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的家

我终于见到了照片上那个漂亮的女人，我日夜思念、不，日夜思念我的母亲。

“山山！”迎到站台里的母亲抱着我又亲又啃，让我好难为情。她身后站着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叫我：“哥！”爸爸说：“叫妈妈，这是你弟弟。”我说：“妈，华岭。”不等出站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妈，我们家住在长春市朝阳区建设街2号院第3栋4号，对吗？”妈妈说：“爸爸给你寄图书的地址你都记住了？山山，你说话赣州味儿太浓了，又没有标点符号，妈妈我都听不懂。”我也听不太懂妈妈那种四川口音的东北话。我又问：“我们从长春火车站坐有轨电车在建设街下，走西朝阳路，进吉林省公安厅宿舍大院向北过三栋房就是我们家，对吗？”妈妈吃惊道：“我们才搬的家，这孩子好像来过？是不是事先侦察好了？”爸爸笑了，对我说：“你领路。”

我们终于来到了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家，吉林省公安厅宿舍大院。这种类似“军队大院”的地方在当年的长春很常见——用红砖围起一道高墙，里边整整齐齐排开一栋栋红砖平房，平房的前后空地又围出了一个个篱笆园子，篱笆上或伸出向日葵，或爬满牵牛花，很有些田园村舍的味道。园子里面的情景都不一样：有的只种苞米、土豆，这些是懒人庄稼，它的主人一般是外勤，经常出差不在家；有的在苞米苗里套种青菜，等苞米长大了再套种豆角，豆角利用苞米杆做支架，它的主人一般是内勤，有空下园子；有的在葡萄架上挂鸟笼，葡萄架下铺红砖，摆桌椅，放鱼缸，种花卉，那是厅局长的家，园子也大，能会客；有的什么都种，还在园子里放了单杠、哑铃、沙袋，那是我家。我爸爸主张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可我家的园子只有二分地，大部分食物还得在外边买。爸爸还经常和我们哥俩在园子里下棋，练拳，只是一见邻居家的武术教练杨大眼他就收了架式：“嘿嘿，我这是花拳绣腿，不管用的，不管用的。”让我们很没面子。我妈也说：“你爸爸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让我们对爸爸的崇拜降了一大截。

我妈妈是公安厅卫生所的主治医生，让我们很有面子。“高大夫，我最近总发低烧，再给我开几天病假呗？”说话的就是那个杨大眼、杨叔叔，一个山东口音的车轴汉子。他也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专教警察们擒拿格斗，他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像砌上去的砖头，有棱有角，线条分明；他还是公安系统内第一个写“揪出厅内最大的走资派”大字报的人，领导们都怕他。我妈却不怕，说：“一点头疼脑热算什么?你这病可不能歇，咱们厅的运动全靠你呢。吃一点扑热息痛，出出汗就好了。”杨叔叔讨好说：“高大夫，改天我教你大儿子练两手？”又冲我爸爸的背影挤了挤眼睛——他多次想和我爸爸过招，我爸爸总是示弱，于是他更逞能。妈妈指着我说：“他爷爷把他给惯坏了，身体太弱，是得好好锻炼锻炼。”杨叔叔说：“交给我了。”第二天他就拿到了一周病假，回山东老家看了一回前妻。

省公安厅宿舍大院是这样的布局：北面是前门，南面是后门，前门有警卫，对陌生人会盘问——我发现这里的警卫眼睛很毒，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不是大院里的人，要知道大院里大人孩子有千口！他们会盘问所有陌生人，却不包括外单位的领导。没有人能混进去，我让人反复试过，这很怪。后门锁着，消防用。大院里有三排八趟二十栋平房，中间一座大房子前边有停车场、后边有操场，占了四间平房的位置。那座大房子是两层楼：下层是小卖部、澡堂和乒乓球馆；上层是食堂宿舍和办公室；食堂靠一头，里面挑空了有两层高，每周六晚上都放电影。这座大房子的红砖墙上用白灰赫然写着“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种标语在当时的城市随处可见。那些红砖平房的外观都一样，只是间墙不同房间大小才不同。最前边两排是单身宿舍，男女分开，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拉琴唱歌，阿哥阿妹的，就是后来批判的“黄歌”，有好几对都搬出去成了家；中间两排是职工宿舍，两家合用一间厨房，免不了这家的勺子碰了那家的碗，有时一张桌子吃饭，有时又闹到刘政委那儿去，人们都说刘政委是“和稀泥”的专家；后边是干部宿舍，每家一间厨房，门从园子里的红砖铺道往里走，很气派；干部宿舍里夹着厅局长的家，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除此之外大院里的人都得上公共厕所，大家集中在一个时间排队拉屎撒尿，满地污水，臭气熏天，一见面还得问：“吃了吗？”“噢，刚吃完”——这是我最不习惯的。我在赣州的家也有公有的厕所，在两座房子形成的深巷（防火通道）里，很阴暗。我往里一走就会听到里面喊：“有——印（人）——！”吓得我撒腿往回跑。我晚上绝对不敢上那间厕所，但那里撒了白灰很干净。所有活都是我奶奶干的，包括扫这几进房子的地、倒住户们的垃圾、晚上拴门、早上开门，完全的义工。她说：“我要是不管祖上的房子早就倒掉了。”

我爸爸在这个大院里的地位很奇怪：他只是刑侦局一个普通科员，却配有吉普车和警卫员，有人说是在监视他，那个警卫员后来和我共过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机关里算算术，工资却比有出差补助的人都高；他们科长也只能和别人家合用一间厨房，我家却是独门独院。大院里的孩子神通广大，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爸爸从国民党那边带过来一台密码机，破译过许多机密文件；现在他正在研制一种新型密码机，要不早就被抓起来了。我问爸爸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爷爷说，山雨欲来呵！”妈妈愤愤道：“我就想不通，公安部怎么就成了‘美蒋特务部’了呢？！”

大院里每天都增加新标语，直到所有墙面都贴满。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被揪了出来，这位民选的国家主席原来是“叛徒、内奸、工贼”。爸爸单位内部传达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中已有九百多人发现是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刘政委在会上说：“我省公安系统的问题比北京更严重！”——吉林省公安厅是个特殊的地方，有一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警察和共产党的“白区工作者”，比如我说不清是咋回事的父亲，他们大多在技术部门。

妈妈嫁给爸爸是“组织上的安排”， 组织上刚开始还要求她定期写汇报，日子一久也就免了，因为她报的全是豆腐账，完全没有重点。妈妈开始经常给爸爸上政治课，后来发现爸爸背的《毛主席语录》比自己还多。有一次分管政工的刘政委对妈妈说：“高大夫，您爱人政治上没什么大问题，组织上考验过了。”妈妈说：“刘政委，在我这个当医生的看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问题。”刘政委患慢性胃炎想多吃点细粮，这得有医生的处方才行。妈妈坚持说胃炎要少吃多餐慢慢养，跟吃粗粮细粮没关系，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反而有助于消化，可还是给刘政委开了“建议多吃细粮”的诊断，刘政委拿着诊断找到他的战友——粮食局的领导就吃上了全部细粮。那时候的粮食供应有定量，我们一家四口每月也只有十六斤细粮，其它都是粗粮——高粱、玉米、小米。妈妈的病历真管用。后来刘政委“靠边站”了，他本应去黑龙江笔架山“五七干校”劳动，却因“严重胃病”留在了城里，并躲过了以后的多次运动。

和爸爸在一起的三年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虽然不比在爷爷家被疼爱却是一次完整的家庭回归，虽然不比在爷爷家自由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我竟然住进了省公安厅宿舍大院，那就是一座“军营”！出入大院警卫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尽管我带有武器——那把五四式小水枪。

我们家的一切都由我妈妈掌管，按她的说法是“军事化管理”。

起床。每天早晨六点我妈必掀被子，这就是起床号。爸爸就带我和弟弟迅速穿鞋下地，干农活，或到铁道北边捡松树林里掉下来的枯枝，边捡边练拳——爸爸练拳时最不希望杨大眼看见，我也感觉他有点花拳绣腿。爸爸教过我一种给鞋带打扣的方法倒是很实用，它永远不会出死结。他说这是在部队学会的。可惜我没把它传给我儿子，我在我儿子那里没有一点个人崇拜。

吃早饭。每天早晨七点妈妈必从食堂买回来早点：大米或小米稀粥、馒头或苞米面发糕、鸡蛋和咸菜，几十年不变，吃得我现在都只接受这一种早餐，人对食物原来是有忠诚度的。每到吃饭时妈妈都会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们哥俩：“两只小猪崽儿，慢点吃。”爸爸却会用手捅捅我：“快点吃。吃饭要像军人，把牙齿的工作交给胃。”

上学。我每天早晨七点半就背着绣有“为人民服务”的绿书包去上学了，我的语文课已经学到了“毛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弟弟就由我妈妈送上幼儿园，他还在学“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难怪他动不动就哭，没一点军人气概。

中午。每天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是我的自由时间，只用十分钟我就在食堂吃完了饭，剩下的时间就和大院里的孩子们疯。爸爸不反对我和大孩子们玩，他脑子里从来都没有坏孩子的概念，包括逃学、抽烟、盗窃、打架、讲黄色故事的“坏孩子”——这些坏孩子原来是没有的，忽有一天他们就像雨后的毒蘑菇似地从地里钻了出来，并以此为荣，真奇怪。有一次我们讨论食堂的大烟筒谁能上得去，有人说：“毛主席就能上得去。”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再坏的孩子都怕毛主席，稍不留神嘴巴就会犯错误。

下午。每天下午四点就放学了，我得做点家务。我能干的活已经从倒尿罐、扫地到洗碗、买菜、到劈柴、生火，就等着妈妈回来做饭。爸爸会稍后接弟弟回来，我们这一家人又聚齐了。这时候弟弟会给我们表演在幼儿园里学来的新东西，他说话有点“大舌头”，把“完了”说成“完嗷”，他的节目没有一个能完整地演完，可我妈妈每次都从头到尾给他拍巴掌，有时还一起表演。妈妈跳舞富于表情，很有感染力。

吃晚饭。每天晚七点我们全家围在炕桌上吃晚饭。妈妈是四川人，每餐必吃辣椒，吃了就长“针眼”，就说以后再也不吃辣椒了，却忍不住还要吃，吃了再长“针眼”，她年轻时眼皮上的豆豆几乎没好过。爸爸也爱吃辣椒，还能喝点酒，却说自己没什么嗜好。妈妈说：“你不如出家当和尚。”爸爸说：“如果人不吃饭能活着我就不吃饭。”妈妈说：“如果人不穿衣能活着你就光屁股？”我们哥俩就笑。妈妈说话真有劲。爸爸假作生气：“吃饭不说话，饭后有活动！”我们哥俩赶紧舞动筷子——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就要开始了！

下象棋。我家的象棋是用药瓶的盖子做的，有红瓶盖和黑瓶盖，爸爸用白纸墨笔在瓶盖上写上“车、马、炮、将、士、相”，画上棋盘就能下了。那时候爸爸已经被摘掉了领章帽徽，也没了吉普车和警卫员，他到一家药品仓库劳动，每天晚上回家，他觉得好轻松。爸爸说：“你开始就得下‘默棋’，这对培养记忆力很有好处。你凡事都得一次就记住，比如一串数字，你只需认真看一遍，而不能看一遍没记住再看一遍，这样就会记下两个结果，造成记忆的恍忽。爸爸关于记忆的见解很奇怪，他说：“有些东西你根本不用会，把它们变成图片放在脑袋里用时再调出来读就行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难道人的眼睛能当照相机？妈妈反对说：“只有理解了才能记住，凡事都不能死记硬背。”我赞成妈妈的观点，我们学校的孙老师也这么说。爸爸说：“下一辈子棋也不如看一本棋书，要学会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一本书叫《桔中秘》，背下它就会无敌手。”我爸爸的象棋水平真不怎么样，我记下几个开局就赢了他，可见他的“照相机”没用。

下围棋。我家的围棋是用葵花籽和西瓜籽做的，棋盘也是爸爸画的。那年爸爸已经四十二了，看着盘面上乱糟糟的瓜籽眼睛有点花。爸爸说：“围棋看起来比象棋简单，里边的道理却更深奥。”他给我讲了各种角上的定式，讲了死活题和攻防的基本技巧，讲到“共活”时他说：“围棋里的‘共活’是对弈的双方谁进一步都会死，退一步就都能活——这就是斗争的艺术，不能把人逼得太紧，要给对方也给自己留活路！”妈妈在一旁说：“难道阶级斗争不是你死我活？那‘宜将乘勇追穷寇’（毛主席诗）是什么意思？”那一年爸爸的警服也被扒了，下到蛟河煤矿劳动，每周才回一次家。爸爸很少陪我们玩了，每次吃完晚饭他都和妈妈到外边散步，他们说话不让我们哥俩听。我妈妈曾对我说：“幸亏你爸爸在公检法单位。”那是我来东北的第二个秋天，寒风瑟瑟，满地黄叶，红卫兵开始“破四旧”，把净月庵的佛像都砸了。我那白发苍苍老校长被戴了高帽、挂着牌子游了街，就和当年秋收起义斗地主时一样。没有人同情她。军代表进入“公检法”，公安厅的四个厅长都发现有“特嫌”，连和稀泥专业的刘政委都“靠边”站了。

我和弟弟最喜欢的是妈妈教的一种扑克游戏。妈妈会把小炕桌擦得干干净净，把扑克牌整整齐齐按每六张一组排成六组，各组分别叫“天、地、人、动、植、矿”，每组里的牌又分别叫“天、地、人、动、植、矿”，这就包含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游戏开始，妈妈让弟弟背过身去，爸爸点了一张牌再让弟弟转过身来，爸爸问妈妈：“你吃饭了吗？”妈妈说：“我喝水了。”弟弟的眼睛就盯住了六组牌中的最后一组——水是矿物质，属于“矿组”，他已经猜对了六分之一。爸爸又问妈妈：“你今天的病人怎么样？”妈妈翻白眼伸舌头：“成植物人了。”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这种游戏经常会答非的所问，或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话来。只见弟弟瘪着嘴要哭——他选择了“矿组”的“植物牌”，妈妈却说：“植物人不是植物，而是失去了意识的人，是‘矿组’的‘人牌’。”弟弟跺着脚说：“植物人就是植物！”妈妈说：“好，岭儿说得对，植物人就是植物。”弟弟还是哭个不停。

一天夜里爸爸把我摇醒：“山山，爸爸这次会走很久，以后有些话你就用密码给爸爸写信。”

我惊问：“什么密码？”

爸爸看了看熟睡的妈妈，钻进我的被窝小声说：“你妈妈教你们那个‘天、地、人、动、植、矿’，反着说就是密码，只要加上六进位的数字就能表现一切。”他详细教给我要领并和我做了练习。

爸爸说：“十二颗太阳在旷野。”

妈妈翻了一下身说：“你们不睡觉古捣什么?”

我想了想，说：“明早、八点、在学校操场见。”因为太阳代表早晨，在六进位中八就是十二，“旷”与“广”谐音，旷野就是操场。

爸爸等妈妈睡着了，又说：“兔子在大地上疯跑”

我说：“赶紧去找你母亲。”因为兔子是动物，又代表“快”，那就是“赶紧”。地属阴，大地就是母亲。

爸爸说：“人，要像山。”

我说：“孩子，一定要坚强。”因为“孩子”是人，拿他和山比就是小人，也就是“孩子”。山在六大词组中属“矿”，最坚硬，那就是“坚强”。

我每翻译一句爸爸就紧攥一下着我的手，最后他流泪贴着我的脸说：“孩子你真是天才！”我也哭了，为自己的聪明，也为爸爸和自己的命运。

想不到这套我们父子偶然发明的“密语”在以后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