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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教案和十一个作恶多端的传教士 2015-05-06 05:5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义和团大辞典》是一本中国大陆有关义和团的最为权威和系统的专业著述。其中关于大同教案是这样说的:

“1900年6月21日,山西大同义和团团民因教士横征暴戾,鱼肉乡民,酿成事端,毁县城教堂的钟楼。7月13日,又烧毁教堂2座、教民房屋6座。此后两个月内,共计惩处作恶多端的教士11人,天主教徒200多人,基督教徒33人,并烧毁教堂教民住房100余间。......”[1]

中国国内政府和不少学者不喜欢基督教和传教士,对传教士过去在中国的所做所为有很多控诉。但这些控诉常没有说明证据来源,因此很难否定和反驳。就像大同教案中这11位宣教士是怎样“横征暴戾,鱼肉乡民”的,作者没有说出依据,若想否定他的说法,除非花大量时间去对这十一人的生平做一番全面研究,分别写成文章,说明他们一生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否则,不可能进行反驳。因此,每当读到这样的指控时,我常是一笑了之,自觉无力去反驳。

最近去听一个讲座。报告人是住在美国的华裔,叫黄锡培,是位退休长者。他写过一本内地会传教士在义和团动乱中经历的书[2]。因是来多伦多讲座,他就专门讲的从多伦多去中国内地的一位叫米姑娘(Margaret E Smith)的教士。米姑娘就是大同教案中的十一位教士之一。

据报告人介绍,这十一位“教士”是两对夫妻,两位女单身,一位六岁半的女孩,两位五岁的儿童,一位两岁的女孩,以及一位出生13天的男婴[3]。这让我有些吃惊。我原以为要对他们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了解,才能说明他们是否横征暴戾,鱼肉乡民,作恶多端。没想到他们之中有五位还是孩子,一位甚至还是未满月的婴儿,不用费力去研究就能想象出他们应该没有能力横征。更让我吃惊的是对他们的“惩处”就是杀掉了。杀死小孩和婴儿,我们今天的国家级学者居然还与义和团团民看法一样,认为是“惩处作恶多端的教士”。看来我们也不用对中东的IS伊斯兰国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回到米姑娘上来。米姑娘有兄弟姊妹多人,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本来是姐姐决定去中国宣教。姐姐于1891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到扬州学中文。但她到扬州不到三个月就染上伤寒病,于1892年2月去世了。米姑娘和妹妹得知姐姐还没有开始宣教就过世的消息后,决定去中国宣教,完成姐姐未竟的愿望。但妹妹体弱多病,米姑娘决定独自前往中国,于1896年11月抵达上海。

她抵达中国后,也先到扬州学习中文。一年之后,内地会安排她来到了山西大同,协助已经在那里的唐姑娘(Jessie Thompson)在戒烟局工作,帮助中国人戒除鸦片烟瘾。唐姑娘也是来自加拿大,她们俩成了莫逆之交的好友。唐姑娘在医疗宣教方面有恩赐,就开了一间诊所,义务为当地人看病就诊,米姑娘当她的助手,很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和信任,于是在1899年又开设了第二家诊所。唐姑娘带着她奔波于两个诊所之间,尽管工作很忙碌辛苦但能得当地百姓信任也很愉快。每天工作在病人之中,1899年10月4日唐姑娘染上了霍乱,三天后就过世了,年仅36岁,来中国才五年。

唐姑娘的过世对米姑娘无论是感情上还是工作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她还没有来得及调适过来,义和团动乱开始了。1900年7月13日米姑娘和另外在大同的宣教士及他们的孩子共十一人被义和团杀死了。时年米姑娘42岁。

从上面所述的米姑娘的经历,应该可以相信她在中国没有横征,鱼肉乡民,作恶多端了。那另外被杀死的两对夫妇和一位单身女宣教士呢?他们是否横征,鱼肉乡民,作恶多端了?我没有去研究他们的生平,也不想去对任何对他们的控诉进行反驳。当一个人的心已经坚硬要谴责谁时,事实是什么可能不重要了。



信望爱小屋,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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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上总是右派言论者受惩罚? 2015-04-19 06:02:37

最近毕福剑的言论引起了悍然大波。在我个人看来,不管愿或不愿意看到,毕福剑会受到处罚是肯定的事。否则,他继续上央视,红朝的颜面往哪里搁?那无以数计的左派人士会善罢甘休?幸好,他胡言的还只是历史上的人物,若是当朝领袖,可能问题更麻烦。

因此,我最近脑子里总想着的是另一个有点相关但不完全相关的问题,就是历史上为什么因言获罪或受惩罚的右派人士不计其数,但因言获罪或受惩罚的左派人士我脑海里几乎找不出一个名字?

我们说姚文元是吹鼓手,但他若真的只停留在左派吹鼓手这个层次上,我相信他会像“梁效”那众多左派言论者一样,不会受罚。而且,更令人费解的是,左派言论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多好办事”、“割资本主义尾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XXX万岁”等等还会被贯彻在行动中,因此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远不是那右派几句不着边际的“打倒XXX”或者其它“恶毒”攻击带来的实际后果所能相比的。但我们最后还是只惩罚了右派言论者,不惩罚左派言论者。对这个问题,我有时觉得答案很简单,但仔细深思时又觉得自己还是不太明白。因此,贴在这里同大家一起探讨。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毕福剑酒桌上讽刺甚至骂了的不是“伟人”,而是周永康,或者是成龙,或者是你或我,结果是不是会有不同?若有不同,为什么?我们都说人生而平等,这尤其是共产主义者最相信的。既然平等,就肯定是用一样的道德标准、一样的法律标准对待所有人。但为什么会有结果不同呢?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读者,都欢迎讨论发言。但有一个一视同仁的标准:不要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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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以前来华传教士的英年早逝 2015-02-16 12:34:35
1850年以前来华传教士的英年早逝

查阅早期传教士的经历时,常会读到一些传教士在很年轻时就因各样的原因过世了。美国浸礼会传教士高伟伦(Francis Wayland Goddard)在其着作《前往中国的呼召》(Called to Cathy)中也说传教士:“在那块丧失至爱的土地上,只有极少数,甚至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予辅导或施加援手。他们只能孤单无助地预备棺材,挖掘墓坑,最后把亲人的遗体埋葬。”传教士究竟在多大的比例上英年早逝了呢?有没有可能进行稍定量些的研究了解?导致他们英年早逝主要又是些什么原因?每次读到一个早逝传教士的历史,这个问题就久久地盘桓在我脑子里,最后敦促我用下面的研究来对这个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要较具体了解早期传教士英年早逝,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无疑十分重要。我这里选取1850年以前到华人中宣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分析样本。之所以以1850年为界,并不是因为这一年有任何特别的意义。而是,一方面我估计1850年前这样的传教士人数约在150人左右,数量上已经基本够做具有统计意义的分析了;另一方面150人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尽管不易,但还不至于太过艰巨。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中,我首先是尽可能全地找出这个时期的传教士,然后对每个传教士分“中英文名”、“出生日期”、“抵达华人中日期”、“逝世日期”、“所属宣教机构及驻扎地”、“过世年龄和原因、家庭变故、回国时间及参考文献”六栏进行列表记录。尽管这只是六栏简要的记录,但实际上需要对一个传教士的整个人生经历有基本的了解才能做到,因此,如果人数太多会使工作量太大而难以进行。

现有对1850年以前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记录比较全面的是Alexander Wylie(伟烈亚力)编写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1]。该书于1867年由美国长老会传道出版社在上海首次印刷出版,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中文版[2],2013年伦敦被遗忘书籍出版社(Forgotten Books)再版英文版。伟烈亚力本人就是该资料中被统计的一员。他1847年作为伦敦会的传教士来到上海,主要负责伦敦会在上海的出版工作,直到1877年因健康原因回国。本文的统计记录就是在伟烈亚力的资料基础上进行补充的。

伟烈亚力的资料尽管仍是至今最为全面的,但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而需要补充的地方也十分明显。首先,他的资料截止于1867年,我们统计范围内的不少传教士当时仍在世,因此需要查阅补充这些传教士1867年以后的经历和过世日期。第二,伟烈亚力的资料可能主要是来自各宣教机构的记录,对这些传教士的教育情况、启程时间、到达时间、回国休假、最后离开、出版文献等记录较为详细。而对传教士的出生日期尽管有许多记录,但也有许多没有记录的。而出生日期对本文的讨论很重要,需要尽量补充。

第三,伟烈亚力的资料中对女传教士的记载十分缺乏。其资料中对男传教士什么时候结婚、太太原名、太太过世、男传教士再婚等多有记载,但对他们太太的出生日期和经历则较少记录。尽管如下面讨论将要提及的,英年早逝不仅在这些太太们中也普遍存在,而且很可能因分娩时死亡的常见而早逝比率比男性更高。但一是她们中的许多人的确切出生日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二是我担心对没有过世的太太们较少记录的这种资料不均衡而可能使我们高估英年早逝太太的比率,因此,本文的统计中对这些早逝的太太,除个别符合下面对女传教士的统计条件的外,均没有考虑。

有一些女士本人就是作为传教士差派出来的。她们出来时可能是单身。有的后来结婚了,有的一直未婚。如伟烈亚力资料中在传教士郭实腊条目中说,郭实腊1829年在马六甲娶了一名英国籍女士Mary Newell小姐为太太。Mary Newell为什么来马六甲?查阅其他资料知道她实际上是伦敦会的传教士,1827年就已经来到了马六甲,被称为是伦敦会的第一个女传教士[3]。Mary Newell出来宣教的部分资助来源于另一位叫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的女士。艾迪綏女士1837年也离开英国出来宣教,并于1843年到宁波开办“宁波女塾”,直到1861年退休去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到中国境内的基督教新教第一个女传教士[4]。她家境比较宽裕,尽管与伦敦会保持有密切关系,但没有接受任何宣教机构的资助,也终身未婚。在伟烈亚力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她的记载。

又如伟烈亚力的资料中有两条记载,一条是关于传教士亚历山大•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另一条是关于他弟弟约翰•施敦力(John Stronach)。但2011年的一份中文报道说,在厦门发现有凯瑟琳•施敦力(Catherine Stronach)的墓碑。据墓碑记载,她是亚历山大的妹妹,约翰的姐姐,1866年过世时已经协助她的哥哥和弟弟在厦门办教育近20年[5],也终身未婚。但除了这个墓碑外,我未能找到任何其他关于她的记录资料。这些女传教士不应被遗忘!因此,我将那些本身也是受宣教机构资助出来的女性或者从事宣教工作(不管是否有宣教机构资助)但直至离开或过世仍未婚的女性,也尽量补充到我的统计中。但对于绝大多数男传教士的太太,我在统计中仍未包括他们。

除上述三个需要资料补充的方面外,伟烈亚力资料中对男传教士也遗漏了一位,那就是Samuel Robbins Brown。他1838年作为美部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驻地在广州。1847年可能是因病回了美国。伟烈亚力的资料中在介绍其他传教士时提到过他的名字。另外,还有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96-1879),他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医学传教士,同伯驾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传道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6]。他是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维基百科说他是兼职传教士,但我没有查找到任何宣教机构资助他的证据,他的宣教工作很可能是义务和自费的,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伟烈亚力的资料中没有包括他的原因。但如上所述,我们不应将自费的传教士排除在统计之外。而且,郭雷枢尽管在中国19年后于42岁时已经回国,但在83岁高龄时才过世,我希望我的统计中尽可能包括哪些没有英年早逝者,以免统计结果高估英年早逝的比率。因此,郭雷枢也包括在了我的统计表中。

以上是关于资料的收集。在资料选择处理方面,伟烈亚力资料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把那些早期到新加坡、马六甲、曼谷、印尼首都巴达维亚(雅加达)等地的华人中宣教、但可能从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也包括了在内。这样的传教士比率不多,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我也认同应该包括他们。当时清朝政府的政策是不准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不准外国人学习中文,不准外国女士登陆中国领土的“三不”政策,因此,那时多数来华的传教士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南洋的华人中进行宣教事工。他们不仅是作为服务中国人差派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是工作在华人之中,并学习中文,很多人都有中文著述。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清朝政府的政策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男性传教士可以以各种理由临时性进入广州、澳门了。

另外,伟烈亚力资料中的第一个传教士是1799年到印度的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而不是我们熟悉的马礼逊。马士曼的工作是同澳门出生在印度威廉堡学院教授中文的亚米尼亚人拉沙(Johannes Lassar)翻译了《圣经》[7]。尽管他的工作十分有意义,他的家庭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十二个子女中有七个在他之先过世,但他既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在华人中宣教过,因此在我们的统计中还是没有包括他。

伟烈亚力资料中在我们统计范围内的传教士共计131位。在我们进行补充整理后共计143位。增加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女传教士的记录资料太少。我们补充了10位女传教士,但有三位的资料不全。也可能还有其他女传教士被遗漏了,希望将来进一步补充,并把传教士太太们的资料也收集进来。限于篇幅,这里没有附上我整理的统计记录表。

二、传教士抵达时平均年龄27岁,40岁以前十分之四过世

在我们收集统计的143位传教士中,所有人开始抵达宣教地的年份均有记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有具体的抵达日期记录。他们若最后离开了宣教工作,离开的年份或具体日期也一般都有记录。在这143位传教士中,统计记录中有101位有出生时间和过世时间的记录,根据这些记录计算得知,抵达华人宣教地时他们中最年轻的不到19岁(Alanson Reed),最年长的45岁(Thomas Hall),平均年龄是27岁。

在另外的42位传教士中,有17位有过世时间的记录,但没有他们的出生时间记录。剩下的25位中,有3位有出生时间记录,但未能找到他们的过世时间纪录,其他的则既不知道他们的出生时间,也不知道他们的过世时间了。上面我们说根据那101位有完整记录资料传教士的计算,他们抵达华人中开始宣教的平均年龄是27岁,因此,我们对17位有过世时间记录的每位传教士,我们用27加上他从抵达宣教地到过世的年份来估计他过世时的可能年龄范围。例如,对一个从抵达宣教地到过世为5年的传教士,我们估算他过世的年龄为27+5=32,并记录为30s(30余)岁。尽管这不是一个精确数据,但平均而言误差应该不大。对另外25位无法估算他们过世年龄的我们暂不包括,这样我们可得出表一中第I栏的统计分析数据。

从统计记录中可以发现,在高寿命传教士中有许多是在华人中做过不太长时间宣教工作后因健康等原因永久回国了的。如表一中41位过世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传教士中,有25位已经回国超过了三十年,最长的已经回国六十六年。显然,把他们一直计算在传教士内计算寿命并不妥当。但对40岁左右或以上回国,在华人中已经宣教了一些年份而没有过世者,即使回国后他们又活了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仍希望将他们保留在统计之中,以免任何可能的高估英年早逝的比率。因此,我这里只把35岁前就永久回国并且回国以后五年之内没有过世者从统计分析中减去。选择35岁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他们服务的时间还不太长,离我下面讨论中的英年早逝年龄上限,49岁,还有相当的年限距离,不会因减除他们而不合理地高估英年早逝者的比率。而之所以选择回国五年后过世的才不包括在统计中,是因为这些短期事奉后就提前回国的传教士,回国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因为重病这一健康原因。他们有的返回时在船上就过世了,有的返回后病了一段时间仍没有好转而过世。因此,我们这里大致以五年为限,五年之后才过世的我们就假定他们的过世与曾经的宣教工作没有因果关系而可以不包括在统计分析中了。作了这种减除后,我们统计计算就得到了表一中第II栏的统计数据。

分析统计表的资料记录,有一个原因可能会导致对英年早逝比率的高估。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记录可能对那些在宣教事工中过世了的人记录较全,而对没有在宣教事工中过世的传教士记录有遗漏。因此,有必要对我们统计表中那25位不能确定过世年龄的传教士的资料也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这25位传教士除一位不确定外,其余全部回国了。而且其中服务短于8年的有18位,占72%。按27岁抵达宣教地的平均年龄计算,服务少于八年的平均年龄小于35岁,按我们第II栏统计的规定本来就应减除。对剩下的7位,我们假定他们中没有英年早逝者,全部进入了五十岁以后的年龄,加入总计人数中。也许他们中有五十岁前过世的。但当资料不确定而必须进行选择性处理时,我们倾向向减小而不是加大英年早逝比率的方向选择,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统计分析可以说没有高估他们的英年早逝比率。把这7人作为没有英年早逝的人数加入总计人数后,我们就得到了表一中的第III栏的统计数据。

表一:不同年龄段过世传教士的人数及其百分比率。


统计方式 29以下 30-39 40-49 50-59 60-69 70 岁及以上 总计
I 13(11%) 29(25%) 11(9%) 12(10%) 12(10%) 41(35%) 118
II 13(13%) 29(30%) 9(9%) 10(10%) 11(11%) 26(27%) 98
III 13(13%) 29(28%) 9 (9%) 104

I、未包括25位不知过世年龄的传教士。
II、未包括25位不知过世年龄的传教士,并减除了35岁前就永久回国并且回国后五年以内未过世者。
III、包括全部传教士,但减除了35岁前就永久回国并且回国后五年以内未过世者,并对25位不知过世年龄的传教士按抵达时平均年龄27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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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上海,传教士怎样看共产主义? 2014-11-16 07:16:33

查阅一位传教士资料的感动(5


前面我们介绍了赫显理博士的三封信。两封是关于他为他教学的星期日学校的穷人童工学生募集圣诞礼物和分发圣诞礼物的,另一封写于1938年的信则是告诉他的美国同胞中国人在日本侵略下的悲惨境况和呼吁英国、美国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其中也写了他在中国四十年中国的巨大变化和他四十年在中国的主要工作。对他那三封信,我们今天的中国读者应该是少有异议。下面我想翻译介绍第四封信。这封信,我们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读者可能就看法不一样了,因为这封1927年3月写于上海的信与政治有关,而且言辞犀利,观点明确。

实际上,传教士是比较少激烈谈论中国政治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急需的是人民素质的提高和伴随素质提高的社会改良与进步,而不是革命。在他们看来,没有人民素质提高的革命不会解决社会的弊端,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圣经里要顺服掌权者的教导和他们在异国他乡处境的原因。我手头现就有一封19271月一位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的美国学生写的信,他就说基督教的各派对上海当时的形势持中立态度。就是对赫显理而言,在我至今读到的他的诸多信件中,这也是唯一谈中国国内政治的。也许他当时坐在他的处于战斗危险区内的学校里,听着炮声,看着外面炮火中燃烧的房子、写着他来中国后四十年的发展变化,他对那些来之不易的建设发展毁于中国人自己的战火中而有难以抑制的失望。

不管我们今日是带着什么样的观点去读他的信,我想以下几点我们若能记在心中,会有助我们去理解赫显理的心情。一是不要怀疑他对中国人,尤其是对中国穷人的爱。他几十年在中国对中国贫困童工学生所做的,我想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无人可以比拟。二是不要怀疑他是在诚实地说他自己心中的真实感受。他一辈子的传教奉献证明了他是一个虔诚爱主的基督徒,而一个好的基督徒,诚实是基本的要求。三是必要时站到他的角度去思考,看看答案是否不同。这点我就深有体会。他信中说布尔什维克所到之处就抢劫和杀人。我初看到时在想,这还是不至于吧,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他误解了?我们的教育只是说布尔什维克所到之处就打土豪分田地的。但当我想到赫显理是一个从尊重法治和人权、尊重私有财产的社会成长的人时,那种打土豪分田地在他看来与抢劫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若打中国的新土豪和分他们的家产,也是法律和大家观念上不能接受的事了。

我尽我所能忠于原文地翻译这封信,也把英文原文附在后面,万一有翻译不当的地方,大家可以参考。我想尽力避免评论赫显理的观点,但在翻译时脑子里仍总在想,他的这些文字似乎在预示着我们国家将来有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必然。下面就是这封信的翻译。信是1927322日 赫显理写给得克萨斯州Kerrville城卫理教会的一个人的,收信人把信交给了报社,报社于1927428日刊登。


邮政信箱1234号,上海,中国,1927年3月22日

亲爱的朋友:

我前几封给你们的信讲了我们的圣经学校,讲了我们在圣经学校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学生在儿童和村民中的工作。我希望你们感兴趣,你们的心在指引你们给与帮助。我还没有收到你们的回复,因为信一个来回需要两个多月。但请允许我再次提笔,告诉你们更多。我们在中国现在正处在很大的麻烦之中。战斗与动乱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写信的此刻,我听到加农炮声,看到上海的许多房屋在燃烧。我们的圣经学校就在战斗危险区内,但至少目前还没有遭到损坏。军政府关闭了我们附近的一所600个学生的普通学校,因为那些将军担心学生去切断电缆、破坏铁路、或做其它的恶作剧。但我们的圣经学校没有收到干扰。我们为此高兴也感谢在天上的父,也感谢你们的祷告。

请多多地为中国祷告。人们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是民族主义精神广泛觉醒。这基本上是一个误解。我很希望(中国)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精神觉醒,希望那些领导者追求国家与人民的真正利益。但我很遗憾事实不是这样。这里的人民是被恐惧追逐着——就像羊群被疯狗或狼追逐——被布尔什维克资助的人追逐。为了避免有人因他们的兽行带给他们自己人民的苦难而内疚,布尔什维克把一些远处人们不知道的陌生人宣传得完美无暇、恐吓人民、鼓动罢工、向那些太穷不愿罢工的人开枪、制造恐慌、使工人因担心工作时被杀或工作时在家的妻子儿女被杀而不敢上班。一旦有足够的保护,人们都高兴地、成群结队地去上班。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所谓民族主义者。他们说他们是在为人民谋福利,但他们所到之处抢劫和杀害人们,破坏学校、医院、教堂和中国庙宇。你们这些在有好传统的美国的朋友不需要这样的人,能基本上把布尔什维克拒之门外。但中国人民做不到,因为那些邪恶的人拳头举得高高。他们的邪恶似乎是没有底线。他们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给人民自由!但他们自己是专横的帝国主义者,破坏自由。他们充满霸气,使本来还有些自由的人们成为奴隶。他们所到之处不可能有自由。像凶猛的野兽,他们在蹂躏这个国家和人民,无论是穷是富,都在为活命而逃开。

但在这深深的忧郁中也看到了亮光。神会将祂的荣耀高举并正在这样做。这里的教会正在经历火的烤炼。真正的基督徒仍将衷心,并且会更加真诚、衷心,因为浮渣已被洗去。吃饭基督徒和不是真正基督徒的将会离开,所以教会得到了炼历。教会需要纯洁,这是一个猛烈的洁净。然后,四散的衷心的基督徒,就像使徒行传时代一样,无论逃到哪里都会传扬福音。布尔什维克企图扑灭这火,但他们却只是让火星四散。这火会在许多想象不到的地方燃起。传教士不得不离开传道站,这却把中国基督徒完全交托在了慈爱神的手中,他们会重新得到力量,奔跑而不疲倦,行走而不濡怯。现在是要把支持这些基督徒交在你们祷告之中的时候了,这是你们以前没有过的。也多多为本地的传道人、圣经妇女、还有我们圣经学校的年轻人祷告,让他们在学校四周充满的危险中站立坚定。上海刚被夺取,许多中国人被杀。我不能逃离。邮局关闭了。若这封信你们能收到,那说明一切平安。

你们的在主高兴事奉的,

赫显理

 

C. P. O. Box No. 1234,

Shanghai, China, March 22, 1927.

C.P.O.Box No. 1234, Shanghai, China, March 22, 1927.

Dear Friend,

I have written several times about our Bible School and of our work among its students and about our students’ work among the chil-dren and with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 villages, I hope you are inter-ested and that your heart has prompted you to help. There has not been time for a reply from you, as it takes a month each way for letters to go and come; but let me write again and tell you more. We are having very serious troubles in China. Fighting and unrest are all about us. I hear cannon booming and see many houses burning in Shanghai now as I write. Tho’ our Bible School is in the danger zone yet we have not been molested in the least. The militarists have closed a secular school of 600 pupils near us, as the generals feared the students were cutting the telegraph wires, R.R. tracks, and doing other mischief; but our Bible School goes on without interference. We are very glad and thankful to our Heavenly Father. We are grateful also that you have been praying for us.

Pray much also for China. An idea is abroad that a spirit of nationalism is among the people. This is largely a mistake. I do wish there were a spirit of real nationalism abroad, the leaders seeking the real good of their country and people; but I am sorry it is not so. The people are driven about in fear—like a flock of sheep pursued by mad— dogs or wolves—by men in the pay of Bolshevists. Lest these beasts of men be moved by pity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 Bolshevists enlist perfect strangers from a distance to carry on propaganda, terrorize people, stir up strikes and shoot those too poor to strike, initiating a reign of ter-ror, making the workers afraid to work—lest they be killed for working or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be killed while they work. As soon as ample protection is provided the people are very glad to flock back to work. The so-called Nationalists, led by the Bolshevists, say they are seeking the good of the people; but wherever they go they rob and kill the people and smash up schools, hospitals, churches and Chinese temples. You friends in good old America don’t want them and can largely keep the Bolshevists out; but the Chinese are not able to do so, so these fiends carry on with a high hand. There seems to be no limit to their deviltries. They cry, “Down with imperialists! Give the people freedom!” but they themselves are tyranic imperialists, and crush freedom. They are domineering over-lords making a comparatively free people slaves. Freedom is impossible where they come. Like fierce, wild animals they are over-run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poor and rich alike, are fleeing for their lives.

But amid the deep gloom there appears a bright cloud still. God will overrule it all to His glory—is doing so. The church is being tried as by fire. The true Christians will remain true—will become more “loyal and true—and the dross will be removed. The “rice Christians” and all who are not true will desert and so the church will be refined. The church needs purging and it is being purged “with a vengeance.” And then, too, the scattered loyal Christians, as in the times of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are preaching the Gospel wherever they flee. The Bolshevists try to beat out the fire; but they only scatter the sparks. The flames spring up in numbers of unthinkable places. The missionaries have had to leave their stations; but it casts their Chinese Christians wholly into the loving arms of the dear Lord where they renew their strength, running and not weary, walking and not faint. Now is the time to bear the Christ-ians up in the arms of prayer as you have never done before. Pray much, too, for the native preachers and Bible women, and also for the young men in our Bible School. They are staying firm in the school tho’ dangers are all around. — Shanghai just captured. Many Chinese killed. I can’t well flee. God guards. P.O. is closed. If this arrives you’ll know all’s well.

Yours in Christ’s glad service,

(Rev.) H. G. C. Hallock.


作者:信望爱小屋,2014年1116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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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一位传教士资料的感动(4) 2014-11-14 06:43:16

前面翻译介绍了赫显理的两封他为他的星期日学校的孩子募集圣诞礼物的信。教导星期日学校的穷人孩子是他最高兴的工作,也是他信中最经常的话题。他的信寄回美国后,有一些被收信 人交给当地的报纸刊登了。因此我们今天能从美国的旧报纸上读到一些赫显理的信,他的这些信也有一些不是关于为他的中国儿童慕捐礼物的,如下面这封信。

 

下面这封信写于1937年9月初,当时上海仍处在中日激烈交战中。信是写给印第安纳州Logansport城的一位叫W. T. Wilson的律师的。Wilson是赫显理过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他在10月12日收到信后大概是被信中内容所感动,把信转给了当地的LOGANSPORT PHAROS-TRIBUNE报纸,报社15日就刊登出了信的全文,并加了编者按,称赫显理的信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在日本侵略下的苦难与恐怖。写信时也是赫显理在中国事奉满四十年,因此,赫显理也以高兴和感恩的心回顾了中国在那四十年中的变化和他在中国的工作。

 

以前我很不解,二战中日本人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怎么就愚蠢地去挑战美国,让美国也加入战争?但最近读过好几封传教士的信,正如下面赫显理信中所说,在中日战争开始时美国人的心就已经站在了中国一边。加入战争只是迟早的事。十分感恩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像赫显理一样在许多人都撤退时没有撤退的人,他们把中国在日本侵略下的苦难和日本人的残忍直接反馈给了他们的人民,感恩他们敦促他们的国家早日采取实际行动。从赫显理的信,我也看到了日后日本人要拘禁他的理由。而信中说中国还不是基督教国家,中国人学坏的东西也很快,而西方非基督徒只是向中国人介绍那些太想教导人的学者的那一段文字,让我似乎感到了中国后来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

 

 

(邮戳日期:1937年9月2日)

 

亲爱的朋友:

 

现在的上海非常令人哀伤。我们笼罩在恐惧之中:中国人恐惧,他们的军队正在为他们国家的自由而战;朝鲜人恐惧,他们不愿附属于日本;英国人恐惧,他们是中立;美国人恐惧,他们的内心深处同中国人站在一边;恐惧也在这里的印度人、菲律宾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及其他人之中。所有人都在麻烦之中。所有人都在四处奔逃,寻找安全之地,却无法找到。所有人都心神不宁,寝不安稳;许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地上;许多人睡在走廊里;许多人睡在屋檐下的狭窄过道上,希望那样可以躲避一些风雨;许多人睡在路边和公园的树下。总之,任何地方都行,只要不是在残忍的日本人控制的地方,只要能躲避日本人随时就想射出的子弹和当成玩具射击的机枪。真是残忍得无可比拟。啊,屠杀!我不敢想象这是真的!圣经说“为你的作战不是在冬天祷告”。幸好现在还不是冬天,否则,数以几十万计的人会冻死或饿死。

 

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头顶飞翔,高射机枪就在我们头顶把它们击落下来,一次就会让几百名畏缩在街上的难民丧生。日本人到处丢炸弹,无数的人被炸死。哦,朋友,我不敢继续写更多,这真是言辞无法描述的恐怖。所有这些却只是为了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却野蛮残忍的日本军事集团能显示他们的力量而高兴,想用他们机械化的军事力量镇压中国。这绝不是梦,而是日本人经常在谈论的计划。

 

美国和英国告诉我们这些公民:“赶快离开逃命,我们会保护你们,我们会一天24小时留意,有问题我们会提出抗议!”他们已经把上万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送到了香港和马尼拉,但对仍留在这里的公民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美国和英国在这里在财产已经烟消云散。美国的战舰和商船被炸弹攻击,英国的大使被枪击。对这些只有空洞的抗议,空洞的警告,却什么也不做。我们基督徒有圣经教导的安慰:“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要甘心忍受,直到自己有更美好长存的家业。”但那些在天没有更好和长存家业的非基督徒商人和业主可不会喜欢这种忍受。

 

我来到中国四十年了!我希望给你们写信赞美神的慈爱来庆祝这一天。这对我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感谢神让我在我的中国人中事奉祂这么长时间。

 

当往前看时,四十年似乎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当我回首时,它却是那样短暂。在这四十年里,神通过圣灵的力量(给中国)带来了奇妙的变化。我这里只能简单举几件。当我来到中国时,大多数女子还在疼痛和哭泣中裹脚,感谢神现在裹脚已经是个希奇事了!当时男人脑后还留着一个辫子作为顺服满族人统治的记号,现在没有辫子了;中国已经是共和国了!那时中国没有竞技运动,现在年轻人踢足球,打网球、曲棍球、高尔夫球——所有的竞技运动都有。

 

当时只有一条短铁路,现在建了许多,尽管常以骚乱和流血为代价。当时没有公路,现在则象雨后春笋到处都是。当时没有飞机,现在飞机可以飞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当时没有邮局,现在中国的邮政系统非常棒,可以送往12,600城镇。那时电报几乎没有,现在有线网遍布中国,无线站也有许多。那时有轨电车更是闻所未闻,以致刚引进时管理者需要让人们免费乘坐来习惯使用它,现在有了许多火车,收费不高,使用者众以致需要限制。

 

四十年前中国只有两个大纸张大小的小报纸,现在有了500种以上大张的报纸,还有杂志。那时只有很少的现代学校,现在有了许多,包括小学、高中、专科学校、大学,教学方法和内容与西方的相似。

 

为贫困儿童而办的星期日学校(Ragged Sunday schools)在那时很少听说,现在则有许多,有数千学生。很高兴在这些学校建立方面我是开拓者。神也让我出版了三卷讲道,200种福音单张,一本圣经查经指南,一本词典,一本专题教科书,34年的年鉴。这些全部是用的中文。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最让我喜乐的是我的星期日学校。当时中国只有2000传教士,185,000基督徒,现在有8000传教士,基督徒可能已百万计。我很高兴神让我在中国的这些变化中也有一小份贡献。

 

中国的这些变化来之不易。过去的四十年,我们经历过战争、屠杀、革命,我也曽卷入最激烈和最危险的战争中,主都把我平安地带领了过来。赞美主!

 

但中国还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让我悲伤。魔鬼也在忙碌做工。数以百万计的偶像仍被敬拜,四亿的灵魂还没有得救。中国人学不好的事物很迅速。他们现在跳舞、赌博、酗酒、狂欢作乐等等。非基督徒的西方人是老练的老师,只介绍给他们那些过于想教导人的学者。


为中国能更多认识基督祷告,也为我在中国的工作祷告。我希望再有25年为主做工。求主送更多的收割工人来为主收割。年轻人站立起来,在这伟大的事工中找好你的位置。一定要来!

 

你们的为能在主里高兴事奉而感恩的,

赫显理

 

作者:方金琪(信望爱小屋),2014年1113日,作者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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