沒有什麼比“漢奸賣國賊”這句“國罵”更具殺傷力的了。

出賣民族和國家利益者，自然是同仇敵愾的，但首先要基於事實。怎樣的事實能攤上這個罵名？誰才有資格能給一個國民做出這樣的定性？好像沒人能說清楚這些，反正現實中眾多老小“粉紅”都手握着這樣一根印着“賣國賊”標籤的棍子，一言不合就有可能被這根棍子打到頭上，並且還可能帶來群體效應，不分青紅皂白地招來一頓群毆。

很多人都知道曾經發生在西安的“U型鎖事件”，因為中日兩國間發生了一些摩擦，一名日系車主就被一個“愛國正能量”的人用U型鎖打爛了頭骨。這究竟是“愛國行動”還是“害國行動”？每個人心裡都有杆稱。發生在人們身邊的類似事件實在是不勝枚舉。一旦本國與某個他國發生摩擦或交惡時，首先會引發這種內鬥風波。與日本不合就抵制日貨；與法國不合就不進它的家樂福；與美國不合就拒看它的電影拒吃它的麥當勞，甚至圍堵在門口阻擋任何人進入……總之一切責任盡在對方，誰若有不同看法就是“漢奸賣國賊”，就要被“群起而攻之”。

近年來，“抵制西方文化入侵”最顯眼的動作就是“抵制洋節”，這成為點燃“愛國主義激情”的“新常態”。有的小學生在課堂上就被老師引領着賭咒發誓“堅決抵制”啥啥啥。至於那些身在海外的華人，在某些人心目中更是實錘的“投敵叛國”分子。曾經的那些“海外赤子”，也已對外部世界選擇自我封口，因為說所在國優點是崇洋媚外貶低祖國；說所在國問題是“得了便宜賣乖”，網絡語言就是“凡爾賽”；甚至連稱讚自己的祖國也不行，會被嘲諷是“虛偽”：“國家那麼好你怎麼還出去！”……反正說什麼都是錯，因為“漢奸賣國賊”的帽子已經妥妥地被戴在腦袋上了，你百口莫辯，所以只好“三緘其口”了。還有的海外華人哪怕回國探親都不敢明說是從國外回來的，其惶恐的心態可見一斑。

作為有着濃重家國情結的海外華人，誰不怕那根“賣國賊”的棍子呢！“人言可畏”的刀劍在這塊土地上從未消失過。放眼世界，大概只有海外華人才有着這份吞不下又吐不出的苦澀感受。

“事出反常必有妖”。這種不正常現象不能不引發人們的思考：究竟什麼是“愛國”？怎樣才算愛國？愛國有沒有前提條件？國家、國民、政府、黨派之間究竟應該是什麼關係？國家主權和國民人權誰該優先？

不可不知的常識

回答上述問題，不能不先要絮叨一些最基本的常識。因為許多人至今不明白這些常識性概念，也鬧不清它們之間的關係。

國家是什麼？通俗講，國家就是一個族群為了安居樂業而建立的一個保護體，可簡單比喻為一個家庭遮風避雨的房子，或者乾脆可以把一個家庭看做是一個微縮國家。總之國家就是保障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的“契約性共同體”；

領袖是什麼？這裡專指一國領主，即國家頭號領導人。以前稱皇帝、國王、君主、聖上，後來叫領袖、主席、元首、統帥等等，是一個東西的不同叫法，隨時間和環境變化而變化。

國民是什麼？國民是生活在國家這塊土地上的人群，其法定名稱叫“公民”，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國家視國民為祖國兒女，國民視國家為他們的“守護神”；

政府是什麼？政府是國民為管理集體事務而選出來的一個“管家班子”，它需要按照國民意志料理國家的集體事務；

黨派是什麼？黨派是一夥有着共同政治理念的人集結的社團，它會試圖通過參與社會活動和政府事務影響國家行為和走向。

政體是什麼？政體就是國家管理模式或制度，是經全體國民商定下來的國家運行規則，包括對國家性質和目的的確定、對政府權力的限定以及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規範等等；

法律是什麼？法律是制度的主要體現形式，是經過國家全體成員同意並需要共同遵守的契約和行為準則，包括法律本身的制定與執行、對違法者的定性和懲罰措施等等；

稅賦是什麼？稅賦是大家掏出錢來交給政府管理的公共資產，是用來改善民生福祉、發展公共事業和供養國家武裝力量的公款。利用職權非法占有或侵吞國民稅款是貪污公共財產監守自盜的犯罪行為。

……

僅從上述幾條常識可見，祖國與國家並非同義詞。祖國是一個偏於感性的詞彙，它包含了確定的疆土、居民以及這一區域內人民所擁有的歷史、文化等內涵。祖國作為全體國民世代生息繁衍之地，是全體國民的母國。國家的概念除了包含國土和國民以外，還融入了合法的政權組織，從而構成國家、國民和政權三位一體的存在形式。

政府作為匯集納稅人錢財組成的社會秩序的管理者和國民利益守護者，其行為須受法律和全民監控。政府履職圓滿理所當然，無需稱讚；政府失能失職，必須受到追責直至被罷免替換。

國家首領通常在政府中牽頭。如果首領還兼執政黨黨魁，意味着國家管理黨政不分。

把領袖與國家相混淆沿襲自古代君王即國家的觀念。以前皇帝就是天子，是國家的代表和象徵，也就等同於國家。所以，“忠君愛國”一直是漢語裡一個固定詞組，甚至忠君先於愛國，愛國就要忠君。過去的國王、皇帝變成了後來的領袖、主席，換湯不換藥。由此推衍開來，領袖代表國家——與國家合體；領袖同時是黨魁——與黨派合體；領袖同時是政府主席——與政府合體；領袖又是“人民代表”——與人民合體。於是，反對領袖就是反黨、反國家、反政府、反人民。國家、政府又與體制混為一談，那又多了一項罪名，就是反對某某主義和制度。所以領袖是絕不能質疑更不能反對的，因為這個頭銜已經與一連串的宏大概念合體，反對他一人就等於反對了一大群，任何一個罪名都能置人死地，何況“數罪併罰”呢。這一點當然是獨裁首領最喜聞樂見的，也是為什麼獨裁者最執着於混淆概念的“底層邏輯”。

當政府在以執政者身份履行政務時，它充當國家的象徵和臨時代表。當國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相背離時，政府將失去對國家或國民的代表性和執政合法性。“茶館之問”的泣血呼號，就是政府失職的表現。

像政府一樣，黨派行為也必須限定在法律和國民監督的框架之下，如果幹擾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或給國計民生帶來負面影響，必須受到司法干預直至取締。

對全體國民而言，通常意義上所謂“愛國”的概念，單純是指對祖國的愛，並不包含對執政者即政府的愛，更不包含對什麼黨派或社會團體的愛。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黨派參與的執政行為，都是在兌現其對國民的承諾。國民擁有質疑、批評乃至將其罷免和更換的權利，根本談不上愛與不愛。

以上是有關國家、國民、政府、黨派等概念與定義的不完全簡述，並非標準答案，只作為社會常識的一點個人表達。它們本應納入小學通識課本里，可惜沒有。

一個移花接木的“雜耍”

對國家之愛來自於國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和人文環境自然而然產生的依戀情愫，淳樸而珍貴。換言之，愛國是國民內心自發的一種美好情感，既非號召也非製造出來的。

然而，某些極權統治者卻狡詐地利用民眾這種樸素的愛國情懷暗做手腳，蓄意把國家、政權與黨派的概念相互混淆、重疊，把國民對於祖國的愛移花接木，偷換為對執政者或某黨派組織的愛，進而達到維護和鞏固其專權統治的目的。專權利益團伙把黨派、政府、國家甚至社會制度等概念統統混合後，通過長期洗腦灌輸，讓民眾相信黨派、政府、國家、人民都是可以互替的同一事物，而後讓被迷惑的國民為他們獻上敬仰和愛戴，直至可以為其甘心情願地赴湯蹈火。這一點，很像鳩占鵲巢的惡鳥杜鵑一樣，假冒同類來從雀鳥媽媽口中騙取關愛與食物來養肥自己。

當國家、人民、政府、黨派、體制等這些概念拼接合體後，國民只要熱愛祖國，就要同時熱愛黨派和政府甚至某個現行制度，否則就是與“黨和政府離心離德”與國家和人民“公然為敵”，成為“叛黨叛國”的“恨國黨”和“賣國賊”，成為要被“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的“敵對勢力”。於是，“賣國賊”這一“國罵”終於“修成”了朝野上下語言體系裡詆毀和污名化異見者的一個慣用語。

用混淆概念炮製的一系列所謂“愛國主義”的“宏大敘事”，本質上就是擁權者迷惑國民的一個江湖戲法。他們把手中掌握的大權包裝成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置於不可動搖的至高地位，然後故意將其與全體國民的利益假裝被捆綁在了一起。他們高舉着這面用於表演的道具大旗招搖撞騙蠱惑民心，進而達到他們可以“絲滑地”行使特權作威作福的醜惡目的。被迷惑的民眾誤以為自己天然地就是所謂國家利益的一部分，然後死心塌地的為之效勞乃至付出寶貴的生命。在獨裁者的欺騙加脅迫下，國民全體淪為“盛世的牛馬，亂世的炮灰”。

愛國不等於愛朝代，更不等於愛朝廷，這個道理淺顯易懂，但專權統治者故意搞亂它們，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舉個例子。我國被稱為“詩的國度”，歷代湧現出許許多多愛國詩人，包括唐朝的杜甫、宋朝的陸游、清朝的龔自珍等等。如果說他們愛的國是那個朝代，其所愛的朝代不過是帝王的私家天下而已，而且早就被後人拋棄了，國家的最高統治機構——朝廷，也早已經灰飛煙滅。這樣說來他們本不該享有“愛國詩人”這份尊榮。然而詩人們依然受到人們的尊崇並賦予他們這份尊榮，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深愛的是你我腳下這片祖國的熱土，是炎黃子孫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他們因不忍看到祖國被外敵侵犯和內敵霸凌，所以才寫下了那些引發歷代國人共鳴和傳頌的愛國詩章。

可是，這就是朝廷最不願意看到的。如果熱愛的僅僅是這片國土，並無助於確保朝廷政權的長久安穩。所以，統治者才千方百計把國民這份“愛的情感”強行“扭”到愛戴朝代或朝廷上來，讓人們在不自覺中掉進迷局甘心情願地為朝廷做牛馬當炮灰。

統治團伙打着反對獨裁專制、建立為人民謀幸福的新國家的旗號，騙取了億萬民眾的信任與支持，最後成為占山為王的擁權者。

由於權力來源的非正當性，獨裁者貌似強大的外表實際上包藏着一個虛弱的心臟，它經常會籠罩在一片巨大而恐懼的陰影中。由於害怕自己那條狐狸尾巴不會掩藏太久，到手的江山難以長期固守而旁落他人，所以他們只能繼續採用謊言加暴力的慣用伎倆來鞏固那個政權，而這也正是他們需要不停地對國民進行洗腦宣教的初心和依據。

竊取國家和鞏固政權雖然不同，但欺瞞加鎮壓的操作手法卻是相通的。混淆概念是轉移國民愛國情懷和排除異己的最佳手段，而這種控制思維和誤導國民的“雜耍”對他們來說已是駕輕就熟。所以，對專權團伙而言，只不過是重操舊業罷了。

當目的達到後，統治者便以人民的名義掌控所有的國家公器。巨大的權力帶給了他們自己超級利益，成為史上又一隻盤踞在人民頭上的極權“大鱷”。

掌權者竭力維護着實際上成為他們“家天下”的國家權力，國家利益與這一團伙利益高度黏合不分彼此。這樣的國家本質上已經異化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國家，實施的是“榨取型”國家制度，即在國家暴力機器的保護之下，以國家的名義侵吞和瓜分國家財產，以人民的名義敲詐和搶劫人民。

高度極權國家出台的各種法律和政策，其目的都是指向維護這一權力的穩定的，即所謂“維穩”。“有國才有家”是他們這套宣教口號中一句典型的洗腦口號。他們以“為人民服務”的漂亮承諾宣示着自己執政的所謂“合法性”，鼓動人們拼命勞作建設這個所謂“國家”，其動機和目的無不是為了讓國民為特權階層不斷膨脹的私慾積累更多的財富。與此同時，他們還不忘時時敲打國民要“心存感激，懷揣夢想”。“感激”是強化對統治與被統治地位的認同，“夢想”是他們給“蟻民”們畫在牆上的那張拼盡全力也永遠吃不到的大餅。

篡奪了國家權力的專制特權團伙在“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等等一系列花哨而虛幻的空洞口號下，開始毫無忌憚地瘋狂盜竊國庫，掠奪國民財產。他們把國家變為了少數人私有的逐利場，把國民當作他們可以任意收割的“韭菜”和開採的“人礦”。直到最後，他們用貪婪的吸管插進祖國的每一根血脈；用民脂民膏把自己吃成巨嬰；用哈哈鏡把自己照成人類主宰；用排泄物污染這片國土的每一條江河每一片天空；然後再用一幢幢令人目眩的血汗大廈給自己豎起功德牌坊.....

把“國天下”變成“家天下”的後果便是國將不國，或者說成了一個偽裝成國家的“私家獵場”。如此，國家變成了特權團伙私享的“北京烤鴨”。

“群眾”一詞有群羊大眾之意，沒有個性也沒有尊嚴，在“肉食者”眼裡，國民群眾不過是聚集在一起的卑微螻蟻，是一群可以任由其奴役和驅使的“活物”。掌權者像“蟻王”一樣控制着自己的億萬“工蟻”，享用着螻蟻們源源不斷的財富“貢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國民不需要有其它的想法，更不能發出“不和諧”的聲音，只需要與統治者“保持高度一致”，心無旁騖，任勞任怨，像齒輪和螺絲釘一樣專注而勤奮地“一心撲在工作上”。他們在各行各業不斷推出各種所謂“德藝雙馨”的忠誠楷模供眾人效仿。

這裡引用網友的一句話就是：權力的頂端製造謊言，中端維護謊言，底端用沉默兌換謊言的庇護。由此誕生了一種建立在共謀之上、由所有人參與構築並最終囚禁所有人的秩序。

在那些為特權階層提供服務的“群羊”中，頂端權力物色了一些更忠順的奴才，許以小恩小惠利誘出其內心深處的邪惡與兇殘，使之成為他們的耳目和鷹犬，用告密加暴力的手段阻止各類群體反叛事件的發生。對於“執法”中發生的過火事件，除非惹翻眾怒影響到其自身權力穩定時，才會剪除“壞了他們好事”的爪牙來做做秀，然後再高調自我炫耀一番：為了“安定團結”大局，他們“英明果斷”地“把喪事辦成了喜事”。

民福與國強

國家行為走向的兩個根本目的，一是不斷提升國民生活福祉，讓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這些基本的民生所需不再成為社會問題；二是通過教化，讓國民擁有純正良善的心地，信奉普世價值觀，崇尚真善美，精神有寄託。

無論是過去的“政治掛帥”還是後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際上都撇開了上述兩個根本目的。

從歷史上看，國家的所謂強大或“盛世”，多數時候只是皇家的強大帝王的盛世，只是為朝廷備足了更充裕的可任性揮霍的財物而已。

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在“為人民服務”之類漂亮口號遮掩下，特權階層用醜陋的吃相貪婪地分食着國家發展和繁榮帶給他們的超級蛋糕，而他們口中的人民， 卻常常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而焦頭爛額。

國家發展永遠只是手段而並非目的。謀求國民福祉才是國家存在的唯一目的，也才是一個合法國家所有行為的初衷和歸宿。是否為百姓謀求了幸福生活是檢驗一國執政者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標準。所謂“繁榮富強”、“騰飛崛起”之類宏大敘事，應該首先包含民生福祉，否則那僅僅指的是“帝王家宴”，僅僅意味着國民的災禍。

長期執政卻做不到上述幾點的政權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失去了代表國家和國民的資格，其制定的所有政策和採取的任何行動，包括所進行的政治內鬥和對外戰爭，都可以認定是在爭奪和維護其特權集團私利，無論其怎樣變換姿勢以國家和民族名義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美化。對此，從某些區域幾十年來打着為民服務這一鍍金招牌開展的各種政治運動、以及上溯到更早以前的內外戰爭，最終呈現的結果都清楚地表明其立黨為私、執政為己的核心本質。

任何公權力不以謀取全民福祉為目的所有行徑都是罪惡；任何冒全民之名以營私利的公權力都是社會的禍源。

一個受世人尊敬和景仰的國家不是光憑着國家攥在手裡的米袋子槍桿子。國庫充盈堅船利炮僅僅是物質前提。偉大國家的主要標誌是它所擁有的先進的文化、文明的政治和豐裕的國民福祉。

有種論調說，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全憑實力說話。而這個所謂實力往往特指GDP指數以及國家軍力。所以有些國家動不動就用秀肌肉來嚇唬對方和給自己壯膽。

其實明白人都知道，國民生產總值與國民收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表示國家生產成果，後者表示國民收入水平，二者不存在直接關聯的關係。

以下兩個組數據或許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世界經合組織 2011 年公布的全球 41 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顯示中國的“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一。調查包括收入、工作、住房、健康、教育、環境等11項指標。

✔國家統計局2019年拿出的調查數據或許更直感一些：中國有六億人口平均月收入不足1000元。從國際貧困線標準對照來看，這個收入水平雖不算赤貧，但僅僅達到“剛好活着”的標準。

綜合國力號稱世界老二與近半數國民月收入不足人民幣1000元是官媒公開披露的兩大數據，鮮明的對比再度印證國家強盛與國民福祉並不能直接畫等號的道理。

“厲害國”有兩句話聽上去冠冕堂皇的話，一曰“災難興邦”。汶川地震時，這話好像被喊得最響。它的意思淺顯明了:民眾遭了災不算什麼，災難能給國家帶來興旺。邦者，國也。國家一詞在東大又與朝廷同義。另一句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曾被居心叵測者篡改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點到了民眾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卻迴避掉了民眾的權利。

上述兩句話強調的都是國家利益。似乎為了國家利益，民眾要甘心犧牲“小我”來擔當“匹夫之責”來“精忠報國”。

民與國孰重孰輕這一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如今不得不再次拿出來討論，這本身就是這個民族的悲哀。沒有民哪有國，道理是如此明了。民眾之所以建立國家，就是為了保護群體大眾的共同利益。如果把“興邦”建立在民眾苦難與犧牲的基礎之上， 對民眾只講責任不講權利，或者說國家興與亡的結果都是百姓遭殃，試問要國何用之有？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人這一聲嘆息不知道盡了多少人無奈的感慨！歷史表明，邦興未必民旺，國富未必民強。

在這種背景下，對百姓而言，這是你的國也不是你的國。說是你的國是因為你生於斯長於斯，你的祖先你的文化你的根都在此地；說不是你的國是當你和它之間僅僅是付出與索取的關係時，即平日你是為它勞作效力的牛馬，戰時你是為它赴死犧牲的炮灰——所謂國家對你而言只是一個無影無形卻處處罩在你頭上的那個壓迫的力量。

當朝廷只代表大官僚和大財閥的利益時，百姓只剩下兩種存在形式：被割的韭菜和備割的韭菜。在這個被叫做“國家”的東西眼裡，你的存在僅僅是大數據里一個無足輕重的數字，是暫時可被利用的“人礦”和“燃料”。它偶爾對你多看一眼只是因為你尚有被榨取的價值，所以只需要這“資源”生生不已就行了。至於你的生計、安危（更不要提什麼幸福）等等你的生老病死都無關它痛癢，任你苟且紅塵自生自滅。儘管你讓渡了各種權利給了這個所謂“國家”，但它於你而言只有榨取並無擔當，“國家”一詞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符號，形同虛設。所以實際上你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或者只是一個漂泊在某地隨遇而安的“盲流”而已。在這樣的境域中，網上有句話說點評得頗為精妙：你是哪國人不重要，哪國把你當人才重要。

然而在每一個平民卑微的一生中，卻常常被反覆訓誡要愛國，要不斷高唱愛國高調，誰若稍有遲疑就有可能遭到“賣國賊”棍子的當頭棒喝。更荒誕的是，在那些揮舞“漢奸賣國賊”棍子追打你的人群中，大多數竟然是同樣備受壓迫無處申訴的底層“草根”“蟻民”。

德國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曾公然對他的國民大放厥詞，叫囂“沒有國你什麼都不是。”他的話今天必須反過來說：沒有民福，國什麼也不是。

專權統治者深得納粹黨徒戈培爾的宣傳要義：“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多年以來，人們正是這樣被反覆灌輸的各種錯誤的觀念，顛倒民眾和國家這兩者的權重關係。這些似是而非的觀念和本末倒置的謬論，使後來許多荒唐的社會現象變成了所謂“英雄壯舉”：山火來了，小學生也要踴躍奔赴火場保護國家林木；洪水來了，哪怕不會游泳沒有護具，也要冒着溺亡風險跳入水中打撈公共財物；暴雪來了，即便凍死凍傷也要尋找一隻走失的集體小羊；守護陣地，就算成百上千人凍成“冰雕”也要寸步不離；面對敵人雷區，為了給占領山頭爭取時間，可以滾動血肉之軀排除地雷……這些高舉國家集體利益蔑視個體生命的殘忍故事都被統治團伙宣傳為“英雄事跡”，踐行者被豎為全民學習的“光輝榜樣”。

為了遮人耳目糊弄百姓，他們專為國民量身定製了一碗“當家做主”的“心靈雞湯”，像填鴨一樣灌進了百姓的口中。對於世代為奴的貧苦百姓來說，這碗“當家做主”宣教雞湯的誘惑往往是難以抵擋的。能當國的家做國的主成為國家的一個“股東”，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能把人砸蒙的大餡餅。

所謂“當家做主”，是從建政之初就常常在國民耳邊鼓譟的那句“勞動人民從此當家做主人”宣傳語，“當家做主”是它的一個縮略版。

人民建立了國家，國民原本是理所當然的國家主人。然而，統治者卻暗中“調包”，自己爬上了主人的位置，成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特權階層。當統治者把受其奴役的百姓“牛馬”封為“國家主人”後，便構成了一種“主僕顛倒”的弔詭關係。本來的僕人成了主人，原本的主人成了“耗材”。無數國民戴着這頂“當家做主”的光鮮高帽被做成祭品送上了統治者的祭壇。

然而幾十年後的今天，當看到網上仍然有人像喝了“迷魂湯”似的嚷嚷“當家做主”這句“雞湯”話語時，感覺已然不知今夕何夕。很想問一句：作為被朝廷視為草民瓜眾的國民，國家制定和出台的哪項大政方針恁參與了？是“反右鬥爭”是“大躍進”還是“文革”？如果說都沒參與決策那恁算當了什麼家做了誰的主？大概頂多算是那場“火災”里的一把柴草而已，燒毀了自己助長了罪惡。實話說，沒做這個主算是幸運，因為那些所謂“決策”曾把國家和國民帶進了一場場深重的民族災難當中，真要是做過這個主也必是同謀無疑了。如果此生至今沒見過選票長什麼樣，甚至連區縣裡的“兩會”代表委員都不知何許人也時，還是且慢叨叨“當家做主”這種話為好。

在民主一詞的內涵中，有“由民做主”的含義，它最突出的特徵是一人一票。對於委託誰來做國家和民眾事務的管理者，以及對涉及國計民生重大事項做出施政決策，選民們都可以通過一人一票來表達個人意願。這樣的行為雖說是一種對集體事務的直接或間接參與，但卻是一個納稅公民行使了自己最基本權利的一個體現，也才能配得上“當家做主”這句話。

當國民面對那些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吃着毒食喝着污水吸着髒霧被官府強拆被城管欺侮被冤屈被截訪被戶籍歧視被鎖言禁聲遭受各種不公正待遇的同胞時；當一國公民常常被稱為或自嘲為“韭菜”“屌絲”“蟻民”“屁民”並且無望地面對那留不下的昂貴城市和回不去的荒蕪家園時——還怎麼張口自稱“國家主人”、有什麼值得驕傲自豪的呢？

在國家利益的所謂“宏大敘事”之下，百姓的生命一文不值，個體權益不值一提，僅僅是實現“宏大目標”的一次性工具和耗材。

在極權統治者眼裡，只有權力和金錢，民眾只不過是為其聚斂財富的耗材和為其守護權柄的家奴。不幸的是無數民眾被統治者矇騙，把帝王及其團火當成了自己的大救星和守護神，不停地頂禮膜拜歌功頌德，這種愚昧延續世代而不能醒悟。

“打雞血”是上世紀60年代流行於東大的一個偽科學保健法，人們迷信把新鮮雞血注射到體內能治療百病，把因肌體排異反應給人帶來的亢奮和燥熱當做療效。於是很多人抱着公雞上醫院排隊打雞血。用“打雞血”式的江湖邪術刺激起來的愛國激情像極了“打雞血”療法一樣荒誕。

所以，如果非要拿什麼“世界老二”或“遙遙領先”這套詞語來“打雞血”的話，首先該拿民生福祉作比。假如有一天各項民生幸福指數排進了世界前列，再來誇耀什麼“厲害了我的國”也算有了些資本。真若如此，形成真正發自國民內心的民族向心力和自豪感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根本無需用炮製“雞湯”式的口號和“打雞血”來催生愛國高潮。

從上述梳理中可以得出結論，一國是否偉大，不是看它疆域有多遼闊、軍隊有多強大、國庫有多充實，也不是看它對富人如何錦上添花，而是看它全體國民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幸福感指數，看它對每一個貧弱者所給予關愛和扶助的程度。換言之，如果沒有國民的福祉，所謂國家強大，疆土遼闊，國庫充盈，精兵強將等等一概都是浮雲，全都不過是朱門的燈火、皇家的宴席。

一個偉大國家的標誌是開明的政治、先進的制度和優裕的國民福祉，如若與之相反，非但談不上什麼偉大，可以說就是所謂“無賴國家”。任何不以謀取全民福祉為目的公權力的所有行為都是作惡和犯罪；任何冒國民之名謀取私利的公權力都是全民公敵。奴役和輕賤國民的國家無論如何“強大”不但與國民無關甚至是國民之禍。除非明確顯示所謂國家利益直接關聯每個個體利益時，國家利益才有其正當性，否則，凡是把國家利益置於個體利益之上的虛詞大話都是無良政客忽悠民眾的宣教騙術。

人權與主權誰該優先？

長久以來，由於對全民實行了系統性欺騙宣教，很多人都形成了一個“集體共識”，認為國家主權高於國民人權，主權至上的地位神聖不可動搖。就像經常聽到的那句“沒有國就沒有家”的宣傳語一樣。

事實果真如此嗎？國民人權與國家主權究竟哪個優先級更高呢？

先說結論：國民人權優先級高於國家主權。簡而言之：人權高於主權。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人是人類一切活動的終極目的而國家不是。國家只是工具或手段，是為了維護國民利益而設計和服務的一個存在形式。國家主權一旦高於人權，國民便毫無懸念的走上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所謂國家主權即指國家權力或國家權益。當國家與政權的概念混淆後，統治者利益就會以國家主權或國家權益的面目現身。如果按照國家權益高於國民權益的原則，國民權益將不得不做出犧牲退居“二線”，讓位給處在自己上位的國家主權。國家權益一旦凌駕於國民人權即國民權益之上，這就為國家政權肆意侵犯和剝奪國民正當權益打開了方便之門，為了所謂“國家利益”，國民權益隨時可以成為被付出的“代價”。事實上，沒有個人權益就不存在國家權益。每個人捍衛自己的權益就是在捍衛國家的權益。

觀察中外歷史和當代現實，一些獨裁者打着“國家主權安全高於一切”的幌子肆意侵犯國民權益，甚至置無數國民生命財產於水火之中，從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毛澤東之流無不如此，正可謂“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中國抗戰期間，國民黨正規軍為抗擊侵略者曾立下了彪炳史冊的卓著戰功。然而，國民黨黨魁蔣介石也曾以保衛國家為名製造了河南花園口決堤慘案，導致近百萬無辜百姓喪生以及數百萬民眾流離失所的重大人禍。抵禦外敵入侵目的是護國佑民，蔣卻在大敵當前給本國百萬民眾製造了滅頂之災，這是何等荒謬！沒有任何理由和藉口可以為蔣對中華民族犯下的這一罪行洗地。

更有甚者，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在和平年代，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類烏托邦幻想掀起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導致了三千七百萬國民被餓死的慘絕人寰的災難；隨後不久，他繼續以防止國家“和平演變”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為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再次以國家名義製造了兩千萬人死於非命、上億國民受到政治風暴衝擊和民族文化遺產被毀壞殆盡的曠世浩劫。

再來看當今正仍處於戰火中的俄烏戰爭。俄羅斯獨裁者普京以假想敵威脅國家為由，採取軍事手段入侵鄰國烏克蘭。截止目前，俄國已經為獨裁者的侵略惡行付出了本國一百多萬年輕生命的代價……凡此種種，均是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綁架國民並用“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的招牌來實施的公權力犯罪行為，結果無一例外地重創了本國乃至他國人民的權益，製造了重大的人道災難。這些歷史和現實的案例無不是“國家主權高於民權”的荒謬邏輯所結下的惡果。

毫無疑問，國家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保護每一位國民安居樂業，保障每一個個體的自由權、生命權和財產權不受侵犯。這是一個國家政權具有合法性的主要標誌。對於導致國民喪失上述權利的任何政府行為都沒有任何正義性可言，都必須被否定。如果不是這樣，即使所謂國家主權維護得再好對國民也毫無意義，這種“掛羊頭賣狗肉”式的“維護國家主權”的鼓譟，不過是維護一個非法的國家政權的遮羞布而已。

獨裁統治者的最高利益永遠是他們賴以獨裁的權力而絕不是人民。真相是，獨裁者既不在乎民權也不在乎主權，他只在乎手中的政權。為了穩固手中權力，獨裁者可以冷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以獲得財富；可以用暴力打壓反抗者；可以窮兵黷武欺騙或綁架大量生命成為炮灰；可以為化解權力危機，把包括社稷和人民利益在內的一切都作為代價毫不眨眼地隨時付出。

好國長什麼樣？

一個具有合法性的國家政權起碼應具備的三個基本條件——

1.把為全體國民謀取福祉置於不可替代的至高地位，使國民在物質與精神上獲得的幸福感；

2.大體平衡國民經濟收入，不造成國民貧富嚴重的兩極分化；

3.始終將維護社會低階層弱勢群體利益作為施政要務，不斷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保障其擁有基本的體面的生活。

“均貧富”應該是一個堪稱“好國家”最主要的特徵。這樣的國家使國民經濟狀況呈現“棗核”型，即中間粗兩頭尖， 超富和清貧是兩端小頭，占比很小，絕大多數人處於中產階層的中間狀態，擁有着比較優裕富足的生活。

重點是：這大部分國民是由國家福利政策作為優渥生活做基礎保障的，包括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在內的社會福利，都靠納稅人“眾籌”的稅金來支撐。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包括台灣地區較高的“國民幸福指數”也是循着這一邏輯實現的。征繳超高稅金而社會福利稀薄是造成一個國家總體上“國富民窮”的根本原因。

國民中超富小眾階層是特殊優秀人群，或曰各個行業的明星人群，是金字塔的頂端，比如各國富豪（貪官除外）。他們雖是多數人可望不可及的，然而只是令人羨慕嫉妒但卻恨不起來，因為這一小眾俊傑基本上是憑着超群的個人能力和成就來積累的私人財富，不同於偷竊民脂民膏讓人側目切齒的齷齪貪官。

在這樣的國家中，大多數人一夜暴富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但不努力工作有可能落入清貧的生活狀態中，甚至靠國家救濟過日子。

清貧人群原因複雜，再優質的國家也有窮人。打個比方，就如同人群里總會有少數殘障人士一樣。這些人屬於社會弱勢群體，理應受到特別關照。

所謂“包容性制度”國家，會根據國力給予這部分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只有被少數利益集團綁架的國家才會“猶行秦法政”，使用商鞅殘酷的“馭民五術”，貪婪地不斷膨脹所謂國家的經濟體量而讓絕大多數國民處於窮困焦慮狀態。大多數國民除了為了生計艱辛勞作以外無暇顧及其他人權，更別談什麼獨立思想自由精神以及個體價值的自我實現之類美麗人生了。

通俗說來，一個好國家的標誌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就是“不懼怕”：

不懼怕因言獲罪；不懼怕弱者受欺；不懼怕居無定所；不懼怕老無所依；不懼怕衣食無着；不懼怕無錢就醫；不懼怕食品有毒；不懼怕壞人侵襲；不懼怕受騙上當，不懼怕暗箱舞弊；不懼怕權大於法；不懼怕無處講理。

作為一國之民，能否產生所謂自豪感，不取決於國家的什麼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也不取決於這國是什麼世界老幾到處揮金如土，更不是動輒張揚地弄出一些奢靡宏大的形式演給世人看。自豪感產生於幸福感，而幸福感取決於——這個國是否是把國民的福祉永遠置於至高無上的第一位置；是否是終日誠惶誠恐地悉心呵護好它的每一名公民；是否是在徵收大量稅金國庫充盈時能使它的國民體面地而有尊嚴地安居樂業；是否讓它的國民不會為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民生要素而擔憂，不會為生命和財產安全而擔憂，不會為自由地表達而心生恐懼，不會為食品有毒、環境污染而焦慮。

——這也是判定一個國家究竟是人民的國家還是少數權貴的國家的主要憑據。

發達國家避免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主要依靠平衡財富流向的辦法。所謂“平衡”，就是既對絕對平均主義說不，也不允許貧富兩極分化，這是一個愛民之國的國家義務和努力方向。譬如高稅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製度。在這種制度下，國家允許存在貧富差距，因為那是社會發展的助推劑；但不容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事情發生，因為它會帶來國家危機。福利國家在高稅收和高轉移支付的再分配體系中，充分實現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理念，在全民醫保、教育、失業以及養老等方面，通過對普通國民大眾進行較大幅度的財政傾斜，使其不會因為在基本生活方面的欠缺而陷於窘境，幸福指數也自然會相應提升。

從不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北歐五國以及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實際上可算作“社會主義加私有制經濟”的混合體制度國家。特別是芬蘭：丹麥、挪威、瑞士、瑞典這北歐列國，屬於高稅收高福利國家。國民幸福指數一直排在世界前列。所謂高稅收高福利的“雙高”國家，是把教育、醫療、養老等等這些民生必須項都由國家一生全包的。有統計顯示，東大的稅收有四五十種之多，而且最近又嚷嚷要出台更多“大稅種”，繳納的稅費之高在全世界上占據前排，每年僅稅收就以幾十萬億計。然而人們卻很少見過由國家兜底的民生福利。“口罩三年”期間，多國都給本國百姓發放了紓困金，而某些國家非但沒有這樣做，還利用“御用文人”污名化這樣的國家福利行為來為自己的不作為來“洗地”。更有甚者某些政府部門還勾結奸商乘民之危大發國難財。所以，問題不在於高稅收，而在於高稅收之後有沒有拿出用於國民生活保障的應有福利；不在於牆上掛着的“執政為民”的漂亮標語，而在於現實中實實在在的可見行動。

國家治理有好與不好之別。成就一個好國家的一定是一個好制度，反之亦然。國民福禍不一定與國家興亡有關，但一定與國家制度好壞有關。所謂好制度必須包含一個能不斷自我修復和糾錯的機制，從而使國家長治久安。好與不好的國家都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主要取決於它所選擇的制度。不好的國家只能通過制度轉型才能改變，別無他路。制度才是一個國家所呈現出來的生態底色。

做個小結：

愛國是國民自發產生的一種單純對祖國之愛的情感，僅包含對這片國土和族群文化之愛，無關任何其它“涉愛”情感。在這個語境中，“國”是狹義概念，愛國是無條件的。

國家、政府、國民、黨派都是獨立概念，任何故意混淆它們邊界的說法都是洗腦式的宣教，是企圖通過製造認知混亂，把國民愛國情感偷換和轉移到某些利益團伙頭上。

當政府代表國家行使主權時，國家才具有廣義概念，在這一語境下，所謂“愛國”從無條件轉為有條件，就是國民所愛之國首先必須是愛民之國。

愛國永遠不等於愛政府。政府在國家管理中失職失能是不稱職的執政者；政府揮霍稅金、營私舞弊、監守自盜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行為，表明喪失了執政合法性。這樣的政府要向國民謝罪，要下台，要被追責。

“愛國者”作為群體有着多種類型成分，包括最廣泛的大眾愛國者（含有大量“愚忠型”愛國者）、一部分偽裝成愛國者的“愛國賊”和少數真正的理性愛國者等等。真正的愛國者是持守社會良知與道義底線的人；是時刻監督和質疑政府行為、批評政府施政弊端的人；是執意啟蒙“愚忠型”愛國者的人，是不惜“凍斃於寒夜仍然為眾人抱薪”的人。

所謂“愛國賊”，是一群把“愛國”當騙財工具和名利場“敲門磚”的投機分子。

愛國不需要煽動。煽動起來的愛國“虛火”和偷換愛國概念的是同一伙人。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利用民族情緒維護特權統治階層的利益。

人權高於主權，民福重於國強。人是目的，國家是工具，其它都是手段。如果一個國家的所謂強大以國民利益為代價，那就不需要這個國家強大，人民也不需要這樣的國家。

單純的“均貧富”觀念並不陳腐，既是民之所向，也是一個好國家的重要標誌之一。“均貧富”是通過確立公平的財產分配製度來大體平衡國民收入，杜絕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

人民需要和熱愛的國家是物質富足、精神自由、環境優良、社會安寧的好國家。

所謂“好國家”，是悉心呵護每一個國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的國家，是給國民飲食、住房、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民生要素提供“托底”保障的國家。

制度是一個國家立國的根基和方向的羅盤。唯有好制度才能成就好國家。

20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