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能打到這個程度，已經是極為難得了。統計表明，大部分的華人為原告的案子，上去沒幾下就會打下來。李永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權利，已經經過了幾個年頭的戰鬥。最初她的歧視案被法官一頁紙給打發了。說是根據被告律師的陳述，案子不成立，BYE BYE。其後數年時間，李永在美國聯邦法院、麻省州法院單刀奮戰。她指控主案的聯邦法官司法不當（JUDICIAL MISCONDUCT)。其後，她的上訴在第一巡迴法院獲得一名巡迴法官的支持。從最初的新手儼然已經磨練成對美國相當了解的水平。雖然其起訴雇主的案件最終失敗，但她起訴雇主的一名醫生的案子，在突破重重阻擊之後，贏來了JURY TRIAL的機會。

這個案子原本有多項指控，包括文化歧視等，但都已經被總結裁決去掉，只剩下一個指控：誹謗。基本指控事實是：當初李永去見這名醫生的時候，正在服用止疼藥，李永告訴她這是因為手指受傷了。結果，醫生在給公司的報告中說，李永服藥是為了讓自己鎮定下來。據此，醫生做了一系列精神、情緒方面的負面結論。

李永認為這構成了誹謗，因為醫生陳述的事實是虛假的。法官對此表示同意，並設定在上個星期進行JURY  TRIAL。雙方到庭挑選好JURY之後，被告突然拋出一個動議，說根據案例，被告言論不構成誹謗，就算誹謗也有豁免權，不用審了。這一突如其來的偷襲，急壞了原告，經過一夜的緊張研究，終於找到了針對性的案例，證明被告醫生只有有限豁免權，謊言就不在豁免之列。第二天，法官聽了原告的反駁，繼續庭審。陪審團有10人，全部是白人。

庭審中，原告質問被告：那種止疼藥有鎮定精神的作用嗎？被告答：沒有。問：當時李永跟你說了是因為手指割傷了嗎？答：有。問：你看你當時的記錄，上面明明寫着手指受傷，吃了止疼藥，但沒有任何關於鎮定精神的記錄，是嗎？醫生泰然答道：是。

看到此，看官似乎要結論了，醫生的報告不是明顯的謊言嗎？本來只是手指受傷，卻被她說成了精神問題。

但醫生隨後說道：雖然我當時沒寫，但原告確實說了吃那個藥穩定情緒的話。

對此，原告當然是完全否認，根本就沒有說。但這就成了一個你說、我說，死無對證的事情，全看陪審團如何判斷、站在哪一邊了。

在我的知識產權案的JURY TRIAL中，也出現類似問題。被告盜用我的技術沒有獲得過任何明確的許可，但是被告說，我跟他們有過通訊，給了他們暗示性許可。如果陪審團相信了他們這個辯解，那侵權自然就不能成立了。判決出來後，我問陪審團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根據是什麼，他們只是說：ANYWAY，他們做了判斷。其實，說穿了就是一個相信誰說真話、誰說謊的問題。我當時還問陪審團對對方的某某證人看法如何，他們直搖頭，都不願提起。

以前有一個專家給我講過一個他親歷的一個案子：有一家公司被控侵權後，出示了一份文件，顯示在原告的專利申請之前，他們就有類似的創意了，有他們的工程師作證。原告當然不相信這份文件的真實性，最後在庭審的時候，被告工程師被各種證據所迫，最後完全崩潰，痛哭流涕，承認是公司叫他作假。在另一起專利案中，被告在提供文件資料的時候，故意插入一份偽造的文件，顯示他們有過類似的創意，導致原告主動要求和解（後來發現被騙，才產生第二起官司）。在INTEL與AMD就486進行的合同訴訟中，INTEL的某人在一份內部會議記錄上塗掉了一句關鍵的話，導致AMD敗訴，幾乎立刻就要關門大吉。幸好AMD律師在敗訴後整理文件的過程中發現了疑點，最後案子重審，AMD才算活了過來...如果你看案例，你會發現，在利益的驅使下，偽證罪的威懾對某些人已經根本起不到作用，尤其是那些有錢有勢的，完全把自己置於法律之外，為了打贏，他們完全不惜拋棄一切道義和法律的約束。有一部電影《THE VERDICT》，就是美國法治的真實寫照。

所以，要贏得法律正義，不光是要陳述真相，更重要的是要打破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