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連着兩天寫了關於人性與法的文章，一個講張扣扣，一個講章瑩穎，有很多人看，更重要的是，有人願意討論。

當年魯迅先生感慨中國人的無知和冷漠，描述了一個典型的場景，在革命烈士被砍頭的地方，一群人默默地站着圍觀，等人被殺了，又有人用饅頭去沾烈士的鮮血。所以，不怕有不同的意見，怕的是冷漠。有人關心，願意認真討論，才能進步，才有希望。

我講“公道自在人心”，因為“正義”的 “義”，指的是人們心中既有的道德標準，所以一個案件的判決，是否符合了“正義” 或者“公正”，從當事者個人來講，要看他心中認定的那個“正義”是什麼，而從整個社會的層面上講，則要看這些人群具備了什麼樣的道德品質。這是不是有點像看一齣戲？好還是不好，絕對不僅僅是戲本身的問題，還有觀眾鑑賞能力的問題。而對人民道德素質負有教化責任的，是國家。

在中國北宋時代，武松殺了姦夫淫婦西門慶和潘金蓮，替哥哥報仇，雖死不辭，他心中的“正義”得到平衡，這個社會的總體道德認知也充分理解他的行為，而代表政府的官僚衙門也能夠很好地平衡“法”與“義”的關係，所以武松殺人案得到了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張扣扣他殺人，也是雖死不辭，相信他心中的“正義”得到平衡，但是這個社會對他的評判卻充滿了矛盾，而代表政府的法律體系也無法有效地平衡“法”與“義”的關係，所以張扣扣殺人案，沒有得到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

因為張扣扣的“義”還是武松的“義”，現代中國社會主流大眾的“義”，也還是一千年前的北宋人民的“義”，只是國家的“法”卻“進步”到現代去了，這樣一種極端錯位的狀況，怎麼會不讓張扣扣的案件變成一個“大悲劇”？

前面講，對民眾的教化，是國家的責任，國家在現代化，人民群眾也一定要現代化。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覺得中國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很了不起，後來慢慢地覺得很成問題，完全是個現代版的洋務運動，因為這個提法，和洋務運動一樣，也是只管手段，不管內容，這個內容就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尤其是人的思想的現代化是個複雜的問題，而且對於有些中國人來說，實在是太敏感了，敏感到死，我也就不談了。

如果，今天的中國，民眾的“義”還是北宋的“義”，國家的“法”還是基於這個“義”之上的“法”，張扣扣就是武松，不會死；如果今天的中國，民眾的“義”是現代的“義”，是建立在民主和自由之上的“義”，國家的“法”是基於現代“義”之上的“法”，張扣扣則根本就不會成為武松，也不用成為武松，所以也不會“死”。

現在他死了，代表着中國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