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變的浴血 讓理智平息熱血，讓寬容取代仇恨，五四百年暨六四三十年紀念 五四輪到它的百年誕辰了，六四也三十而立了，中國跟隨世界一起進入了人類的二十一世紀。當我們站在二十一世紀，面對二十世紀以中國青年學生為主導的這兩起標誌性重大事件運動時，前者以廣義的五四，即新文化運動（它實際是不能與狹隘的五四運動混為一談的）為發軔“它與歐洲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一樣，是人的解放的開始，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開始。”（李慎之語）後者中國影響了整個世界格局的改變：六四成為推動整個東歐劇變的第一弩機：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然而廣義五四所倡導的“科學與民主”的大旗至今沒有在中國紮根樹立。其中的原因與細節，一切對於這兩大事件的“歷史的”的“定見”，都需要我們重新思考，因為我們畢竟已經置身於人類一個更偉大的世紀，在互聯網凝聚的全球化時代，我們將面臨更大的挑戰與機遇，中國已經難以承受無知的激情，在現代化國家轉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如果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終於敲開中國向現代化轉型的大門，中國距離現代化轉型的200年期許年限——2048年已經時日不多了，面對中國目前的極權專制社會，我們很難對這一期許值保持樂觀。 考察一個民族的歷史走向，它的輝煌與衰敗，它的喜怒與哀樂，一定要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才能揭示其內在的緣由。而文化本身又是流變的，這個流變的過程，即受到本身的阻撓，又孕育於本身的需求。中國的傳統的儒釋道文化，它的發生、發展是如此，西方的海洋文化，它的組成古希臘文化、羅馬的法權與日耳曼的騎士精神演變也是如此。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會伴生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產生與維持什麼樣的政權。五四運動是在高舉科學、民主的大旗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而其結果，卻是國共兩黨的專制政權的輪流粉墨登場，至今無法使中國進入現代民主社會，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秦以來的宗法專制文化溶化於中國人的血液之中。文化首先作為一種習慣的價值取向，來自於從未對自身行為方式的思考；作為一種灌輸，則是統治者的需求，而它的流變則無一不是文化比較思考的結果，從而引導歷史的積極潮流。 標識性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 標識性的五四即我們常說的具體的1919年五月四日學生運動，是1840年前後中國被迫進入現代社會轉型，引進西方社會科學文明的新文化運動長期積累受到國際事件刺激而爆發的一個節點。是1840年以降，西方諸國打開中國大門以後，中國轉而走向世界的開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新文化運動的鋪陳，就不會產生五四運動。而新文化運動實在是西方文化開始大規模的侵蝕中國傳統文化，促使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新的流變的自身的產物。在傳統的儒釋道文化基礎上，作為流變的中國文化，移植、吸納西方先進文化，完善自身文化的以人的解放為宗旨的又一輪文化轉變的高潮。在弱勢政府的局面下，產生了各個領域諸多中國近代大師級人物。這是滿清專制統治不曾有的，也是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少有的，更是49年的政權以後沒有的。 歷史學家袁偉時教授指出：“很多人容易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混為一談，但事實上兩者性質和起止時段都不同。新文化運動是19世紀以來，中外知識精英傳播現代文明，推動中國社會轉型而進行的思想文化運動。”“ 它萌發於1833年”。這是我們今天紀念五四第一要明晰的基本概念。 順便說一句：現在還有人大談什麼“學生運動”是中國的脊梁，這種不加分析的籠統說詞，至今仍然無視“暴民政治”的另一面，糊塗到此，真是中國走向民主法治之路的二十一世紀的荒誕。
宗法專制文化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根本障礙 每一次激烈群眾的運動結果無不導向一個非理性的結局。妄稱這種運動為“中國人的脊梁”的人，不但忘記而且根本沒有看到，驅動這個脊梁的無非是非理智的一腔熱血。魯迅提出“諾拉出走以後怎麼辦？”他只是面對“舊社會的羅網”而興嘆，並沒有找到解決的答案，而只有到了顧准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才揭示了這個問題的真諦，無論打着怎樣現代化的理論，中國都無一回落到專制制度的舊巢。解決的答案，擁抱現代西方民主制度。而完成這一制度的轉變，根本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傳統宗法專制文化對人們的潛移默化的禁錮。如陳寅恪所說：“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這也是李慎之感嘆：“ 杜威曾經說過，“美國的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我是近年來才漸漸懂得這句話所包涵的內容。我現在可以說“專制主義在中國是一種生活方式”，要改變一種生活方式真是太難了。”的緣故。滲透於生活中的宗法專制文化的影響俯拾可見，不勝枚舉。它表現在我們的行為方式、舉止言談、價值取向，甚至是喜怒哀樂。而沒有全民族的反思，尤其是作為每一個中國人沒有個人自身的徹底反省，這一任務是斷然無可完成的。這就是反思中國傳統專制文化的艱難之處。也是中國走向真正的民主的艱難所在。所謂“科技落後禍及當下，人文落後貽害長遠”闕如也！否則陳寅恪何以說：“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遠遜泰西也。”孟德斯鳩更是把“沒有人文的的科學”列為“毀滅人類的十件事之一”。沒有人文的科學具有兩重意義：科學扼殺人類，譬如中國大陸目前將人臉識別技術濫用於監控全體人民，這在法治國家是絕對不可允許的。另一層意義是科學家不具備人文科學精神，在任何國家都實在是在為政府助紂為虐。愛因斯坦不但是偉大的科學家而且在人文領域內有着驚人的見解，這些見解涉及人類理想、道德、社會制度等等，不勝凡舉。筆者實在找不出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國目前的科學家，有哪一位在人文科學方面具有愛因斯坦的十分之一的見解。 歷史的曲折委蛇並非僅僅以熱血所能判斷與辨析的。例如，將中國共產黨視為中國民主轉型的最大障礙，從標的上看沒有任何錯誤，但從事物的本質來看則是根本的錯誤。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是西方專制文化與中國專制文化的產物，(這個西方專制文化最遠可以溯源戰勝了雅典的斯巴達)用毛澤東的話講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當然實質是列寧加秦始皇。（毛澤東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所以這裡不做展開。）所以根本上來說，中國共產黨是20世紀以來，中國專制體制與中國專制文化的最大繼承者，它已經從建黨初期理想主義的革命政黨，墮落到中國加速民主進程，轉型到現代國家的制度的最大障礙。這從毛澤東《資治通鑑》看了十七遍，臨死還放在床頭，鼓吹“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而《資本論》從未通讀過一遍，《馬恩全集》沒有通讀過一遍，甚至《列寧全集》也沒有通讀過一遍，包括整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袖人也是如此，可以為佐證。他們引導中國革命的全部“理論”（如果還算得上什麼理論）就是諸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序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等幾本小冊子。而從未對整個西方文明史的演變有過全面系統的了解，更不要說研究了。更不懂得，馬克思的學說不過是西方社會科學的一個流派，而鼓吹什麼“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既不符合人類社會的實踐，也不符合馬克思本人的意願。而毛澤東本人更是在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信中說︰“一旦中國革命勝利，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當退出政治舞台。”從毛澤東給斯大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蔣介石一樣︰一旦奪取政權，也要建立“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政府。什麼1946年的與黃炎培的關於結束中國歷代王朝歷史循環的著名窯洞講話，統統都是欺騙人的鬼話。時隔不到一年半，哪裡會是“遺忘”。恰恰相反，是處心積慮地一定要在中國實行獨裁專制統治。人們發現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還是一個連“權力”與“權利”都毫無概念而搞不清的傢伙，其他有關民主社會的基本要素他來講也是無出其右的。他在四九年之前提倡的“民主”，他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都是些什麼玩意是可想而知了，企望毛澤東搞民主，根本是天方夜譚。這正是華盛頓只能產生於美國，而毛澤東只能產生於中國。毛澤東實在是中國專制文化的產物，他所熟悉的只有傳統的中國宗法皇權專政的專制文化與基於未掌握權力時對皇權反動，掌握權力時無不皈依宗法皇權的中國遊民文化。因此中國民主的轉型，只能從批判中國傳統專制文化文化入手，建立現代人的意識，從每個人的文化自身反省入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專制文化清除了，每個國人成為現代自由人，中共自然解體，專制政權同樣不復存在。海外民運錯誤就在於只反中共，而從來不對自身的傳統專制文化做過任何反省。文化隱藏的深，恰恰來自於我們自身的參與。這是五四與六四的共同教訓，中國人不完成對自身文化的徹底反省，是斷然無法走上民主之路的，即使走上民主之路，夾雜在其中的民粹，恐怕是比起掛在嘴邊的民主要不遑多讓，而並不具備海洋文明國家的更多寬容的民主內涵，這從香港與台灣目前的民主制度也可以看出倪端的。不要忘記香港與台灣在更多的意義上是城邦的形式，與大陸是迥然不同的。大陸的黨文化更是在49年後在中國橫行幾十年，這是台灣和香港所不具備的。黨文化是中國傳統專制文化與西方歷史的專制文化結合的產物，也就是顧准所說的：“然而，政治權威的平民化，卻不比驅逐宗教精神更容易。”這就是我們俗稱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的科學闡述。筆者曾不止一次重複過這樣的設問：“如果中國人都是胡適，中國會有1949年的政權的建立嗎？非但如此，恐怕中國早已是可與美國相匹敵的民主大國，科學、人文、藝術領域內的大師級人物層出不窮，以中國人的勤勞，更可以國力問鼎世界。這也就是美國有識之士所說的：“我們不怕中國的不民主，怕的是中國的民主。”而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你無法否定49年政權在中國的建立是中國人民的選擇，這從李慎之講：即使時光倒流，歷史可以重複，他還會選擇投身於中國共產黨。就可以看出，這種悲憤與無奈的心情，折射的是對中國傳統專制文化文化的認知障礙，絕大多數人都無法超越這種歷史的局限性。懷帶理想主義投身中國革命的顧准當初何嘗不是如此？ 前蘇聯的保爾·柯察金（烏克蘭的奧斯托洛夫斯基）寫出了“人最寶貴的是生命”那一段雋語，但是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面對斯大林的專制統治社會，說出了：“我們所建立的，與我們為之而奮鬥的完全兩樣。”又何嘗不是如此？ 謬種流傳的“反封建” 將“五四”，實際是指新文化運動，定義為“反封建”，是黨文化的洗腦宣傳，以所謂馬列主義指導研究中國歷史的教條，用於49年後的中學教科書中，從此培育出一大批人云亦云的一代代中國人。這個詞的使用，既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更是專制統治者以政治權力，淫威於知識界科學實證的結果。因為“搬弄西方極端流派的末技”的專制統治者從來就是將人文領域的最高解釋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53年徹底剷除中國大學的“社會學系”始作俑者，非毛澤東莫屬。他怎麼能容忍一門西方的社會科學在自己的治下分庭抗禮？“封建”一詞的源頭，來源於列寧將中國定義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推及延伸，從此謬種流傳，蠱惑人心上百年，更為中共實行“專制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安排下伏筆，你去看看中共領導人，總是嚴格恪守把新文化運動以及狹義的五四定義成“反封”的，從來不會發起一場運動去批判專制主義的。一個黨的統治，即為領袖統治、獨裁的政黨，怎麼能容的下對專制統治的社會結構與與支撐其統治的專制文化進行徹底的批判？拍錯了馬屁的郭沫若落得個“十批不是好文章”是他出於基本常識而犯了大忌，豈是他做夢能夠想到的？胡適、魯迅，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帥與主將，從來沒有批判過“中國的封建”，更遑論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這裡筆者再一次不厭其煩地引述李慎之先生的這段話，以饗讀者。更呼籲那些批判中國社會制度的志士仁人，不要再濫用“封建”一詞，不要不自覺地繼續宣傳“黨文化”，降低你的批判“文格”。 “你們這一代青年人可能已不會注意到，濫用“封建”這個詞原來正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因為時下所說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後”、“封建反動”、“封建頑固”……等等並不合乎中國歷史上“封建”的本義，不合乎從Feudal，Feudalism這樣的西文字翻譯過來的“封建主義”的本義，也不合乎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封建主義”的本義，它完全是中國近代政治中為宣傳方便而無限擴大使用的一個政治術語。嚴守學術標準，不肯隨聲附和的史學家是決不如此濫用“封建”一詞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嘗曲學阿世”的陳寅格先生的文集，決不會發現他會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經“廢封建、立郡縣”以後的中國社會稱作“封建社會”。” 試問中國的大一統社會是“封建”嗎？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在秦以後，除了新文化運動的“迴光返照”，兩千年的罪惡的主流是“封建”在作惡還是專制在作惡？已經將專製成為一種生活習慣的中國人，滲透於骨髓與精神狀態、思維方式的是專制還是“封建”，魯迅筆下的阿Q的自卑與自大是專制制度的產兒還是所謂“封建”的遺風？十年文革的慘痛教訓，使鄧小平以經驗的思維方式感嘆：在美國就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他主導的中國唯一實現的政治改革就是“廢除領導人的終身制”而改為兩屆不超過十年的任期制。然而被時下當局輕而易舉地推翻，這是因為“封建”在作怪，還是鄧小平堅守不批判中國的專制體制的自作自受？“天安門永遠要掛毛澤東像”的自食惡果？唯有專制才會有後任隨心所欲地推翻前任的“規矩”，這是毫無道德的專制統治者大講“政治規矩”時，同時毫無廉恥地“不守規矩”的必然現象。郡縣制的官僚體制，即強化了中央集權，又造就了吏治的焦頭爛額，兩千年的腐敗循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每一次強大帝國的建立，即孕育了腐敗的開始。這難道是“封建”在作祟？而不是專制體制的痼疾與專制文化橫行的惡果？宗法思想固然束縛人，驅使社會崩潰的顯然不是宗法社會能夠力所能及的。須知宗法社會的“王”不過是協議的“王”，從來不是“天子”的。 新文化運動的科學、民主兩面大旗何以至今未能在中國紮下 五四的精神可以概括為科學民主，這就是陳獨秀首先提出的“德先生與賽先生”，與自由一詞一樣，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所沒有的。 但是何以百年來科學與民主至今未在中國紮根？不只是民主，科學也是同樣。上文所述“封建”一詞的濫用即為一例。不懂得人云亦云的“常識”往往是灌輸的結果，更不懂的“常識在日常生活領域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一跨入廣泛的研究領域，就會遇到驚人的變故。”馬克思是從資本社會的細胞“商品”研究出發，寫出了《資本論》這一宏大著作。顧准從《共產黨宣言》的“市民”階層研究出發，寫出了《希臘城邦制》《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些都是科學精神。他們研究的起點正是人們司空見慣的“常識”。 那麼民主呢？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民主”在中國的遭遇，更能夠使我們清醒地理解“文化隱藏的深，恰恰來自我們自身的參與。”陳獨秀本人對民主認識的過程就是來自於自身參與的典型例子。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他引進民主的同時即歪曲了民主。 前文已述，陳獨秀是在中國引入科學民主的第一人。恰恰是他搬來了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無產階級的民主要比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民主千百倍。把民主解釋歪曲為“階級的民主”又把這種階級民主的論帶進五四運動兩年後成立的中共黨內，構成了黨文化的一部分。先入為主，正是在這種“民主”意識的灌輸下，這才引發了“民主”在中國的一系列災難。而當他1940年代重新思考了民主的確切含義，完成了自身參與的轉變，他已經無力扭轉因為其原始的闡述而約定俗成、泛濫成災的中國人對民主的錯誤理解。無力關閉自己打開的潘多拉的盒子。猶如當代過氣的演員，縱使發出石破驚天之語，也難以攪動他當年鑄就的“民主”一潭死水，而被人們視之為不過是囈語而已。所以李慎之說：“我們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時間呼喊“民主與革命”，革命倒是席捲中國大地，而何謂“民主”，我們這代人終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內涵。” “民主就是反獨裁”，在抗戰以及隨後的國共內戰中，許多顧准、李慎之這樣有為、有知識的青年就是帶着這種“民主理念”投身於共產黨，壯大了共產黨的隊伍，為“中國的民主”奮鬥，成為導致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接管中國政權極為重大的原因，從此中國進入了在中共之下“民主是有無的問題。”當一二九的兩頭真們終於醒悟時，中國已成為世界最頑固的專制統治的第一大國。關於這一段的歷史過程曲折與思辨過程，可參閱李慎之的有關著作，這裡不再贅言。 “五四”精神就是由陳獨秀首先提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學。 自由一定是寬容的自由，是保護少數人的自由，沒有寬容的自由則一定是暴力與流血的自由，一定是民粹的自由，所以其終極結果必定是導致革命、導致曾經對自由狂熱的多數人也失去自由，最終導致沒有自由的極權專制社會。當人民與英雄共同創造歷史之後，面臨的終將是英雄一個人的無法制約的“自由”。所以貝多芬將第三交響曲憤而改為《英雄交響曲》。民主的前提是自由，而沒有約束的自由一定建立的是多數人的暴力的“民主”，這是法國大革命所證實的，也為中國革命所證實。雖然中國革命從它的第一天起就從來沒有，也不允許爭取任何個人自由。甚至包括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中的那些可笑的“自由”都不允許。所以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何看待歷史 英雄與人民共同創造了歷史，歷史引導的更多的是曲折與悲劇。這裡的英雄，也許按照愛因斯坦所說：“在我看來，天才的暴君往往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亙古不變的規律。”更為準確。人類歷史的每一進程中，無論中外都不乏學者與先知的預言與指正其悲哀與弊端，如王國維預見的中國的“共產風”。陳寅恪的：我不反對共產主義，但我不贊成俄國式的共產主義。被李慎之斥之為“痴人說夢而已”的胡適的改良主義思想，等等。然而歷史還是這樣走過來了。西人有云：上帝也改變不了歷史。是同樣的道理。當我們詛咒人民的愚蠢時，我們同時應當對他們予以尊重，懷着理想的熱情做出了驚天動地之舉，為理念而獻身是一種可歌可泣的悲壯精神，而他們找不到這以後的出路。這是應當由我們來承當的，站立於今天的我們，回首過去，歷史的得失顯然已經清晰。我們應當有智慧跨越歷史的藩籬。而不是重蹈他們的覆轍。國共歷次內戰以及抗日戰爭雙方陣亡與生存下來的將士，都應當紀念。我們的紀念應當是在這場中國近代文化流變中未來的時光中不再浴血。每一個從聯合車站沿着賓夕法尼亞大道漫步走向白宮的人，都不會錯過南望國會山莊時矗立的李將軍塑像，這就是美國的民主給予我們的啟迪。雖然全部黨文化的中國近代史一定會全部改寫，我們剔除的也僅僅是意識形態，而還原的是歷史的血肉，是中華民族的良知，是科學的實證。 既然劉曉波可以說出：“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我們為什麼不能再跨前一步“愛你的敵人”呢？既然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場錯誤認識，它帶給人類的災難、所犯下的罪惡，我們是否能夠放下源於仇恨的同樣的思維模式，從而開闢出中國歷史從未有的新局面呢？在今天，所有反對共產黨的人都“神聖地”站在了“民主的大旗“下，這樣的民主是否源於與共產黨同樣的專制思維，不應當探討與警覺嗎？與陳獨秀當年錯誤地闡述民主，沒有異曲同工之處嗎？中國民主走不出困境並不來自於中共，而恰恰來自於秉持與中共同樣專制思維模式的“民主運動”的本身，這難道需要什麼深奧的思想才能解釋的嗎？當我們痛斥中共體制內根本沒有思想家而是一群犬儒時，不要說國內，在海外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志士仁人們又有多少人算得上“思想家”？我們是否也應當深思？ 對歷史的梳理與重新審視，是人類修正自己的錯誤，開拓未來，最正常不過的思維了。任何否定也改變不了已經走過的事實，否定歷史的錯誤，不是譴責歷史，從而談不上什麼“歷史虛無主義”，而恰恰是人類成熟的標誌，歷史就是歷史，它擺在那裡，時光無法倒流。如果認為是一種“否定”，那麼今日避免重蹈覆轍，引出教訓，回歸理性，何罪之有？ 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並不懂得中國在傳統的儒釋道文化融入現代西方文化的的必要性與不可抗拒性，它的全部理念來自於基於專制文化的奪取政權嗜血的經驗，恐懼被殺，從專制文化經驗出發，又殺人如麻。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抵禦這一流變過程的思想武庫不僅是徒勞的，其實從以五四為頭銜的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歷史證明也是節節退敗的，它並沒有以49年的權力更迭，能夠阻止“西風壓倒東風”。以致中國共產黨也把自由、民主、法治列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當然“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子虛烏有的空帽子，它是用來對抗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的，這就與禍亂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思想的半個多世紀的“階級民主”實際上是同種蠱惑的今天的變種，是御用文人拙劣的現代謊言的演繹。人生而自由，作為動物的一種，如同地球上各種動物一樣，這是從人類社會從蒙昧時代就開始的天性與法則，不以社會演進各種主義出現為前提的人的本性。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是無恥的讕言。那麼有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化”？編造“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也是回答不出來的。自由就是自由，都是以不危害他人為前提的每個人的自我解放與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所謂階級的自由，從來都是最終導致專制統治與維持現行專制統治的代名詞。現代國家都是以保護自己的國民自由而使國家具有合法性，這不是前文明國家僅僅以抵禦外族入侵，保護自己的國民為其合法性所能相比的。這就是現代國家的意義與前文明國家的意義的迥然不同，是人類社會進步演變的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基於文化本身的價值取向，吸收、移植與嫁接的中國民主構建的形式不會完全等同西方國家（即使西方國家，因文化的不同，其實民主構建的形式也是不同的），但是絕無“主義”下的民主，民主就是民主，與主義絲毫無關。法治也斷然與主義無關，強姦犯就是強姦犯，在任何社會都要受到懲處，難道還可以定義什麼什麼社會主義的強姦犯與資本主義的強姦犯嗎？ 要記住胡適的話：“我們要救國，應該從思想學問入手，無論如何迂緩總是免不了的。”這看似平淡無奇的話語，實在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我們一方面要揭露中共不斷編造出的毫無邏輯、毫無現代文明社會理論根據的荒謬說教，更重要的而且是最主要的是警惕與剖析我們自身參與過程中的源於中國傳統專制文化的約定俗成的陷阱。這是一個伴隨中國民主制度建立的長期的過程，只有完成我們自身的轉變，中國的民主才能水到渠成。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罪惡，它的發動者是毛澤東，它的社會基礎：很不幸，恰恰是被宗法專制文化浸淫了幾千年的我們的 人民。可以說幾乎人人被害，人人都在害人。那個時期，沒有“助紂為虐”的大陸中國人簡直是太少太少了。不對這種現象深刻反思，任何中國的民主，都不會是現代社會的意義。 如今在海外，在任何社會都不過是無賴的掮客，只因分贓不勻而成為“民主反共的義士”，竟然獲得那麼多的擁躉。一個整日討伐中共的，在全世界發行自己的報紙，擁有自己的電台、電視台的“宗教組織”，信徒眾眾，每日都在編造有多少人“退出中共”的彌天大謊，難道我們還要青睞“民主的撒謊” 去反對”專制的撒謊“嗎？ 中國人所以要現代化根本上是為了要做現代化的人，要勇於與現行政權妥協、善於與現行政權妥協，在文化流變的過程中不再浴血 中國人所以要現代化根本上是為了要做現代化的人—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因此，反對中共並不是第一目標，它固然是目前中國實現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礙，因而成為反對目標。殊不知，中共首先也是中國傳統專制文化的產物，這與我們每個人都是傳統宗法專制文化的產物並無區別。作為廣大普通民眾的我們，原始的民主思想的激勵動因，不是我們對民主有全面正確的理解，而是在於我們首先是專制制度下的被統治者。中共所以成為被詛咒的第一目標無非是因為它是執政者。警惕被執政者或者被統治者的心態，防止對民主的扭曲理解，解剖中共然而更無情地解剖我們自己，而努力成為現代化的人才是首要的。筆者相信如果中國人都是百年前的王國維、胡適，陳寅恪這些學貫中西的學者，中國是斷無可能出現49年政權，也不會有文化革命，更不會有今日中國的局面。 2019年是中國歷史上有着特殊紀念意義的年景，這一年五四已經成為百歲老人，六四也已經“三十而立”。五四不能駕馭小其僅有兩歲的中國共產黨，演繹出中國近百年的悲歌與喜劇。六四劊子手用雙手的淋漓鮮血推動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多米諾骨牌的倒塌，這是中國共產黨內的經驗主義的實踐家鄧小平做夢都不會想到的，也是他至死都不願意面對的問題。亦或滿足於經驗的鄧小平，渾然毫無意識的，也未嘗不是如此。如果說五四主導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向，開始走向世界而凸顯的更多的是中國的國內意義，在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席捲世界的潮流中扮演的不過是一個盲從的跟隨者，那麼六四在再一次嘗試中國民主訴求而在國內面臨了巨大挫折，卻無意中加速驅動了世界歷史格局整體巨變，五四以降的中國文化轉型的浴血，最終導致的是49年以一個專制政權取代另一個專制政權的歷史循環、而六四的浴血則是最終徹底結束中國專制制度的最悲壯的嘗試，這就是六四與五四的最顯著的區別，它具有世界意義。這是三十而立的六四，被絕大多數研討六四的人所忽略的。也許再過幾十年，我們才能理解與感嘆六四在牽動世界走向的震撼意義。六四的悲歌，是現代中國參與世界新一輪民主轉變進程的序曲，這就是歷史的詭譎之處。 然而六四卻未能動搖中共的政權，這仍然只能從中國的專制體制與專制文化中去尋求原因。中國人崇尚天人合一，卻不警惕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天子”，成為“天意的化身”。這與整個西方文化是迥然不同的。西方國家的皇權歷史就一直受到“神權”的制約，東歐與前蘇聯固然也是列寧主義的專制政權，這種專制主義源於古希臘的斯巴達的寡頭政治體系，與這些國家的普遍具有的基督教文化相比，斯巴達式的專制文化在整個西方國家的影響是式微的，雖然東歐國家的人民長期攝於恐怖的威脅，但基督教的的影響卻是歷史彌久的深深植於歐洲的大地上的，歷史深受其影響，這是中國所不具備的。因此昂納克在六四血跡未乾的六月十九日就踏入中國，他與中共高層交換的是什麼，歷史的檔案終有公諸於世的一天，甚至柏林牆的倒塌，他已經不在執政的位置上了。整個東歐除了延後的民族糾紛，沒有一個極權政權的首腦針對國內的民主運動而舉起屠刀的。在政權轉變的初期基本都是以“天鵝絨革命”來實現的。不能不說面對中國的六四血腥，東歐極權統治者們，其靈魂深處也還是保留基督教文化影響的，承認了民意，才能使政權和平的轉變。 現代中國大陸已經用電子設備，人臉識別監控着全體人民。 因此採用西方國家民眾以街頭示威的形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已經基本不可能。而且中國人再也不應當以浴血的方式來尋求民主制度的轉變，這首先是出於保護生命的最高準則。可行的方式是“自我囚禁”。罷工、罷課、罷市。可以以每年的六四這一天做起，每一個人安靜地坐在自己的家裡。使統治者沒有揮舞屠刀的任何理由，使統治者顏面掃地、促使統治者清醒：自詡“代表了人民最高利益”的政權，已經沒有任何合法性了。以道德譴責的方式最終實現民主制度的和平轉變。另外，可以突然聚散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意願，即突然的聚集，而當局出動鎮壓部隊一旦趕到現場，果斷自動撤離，避免流血。沒有人去組織，卻有默契的共同行動，當每一個人都從自己的微信發出，“我們明天是否要出行”，使當局無法捕捉“領頭鬧事者”，才能使運動成為長久與可行。然而這都需要極高的國民素質才能夠實現。香港的“反送中”，表現了一二，相對中國大陸而言，這還是在東方地平線上的事情。 六四的最主要的教訓是不懂得與當局妥協，試圖一蹴而就，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這是一個專制文化滲透到人們的骨髓，融化入血液的國家。五四尚有全國範圍內的工商界的罷工、罷市的支援，“六四”再哪兒？如果學生當年能夠主動撤出天安門廣場，既給官方留出餘地，所謂再搞個中國人的“面子文化”，使官方滿足“戒嚴令”的政府權威心理，又為自己掌握了隨時再可以把握適當的時機“返回廣場”的主動，以延續不斷地撤出與進入，相信這會是一個嶄新的局面。香港的“反送中”，今天同樣復蹈舊轍。送中法案已經壽終正寢，香港人民實質上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徹底的階段性勝利，林鄭不應當還是目標。一個弱勢的傀儡，更有利於下一步民主運動的踐行。六四學生讓李鵬下台，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懂這個道理。“下台”不過是個“義憤”的指標，並無實質的意義。目標無法達到，反而可能使自己訴諸非理性的行為，至少是無所適從。 結束語 中國文化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對西方文化的融入，五四時期達到一個高峰期，依照袁偉時教授的所謂新文化運動至今從來沒有停止過的說法，其實質是未來中國文化的走向將是融入了西方文明的中國文化，未來的中國文化將是儒釋道海，海，即是海洋文化。也就是這一文化流變的過程，實質上始於1833年。 民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是遲早的事情，這是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但是實現過程將是長期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尋求民主制度的建立的方法至今沒有找到，流行的以打倒共產黨為訴求的目標，顯然是行不通的。那是當年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思維模式，今天無論是歷史環境，還是實際操作手段，幾無複製的可能，更是思維模式的錯誤。中國不是東歐，沒有基督教文化的傳統影響，天鵝絨革命模式也無法盲目照搬。六四之後三十年，除了抗議與反對，民主運動踏步不前，標誌性的人物劉曉波仿效哈維爾的《七七憲章》，搞了個《零八憲章》，只因其中一句“取消一黨專政”而被最高層強令司法部門判刑，入獄十二年，其實最終等同是慘死在監獄裡的，便是證明。 中國融入西方文明之困難，在於如何平衡既是西方侵略的受害者，又是西方文明的學習者的這種兩難處境。而中國民主制度建立的困難在於，既要與統治者做殊死的搏鬥，又要善於與當局妥協甚至是合作，這同樣也是一種兩難的處境。 中國問題解決的根本出路在於文化的反思，沒有全民族的對中國傳統宗法專制文化的徹底反思，是無法實現社會的轉變的。首先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畢竟是有什麼樣的人民才會有什麼的政權，有什麼樣的文化，才會有什麼樣的人民。美國人至今還在問自己：“我們是誰？”實在是中國人走出困境的模範榜樣。 讓文化流變的過程中不再浴血， 讓理智平息熱血，讓寬容取代仇恨，這正是五四運動與六四運動今天引以為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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