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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流变的浴血 2019-07-21 07:16:02

                                             文化流变的浴血

                                                              让理智平息热血,让宽容取代仇恨,五四百年暨六四三十年纪念

 

  五四轮到它的百年诞辰了,六四也三十而立了,中国跟随世界一起进入了人类的二十一世纪。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面对二十世纪以中国青年学生为主导的这两起标志性重大事件运动时,前者以广义的五四,即新文化运动(它实际是不能与狭隘的五四运动混为一谈的)为发轫“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李慎之语)后者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六四成为推动整个东欧剧变的第一弩机: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然而广义五四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至今没有在中国扎根树立。其中的原因与细节,一切对于这两大事件的“历史的”的“定见”,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因为我们毕竟已经置身于人类一个更伟大的世纪,在互联网凝聚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已经难以承受无知的激情,在现代化国家转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于敲开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大门,中国距离现代化转型的200年期许年限——2048年已经时日不多了,面对中国目前的极权专制社会,我们很难对这一期许值保持乐观。

    考察一个民族的历史走向,它的辉煌与衰败,它的喜怒与哀乐,一定要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才能揭示其内在的缘由。而文化本身又是流变的,这个流变的过程,即受到本身的阻挠,又孕育于本身的需求。中国的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它的发生、发展是如此,西方的海洋文化,它的组成古希腊文化、罗马的法权与日耳曼的骑士精神演变也是如此。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伴生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产生与维持什么样的政权。五四运动是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其结果,却是国共两党的专制政权的轮流粉墨登场,至今无法使中国进入现代民主社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秦以来的宗法专制文化溶化于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文化首先作为一种习惯的价值取向,来自于从未对自身行为方式的思考;作为一种灌输,则是统治者的需求,而它的流变则无一不是文化比较思考的结果,从而引导历史的积极潮流。

标识性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标识性的五四即我们常说的具体的1919年五月四日学生运动,是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进入现代社会转型,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文明的新文化运动长期积累受到国际事件刺激而爆发的一个节点。是1840年以降,西方诸国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转而走向世界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铺陈,就不会产生五四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实在是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的侵蚀中国传统文化,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新的流变的自身的产物。在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基础上,作为流变的中国文化,移植、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完善自身文化的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又一轮文化转变的高潮。在弱势政府的局面下,产生了各个领域诸多中国近代大师级人物。这是满清专制统治不曾有的,也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少有的,更是49年的政权以后没有的

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指出:“很多人容易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性质和起止时段都不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 它萌发于1833年”。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第一要明晰的基本概念。

 

  顺便说一句:现在还有人大谈什么“学生运动”是中国的脊梁,这种不加分析的笼统说词,至今仍然无视“暴民政治”的另一面,糊涂到此,真是中国走向民主法治之路的二十一世纪的荒诞。

 

 

 

 

宗法专制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障碍

  每一次激烈群众的运动结果无不导向一个非理性的结局。妄称这种运动为“中国人的脊梁”的人,不但忘记而且根本没有看到,驱动这个脊梁的无非是非理智的一腔热血。鲁迅提出“诺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他只是面对“旧社会的罗网”而兴叹,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而只有到了顾准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才揭示了这个问题的真谛,无论打着怎样现代化的理论,中国都无一回落到专制制度的旧巢。解决的答案,拥抱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而完成这一制度的转变,根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传统宗法专制文化对人们的潜移默化的禁锢。如陈寅恪所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这也是李慎之感叹:“ 杜威曾经说过,“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是近年来才渐渐懂得这句话所包涵的内容。我现在可以说“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真是太难了。”的缘故。渗透于生活中的宗法专制文化的影响俯拾可见,不胜枚举。它表现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举止言谈、价值取向,甚至是喜怒哀乐。而没有全民族的反思,尤其是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没有个人自身的彻底反省,这一任务是断然无可完成的。这就是反思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艰难之处。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的民主的艰难所在。所谓“科技落后祸及当下,人文落后贻害长远”阙如也!否则陈寅恪何以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孟德斯鸠更是把“没有人文的的科学”列为“毁灭人类的十件事之一”。没有人文的科学具有两重意义:科学扼杀人类,譬如中国大陆目前将人脸识别技术滥用于监控全体人民,这在法治国家是绝对不可允许的。另一层意义是科学家不具备人文科学精神,在任何国家都实在是在为政府助纣为虐。爱因斯坦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在人文领域内有着惊人的见解,这些见解涉及人类理想、道德、社会制度等等,不胜凡举。笔者实在找不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目前的科学家,有哪一位在人文科学方面具有爱因斯坦的十分之一的见解。

 历史的曲折委蛇并非仅仅以热血所能判断与辨析的。例如,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最大障碍,从标的上看没有任何错误,但从事物的本质来看则是根本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西方专制文化与中国专制文化的产物,(这个西方专制文化最远可以溯源战胜了雅典的斯巴达)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然实质是列宁加秦始皇。(毛泽东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所以这里不做展开。)所以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以来,中国专制体制与中国专制文化的最大继承者,它已经从建党初期理想主义的革命政党,堕落到中国加速民主进程,转型到现代国家的制度的最大障碍。这从毛泽东《资治通鉴》看了十七遍,临死还放在床头,鼓吹“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而《资本论》从未通读过一遍,《马恩全集》没有通读过一遍,甚至《列宁全集》也没有通读过一遍,包括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人也是如此,可以为佐证。他们引导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如果还算得上什么理论)就是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序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等几本小册子。而从未对整个西方文明史的演变有过全面系统的了解,更不要说研究了。更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不过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流派,而鼓吹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践,也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意愿。而毛泽东本人更是在194711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信中说︰“一旦中国革命胜利,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从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和蒋介石一样︰一旦夺取政权,也要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府。什么1946年的与黄炎培的关于结束中国历代王朝历史循环的著名窑洞讲话,统统都是欺骗人的鬼话。时隔不到一年半,哪里会是“遗忘”。恰恰相反,是处心积虑地一定要在中国实行独裁专制统治。人们发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还是一个连“权力”与“权利”都毫无概念而搞不清的家伙,其他有关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他来讲也是无出其右的。他在四九年之前提倡的“民主”,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是些什么玩意是可想而知了,企望毛泽东搞民主,根本是天方夜谭。这正是华盛顿只能产生于美国,而毛泽东只能产生于中国。毛泽东实在是中国专制文化的产物,他所熟悉的只有传统的中国宗法皇权专政的专制文化与基于未掌握权力时对皇权反动,掌握权力时无不皈依宗法皇权的中国游民文化。因此中国民主的转型,只能从批判中国传统专制文化文化入手,建立现代人的意识,从每个人的文化自身反省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专制文化清除了,每个国人成为现代自由人,中共自然解体,专制政权同样不复存在。海外民运错误就在于只反中共,而从来不对自身的传统专制文化做过任何反省。文化隐藏的深,恰恰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参与。这是五四与六四的共同教训,中国人不完成对自身文化的彻底反省,是断然无法走上民主之路的,即使走上民主之路,夹杂在其中的民粹,恐怕是比起挂在嘴边的民主要不遑多让,而并不具备海洋文明国家的更多宽容的民主内涵,这从香港与台湾目前的民主制度也可以看出倪端的。不要忘记香港与台湾在更多的意义上是城邦的形式,与大陆是迥然不同的。大陆的党文化更是在49年后在中国横行几十年,这是台湾和香港所不具备的。党文化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与西方历史的专制文化结合的产物,也就是顾准所说的:“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科学阐述。笔者曾不止一次重复过这样的设问:“如果中国人都是胡适,中国会有1949年的政权的建立吗?非但如此,恐怕中国早已是可与美国相匹敌的民主大国,科学、人文、艺术领域内的大师级人物层出不穷,以中国人的勤劳,更可以国力问鼎世界。这也就是美国有识之士所说的:“我们不怕中国的不民主,怕的是中国的民主。”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你无法否定49年政权在中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从李慎之讲:即使时光倒流,历史可以重复,他还会选择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就可以看出,这种悲愤与无奈的心情,折射的是对中国传统专制文化文化的认知障碍,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超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怀带理想主义投身中国革命的顾准当初何尝不是如此? 前苏联的保尔·柯察金(乌克兰的奥斯托洛夫斯基)写出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一段隽语,但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斯大林的专制统治社会,说出了:“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而奋斗的完全两样。”又何尝不是如此?

 

谬种流传的“反封建”

 

  将“五四”,实际是指新文化运动,定义为“反封建”,是党文化的洗脑宣传,以所谓马列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条,用于49年后的中学教科书中,从此培育出一大批人云亦云的一代代中国人。这个词的使用,既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更是专制统治者以政治权力,淫威于知识界科学实证的结果。因为“搬弄西方极端流派的末技”的专制统治者从来就是将人文领域的最高解释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53年彻底铲除中国大学的“社会学系”始作俑者,非毛泽东莫属。他怎么能容忍一门西方的社会科学在自己的治下分庭抗礼?“封建”一词的源头,来源于列宁将中国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及延伸,从此谬种流传,蛊惑人心上百年,更为中共实行“专制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安排下伏笔,你去看看中共领导人,总是严格恪守把新文化运动以及狭义的五四定义成“反封”的,从来不会发起一场运动去批判专制主义的。一个党的统治,即为领袖统治、独裁的政党,怎么能容的下对专制统治的社会结构与与支撑其统治的专制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拍错了马屁的郭沫若落得个“十批不是好文章”是他出于基本常识而犯了大忌,岂是他做梦能够想到的?胡适、鲁迅,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与主将,从来没有批判过“中国的封建”,更遑论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这里笔者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引述李慎之先生的这段话,以飨读者。更呼吁那些批判中国社会制度的志士仁人,不要再滥用“封建”一词,不要不自觉地继续宣传“党文化”,降低你的批判“文格”。

   “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可能已不会注意到,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严守学术标准,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试问中国的大一统社会是“封建”吗?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在秦以后,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回光返照”,两千年的罪恶的主流是“封建”在作恶还是专制在作恶?已经将专制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的中国人,渗透于骨髓与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的是专制还是“封建”,鲁迅笔下的阿Q的自卑与自大是专制制度的产儿还是所谓“封建”的遗风?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使邓小平以经验的思维方式感叹:在美国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他主导的中国唯一实现的政治改革就是“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而改为两届不超过十年的任期制。然而被时下当局轻而易举地推翻,这是因为“封建”在作怪,还是邓小平坚守不批判中国的专制体制的自作自受?“天安门永远要挂毛泽东像”的自食恶果?唯有专制才会有后任随心所欲地推翻前任的“规矩”,这是毫无道德的专制统治者大讲“政治规矩”时,同时毫无廉耻地“不守规矩”的必然现象。郡县制的官僚体制,即强化了中央集权,又造就了吏治的焦头烂额,两千年的腐败循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一次强大帝国的建立,即孕育了腐败的开始。这难道是“封建”在作祟?而不是专制体制的痼疾与专制文化横行的恶果?宗法思想固然束缚人,驱使社会崩溃的显然不是宗法社会能够力所能及的。须知宗法社会的“王”不过是协议的“王”,从来不是“天子”的。

 

   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何以至今未能在中国扎下

 

  五四的精神可以概括为科学民主,这就是陈独秀首先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与自由一词一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的。

  但是何以百年来科学与民主至今未在中国扎根?不只是民主,科学也是同样。上文所述“封建”一词的滥用即为一例。不懂得人云亦云的“常识”往往是灌输的结果,更不懂的“常识在日常生活领域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一跨入广泛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马克思是从资本社会的细胞“商品”研究出发,写出了《资本论》这一宏大著作。顾准从《共产党宣言》的“市民”阶层研究出发,写出了《希腊城邦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他们研究的起点正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常识”。

  那么民主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民主”在中国的遭遇,更能够使我们清醒地理解“文化隐藏的深,恰恰来自我们自身的参与。”陈独秀本人对民主认识的过程就是来自于自身参与的典型例子。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他引进民主的同时即歪曲了民主。

  前文已述,陈独秀是在中国引入科学民主的第一人。恰恰是他搬来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比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民主千百倍。把民主解释歪曲为“阶级的民主”又把这种阶级民主的论带进五四运动两年后成立的中共党内,构成了党文化的一部分。先入为主,正是在这种“民主”意识的灌输下,这才引发了“民主”在中国的一系列灾难。而当他1940年代重新思考了民主的确切含义,完成了自身参与的转变,他已经无力扭转因为其原始的阐述而约定俗成、泛滥成灾的中国人对民主的错误理解。无力关闭自己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犹如当代过气的演员,纵使发出石破惊天之语,也难以搅动他当年铸就的“民主”一潭死水,而被人们视之为不过是呓语而已。所以李慎之说:“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

 

 “民主就是反独裁”,在抗战以及随后的国共内战中,许多顾准、李慎之这样有为、有知识的青年就是带着这种“民主理念”投身于共产党,壮大了共产党的队伍,为“中国的民主”奋斗,成为导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中国政权极为重大的原因,从此中国进入了在中共之下“民主是有无的问题。”当一二九的两头真们终于醒悟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顽固的专制统治的第一大国。关于这一段的历史过程曲折与思辨过程,可参阅李慎之的有关著作,这里不再赘言。

“五四”精神就是由陈独秀首先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

  自由一定是宽容的自由,是保护少数人的自由,没有宽容的自由则一定是暴力与流血的自由,一定是民粹的自由,所以其终极结果必定是导致革命、导致曾经对自由狂热的多数人也失去自由,最终导致没有自由的极权专制社会。当人民与英雄共同创造历史之后,面临的终将是英雄一个人的无法制约的“自由”。所以贝多芬将第三交响曲愤而改为《英雄交响曲》。民主的前提是自由,而没有约束的自由一定建立的是多数人的暴力的“民主”,这是法国大革命所证实的,也为中国革命所证实。虽然中国革命从它的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也不允许争取任何个人自由。甚至包括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中的那些可笑的“自由”都不允许。所以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如何看待历史

  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了历史,历史引导的更多的是曲折与悲剧。这里的英雄,也许按照爱因斯坦所说:“在我看来,天才的暴君往往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更为准确。人类历史的每一进程中,无论中外都不乏学者与先知的预言与指正其悲哀与弊端,如王国维预见的中国的“共产风”。陈寅恪的:我不反对共产主义,但我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被李慎之斥之为“痴人说梦而已”的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等等。然而历史还是这样走过来了。西人有云:上帝也改变不了历史。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诅咒人民的愚蠢时,我们同时应当对他们予以尊重,怀着理想的热情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举,为理念而献身是一种可歌可泣的悲壮精神,而他们找不到这以后的出路。这是应当由我们来承当的,站立于今天的我们,回首过去,历史的得失显然已经清晰。我们应当有智慧跨越历史的藩篱。而不是重蹈他们的覆辙。国共历次内战以及抗日战争双方阵亡与生存下来的将士,都应当纪念。我们的纪念应当是在这场中国近代文化流变中未来的时光中不再浴血。每一个从联合车站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漫步走向白宫的人,都不会错过南望国会山庄时矗立的李将军塑像,这就是美国的民主给予我们的启迪。虽然全部党文化的中国近代史一定会全部改写,我们剔除的也仅仅是意识形态,而还原的是历史的血肉,是中华民族的良知,是科学的实证。

  既然刘晓波可以说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们为什么不能再跨前一步“爱你的敌人”呢?既然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错误认识,它带给人类的灾难、所犯下的罪恶,我们是否能够放下源于仇恨的同样的思维模式,从而开辟出中国历史从未有的新局面呢?在今天,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都“神圣地”站在了“民主的大旗“下,这样的民主是否源于与共产党同样的专制思维,不应当探讨与警觉吗?与陈独秀当年错误地阐述民主,没有异曲同工之处吗?中国民主走不出困境并不来自于中共,而恰恰来自于秉持与中共同样专制思维模式的“民主运动”的本身,这难道需要什么深奥的思想才能解释的吗?当我们痛斥中共体制内根本没有思想家而是一群犬儒时,不要说国内,在海外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志士仁人们又有多少人算得上“思想家”?我们是否也应当深思?

对历史的梳理与重新审视,是人类修正自己的错误,开拓未来,最正常不过的思维了。任何否定也改变不了已经走过的事实,否定历史的错误,不是谴责历史,从而谈不上什么“历史虚无主义”,而恰恰是人类成熟的标志,历史就是历史,它摆在那里,时光无法倒流。如果认为是一种“否定”,那么今日避免重蹈覆辙,引出教训,回归理性,何罪之有?

 

 

  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并不懂得中国在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融入现代西方文化的的必要性与不可抗拒性,它的全部理念来自于基于专制文化的夺取政权嗜血的经验,恐惧被杀,从专制文化经验出发,又杀人如麻。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抵御这一流变过程的思想武库不仅是徒劳的,其实从以五四为头衔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也是节节退败的,它并没有以49年的权力更迭,能够阻止“西风压倒东风”。以致中国共产党也把自由、民主、法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当然“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空帽子,它是用来对抗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的,这就与祸乱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的半个多世纪的“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同种蛊惑的今天的变种,是御用文人拙劣的现代谎言的演绎。人生而自由,作为动物的一种,如同地球上各种动物一样,这是从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就开始的天性与法则,不以社会演进各种主义出现为前提的人的本性。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无耻的谰言。那么有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化”?编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是回答不出来的。自由就是自由,都是以不危害他人为前提的每个人的自我解放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谓阶级的自由,从来都是最终导致专制统治与维持现行专制统治的代名词。现代国家都是以保护自己的国民自由而使国家具有合法性,这不是前文明国家仅仅以抵御外族入侵,保护自己的国民为其合法性所能相比的。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意义与前文明国家的意义的迥然不同,是人类社会进步演变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基于文化本身的价值取向,吸收、移植与嫁接的中国民主构建的形式不会完全等同西方国家(即使西方国家,因文化的不同,其实民主构建的形式也是不同的),但是绝无“主义”下的民主,民主就是民主,与主义丝毫无关。法治也断然与主义无关,强奸犯就是强奸犯,在任何社会都要受到惩处,难道还可以定义什么什么社会主义的强奸犯与资本主义的强奸犯吗?

  要记住胡适的话:“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免不了的。”这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实在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我们一方面要揭露中共不断编造出的毫无逻辑、毫无现代文明社会理论根据的荒谬说教,更重要的而且是最主要的是警惕与剖析我们自身参与过程中的源于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约定俗成的陷阱。这是一个伴随中国民主制度建立的长期的过程,只有完成我们自身的转变,中国的民主才能水到渠成。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恶,它的发动者是毛泽东,它的社会基础:很不幸,恰恰是被宗法专制文化浸淫了几千年的我们的 人民。可以说几乎人人被害,人人都在害人。那个时期,没有“助纣为虐”的大陆中国人简直是太少太少了。不对这种现象深刻反思,任何中国的民主,都不会是现代社会的意义。

 

  如今在海外,在任何社会都不过是无赖的掮客,只因分赃不匀而成为“民主反共的义士”,竟然获得那么多的拥趸。一个整日讨伐中共的,在全世界发行自己的报纸,拥有自己的电台、电视台的“宗教组织”,信徒众众,每日都在编造有多少人“退出中共”的弥天大谎,难道我们还要青睐“民主的撒谎去反对”专制的撒谎“吗?

 

中国人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要勇于与现行政权妥协、善于与现行政权妥协,在文化流变的过程中不再浴血

中国人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因此,反对中共并不是第一目标,它固然是目前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碍,因而成为反对目标。殊不知,中共首先也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产物,这与我们每个人都是传统宗法专制文化的产物并无区别。作为广大普通民众的我们,原始的民主思想的激励动因,不是我们对民主有全面正确的理解,而是在于我们首先是专制制度下的被统治者。中共所以成为被诅咒的第一目标无非是因为它是执政者。警惕被执政者或者被统治者的心态,防止对民主的扭曲理解,解剖中共然而更无情地解剖我们自己,而努力成为现代化的人才是首要的。笔者相信如果中国人都是百年前的王国维、胡适,陈寅恪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中国是断无可能出现49年政权,也不会有文化革命,更不会有今日中国的局面。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年景,这一年五四已经成为百岁老人,六四也已经“三十而立”。五四不能驾驭小其仅有两岁的中国共产党,演绎出中国近百年的悲歌与喜剧。六四刽子手用双手的淋漓鲜血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多米诺骨牌的倒塌,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经验主义的实践家邓小平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也是他至死都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亦或满足于经验的邓小平,浑然毫无意识的,也未尝不是如此。如果说五四主导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开始走向世界而凸显的更多的是中国的国内意义,在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席卷世界的潮流中扮演的不过是一个盲从的跟随者,那么六四在再一次尝试中国民主诉求而在国内面临了巨大挫折,却无意中加速驱动了世界历史格局整体巨变,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化转型的浴血,最终导致的是49年以一个专制政权取代另一个专制政权的历史循环、而六四的浴血则是最终彻底结束中国专制制度的最悲壮的尝试,这就是六四与五四的最显著的区别,它具有世界意义。这是三十而立的六四,被绝大多数研讨六四的人所忽略的。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才能理解与感叹六四在牵动世界走向的震撼意义。六四的悲歌,是现代中国参与世界新一轮民主转变进程的序曲,这就是历史的诡谲之处。

 

  然而六四却未能动摇中共的政权,这仍然只能从中国的专制体制与专制文化中去寻求原因。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却不警惕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天子”,成为“天意的化身”。这与整个西方文化是迥然不同的。西方国家的皇权历史就一直受到“神权”的制约,东欧与前苏联固然也是列宁主义的专制政权,这种专制主义源于古希腊的斯巴达的寡头政治体系,与这些国家的普遍具有的基督教文化相比,斯巴达式的专制文化在整个西方国家的影响是式微的,虽然东欧国家的人民长期摄于恐怖的威胁,但基督教的的影响却是历史弥久的深深植于欧洲的大地上的,历史深受其影响,这是中国所不具备的。因此昂纳克在六四血迹未干的六月十九日就踏入中国,他与中共高层交换的是什么,历史的档案终有公诸于世的一天,甚至柏林墙的倒塌,他已经不在执政的位置上了。整个东欧除了延后的民族纠纷,没有一个极权政权的首脑针对国内的民主运动而举起屠刀的。在政权转变的初期基本都是以“天鹅绒革命”来实现的。不能不说面对中国的六四血腥,东欧极权统治者们,其灵魂深处也还是保留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承认了民意,才能使政权和平的转变。

 现代中国大陆已经用电子设备,人脸识别监控着全体人民。 因此采用西方国家民众以街头示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已经基本不可能。而且中国人再也不应当以浴血的方式来寻求民主制度的转变,这首先是出于保护生命的最高准则。可行的方式是“自我囚禁”。罢工、罢课、罢市。可以以每年的六四这一天做起,每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家里。使统治者没有挥舞屠刀的任何理由,使统治者颜面扫地、促使统治者清醒:自诩“代表了人民最高利益”的政权,已经没有任何合法性了。以道德谴责的方式最终实现民主制度的和平转变。另外,可以突然聚散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即突然的聚集,而当局出动镇压部队一旦赶到现场,果断自动撤离,避免流血。没有人去组织,却有默契的共同行动,当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微信发出,“我们明天是否要出行”,使当局无法捕捉“领头闹事者”,才能使运动成为长久与可行。然而这都需要极高的国民素质才能够实现。香港的“反送中”,表现了一二,相对中国大陆而言,这还是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事情。

 六四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不懂得与当局妥协,试图一蹴而就,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这是一个专制文化渗透到人们的骨髓,融化入血液的国家。五四尚有全国范围内的工商界的罢工、罢市的支援,“六四”再哪儿?如果学生当年能够主动撤出天安门广场,既给官方留出余地,所谓再搞个中国人的“面子文化”,使官方满足“戒严令”的政府权威心理,又为自己掌握了随时再可以把握适当的时机“返回广场”的主动,以延续不断地撤出与进入,相信这会是一个崭新的局面。香港的“反送中”,今天同样复蹈旧辙。送中法案已经寿终正寝,香港人民实质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彻底的阶段性胜利,林郑不应当还是目标。一个弱势的傀儡,更有利于下一步民主运动的践行。六四学生让李鹏下台,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懂这个道理。“下台”不过是个“义愤”的指标,并无实质的意义。目标无法达到,反而可能使自己诉诸非理性的行为,至少是无所适从。

 

结束语

 中国文化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对西方文化的融入,五四时期达到一个高峰期,依照袁伟时教授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至今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说法,其实质是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将是融入了西方文明的中国文化,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儒释道海,海,即是海洋文化。也就是这一文化流变的过程,实质上始于1833年。

 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是迟早的事情,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实现过程将是长期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寻求民主制度的建立的方法至今没有找到,流行的以打倒共产党为诉求的目标,显然是行不通的。那是当年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思维模式,今天无论是历史环境,还是实际操作手段,几无复制的可能,更是思维模式的错误。中国不是东欧,没有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影响,天鹅绒革命模式也无法盲目照搬。六四之后三十年,除了抗议与反对,民主运动踏步不前,标志性的人物刘晓波仿效哈维尔的《七七宪章》,搞了个《零八宪章》,只因其中一句“取消一党专政”而被最高层强令司法部门判刑,入狱十二年,其实最终等同是惨死在监狱里的,便是证明。

中国融入西方文明之困难,在于如何平衡既是西方侵略的受害者,又是西方文明的学习者的这种两难处境。而中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困难在于,既要与统治者做殊死的搏斗,又要善于与当局妥协甚至是合作,这同样也是一种两难的处境。

中国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文化的反思,没有全民族的对中国传统宗法专制文化的彻底反思,是无法实现社会的转变的。首先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毕竟是有什么样的人民才会有什么的政权,有什么样的文化,才会有什么样的人民。美国人至今还在问自己:“我们是谁?”实在是中国人走出困境的模范榜样。

       让文化流变的过程中不再浴血,  让理智平息热血,让宽容取代仇恨,这正是五四运动与六四运动今天引以为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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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野性de思维 留言时间:2020-07-15 14:46:43

不同的视角,新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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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野性de思维 留言时间:2020-07-15 11:42:17

不同的视角,新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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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angbin 回复 嘎拉哈 留言时间:2019-07-22 06:01:25

谢谢到访!

“封建一词在西方学术界的分歧,并不比中国来的小。因此,生搬硬套地将“废封建、立郡县”说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这种死教条思维本身便是缺乏赛先生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更有害的。至少说,我不主张必须以陈寅格为标准。”

西方学界对“封建”一词的歧义,以及所谓的“翻译”问题,能够影响我们今日的判断吗?柳子厚的《封建论》中的“封建”与马克思对封建的定义,通过李慎之的阐述,影响我们的理解吗?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缺乏赛先生的精神”,而且是“死教条思维”。不知道您在说这些话时,想过没有这用到自己身上是否更恰当?鲁迅、胡适,从不批判中国的“封建”他们也是不懂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封建还是专制”?

你的主张是否仍然还置身于中共洗脑的旧巢,而浑然不知,这才是真正应当面对的问题。

毛泽东将中国历代称为“封建”,是为他的专制统治安排的伏笔,这就是历史这个秃子脑袋上的虱子。一个五十年代还还只知道权力概念,不懂权利这个概念的人,写出《新民主主义论》,他对民主的理解是怎么一回事,时至今日怕是傻瓜都能懂得的事情。

毛泽东49年后搞了这么多“运动”,从来不搞批判中国专制制度与社会的运动,文革期间更是将“儒法轮流”使用的中国历代统治手法进一步为扬法批儒,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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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嘎拉哈 回复 嘎拉哈 留言时间:2019-07-21 09:27:47

【封建一词在西方学术界的分歧,并不比中国来的小。】

--- 例如,法国大革命也是打着反封建的大旗的。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反封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封建的政治学意义基本相同,即都是以民主作为参照系的。例如法国人把贵族看成封建主义的代表,而毛泽东则是把皇权体制作为封建主义的代表。我认为这样通俗理解即正常,也科学。其实封建体制的关键,不是有没有土地分封这一现象的存在,而是统治者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例如在我看来,宋朝的柴王爷和清朝的八旗王爷,都是典型的封建现象。

相比之下,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主义,则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简单划分。我认为马克思的划分更有道理。美国早期的跑马圈地,与土地的封建分封制度,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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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嘎拉哈 留言时间:2019-07-21 08:50:17

【严守学术标准,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 

1“封建”一词中国自古即有。因此,如果真的存在中西歧义,那也是翻译的问题。例如,日本学者学习引入西方文化的努力,一般总是要比中国学者更积极些。我发现,中国的很多西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甚至科学方面的词汇,都是通过走捷径的方式,从日本那里直接搬过来的。由此所产生的歧义也是非常严重的。例如形而上学和封建主义,便是典型的例子。

2 封建一词在西方学术界的分歧,并不比中国来的小。因此,生搬硬套地将“废封建、立郡县”说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这种死教条思维本身便是缺乏赛先生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更有害的。至少说,我不主张必须以陈寅格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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