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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流变的浴血 2019-07-21 07:16:02

                                             文化流变的浴血

                                                              让理智平息热血,让宽容取代仇恨,五四百年暨六四三十年纪念

 

  五四轮到它的百年诞辰了,六四也三十而立了,中国跟随世界一起进入了人类的二十一世纪。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面对二十世纪以中国青年学生为主导的这两起标志性重大事件运动时,前者以广义的五四,即新文化运动(它实际是不能与狭隘的五四运动混为一谈的)为发轫“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李慎之语)后者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六四成为推动整个东欧剧变的第一弩机: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然而广义五四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至今没有在中国扎根树立。其中的原因与细节,一切对于这两大事件的“历史的”的“定见”,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因为我们毕竟已经置身于人类一个更伟大的世纪,在互联网凝聚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已经难以承受无知的激情,在现代化国家转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于敲开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大门,中国距离现代化转型的200年期许年限——2048年已经时日不多了,面对中国目前的极权专制社会,我们很难对这一期许值保持乐观。

    考察一个民族的历史走向,它的辉煌与衰败,它的喜怒与哀乐,一定要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才能揭示其内在的缘由。而文化本身又是流变的,这个流变的过程,即受到本身的阻挠,又孕育于本身的需求。中国的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它的发生、发展是如此,西方的海洋文化,它的组成古希腊文化、罗马的法权与日耳曼的骑士精神演变也是如此。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伴生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产生与维持什么样的政权。五四运动是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其结果,却是国共两党的专制政权的轮流粉墨登场,至今无法使中国进入现代民主社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秦以来的宗法专制文化溶化于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文化首先作为一种习惯的价值取向,来自于从未对自身行为方式的思考;作为一种灌输,则是统治者的需求,而它的流变则无一不是文化比较思考的结果,从而引导历史的积极潮流。

标识性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标识性的五四即我们常说的具体的1919年五月四日学生运动,是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进入现代社会转型,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文明的新文化运动长期积累受到国际事件刺激而爆发的一个节点。是1840年以降,西方诸国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转而走向世界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铺陈,就不会产生五四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实在是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的侵蚀中国传统文化,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新的流变的自身的产物。在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基础上,作为流变的中国文化,移植、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完善自身文化的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又一轮文化转变的高潮。在弱势政府的局面下,产生了各个领域诸多中国近代大师级人物。这是满清专制统治不曾有的,也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少有的,更是49年的政权以后没有的

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指出:“很多人容易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性质和起止时段都不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 它萌发于1833年”。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第一要明晰的基本概念。

 

  顺便说一句:现在还有人大谈什么“学生运动”是中国的脊梁,这种不加分析的笼统说词,至今仍然无视“暴民政治”的另一面,糊涂到此,真是中国走向民主法治之路的二十一世纪的荒诞。

 

 

 

 

宗法专制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障碍

  每一次激烈群众的运动结果无不导向一个非理性的结局。妄称这种运动为“中国人的脊梁”的人,不但忘记而且根本没有看到,驱动这个脊梁的无非是非理智的一腔热血。鲁迅提出“诺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他只是面对“旧社会的罗网”而兴叹,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而只有到了顾准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才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真谛,无论打着怎样现代化的理论,中国都无一回落到专制制度的旧巢。解决的答案,拥抱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而完成这一制度的转变,根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传统宗法专制文化对人们的潜移默化的禁锢。如陈寅恪所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这也是李慎之感叹:“ 杜威曾经说过,“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是近年来才渐渐懂得这句话所包涵的内容。我现在可以说“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真是太难了。”的缘故。渗透于生活中的宗法专制文化的影响俯拾可见,不胜枚举。它表现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举止言谈、价值取向,甚至是喜怒哀乐。而没有全民族的反思,尤其是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没有个人自身的彻底反省,这一任务是断然无可完成的。这就是反思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艰难之处。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的艰难所在。所谓“科技落后祸及当下,人文落后贻害长远”阙如也!否则陈寅恪何以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孟德斯鸠更是把“没有人文的的科学”列为“毁灭人类的十件事之一”。没有人文的科学具有两重意义:科学扼杀人类,譬如中国大陆目前将人脸识别技术滥用于监控全体人民,这在法治国家是绝对不可允许的。另一层意义是科学家不具备人文科学精神,在任何国家都实在是在为政府助纣为虐。爱因斯坦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在人文领域内有着惊人的见解,这些见解涉及人类理想、道德、社会制度等等,不胜凡举。笔者实在找不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目前的科学家,有哪一位在人文科学方面具有爱因斯坦的十分之一的见解。

 历史的曲折委蛇并非仅仅以热血所能判断与辨析的。例如,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最大障碍,从标的上看没有任何错误,但从事物的本质来看则是根本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西方专制文化与中国专制文化的产物,(这个西方专制文化最远可以溯源战胜了雅典的斯巴达)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然实质是列宁加秦始皇。(毛泽东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所以这里不做展开。)所以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以来,中国专制体制与中国专制文化的最大继承者,它已经从建党初期理想主义的革命政党,堕落到中国加速民主进程,转型到现代国家的制度的最大障碍。这从毛泽东《资治通鉴》看了十七遍,临死还放在床头,鼓吹“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而《资本论》从未通读过一遍,《马恩全集》没有通读过一遍,甚至《列宁全集》也没有通读过一遍,包括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人也是如此,可以为佐证。他们引导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如果还算得上什么理论)就是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序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等几本小册子。而从未对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演变有过全面系统的了解,更不要说研究了。更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不过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流派,而鼓吹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践,也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意愿。而毛泽东本人更是在194711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信中说︰“一旦中国革命胜利,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从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蒋介石一样︰一旦夺取政权,也要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府。什么1946年的与黄炎培的关于结束中国历代王朝历史循环的著名窑洞讲话,统统都是欺骗人的鬼话。时隔不到一年半,哪里会是“遗忘”。恰恰相反,是处心积虑地一定要在中国实行独裁专制统治。人们发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还是一个连“权力”与“权利”都毫无概念而搞不清的家伙,其他有关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他来讲也是无出其右的。他在四九年之前提倡的“民主”,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是些什么玩意是可想而知了,企望毛泽东搞民主,根本是天方夜谭。这正是华盛顿只能产生于美国,而毛泽东只能产生于中国。毛泽东实在是中国专制文化的产物,他所熟悉的只有传统的中国宗法皇权专政的专制文化与基于未掌握权力时对皇权反动,掌握权力时无不皈依宗法皇权的中国游民文化。因此中国民主的转型,只能从批判中国传统专制文化文化入手,建立现代人的意识,从每个人的文化自身反省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专制文化清除了,每个国人成为现代自由人,中共自然解体,专制政权同样不复存在。海外民运错误就在于只反中共,而从来不对自身的传统专制文化做过任何反省。文化隐藏的深,恰恰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参与。这是五四与六四的共同教训,中国人不完成对自身文化的彻底反省,是断然无法走上民主之路的,即使走上民主之路,夹杂在其中的民粹,恐怕是比起挂在嘴边的民主要不遑多让,而并不具备海洋文明国家的更多宽容的民主内涵,这从香港与台湾目前的民主制度也可以看出倪端的。不要忘记香港与台湾在更多的意义上是城邦的形式,与大陆是迥然不同的。大陆的党文化更是在49年后在中国横行几十年,这是台湾和香港所不具备的。党文化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与西方历史的专制文化结合的产物,也就是顾准所说的:“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科学阐述。笔者曾不止一次重复过这样的设问:“如果中国人都是胡适,中国会有1949年的政权的建立吗?非但如此,恐怕中国早已是可与美国相匹敌的民主大国,科学、人文、艺术领域内的大师级人物层出不穷,以中国人的勤劳,更可以国力问鼎世界。这也就是美国有识之士所说的:“我们不怕中国的不民主,怕的是中国的民主。”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你无法否定49年政权在中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从李慎之讲:即使时光倒流,历史可以重复,他还会选择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就可以看出,这种悲愤与无奈的心情,折射的是对中国传统专制文化文化的认知障碍,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超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怀带理想主义投身中国革命的顾准当初何尝不是如此? 前苏联的保尔·柯察金(乌克兰的奥斯托洛夫斯基)写出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一段隽语,但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斯大林的专制统治社会,说出了:“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而奋斗的完全两样。”又何尝不是如此?

 

谬种流传的“反封建”

 

  将“五四”,实际是指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反封建”,是党文化的洗脑宣传,以所谓马列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条,用于49年后的中学教科书中,从此培育出一大批人云亦云的一代代中国人。这个词的使用,既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更是专制统治者以政治权力,淫威于知识界科学实证的结果。因为“搬弄西方极端流派的末技”的专制统治者从来就是将人文领域的最高解释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53年彻底铲除中国大学的“社会学系”始作俑者,非毛泽东莫属。他怎么能容忍一门西方的社会科学在自己的治下分庭抗礼?“封建”一词的源头,来源于列宁将中国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及延伸,从此谬种流传,蛊惑人心上百年,更为中共实行“专制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安排下伏笔,你去看看中共领导人,总是严格恪守把新文化运动以及狭义的五四定义成“反封”的,从来不会发起一场运动去批判专制主义的。一个党的统治,即为领袖统治、独裁的政党,怎么能容的下对专制统治的社会结构与与支撑其统治的专制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拍错了马屁的郭沫若落得个“十批不是好文章”是他出于基本常识而犯了大忌,岂是他做梦能够想到的?胡适、鲁迅,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与主将,从来没有批判过“中国的封建”,更遑论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这里笔者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引述李慎之先生的这段话,以飨读者。更呼吁那些批判中国社会制度的志士仁人,不要再滥用“封建”一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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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二字不可滥用 2018-02-23 20:26:00

   这是李慎之先生1993年之作,所以转载至《万维》,实在是有感于“封建”这一词汇的滥用。《万维》网这个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华人海外网站,因其相对公平的立场,容纳了来自全球的海外华人精英。无论对中共赞许与批评,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发声。相比总部迁到北京的《多维》和实际臣服于现行大陆政权的《文学城》,《留园网》,这里还是少有顾忌,基本能够畅所欲言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阅读的许多精英的文章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对中国自秦以降的社会性质的定义,仍然使用一个错误的概念,“封建”,或“封建专制”这种模糊的概念,这着实令我吃惊。如此众多的海外精英尚且对人文科学中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基本定义,有着这样令人沮丧的认知,中国的民主社会确实会遥遥无期。当然我也知道,万维网的博客作者们,绝大多数是学自然科学的,理工农医,不一而足,人文科学不是自己的专业。真正学人文科学的比如《社会学》的,也会鲜有光顾,因为“太不专业了”。少数学文学的有文字的功底,但我还是青睐学自然科学的,历史证明,学自然科学的人,逻辑上更加严谨,思维更加敏锐,即使他们涉足人文领域,文采与深度并不逊于学习文科的,能够写出启发人探索的佳作。爱因斯坦就是一例。中国需要启蒙,是否可从我们这些精英开始? 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取决于对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批判,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在为中国的民主呼喊与奋斗的同时身上充满了专制文化的刻痕。


“封建”二字不可滥用

   

   这是李慎之先生写给一位青年学者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一书,乃系知识分子丛书之中的一册。

   ——编者

   读到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所写的序言,我十分赞成,十分高兴。在目前这个时代,振兴中国文化,首先是振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实在是太重要了。前一阵,在美国,看到一本研究中国的刊物上有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其中说,在中国今后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之中,“核心的危机”(Corecrisis)是“民族性的危机”(Identiticrisis),因为中国人似乎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中国性”(Chinesness)。这话实在发人深省。我此次在美,利用国会图书馆的收藏读书三个月,目的也正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看到青年一代能有同样的关怀,真有“天之未丧斯文也”的喜悦。

   但是,必须申明,对你的“序言”,有一点是我所不能赞成的,就是对“封建”一词的滥用。下面,先抄一段我为纪念冯友兰先生逝世一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冯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一段话:

“多年来人们以讹传讹的‘封建’二字,冯先生过去是不用的,而现在则满目皆是,甚至按姚文元之邪说,把中国正规的‘封建’概念改为‘分封’。从这里,人们也可以认识到,早年博学明辩,晚年强立自反如冯先生也难于完全洗掉那个时代给人们的思想所造成的污染。”

   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可能已不会注意到,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严守学术标准,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积非成是”。我不会责怪你们这一代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代人所犯下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衰朽。“循名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

   所幸的是青年一代文学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两年多前,我收到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寄给我的《中华文化史》,书中即已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节,可说已经开始了这一工程。

   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封建主义束缚以致压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的看法则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只要打开《左传》和《战国策》一看,就会发现在那个真正的封建时代有那么多铁诤铮的汉子以至妇女。你甚至会纳闷,中国人后来是不是堕落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曾读过梁启超为想振起中国民族精神而编的一本传记集:《中国之武士道》。其取材大多来自于春秋战国。彼时除了荆坷、聂政这样的武士而外,文士如鲁仲连、颜(斤蜀)也是后世不多见的人物,更不用说孔、孟、老、庄了。老实说,上述我最推崇的中国人恰好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人,那么尊严,那么“强哉矫”。其后如《世说新语》中所描绘的六朝名士,《宋明学案》中所表现的道学先生,当然各有其可贵的风度、气象,然而总的来说要比那些封建时代的人物疲弱多了。

   没想到在读过梁启超编的《中国之武士道》六十年之后,又能在今天读到你们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认为你们的用心是一样的。中国人都应当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中国必须挺起自己的脊梁来,这一点乃是共通的,永恒的。从你们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证明“中国性”是不会失落的。

   1993年10月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207-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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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1:谨以吉拉斯的此段话纪念中国9·3大阅兵 2015-09-03 07:26:07

共产主义国家是靠武力和暴力建成的,并且经常和人民发生矛盾,所以,纵或没有外在的理由,它也必然是黩武的。对于武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崇拜,是没有任何国家能赶得上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厉害的。黩武主义是新阶级内在的基本需要,这是使这个新阶级存在、有实力并享有特权的各种力量之一。

——《新阶级》第四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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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1:谨以密洛凡·吉拉斯的这句话纪念中国2015年9.3 2015-09-02 18:05:41

共产主义国家是靠武力和暴力建成的,并且经常和人民发生矛盾,所以,纵或没有外在的理由,它也必然是黩武的。对于武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崇拜,是没有任何国家能赶得上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厉害的。黩武主义是新阶级内在的基本需要,这是使这个新阶级存在、有实力并享有特权的各种力量之一。

——《新阶级》第四章: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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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茧自缚,遂成竖子之名——也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2010-10-10 14:12:20

 

2010年10月,身系狱中,《零八宪章》的主要发起人与起草者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使中国政府在与西方有关人权问题的争议上又一次面临尴尬,在博取西方普通民众的同情上,中国政府又一次完败。一个卓有成效地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经济成就的领导集团,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却自毁形象,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这一切却是中国政府作茧自缚所为,对策失误所致,本质上来源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当然中国政府会继续我行我素,中国外交部已经发出了:“亵渎该奖”之说。而且笔者也不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人权衡量的准绳,即使诺贝尔其他科学奖项多年来也同样具有争议,但在舆论效果上,中国政府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这场尴尬的。

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其直接动因来自于《零八宪章》,但最终的促成,实在是由于中国批捕并审判刘晓波所致。

本来刘晓波作为一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经年已久。2009年,时值六四二十周年,当时《零八宪章》已经公布,刘晓波也已经被捕在押,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钟情于他,这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刘是一名斗士,他在学术理论上并无什么值得提及建树,更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家。同一年的美国《外交政策》选出的全球百人思想者其中四位华人也没有包括刘晓波。他是学文学的,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解读也仅仅限于一个沙拉碗,他对中国文化的精髓也远谈不上掌握。他的“三百年殖民”之说,除了显示出对东西方文化理解的肤浅和偏见,更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因而他的得意之作《零八宪章》,除了呆板地从形式上模仿捷克的《七七宪章》,可以说毫无创新的思想,几乎所有实质性内容早已见诸于近年来海内外各种媒体的研讨,《零八宪章》无非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整理,因而海内外华人学界,只是把它视为一个标识性的文件,并无什么较高的评价,而且《零八宪章》的最大缺点是不具备可操作性。《零八宪章》发表两年,海内外签字者至今没有超过三万人,这在华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可怜的,就是绝好说明。中国国内绝大部分独立自由知识分子都没有在《零八宪章》上签字,且不说代表性人物袁伟时、秦晖、朱学勤、胡星斗就连与刘晓波私交甚笃、同为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本来也是对《零八宪章》持有异议的,根本不打算签字,只是他人越俎代庖,签字名单上才出现他的名字。而这些代表性人物在探索中国改革之路,批判传统的专制文化体制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都是刘晓波远非相能比对的。

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转型模式,汲取六四悲剧的教训,从党内民主入手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式,已经获得朝野日益广泛的认同,这一模式的好处是避免社会的剧痛,在秩序维护下完成转变,避免革命,扬弃暴力,循序渐进。这是一个一从戊戌变法以来,陈寅恪早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指出,历经国共内战,十年动乱,六四血腥,中国人几千万生命换来的重新领悟。然而正是在这一大好局面下,中国政府却在迟疑将近一年之久后,最终将主张非暴力变革的刘晓波投入监狱,这样遂成竖子之名,诺贝尔和平奖终于开始青睐刘晓波。在最初得悉刘晓波被获刑11年后,海外当即有人指出,适得其反,这实在是胡锦涛在帮助主张激进式政治改革的、原本已日渐式微、分崩离析的右翼民主势力重新凝聚,并为他们在群龙无首的局面下选择出了领袖人物,为刘晓波获取诺贝尔和平奖准备好了提名充足理由。实际上刘晓波此次获奖第一要感谢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使他如愿地再次踏入了中国监狱。没有这次入狱,可以肯定刘不会获诺奖。

刘晓波的获刑,不仅推动了激进右翼民主势力开始向他聚集,而且也激怒了所有主张言论自由,主张温和渐进改革的中国朝野内外上下的群体,这些人反对《零八宪章》,但他们捍卫的是刘晓波的讲话权利。这才是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真正与实际的意义,诺委会主任在解释这一颁奖原因时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而并不在意去考虑他的学识水准。(所以魏京生说,其他人更有资格或诺奖。此语并不差,但以魏的水准,他确实不懂诺奖的意义。)也是刘晓波在获奖后赢得海内外绝大多数华人的欢呼与祝贺的原因。欢呼者中继续反对《零八宪章》,反对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说的大有人在,他们无意推崇刘晓波,他们欢呼的不过是中国宪法赋予他们本应得到的言论自由,得到了这个有着世界声誉的西方独立机构的支持与肯定。这是中国当局在尴尬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理解的。

中国人权的改善,平心地说,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零八宪章》事件也只有刘晓波一人获刑,这都表现出了中国当局的克制和忍让,拖宕一年,选择在圣诞前夜对刘晓波宣判,也表现出当局的工于心计。但这些“从政艺术”归根结底违背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延续,理所当然遭到人民的谴责和抵制。因为以言治罪,每个人都不能保证他们本人何时,以及什么程度上会成为刘晓波第二,解释的标准毕竟是唯一的,尽管当局在操作上会有所变通。

《零八宪章》的要害是“取消一党专政”,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稍有政治常识的中国人都懂得刘晓波打算干什么,也是刘晓波被治罪的主要原因。他的这种主张在中国独立自由知识分子中,业已被边缘化,在目前的局面下毋宁说在怂恿激进变革之路,是沿袭六四思潮的过时思想。更不会得到党内改革派的认可,李锐、何方、辛子陵这些令人尊敬的前辈都不支持《零八宪章》是可说明。他的非暴力的表述也有口是心非之嫌,即使这样本来也完全可以姑妄听之。因为在字面上,他并没有宣传和鼓动暴力。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思路模式已经被边缘化的“斗士”和为数不多的右翼民运思维的散兵游勇,而且根本不会对中国政局引起多少波澜的“一纸空文”,中国政府却急于把事态消灭在萌芽中,做出了过度的反应,直接促成了刘晓波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庸人自扰地又一次把自己置于尴尬之地。骨鲠在喉却自我解嘲,最后只能无奈地称诺委在“亵渎该奖”。

“取消一党专政”这个按照西方标准看来的民主要件,为什么被中国当代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边缘化了呢?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是避免流血,最大限度地减小社会震荡,积戊戌变法以来一百多年之教训所得的唯一具备可操作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海外有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国内有胡星斗的《宪政社会主义》都是沿着这一思路的探索。当下“取消一党专政”不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甚至会产生人们不愿看到的内乱,长期看也尚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变,而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自上而下,这都是刘晓波所不懂的,也不是诺委会的评委们所懂得。笔者反对《零八宪章》的根本出发点也在于此。

意识形态化在中国的外交表现中层出不穷,前有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沙祖康酒后的义和团式的呓语,不知这位仁兄是打算搞外交呢还是跑江湖呢?后有傅莹因风闻刘晓波一事对丹麦的游说,真是为难了傅莹,早知如此,中国政府又何必当初呢?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诺委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它的价值判断取决于自身,绝不会从属或屈从于任何权力,这正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所没有的!但又是西方文化恰恰独具的!你可以淫威于国内给刘晓波判刑,但永远不可能审判诺委!这样的西方文化常识也不懂?

终究原因,中国的外交失当与胡锦涛这一类领导人没有在国外底层生活过一定时期有着直接的关联。不像周恩来、邓小平那一代人,对西方生活有切实的感受,更熟悉西方人的感情和思维方式,谈判的艺术和回旋余地难以企及,原则掌握又恰如其分。

刘晓波获取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奉劝那些为此事欢呼与祝贺的同胞们,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天,千万记住:运用你们手中神圣的选票,一定要使刘晓波远离权力宝座,让他永远只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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