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的家

我終於見到了照片上那個漂亮的女人，我日夜思念、不，日夜思念我的母親。

“山山！”迎到站台里的母親抱着我又親又啃，讓我好難為情。她身後站着一個小男孩怯生生地叫我：“哥！”爸爸說：“叫媽媽，這是你弟弟。”我說：“媽，華嶺。”不等出站我就迫不及待地問：“媽，我們家住在長春市朝陽區建設街2號院第3棟4號，對嗎？”媽媽說：“爸爸給你寄圖書的地址你都記住了？山山，你說話贛州味兒太濃了，又沒有標點符號，媽媽我都聽不懂。”我也聽不太懂媽媽那種四川口音的東北話。我又問：“我們從長春火車站坐有軌電車在建設街下，走西朝陽路，進吉林省公安廳宿舍大院向北過三棟房就是我們家，對嗎？”媽媽吃驚道：“我們才搬的家，這孩子好像來過？是不是事先偵察好了？”爸爸笑了，對我說：“你領路。”

我們終於來到了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家，吉林省公安廳宿舍大院。這種類似“軍隊大院”的地方在當年的長春很常見——用紅磚圍起一道高牆，裡邊整整齊齊排開一棟棟紅磚平房，平房的前後空地又圍出了一個個籬笆園子，籬笆上或伸出向日葵，或爬滿牽牛花，很有些田園村舍的味道。園子裡面的情景都不一樣：有的只種苞米、土豆，這些是懶人莊稼，它的主人一般是外勤，經常出差不在家；有的在苞米苗里套種青菜，等苞米長大了再套種豆角，豆角利用苞米杆做支架，它的主人一般是內勤，有空下園子；有的在葡萄架上掛鳥籠，葡萄架下鋪紅磚，擺桌椅，放魚缸，種花卉，那是廳局長的家，園子也大，能會客；有的什麼都種，還在園子裡放了單槓、啞鈴、沙袋，那是我家。我爸爸主張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可我家的園子只有二分地，大部分食物還得在外邊買。爸爸還經常和我們哥倆在園子裡下棋，練拳，只是一見鄰居家的武術教練楊大眼他就收了架式：“嘿嘿，我這是花拳繡腿，不管用的，不管用的。”讓我們很沒面子。我媽也說：“你爸爸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讓我們對爸爸的崇拜降了一大截。

我媽媽是公安廳衛生所的主治醫生，讓我們很有面子。“高大夫，我最近總發低燒，再給我開幾天病假唄？”說話的就是那個楊大眼、楊叔叔，一個山東口音的車軸漢子。他也是從部隊轉業到地方的，專教警察們擒拿格鬥，他身上每一塊肌肉都像砌上去的磚頭，有稜有角，線條分明；他還是公安系統內第一個寫“揪出廳內最大的走資派”大字報的人，領導們都怕他。我媽卻不怕，說：“一點頭疼腦熱算什麼?你這病可不能歇，咱們廳的運動全靠你呢。吃一點撲熱息痛，出出汗就好了。”楊叔叔討好說：“高大夫，改天我教你大兒子練兩手？”又沖我爸爸的背影擠了擠眼睛——他多次想和我爸爸過招，我爸爸總是示弱，於是他更逞能。媽媽指着我說：“他爺爺把他給慣壞了，身體太弱，是得好好鍛煉鍛煉。”楊叔叔說：“交給我了。”第二天他就拿到了一周病假，回山東老家看了一回前妻。

省公安廳宿舍大院是這樣的布局：北面是前門，南面是後門，前門有警衛，對陌生人會盤問——我發現這裡的警衛眼睛很毒，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不是大院裡的人，要知道大院裡大人孩子有千口！他們會盤問所有陌生人，卻不包括外單位的領導。沒有人能混進去，我讓人反覆試過，這很怪。後門鎖着，消防用。大院裡有三排八趟二十棟平房，中間一座大房子前邊有停車場、後邊有操場，占了四間平房的位置。那座大房子是兩層樓：下層是小賣部、澡堂和乒乓球館；上層是食堂宿舍和辦公室；食堂靠一頭，裡面挑空了有兩層高，每周六晚上都放電影。這座大房子的紅磚牆上用白灰赫然寫着“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這種標語在當時的城市隨處可見。那些紅磚平房的外觀都一樣，只是間牆不同房間大小才不同。最前邊兩排是單身宿舍，男女分開，每天晚上都能聽到他們拉琴唱歌，阿哥阿妹的，就是後來批判的“黃歌”，有好幾對都搬出去成了家；中間兩排是職工宿舍，兩家合用一間廚房，免不了這家的勺子碰了那家的碗，有時一張桌子吃飯，有時又鬧到劉政委那兒去，人們都說劉政委是“和稀泥”的專家；後邊是幹部宿舍，每家一間廚房，門從園子裡的紅磚鋪道往裡走，很氣派；幹部宿舍里夾着廳局長的家，有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除此之外大院裡的人都得上公共廁所，大家集中在一個時間排隊拉屎撒尿，滿地污水，臭氣熏天，一見面還得問：“吃了嗎？”“噢，剛吃完”——這是我最不習慣的。我在贛州的家也有公有的廁所，在兩座房子形成的深巷（防火通道）里，很陰暗。我往裡一走就會聽到裡面喊：“有——印（人）——！”嚇得我撒腿往回跑。我晚上絕對不敢上那間廁所，但那裡撒了白灰很乾淨。所有活都是我奶奶干的，包括掃這幾進房子的地、倒住戶們的垃圾、晚上拴門、早上開門，完全的義工。她說：“我要是不管祖上的房子早就倒掉了。”

我爸爸在這個大院裡的地位很奇怪：他只是刑偵局一個普通科員，卻配有吉普車和警衛員，有人說是在監視他，那個警衛員後來和我共過事；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機關里算算術，工資卻比有出差補助的人都高；他們科長也只能和別人家合用一間廚房，我家卻是獨門獨院。大院裡的孩子神通廣大，他們說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爸爸從國民黨那邊帶過來一台密碼機，破譯過許多機密文件；現在他正在研製一種新型密碼機，要不早就被抓起來了。我問爸爸是怎麼回事，他說：“你爺爺說，山雨欲來呵！”媽媽憤憤道：“我就想不通，公安部怎麼就成了‘美蔣特務部’了呢？！”

大院裡每天都增加新標語，直到所有牆面都貼滿。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被揪了出來，這位民選的國家主席原來是“叛徒、內奸、工賊”。爸爸單位內部傳達了《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特務活動的一些情況的報告》，北京市公安局三萬人中已有九百多人發現是地富反壞右和敵特分子。劉政委在會上說：“我省公安系統的問題比北京更嚴重！”——吉林省公安廳是個特殊的地方，有一部分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警察和共產黨的“白區工作者”，比如我說不清是咋回事的父親，他們大多在技術部門。

媽媽嫁給爸爸是“組織上的安排”， 組織上剛開始還要求她定期寫匯報，日子一久也就免了，因為她報的全是豆腐賬，完全沒有重點。媽媽開始經常給爸爸上政治課，後來發現爸爸背的《毛主席語錄》比自己還多。有一次分管政工的劉政委對媽媽說：“高大夫，您愛人政治上沒什麼大問題，組織上考驗過了。”媽媽說：“劉政委，在我這個當醫生的看來，沒什麼大問題就是有問題。”劉政委患慢性胃炎想多吃點細糧，這得有醫生的處方才行。媽媽堅持說胃炎要少吃多餐慢慢養，跟吃粗糧細糧沒關係，粗糧中的膳食纖維反而有助於消化，可還是給劉政委開了“建議多吃細糧”的診斷，劉政委拿着診斷找到他的戰友——糧食局的領導就吃上了全部細糧。那時候的糧食供應有定量，我們一家四口每月也只有十六斤細糧，其它都是粗糧——高粱、玉米、小米。媽媽的病歷真管用。後來劉政委“靠邊站”了，他本應去黑龍江筆架山“五七幹校”勞動，卻因“嚴重胃病”留在了城裡，並躲過了以後的多次運動。

和爸爸在一起的三年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段快樂時光，雖然不比在爺爺家被疼愛卻是一次完整的家庭回歸，雖然不比在爺爺家自由卻是一種莫大的榮耀——我竟然住進了省公安廳宿舍大院，那就是一座“軍營”！出入大院警衛連看都不看我一眼，儘管我帶有武器——那把五四式小水槍。

我們家的一切都由我媽媽掌管，按她的說法是“軍事化管理”。

起床。每天早晨六點我媽必掀被子，這就是起床號。爸爸就帶我和弟弟迅速穿鞋下地，干農活，或到鐵道北邊撿松樹林裡掉下來的枯枝，邊撿邊練拳——爸爸練拳時最不希望楊大眼看見，我也感覺他有點花拳繡腿。爸爸教過我一種給鞋帶打扣的方法倒是很實用，它永遠不會出死結。他說這是在部隊學會的。可惜我沒把它傳給我兒子，我在我兒子那裡沒有一點個人崇拜。

吃早飯。每天早晨七點媽媽必從食堂買回來早點：大米或小米稀粥、饅頭或苞米麵發糕、雞蛋和鹹菜，幾十年不變，吃得我現在都只接受這一種早餐，人對食物原來是有忠誠度的。每到吃飯時媽媽都會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們哥倆：“兩隻小豬崽兒，慢點吃。”爸爸卻會用手捅捅我：“快點吃。吃飯要像軍人，把牙齒的工作交給胃。”

上學。我每天早晨七點半就背着繡有“為人民服務”的綠書包去上學了，我的語文課已經學到了“毛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弟弟就由我媽媽送上幼兒園，他還在學“小兔子乖乖，把門兒開開”，難怪他動不動就哭，沒一點軍人氣概。

中午。每天中午十一點到下午兩點是我的自由時間，只用十分鐘我就在食堂吃完了飯，剩下的時間就和大院裡的孩子們瘋。爸爸不反對我和大孩子們玩，他腦子裡從來都沒有壞孩子的概念，包括逃學、抽煙、盜竊、打架、講黃色故事的“壞孩子”——這些壞孩子原來是沒有的，忽有一天他們就像雨後的毒蘑菇似地從地里鑽了出來，並以此為榮，真奇怪。有一次我們討論食堂的大煙筒誰能上得去，有人說：“毛主席就能上得去。”我們就都不敢說話了，再壞的孩子都怕毛主席，稍不留神嘴巴就會犯錯誤。

下午。每天下午四點就放學了，我得做點家務。我能幹的活已經從倒尿罐、掃地到洗碗、買菜、到劈柴、生火，就等着媽媽回來做飯。爸爸會稍後接弟弟回來，我們這一家人又聚齊了。這時候弟弟會給我們表演在幼兒園裡學來的新東西，他說話有點“大舌頭”，把“完了”說成“完嗷”，他的節目沒有一個能完整地演完，可我媽媽每次都從頭到尾給他拍巴掌，有時還一起表演。媽媽跳舞富於表情，很有感染力。

吃晚飯。每天晚七點我們全家圍在炕桌上吃晚飯。媽媽是四川人，每餐必吃辣椒，吃了就長“針眼”，就說以後再也不吃辣椒了，卻忍不住還要吃，吃了再長“針眼”，她年輕時眼皮上的豆豆幾乎沒好過。爸爸也愛吃辣椒，還能喝點酒，卻說自己沒什麼嗜好。媽媽說：“你不如出家當和尚。”爸爸說：“如果人不吃飯能活着我就不吃飯。”媽媽說：“如果人不穿衣能活着你就光屁股？”我們哥倆就笑。媽媽說話真有勁。爸爸假作生氣：“吃飯不說話，飯後有活動！”我們哥倆趕緊舞動筷子——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就要開始了！

下象棋。我家的象棋是用藥瓶的蓋子做的，有紅瓶蓋和黑瓶蓋，爸爸用白紙墨筆在瓶蓋上寫上“車、馬、炮、將、士、相”，畫上棋盤就能下了。那時候爸爸已經被摘掉了領章帽徽，也沒了吉普車和警衛員，他到一家藥品倉庫勞動，每天晚上回家，他覺得好輕鬆。爸爸說：“你開始就得下‘默棋’，這對培養記憶力很有好處。你凡事都得一次就記住，比如一串數字，你只需認真看一遍，而不能看一遍沒記住再看一遍，這樣就會記下兩個結果，造成記憶的恍忽。爸爸關於記憶的見解很奇怪，他說：“有些東西你根本不用會，把它們變成圖片放在腦袋裡用時再調出來讀就行了。”——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難道人的眼睛能當照相機？媽媽反對說：“只有理解了才能記住，凡事都不能死記硬背。”我贊成媽媽的觀點，我們學校的孫老師也這麼說。爸爸說：“下一輩子棋也不如看一本棋書，要學會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一本書叫《桔中秘》，背下它就會無敵手。”我爸爸的象棋水平真不怎麼樣，我記下幾個開局就贏了他，可見他的“照相機”沒用。

下圍棋。我家的圍棋是用葵花籽和西瓜籽做的，棋盤也是爸爸畫的。那年爸爸已經四十二了，看着盤面上亂糟糟的瓜籽眼睛有點花。爸爸說：“圍棋看起來比象棋簡單，裡邊的道理卻更深奧。”他給我講了各種角上的定式，講了死活題和攻防的基本技巧，講到“共活”時他說：“圍棋里的‘共活’是對弈的雙方誰進一步都會死，退一步就都能活——這就是鬥爭的藝術，不能把人逼得太緊，要給對方也給自己留活路！”媽媽在一旁說：“難道階級鬥爭不是你死我活？那‘宜將乘勇追窮寇’（毛主席詩）是什麼意思？”那一年爸爸的警服也被扒了，下到蛟河煤礦勞動，每周才回一次家。爸爸很少陪我們玩了，每次吃完晚飯他都和媽媽到外邊散步，他們說話不讓我們哥倆聽。我媽媽曾對我說：“幸虧你爸爸在公檢法單位。”那是我來東北的第二個秋天，寒風瑟瑟，滿地黃葉，紅衛兵開始“破四舊”，把淨月庵的佛像都砸了。我那白髮蒼蒼老校長被戴了高帽、掛着牌子游了街，就和當年秋收起義鬥地主時一樣。沒有人同情她。軍代表進入“公檢法”，公安廳的四個廳長都發現有“特嫌”，連和稀泥專業的劉政委都“靠邊”站了。

我和弟弟最喜歡的是媽媽教的一種撲克遊戲。媽媽會把小炕桌擦得乾乾淨淨，把撲克牌整整齊齊按每六張一組排成六組，各組分別叫“天、地、人、動、植、礦”，每組裡的牌又分別叫“天、地、人、動、植、礦”，這就包含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遊戲開始，媽媽讓弟弟背過身去，爸爸點了一張牌再讓弟弟轉過身來，爸爸問媽媽：“你吃飯了嗎？”媽媽說：“我喝水了。”弟弟的眼睛就盯住了六組牌中的最後一組——水是礦物質，屬於“礦組”，他已經猜對了六分之一。爸爸又問媽媽：“你今天的病人怎麼樣？”媽媽翻白眼伸舌頭：“成植物人了。”我們大家都笑了起來——這種遊戲經常會答非的所問，或說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話來。只見弟弟癟着嘴要哭——他選擇了“礦組”的“植物牌”，媽媽卻說：“植物人不是植物，而是失去了意識的人，是‘礦組’的‘人牌’。”弟弟跺着腳說：“植物人就是植物！”媽媽說：“好，嶺兒說得對，植物人就是植物。”弟弟還是哭個不停。

一天夜裡爸爸把我搖醒：“山山，爸爸這次會走很久，以後有些話你就用密碼給爸爸寫信。”

我驚問：“什麼密碼？”

爸爸看了看熟睡的媽媽，鑽進我的被窩小聲說：“你媽媽教你們那個‘天、地、人、動、植、礦’，反着說就是密碼，只要加上六進位的數字就能表現一切。”他詳細教給我要領並和我做了練習。

爸爸說：“十二顆太陽在曠野。”

媽媽翻了一下身說：“你們不睡覺古搗什麼?”

我想了想，說：“明早、八點、在學校操場見。”因為太陽代表早晨，在六進位中八就是十二，“曠”與“廣”諧音，曠野就是操場。

爸爸等媽媽睡着了，又說：“兔子在大地上瘋跑”

我說：“趕緊去找你母親。”因為兔子是動物，又代表“快”，那就是“趕緊”。地屬陰，大地就是母親。

爸爸說：“人，要像山。”

我說：“孩子，一定要堅強。”因為“孩子”是人，拿他和山比就是小人，也就是“孩子”。山在六大詞組中屬“礦”，最堅硬，那就是“堅強”。

我每翻譯一句爸爸就緊攥一下着我的手，最後他流淚貼着我的臉說：“孩子你真是天才！”我也哭了，為自己的聰明，也為爸爸和自己的命運。

想不到這套我們父子偶然發明的“密語”在以後關鍵的時刻發揮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