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身系狱中，《零八宪章》的主要发起人与起草者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使中国政府在与西方有关人权问题的争议上又一次面临尴尬，在博取西方普通民众的同情上，中国政府又一次完败。一个卓有成效地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经济成就的领导集团，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却自毁形象，实在是得不偿失。然而这一切却是中国政府作茧自缚所为，对策失误所致，本质上来源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当然中国政府会继续我行我素，中国外交部已经发出了：“亵渎该奖”之说。而且笔者也不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人权衡量的准绳，即使诺贝尔其他科学奖项多年来也同样具有争议，但在舆论效果上，中国政府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这场尴尬的。

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其直接动因来自于《零八宪章》，但最终的促成，实在是由于中国批捕并审判刘晓波所致。

本来刘晓波作为一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经年已久。2009年，时值六四二十周年，当时《零八宪章》已经公布，刘晓波也已经被捕在押，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钟情于他，这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刘是一名斗士，他在学术理论上并无什么值得提及建树，更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家。同一年的美国《外交政策》选出的全球百人思想者其中四位华人也没有包括刘晓波。他是学文学的，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解读也仅仅限于一个沙拉碗，他对中国文化的精髓也远谈不上掌握。他的“三百年殖民”之说，除了显示出对东西方文化理解的肤浅和偏见，更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因而他的得意之作《零八宪章》，除了呆板地从形式上模仿捷克的《七七宪章》，可以说毫无创新的思想，几乎所有实质性内容早已见诸于近年来海内外各种媒体的研讨，《零八宪章》无非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整理，因而海内外华人学界，只是把它视为一个标识性的文件，并无什么较高的评价，而且《零八宪章》的最大缺点是不具备可操作性。《零八宪章》发表两年，海内外签字者至今没有超过三万人，这在华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可怜的，就是绝好说明。中国国内绝大部分独立自由知识分子都没有在《零八宪章》上签字，且不说代表性人物袁伟时、秦晖、朱学勤、胡星斗就连与刘晓波私交甚笃、同为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本来也是对《零八宪章》持有异议的，根本不打算签字，只是他人越俎代庖，签字名单上才出现他的名字。而这些代表性人物在探索中国改革之路，批判传统的专制文化体制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都是刘晓波远非相能比对的。

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转型模式，汲取六四悲剧的教训，从党内民主入手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式，已经获得朝野日益广泛的认同，这一模式的好处是避免社会的剧痛，在秩序维护下完成转变，避免革命，扬弃暴力，循序渐进。这是一个一从戊戌变法以来，陈寅恪早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指出，历经国共内战，十年动乱，六四血腥，中国人几千万生命换来的重新领悟。然而正是在这一大好局面下，中国政府却在迟疑将近一年之久后，最终将主张非暴力变革的刘晓波投入监狱，这样遂成竖子之名，诺贝尔和平奖终于开始青睐刘晓波。在最初得悉刘晓波被获刑11年后，海外当即有人指出，适得其反，这实在是胡锦涛在帮助主张激进式政治改革的、原本已日渐式微、分崩离析的右翼民主势力重新凝聚，并为他们在群龙无首的局面下选择出了领袖人物，为刘晓波获取诺贝尔和平奖准备好了提名充足理由。实际上刘晓波此次获奖第一要感谢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使他如愿地再次踏入了中国监狱。没有这次入狱，可以肯定刘不会获诺奖。

刘晓波的获刑，不仅推动了激进右翼民主势力开始向他聚集，而且也激怒了所有主张言论自由，主张温和渐进改革的中国朝野内外上下的群体，这些人反对《零八宪章》，但他们捍卫的是刘晓波的讲话权利。这才是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真正与实际的意义，诺委会主任在解释这一颁奖原因时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而并不在意去考虑他的学识水准。（所以魏京生说，其他人更有资格或诺奖。此语并不差，但以魏的水准，他确实不懂诺奖的意义。）也是刘晓波在获奖后赢得海内外绝大多数华人的欢呼与祝贺的原因。欢呼者中继续反对《零八宪章》，反对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说的大有人在，他们无意推崇刘晓波，他们欢呼的不过是中国宪法赋予他们本应得到的言论自由，得到了这个有着世界声誉的西方独立机构的支持与肯定。这是中国当局在尴尬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理解的。

中国人权的改善，平心地说，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零八宪章》事件也只有刘晓波一人获刑，这都表现出了中国当局的克制和忍让，拖宕一年，选择在圣诞前夜对刘晓波宣判，也表现出当局的工于心计。但这些“从政艺术”归根结底违背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延续，理所当然遭到人民的谴责和抵制。因为以言治罪，每个人都不能保证他们本人何时，以及什么程度上会成为刘晓波第二，解释的标准毕竟是唯一的，尽管当局在操作上会有所变通。

《零八宪章》的要害是“取消一党专政”，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稍有政治常识的中国人都懂得刘晓波打算干什么，也是刘晓波被治罪的主要原因。他的这种主张在中国独立自由知识分子中，业已被边缘化，在目前的局面下毋宁说在怂恿激进变革之路，是沿袭六四思潮的过时思想。更不会得到党内改革派的认可，李锐、何方、辛子陵这些令人尊敬的前辈都不支持《零八宪章》是可说明。他的非暴力的表述也有口是心非之嫌，即使这样本来也完全可以姑妄听之。因为在字面上，他并没有宣传和鼓动暴力。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思路模式已经被边缘化的“斗士”和为数不多的右翼民运思维的散兵游勇，而且根本不会对中国政局引起多少波澜的“一纸空文”，中国政府却急于把事态消灭在萌芽中，做出了过度的反应，直接促成了刘晓波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庸人自扰地又一次把自己置于尴尬之地。骨鲠在喉却自我解嘲，最后只能无奈地称诺委在“亵渎该奖”。

“取消一党专政”这个按照西方标准看来的民主要件，为什么被中国当代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边缘化了呢？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是避免流血，最大限度地减小社会震荡，积戊戌变法以来一百多年之教训所得的唯一具备可操作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海外有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国内有胡星斗的《宪政社会主义》都是沿着这一思路的探索。当下“取消一党专政”不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甚至会产生人们不愿看到的内乱，长期看也尚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变，而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自上而下，这都是刘晓波所不懂的，也不是诺委会的评委们所懂得。笔者反对《零八宪章》的根本出发点也在于此。

意识形态化在中国的外交表现中层出不穷，前有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沙祖康酒后的义和团式的呓语，不知这位仁兄是打算搞外交呢还是跑江湖呢？后有傅莹因风闻刘晓波一事对丹麦的游说，真是为难了傅莹，早知如此，中国政府又何必当初呢？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诺委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它的价值判断取决于自身，绝不会从属或屈从于任何权力，这正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所没有的！但又是西方文化恰恰独具的！你可以淫威于国内给刘晓波判刑，但永远不可能审判诺委！这样的西方文化常识也不懂？

终究原因，中国的外交失当与胡锦涛这一类领导人没有在国外底层生活过一定时期有着直接的关联。不像周恩来、邓小平那一代人，对西方生活有切实的感受，更熟悉西方人的感情和思维方式，谈判的艺术和回旋余地难以企及，原则掌握又恰如其分。

刘晓波获取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奉劝那些为此事欢呼与祝贺的同胞们，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那天，千万记住：运用你们手中神圣的选票，一定要使刘晓波远离权力宝座，让他永远只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