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身系獄中，《零八憲章》的主要發起人與起草者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使中國政府在與西方有關人權問題的爭議上又一次面臨尷尬，在博取西方普通民眾的同情上，中國政府又一次完敗。一個卓有成效地帶領中國人民取得歷史性經濟成就的領導集團，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卻自毀形象，實在是得不償失。然而這一切卻是中國政府作繭自縛所為，對策失誤所致，本質上來源於僵化的意識形態。當然中國政府會繼續我行我素，中國外交部已經發出了：“褻瀆該獎”之說。而且筆者也不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就是人權衡量的準繩，即使諾貝爾其他科學獎項多年來也同樣具有爭議，但在輿論效果上，中國政府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這場尷尬的。

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其直接動因來自於《零八憲章》，但最終的促成，實在是由於中國批捕並審判劉曉波所致。

本來劉曉波作為一名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經年已久。2009年，時值六四二十周年，當時《零八憲章》已經公布，劉曉波也已經被捕在押，諾貝爾和平獎並沒有鍾情於他，這並不是偶然的。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劉是一名鬥士，他在學術理論上並無什麼值得提及建樹，更談不上是什麼思想家。同一年的美國《外交政策》選出的全球百人思想者其中四位華人也沒有包括劉曉波。他是學文學的，對西方民主理論的解讀也僅僅限於一個沙拉碗，他對中國文化的精髓也遠談不上掌握。他的“三百年殖民”之說，除了顯示出對東西方文化理解的膚淺和偏見，更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因而他的得意之作《零八憲章》，除了呆板地從形式上模仿捷克的《七七憲章》，可以說毫無創新的思想，幾乎所有實質性內容早已見諸於近年來海內外各種媒體的研討，《零八憲章》無非做了一個簡單的歸納整理，因而海內外華人學界，只是把它視為一個標識性的文件，並無什麼較高的評價，而且《零八憲章》的最大缺點是不具備可操作性。《零八憲章》發表兩年，海內外簽字者至今沒有超過三萬人，這在華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相當可憐的，就是絕好說明。中國國內絕大部分獨立自由知識分子都沒有在《零八憲章》上簽字，且不說代表性人物袁偉時、秦暉、朱學勤、胡星斗就連與劉曉波私交甚篤、同為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本來也是對《零八憲章》持有異議的，根本不打算簽字，只是他人越俎代庖，簽字名單上才出現他的名字。而這些代表性人物在探索中國改革之路，批判傳統的專制文化體制方面所做出的歷史貢獻都是劉曉波遠非相能比對的。

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國向現代化國家的轉型過程中，究竟採取什麼樣的轉型模式，汲取六四悲劇的教訓，從黨內民主入手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式，已經獲得朝野日益廣泛的認同，這一模式的好處是避免社會的劇痛，在秩序維護下完成轉變，避免革命，揚棄暴力，循序漸進。這是一個一從戊戌變法以來，陳寅恪早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已指出，歷經國共內戰，十年動亂，六四血腥，中國人幾千萬生命換來的重新領悟。然而正是在這一大好局面下，中國政府卻在遲疑將近一年之久後，最終將主張非暴力變革的劉曉波投入監獄，這樣遂成豎子之名，諾貝爾和平獎終於開始青睞劉曉波。在最初得悉劉曉波被獲刑11年後，海外當即有人指出，適得其反，這實在是胡錦濤在幫助主張激進式政治改革的、原本已日漸式微、分崩離析的右翼民主勢力重新凝聚，並為他們在群龍無首的局面下選擇出了領袖人物，為劉曉波獲取諾貝爾和平獎準備好了提名充足理由。實際上劉曉波此次獲獎第一要感謝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使他如願地再次踏入了中國監獄。沒有這次入獄，可以肯定劉不會獲諾獎。

劉曉波的獲刑，不僅推動了激進右翼民主勢力開始向他聚集，而且也激怒了所有主張言論自由，主張溫和漸進改革的中國朝野內外上下的群體，這些人反對《零八憲章》，但他們捍衛的是劉曉波的講話權利。這才是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的真正與實際的意義，諾委會主任在解釋這一頒獎原因時特意強調了這一點，而並不在意去考慮他的學識水準。（所以魏京生說，其他人更有資格或諾獎。此語並不差，但以魏的水準，他確實不懂諾獎的意義。）也是劉曉波在獲獎後贏得海內外絕大多數華人的歡呼與祝賀的原因。歡呼者中繼續反對《零八憲章》，反對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說的大有人在，他們無意推崇劉曉波，他們歡呼的不過是中國憲法賦予他們本應得到的言論自由，得到了這個有着世界聲譽的西方獨立機構的支持與肯定。這是中國當局在尷尬的同時應當清醒地理解的。

中國人權的改善，平心地說，與毛澤東時代不可同日而語。《零八憲章》事件也只有劉曉波一人獲刑，這都表現出了中國當局的克制和忍讓，拖宕一年，選擇在聖誕前夜對劉曉波宣判，也表現出當局的工於心計。但這些“從政藝術”歸根結底違背了人類的普世價值，是僵化的意識形態的延續，理所當然遭到人民的譴責和抵制。因為以言治罪，每個人都不能保證他們本人何時，以及什麼程度上會成為劉曉波第二，解釋的標準畢竟是唯一的，儘管當局在操作上會有所變通。

《零八憲章》的要害是“取消一黨專政”，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稍有政治常識的中國人都懂得劉曉波打算幹什麼，也是劉曉波被治罪的主要原因。他的這種主張在中國獨立自由知識分子中，業已被邊緣化，在目前的局面下毋寧說在慫恿激進變革之路，是沿襲六四思潮的過時思想。更不會得到黨內改革派的認可，李銳、何方、辛子陵這些令人尊敬的前輩都不支持《零八憲章》是可說明。他的非暴力的表述也有口是心非之嫌，即使這樣本來也完全可以姑妄聽之。因為在字面上，他並沒有宣傳和鼓動暴力。就是面對這樣一個思路模式已經被邊緣化的“鬥士”和為數不多的右翼民運思維的散兵游勇，而且根本不會對中國政局引起多少波瀾的“一紙空文”，中國政府卻急於把事態消滅在萌芽中，做出了過度的反應，直接促成了劉曉波獲得了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庸人自擾地又一次把自己置於尷尬之地。骨鯁在喉卻自我解嘲，最後只能無奈地稱諾委在“褻瀆該獎”。

“取消一黨專政”這個按照西方標準看來的民主要件，為什麼被中國當代獨立自由知識分子邊緣化了呢？這是由中國特定的歷史環境所決定的，是避免流血，最大限度地減小社會震盪，積戊戌變法以來一百多年之教訓所得的唯一具備可操作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路。海外有李澤厚、劉再復的《告別革命》，國內有胡星斗的《憲政社會主義》都是沿着這一思路的探索。當下“取消一黨專政”不是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條件，甚至會產生人們不願看到的內亂，長期看也尚待中國傳統文化的轉變，而且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只能自上而下，這都是劉曉波所不懂的，也不是諾委會的評委們所懂得。筆者反對《零八憲章》的根本出發點也在於此。

意識形態化在中國的外交表現中層出不窮，前有中國駐聯合國的代表沙祖康酒後的義和團式的囈語，不知這位仁兄是打算搞外交呢還是跑江湖呢？後有傅瑩因風聞劉曉波一事對丹麥的遊說，真是為難了傅瑩，早知如此，中國政府又何必當初呢？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諾委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它的價值判斷取決於自身，絕不會從屬或屈從於任何權力，這正是中國傳統專制文化所沒有的！但又是西方文化恰恰獨具的！你可以淫威於國內給劉曉波判刑，但永遠不可能審判諾委！這樣的西方文化常識也不懂？

終究原因，中國的外交失當與胡錦濤這一類領導人沒有在國外底層生活過一定時期有着直接的關聯。不像周恩來、鄧小平那一代人，對西方生活有切實的感受，更熟悉西方人的感情和思維方式，談判的藝術和迴旋餘地難以企及，原則掌握又恰如其分。

劉曉波獲取了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我奉勸那些為此事歡呼與祝賀的同胞們，在中國實現民主化的那天，千萬記住：運用你們手中神聖的選票，一定要使劉曉波遠離權力寶座，讓他永遠只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