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着两天写了关于人性与法的文章，一个讲张扣扣，一个讲章莹颖，有很多人看，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讨论。

当年鲁迅先生感慨中国人的无知和冷漠，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场景，在革命烈士被砍头的地方，一群人默默地站着围观，等人被杀了，又有人用馒头去沾烈士的鲜血。所以，不怕有不同的意见，怕的是冷漠。有人关心，愿意认真讨论，才能进步，才有希望。

我讲“公道自在人心”，因为“正义”的 “义”，指的是人们心中既有的道德标准，所以一个案件的判决，是否符合了“正义” 或者“公正”，从当事者个人来讲，要看他心中认定的那个“正义”是什么，而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讲，则要看这些人群具备了什么样的道德品质。这是不是有点像看一出戏？好还是不好，绝对不仅仅是戏本身的问题，还有观众鉴赏能力的问题。而对人民道德素质负有教化责任的，是国家。

在中国北宋时代，武松杀了奸夫淫妇西门庆和潘金莲，替哥哥报仇，虽死不辞，他心中的“正义”得到平衡，这个社会的总体道德认知也充分理解他的行为，而代表政府的官僚衙门也能够很好地平衡“法”与“义”的关系，所以武松杀人案得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张扣扣他杀人，也是虽死不辞，相信他心中的“正义”得到平衡，但是这个社会对他的评判却充满了矛盾，而代表政府的法律体系也无法有效地平衡“法”与“义”的关系，所以张扣扣杀人案，没有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因为张扣扣的“义”还是武松的“义”，现代中国社会主流大众的“义”，也还是一千年前的北宋人民的“义”，只是国家的“法”却“进步”到现代去了，这样一种极端错位的状况，怎么会不让张扣扣的案件变成一个“大悲剧”？

前面讲，对民众的教化，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在现代化，人民群众也一定要现代化。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觉得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很了不起，后来慢慢地觉得很成问题，完全是个现代版的洋务运动，因为这个提法，和洋务运动一样，也是只管手段，不管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尤其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是个复杂的问题，而且对于有些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敏感了，敏感到死，我也就不谈了。

如果，今天的中国，民众的“义”还是北宋的“义”，国家的“法”还是基于这个“义”之上的“法”，张扣扣就是武松，不会死；如果今天的中国，民众的“义”是现代的“义”，是建立在民主和自由之上的“义”，国家的“法”是基于现代“义”之上的“法”，张扣扣则根本就不会成为武松，也不用成为武松，所以也不会“死”。

现在他死了，代表着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