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CHINAONE，第一次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

邓安安先让儿子可可跟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讲话，逗老年们开心，然后才讲到正事上来。

两边的老人听到他们一家人已经移民加拿大了的时候，诧异万分。

的确，这通电话，对于国内的父母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因为贝益民和邓安安都在出国前没有向他们透露一点点风声。

贝益民不愿意向父母透露消息，是因为贝益民不敢让父母再为他担负更多的忧愁。

贝益民在读博士以前，上的是上海光华大学的国际金融专业，转行读新闻学博士的时候，他就把博士专业的研究方向定在传媒经营管理上，读博期间，他的研究颇有心得，也出了不少成果，毕业的时候，学校想留他在学院任教，他也有心在学校里继续做些研究。

不过，就在毕业前，广州《珠江日报》的社长来上海，参加了在新闻学院举办的一个报业经营管理的研讨会，他在听了贝益民关于中国报纸产业化的历史与现状的一个发言后，看中了他，告诉了贝益民珠江日报建设报业集团的宏伟规划。

贝益民在一股理想的冲动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上海。

一年后，他为珠江日报完成了集团化发展的计划纲要，提出了珠江日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和方向，同年，他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全新组建的珠江日报连锁店有限公司总经理，之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快速地建成了全国报业第一家，以自办发行为宗旨的，报刊连锁店公司，为珠江日报的产业化和集团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因此让珠江日报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九七香港回归前，由他代表报社起草的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的请示报告，得到了中宣部的批准，珠江日报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引导了整个中国的传媒业从此走上产业化和集团化发展的新道路。

贝益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提拔，收获了地位和名誉，还被“列入”省级梯队人才。

凭着对理想、对事业的一股执着的追求，他不停地在全省各地，乃至全国各地“开疆辟土”，一方面，报纸发行的网络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宽广，另一方面，贝益民也似乎正在变得离权力的中心越来越远，不断地被“边缘化”了。

平地一声惊雷，21世纪初，珠江日报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腐败案件，珠江日报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双双落马，从高层到中层，一下子抓起来一批人，先双规，后投入了大牢。

贝益民作为“封疆大吏”，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是作为珠江日报领导手中的一块招牌，当然早已被人怀恨在心，自从一二把手双规以后，几乎天天有人写信到市纪委和省纪委举报他，要求彻查。

很快，贝益民从报业连锁店发行公司调回总部，担任新闻研究所的主任，而背后的“调查”也很快就展开了，大家开始等着看他的笑话。

然而，让几乎所有人都很“愤怒”的是，贝益民竟然让他们“失望”了。

纪委反复找他“喝茶”，而且每次都是一副证据确凿、信心满满的样子，但是整整三年时间，没有找到他丝毫违规违纪的事情。

这反倒是让有些人感到“非常尴尬”了。

原来，是“命运”在作弄贝益民的同时，无意中“挽救”了他。

贝益民从毕业来到珠江日报，一直被当作一面“招牌”在使用，提拔得飞快，本来“爬得快，跌得惨”，但是因为他上升得太快了，使得他根本还来不及“被腐蚀掉”，大学生一般的心智，让他保持了高度的纯洁，恰恰是靠着这一点，他“活了下来了”。

最后那一次，一位从来没有在“喝茶”室里面出现过的“老领导”，走出来，把贝益民送出纪委大楼的时候，在大门口拍了拍贝益民的肩膀，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共产党里面还是有好干部的，你这是最后一次了，受委屈了。

贝益民听了，心里五味杂陈，不过，最多的还是“苦”的味道，因为这位“老领导”的话，既没有录音，也没有一纸公文，除了贝益民他自己，没有任何其他人听得见，当然，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有兴趣听。

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其实，这些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这句随口说说而已的话，其实只是在告诉你，组织上让你承受的一切怀疑、侮辱和折磨，从此一笔勾销了。

但是问题是，虽然查不出“问题”，贝益民作为“前朝遗老”的帽子却还是“不由分说”地被死死地给扣上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所谓“招牌”人才，一下子变成了过街的老鼠，贝益民在单位里就像一个游走的“瘟神”，人见人躲，曾经的熟人们也都变成了陌路人。

既然原领导都已经被送到牢房里去了，想找也找不到了，一些人当然也就把对过去领导的恨，统统发泄到了贝益民的身上。

回总部以后，三年的时间里，贝益民被报社的新领导四处发配，一会儿塞到研究所，一会儿塞到办公室，一会儿又塞到群工部，最后被塞到资料室，做了一名“带级别”的资料员，仅仅30来岁的他，竟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窗边族”。

事实上，经过这几年时间的发酵，关于贝益民“出事了”的谣言早已经传得满天飞了。这些谣言先是在广州地区的媒体流传，后来不断延伸，又从广州的媒体单位传到了武汉的媒体单位。

贝益民父亲在调任大学之前，曾经在武汉的媒体中工作了几十年，熟人朋友一大堆，这些话毫无意外地最终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贝益民的父亲曾经是非常为儿子感到骄傲的，现在突然发现儿子被人连带着拉下了水，就像是眼看着儿子要被淹死，却又无能为力一样，整天心急如焚，唉声叹气。贝益民的妈妈，倒是比较想得开一点，打电话劝贝益民，要紧的是健康平安。

相对而言，贝益民自己心里反倒是最“妥妥”的。回到“总部”之后，他就开始安安静静地享受这既单调也平静的“早九晚五”的日子。因为他虽然很“单纯”，但是绝对不傻，他很清楚，自己在珠江日报也就是一个招牌，或者叫“花瓶”，这些年中，他所得到的所有职位，不是没有实权的副职，就是没有一点油水的苦差，而他之所以愿意接受这样的“待遇”，是因为他懂得自己需要“历练”，那是他必须支付的“代价”。

最关键的是，他很明白，自己从来就没有被老板真正纳入到集团的核心圈子里去，珠江日报的老板或者老板们，真正想要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利用他，向上面的领导们显示自己对选拔人才的态度，也利用他作一个榜样，向全国的大学招募到更多的“优秀人才”。

也就在这个时候，贝益民得到了一次“天赐良机”。

香港回归以后，当时的广东省为了加强“外宣”力度，决定创办一张独立的英文报纸《南国早报》，省委宣传部分管外宣的领导吴玉清，是贝益民光华大学新闻系的师兄，他坚持推荐由贝益民来主持这张英文报纸，而“凑巧”的是，在当时偌大的一个珠江报业集团，除了贝益民，竟然也再找不出第二位英语好，还懂报纸编辑和经营管理的中层以上的干部，加上贝益民本来就是“省级梯队人才”，所以拖了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让贝益民“再次出山”了。

在编辑出版英文报纸的过程中，贝益民的英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

也因为这个新的职业的原因，贝益民很快接触到移民这个行业和美国加拿大签证的业务，他和邓安安商量以后，很快偷偷开始了加拿大移民的申请。

邓安安没有告诉父母移民计划的原因，与贝益民大相径庭，但是“异曲同工”。邓安安只是不想唤醒了自己父母的一场美梦，因为他们一直以为邓安安在广州的工作非常顺利，事业蒸蒸日上。

邓安安是在贝益民博士毕业后，作为博士毕业生的家属，随贝益民从武汉调到广州的。珠江日报帮助邓安安找到了中国联讯广东公司市场部销售的工作。当时中国联讯刚刚在广州成立不久，人手还很少，邓安安因为学历高，素质好，工作有成绩，很快就被人事部临时借调到总经理办公室，没想到，在偶然的机会里，她的老板发现，这位邓安安小姐原来是自己大学“恩师”的女儿。

有了这层关系，邓安安很快就被安排进了总经理办公室，一年后担任了办公室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贝益民和邓安安在广州工作一段时间后，请各自的父母分别来了一趟广州。邓安安的老板听说后，专门在广州天鹅宾馆隆重接待了自己的恩师和师公。当时的中国联讯，事业日进千里，让邓安安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女儿肯定会跟着公司做大做强了。

想不到，同样在21世纪初，邓安安的老板在权利场上失利，突然间被总部通知退休，在几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立马扫地出门，变成了一介平民，回家养老去了。总经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为邓安安安排一点后路了。

邓安安一瞬间就从天上落到地下，所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志猫儿雄过虎，落毛凤凰不如鸡” 。邓安安这些年手握重权，不知道在有意无意间得罪了多少“小人”，现在没有权力了，也没有人“罩住”了，当然也就额外“招人恨”，她被从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发配到客服部，当了一名所谓高级客服项目经理，也就是一名“高级”客服员。

邓安安本是一个小姐的命，突然一下子让她去做丫鬟的事，当然一下子难以应付得来。在公司客服部勉强熬了两年，感觉天天都有一千只脚一万只脚，在她身上踩，临出国前竟然又被公司以优化岗位责任制为由，把她的“级别”也撸掉了。

遭受这样的委屈，邓安安只敢对贝益民一个人说，哪里敢跟自己的父母讲？所以她希望通过移民，把这些自己受委屈的事情都一步跳过去，等到了加拿大之后，只管告诉父母自己更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加拿大的生活事事顺心，也就省得听父母唠叨，逼着她去揭开那些她再也不愿看到的伤疤了。

万运的是，从21世纪初，广州开始推行商品房，贝益民和邓安安在这场浪潮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单位分配的福利房，用这笔钱作为首付，在广州最好的地段购买了一套高层公寓，成为广州第一批购买高档“商品房”的人群，这一次大胆而成功的投资给了他们巨额回报，随着广州房价的高速增长，等到他们卖掉房子离开的时候，他们筹到了“一大笔钱”，远走他乡的这次冒险，因此有了一些“底气”。

更加幸运的是，这么多年，贝益民不仅从来没有“放弃”过英语，而且在编辑英文报纸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所以他按照雅思考试的要求，稍稍复习一段时间后，考出了很高的分数，再加上移民公司为他“度身订做”的包装，让他的技术移民申请竟然在“千军万马”的移民案件中，以“快马加鞭”的速度，审批下来了。

从得知移民申请通过，到最后离开广州，贝益民和邓安安两人就像是无意间中到了巨额彩票的“获奖者”，“狠狠”地把秘密深藏在心里，开始了“地下党”一般的生活，生怕有任何人发现了这个秘密，扰乱或者阻扰了他们的计划。每天，他们两都在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晚上和周末的时候，却像发疯一样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查找资料，确定落地的城市，比较不同城市的学校，挂牌销售在广州的房子，查看温哥华的房子，寻找温哥华的地产中介，还参加了强化培训的驾驶学校。

直到最后，一夜之间，他们清空房屋，头也不回地登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班机。

。。。。。。

贝益民和邓安安既然早有了这番心里准备，当然出国以后的这第一通电话，也就变成了一场报喜的广播。

两边的老人得知贝益民和邓安安都已经有了工作，而且还买了房子，孙子读书很开心，也就基本上转忧为喜了。

打完电话，贝益民和邓安安相视一笑，都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邓安安把儿子贝可亲拉过来，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中国，那些让人不堪回首的“往事”，终于就这样静悄悄地翻篇了。（请点击“作者”，查阅我的个人资料和动态，看看我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