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華民族再次面臨自身文化的挑戰

從改革開放到今天這三十多年裡，中國經濟飛速的發展，中產階級快速壯大，更多的人富裕起來，社會更加繁榮，人們盡情地追求享樂，生活方式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旅遊熱潮

富裕的社會掀起了旅遊的熱潮。根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14年7月的一篇報道，2013年，中國旅遊業增加值占全球GDP的9.5%，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達3.1%，創造了1億多個直接就業崗位。

中國是國內旅遊發展最快的國家。富裕的人們已不僅僅滿足購買昂貴的物品，他們還越來越想看看國內的美麗風光。大量的國人在國內各地遊玩。逢年過節，國內的各個旅遊景點可謂是人滿為患，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遊客把這些景點擠得是水泄不通。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車進入了家庭，以個性、便捷、省時、來去自由而著稱的“自駕游”迅速升溫，成為假日旅遊一道亮麗的風景。

此外，來自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人的旅遊支出為全球最高。2012年，中國人在出境遊期間花費達到1020億美元。中國旅遊研究院表示，到2020年，中國出境遊遊客數量將從2012年的8300萬增至2億。現在，在全球各地人們都能看到來自中國的遊客，他們的足跡踏遍北美，歐洲，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東南亞各國。譬如，在巴黎聞名的香榭麗舍大道和羅浮宮，人們總會看到眾多來自中國的遊客。

奢侈的飲食文化

和改革開放以前的生活相比，人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家庭聚會常常可以上十幾道菜，雞鴨魚肉不僅是應有盡有，而且已經是很平常的菜餚。逢年過節，很多富裕的家庭甚至免去在家裡設宴的辛勞，直接到飯店預定節日的家宴。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在很多包括婚禮之類的慶祝活動中，親戚鄰里們在屋前的街道上一字排開，擺上十幾或幾十張餐桌，盡情地享受着富裕的生活。

而擁有更多財富的富人們則過着更加奢侈的生活。各種高級酒店和裝飾奢華的會館是他們出沒的地點。他們的宴會裡充滿着山珍海味中的精華。美國著名廚師和電視製作人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上海製作節目並參加了上層社會的一次晚宴。很多宴會上的食材都是當天幾小時前從世界其他國家空運過來的。

攀比之風愈演愈烈

隨着社會的更加繁榮，富裕的人們認為自己應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中國社會再次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這種競爭又再一次地明顯地表現在對時尚的追求。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人們開始購買昂貴的商品。在英國電視製作人皮爾斯·摩根（Piers Morgan）2013年製作的電視節目《中國富豪與名流》（China's Rich & Famous）中，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英國女士觀察到，“在這裡，富人需要讓人知道他們很有錢。因此，他們一定要買大家都知道的名牌。”曾幾何時，在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路易威登精品店門前來自中國的遊客排起了長龍。他們在購買貴重皮包時根本不看價，因為他們更加看重的是，只有這種西方著名的奢侈品才能稱得上是時尚的珍品，也只有昂貴的路易威登和古馳皮包才能顯示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和身份。

然而由于越來越多的人可以買得起這種奢侈品，它們已不令人新奇了，時尚的標準也隨之改變，促使人們去購買更為昂貴的物品，以免自己的風頭被他人蓋過。現在西方的那些奢侈皮包在中國掀起的熱潮已漸漸逝去，隨之而來的是有錢人對更加昂貴的豪車的追求。這種對社會地位和身份的焦慮，導致這種攀比之風愈演愈烈。

漸漸地，競爭文化再一次體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五百年前的中國，年幼的兒童被送進私塾學習四書五經，早早地開始為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做準備。今天的中國，面對社會上激烈的競爭，家長們深切地體會到，“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孩子們在幼兒園就已經開始上課，學習各類知識。隨後從小學開始，他們就踏上了競爭激烈的人生旅途。學校里各種測驗和考試頻繁。學校積極地鼓勵學生通過競爭而成為強者，成為人生的贏家。作為學生，通過艱苦的學習而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則是競爭精神的具體體現。

當學生進入高中後，為接下來的高考做準備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因為高考成績的好壞直接影響着他們入學及未來的工作前景，甚至影響他們是否能在未來競爭激烈的生活中成為超越他人的勝利者。由安徽毛坦廠中學的學生生活我們或許可以對此略見一斑。這所建在安徽六安毛坦廠鎮上的中學，每年上萬畢業生，高考本科上線率竟然連續4年達到80%以上。為了讓學生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準備，整個毛坦廠鎮禁止一切娛樂產業，學生們也幾乎與世隔絕，校園內外、全鎮上下沒有一家網吧。學校里採用的是題海戰術，月月排名。校園廣播裡更是播放着《超越極限》，《不顧一切要成功》等各種勵志歌曲。

毛坦廠中學的情況是全國的一個縮影。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學校為了讓學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而採取一些實用的方法也無可厚非。遺憾的是，這些年輕的孩子們和世界上其他孩子一樣，就像年輕時期的伽利略和牛頓，都曾經有着自己的夢想和愛好。但當人生走到這一步時，所有這些夢想都已被放棄，而盡一切努力獲得成功，戰勝他人並成為人生的贏家則取而代之成為他們的奮鬥目標。更加令人側目的是，據亳州晚報2015年8月的一篇報道，利辛縣高考狀元因考入清華大學而被獎勵住房一套。這是“書中自有黃金屋”這一上千年前的絕代佳句在當今社會的具體體現，也再次顯示出中國社會對待讀書和學習目的的看法和認識。

考入大學的優秀學子們思考的則是如何在未來的人生中繼續成為勝利者。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把這種現象總結為，“我們的一些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獲取自己的利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

當年輕人進入社會後，追求財富，獲取權力並成為人生的贏家是每一個人奮鬥的最高目標。擁有財富和權力吸引着每一個人的視線。正因此，在中國炫耀身份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幾乎都會得到極大的關注，也才會發生因炫富而導致的郭美美事件。同學會已成為炫耀人生成功的場所，人們為自己比他人“混”得好而驕傲和自豪。有大學教授甚至對學生提出要求，“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家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

至此，當中國在追趕西方的競爭中取得長足進步之後，中華民族的目光再次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激烈的競爭再次發生在中國社會的內部。追求財富並享有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再次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也再次成為每一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面對這一切，我們感到猶如時光倒敘，中國社會仿佛又回到了五百年前的明朝。

這種競爭文化的重生已經再一次顯現出它對社會以及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上海教育》雜誌2011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我們調查了恢復高考以來的3300名高考狀元，沒有一位成為行業領袖。” 這一現象一直以來是中國社會的熱門話題。對此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國的教育制度，認為應試教育扼殺了創新型人才的出現。然而，問題的性質其實已經超越了教育制度本身，真正的根源還是在於中國的文化。試想，在一個以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為宗旨，以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為目標的社會裡，任何個人都很難全身心地，忘我並充滿激情地痴迷於“和功名進取毫不相關”的活動中。相反，越是高智商的人，越有條件成為財富和地位的競爭者。

長久以來，中華民族一直為沒有一位中國本土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而耿耿於懷。儘管屠呦呦的獲獎打破了這一局面，但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仍然缺乏在科技領域裡對科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人民網在2015年的一個系列報告中提到，“近些年來，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我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與國家地位與歷史嚴重不相稱。”從人類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推動科學發展的真正動力從來都是人類對於自然界和宇宙的極大興趣和好奇心。然而，中國社會對諾貝爾獎的關注更基於中華民族的競爭精神，即中國人在科技領域也要成為贏家。旅美歸國的科學家施一公於2014年獲得愛明諾夫獎以表彰他在科學上的貢獻。採訪他的中國記者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獎是否是激勵你多年來刻苦專研的動力？”這再一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中華文化的影響下，人們認為任何人類活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名利，為了財富和社會地位，包括科學研究。

新華網在201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科技支出超過5000億元，而1978年這一數據僅為52億多元，不到40年，我國的財政科技投入增長了近100倍。與巨額投入形成鮮明對比，是近年來我國真正世界級的科研成果和大師級的科學家還鮮有出現。那麼，巨大的科技資金到底流向了何處？”

文章披露，隨着科研經費的增加，不少人把科研經費當做“唐僧肉”，“跑冒滴漏”嚴重，甚至有人想方設法中飽私囊，最終鋃鐺入獄。譬如，2014年，中國農業大學生物學院教授，全國最年輕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寧弄虛作假套取巨額國家科技資金，與來自四所院校的其他六位教授一起，涉嫌貪污公款2000餘萬元。

此外，根據新華網的報道，英國現代生物出版社於2015年撤銷了43篇論文，其中41篇來自中國。同年8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撤回旗下10本學術期刊上發表的64篇論文，絕大部分來自中國。10月，擁有《細胞》等知名學術期刊的出版巨頭愛思唯爾撤銷旗下5種雜誌中的9篇論文，全部來自中國。隨着中國科協等單位進行的調查，一條代寫、代投、偽造同行評審的國際論文“一條龍”服務灰色產業鏈浮出水面。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和中國科技人員的自身利益是緊密相連的，包括提升，晉級，申請基金，以至在所在領域成功並成為頭面人物。因此，人們為了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已經不惜一切代價。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相當數量的科技人員和社會中的其他人一樣，把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視為他們奮鬥的最終目標。科學研究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而已。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在經歷了文藝復興運動之後的西方社會，人們在想什麼，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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