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離開後，江晚舟把林馨的生前好友們都留下來。

她說：剛才溫哥華警官的講話大家都聽到了，現在這個惡劣的社區治安局面，跟我們華人自身也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不能再這麼沉默和順從下去了，我們一定要站起來抗爭，否則我們華人永無出頭之日。

大家一聽，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

貝益民坐在陳鋒的身邊，兩個人自始至終都沒有講話。

過了一陣子，江晚舟終於忍不住把貝益民叫到一旁，生氣地對他說：貝老師，你怎麼在這個關鍵時候一句話都不說，不表態呢？你難道是要做縮頭烏龜嗎？

貝益民聽了江晚舟的話，愣住了，一時間答不上話來。

江晚舟繼續不依不饒地說：林馨被害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就這麼算了，我們一定要組織起來反抗，你是我們這群人裡面的大哥，你現在不出頭，還想等到什麼時候去？

貝益民想了想，說：晚舟，林馨被害這件事得分成兩件事情來看，一方面，對追查兇手，為林馨報仇這件事，我們大家當然一定要團結起來，積極配合和督促警方全力破案，但是另一方面，對於剷除中國城裡面的黑社會勢力這個問題，最終還是得靠政府，不可能是我們幾個人站出來“鬧一鬧”就能解決的。

江晚舟說：你是想說，林馨只能很不幸地成為中國城黑社會勢力的“犧牲品”嗎？我們為什麼不能通過這件事情，要求市政府徹底打掉黑社會勢力？

貝益民說：加拿大政府的運作方式和中國很不一樣，中國靠的是黨和政府的意志，在加拿大靠的是利益的驅動，中國城之所以一直以來就是一個“藏污納垢” 的地方，是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溫哥華政府一直都把它當做了一個收容流浪漢、酒鬼、妓女和癮君子們的垃圾堆，中國城是溫哥華政府在“政治正確”的輿論下，用最低的成本解決城市中“人口垃圾”的唯一方案。

江晚舟仍然很生氣地問：你這麼說什麼意思？是想說我們中國人就該死在這個垃圾堆里？

貝益民說：我覺得這次警察部門之所以這麼重視，還專門派人來這裡向我們介紹他們掌握的內幕資料，只是因為這次案件出了人命，而且林馨還是上過報紙的，受到市政表彰的積極協助警察治安的優秀市民，這件事他們一定要給市民一個交代，但是，他們在本質上，還是在推卸責任。

江晚舟說：我不管他們是不是真的在推卸責任，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行動起來，就算退一萬步，警察是想推卸責任，我們也要用實際行動逼迫他們行動起來，解決問題。

貝益民問：我們能不能採用一個更簡單有效的辦法呢？

江晚舟沒好氣地說：什麼辦法？

貝益民說：我們一方面保持跟進林馨這個案子，同時主動離開這個地方，到更安全的社區里去。城市的治安本來就應該是政府的事情，不是商家的事情，政府管理得好，我們就去投資，管理得不好，我們就離開，如果大家都離開，讓這個地方完全荒廢，那些寄生在這裡的黑社會勢力，最終自然都會死掉。

江晚舟一聽，情緒一下子就爆發了出來，她憤怒地說道：貝老師，你這套說辭，簡直就是沒有人性，聽起來好像挺冠冕堂皇的，其實就是膽怯，就是懦弱，你這個人，怎麼能一遇到障礙，就只知道逃跑呢？你不是已經從中國移民到加拿大來了嗎？既然這裡已經是一個法制的社會，人民群眾和政府雙方都有積極參與和治理社區的職責，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去合法地動員大家起來抗爭呢？過去中國城這個地方的老華僑，他們可能有文化水平低，英語水平差的問題，但是現在新一代的中國人已經完全不是這樣的人群了，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把本來就是由中國人建設起來的中國城重新建設好呢？

江晚舟一口氣說出一連串責罵貝益民的話。

貝益民無言以對，只好默不作聲。

江晚舟見貝益民不回應，感覺很不解氣，繼續責問他說：你就知道往白人多的地方跑，你怎麼就不能有個決心，讓白人往我們中國人建設好的地方跑？我這次偏偏就不走，我不僅要為林馨報仇，我還要堅持在這裡，直到把那些黑社會勢力統統趕走。

貝益民完全理解江晚舟此刻的心情，她也知道江晚舟講的這些話，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是他無心和江晚舟繼續爭論下去，他知道，一旦繼續爭吵下去，一定是一場“情感”與“現實”的戰爭，雙方都會遭受無情的傷害。

在與江晚舟“爭執”的過程中，貝益民多次扭頭觀察陳鋒，發現他在整場會議中，自始至終沉默不語，沒有講一句話。

陳鋒的異常表現，讓貝益民的心裡驟然間升起了一個巨大的問號。他本想暫停與江晚舟的爭論，去找陳鋒聊聊，就在這時候，鄧安安一身疲憊地走了過來。

她不安地問道：你們兩在爭論什麼呢？有什麼問題不能讓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江晚舟沒有做聲。

貝益民輕輕嘆了一口氣，說：晚舟想動員大家起來跟政府“鬧”，要逼着政府解決問題，為林馨報仇。

鄧安安點點頭，說：晚舟講得有道理啊，我們為什麼就不能“鬧一鬧”呢？

貝益民搖搖頭，說：不是不能“鬧”，而是根本“鬧”不起來，華人都很“精”的，對“別人的事情”，個個都是抱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就靠我們這幾個朋友，肯定“鬧”不出名堂來，反倒是可能被別人抓到把柄，往林馨的臉上抹黑。

鄧安安和江晚舟都沒有做聲。

貝益民接着說：加拿大是個法制的國家，我們應該相信法制，通過法律審判，來為林馨討回公道。

江晚舟說：殺害林馨的那個畜生，他就是個人渣，現在人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就算是警察抓到了他，法官判了他刑罰，讓他坐幾年牢，受的那點罪，能跟林馨的命相抵消嗎？就算是退一萬步，法官判了那個人渣死刑，他的一個畜生的命，能給林馨的命做抵償嗎？那個殺人犯背後的勢力不還是照樣在那裡嗎？

貝益民沒有做聲。

江晚舟接着說：法律也就是個“通用標準”而已，它與“情感”怎麼可能是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的？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最重要的標準不是法律，而應該是正義，你告訴我們用法律來“討公道”，這不是開玩笑嗎？

貝益民嘆了一口氣，接過江晚舟的話說：你這就講到了問題的本質了，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我堅信，加拿大的法律在這個案件的審理上，一定是可以做到法律上的公正的，我們現在真正遭遇的問題是一個“社會現實”的問題，是在悲劇發生的起源上“不公正”的問題。

貝益民接着說：你們好好想一想，同樣在加拿大，同樣在溫哥華，但是，為什麼華人生存的社區，治安就如此惡劣，而又長期無人問津呢？同樣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同樣在為這個國家納稅，為社會做貢獻，為什麼像林馨這樣的好人，就會慘遭這樣的悲劇？這才是這個社會，以及這件事情上，真正不公平不正義的地方。

江晚舟無言以對。

鄧安安問：那麼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貝益民搖搖頭說：我看不到什麼希望，那個殺人的兇手肯定是被雇來的，可能已經“消失”了，而且就像晚舟剛才說的那樣，一個人渣的命，就算是把它給“奪”了，怎麼能抵償得了林馨的命呢？又怎麼能從根本上解決得了華人社區的長期積累的社會治安問題呢？

鄧安安聽了貝益民的話，也沉默下來。

貝益民接着說：海外華人生存環境惡劣，以及社區治安混亂的問題，由來已久，而它之所以長期被人“忽略”，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華人自己的原因。在西方國家，人權也好，治安也好，都是要靠每一個人，每一個社區，去努力爭取的，但是，我們大多數的華人，即使移民到了海外，滿腦子裡還是“君君臣臣”的觀念，既不積極參與社區建設活動，也基本上沒有“公民政治”的觀念，一心盼着“政府”， 盼着“明君”，來安排他們的生活，結果就導致了華人社區被政府“忽略”的現實。

鄧安安很無可奈何地點點頭，問道：中國人怎麼會都這樣？

貝益民嘆了一口氣，說：中國人移民到海外，“公民意識”並不會因此自動深入到他們的觀念里。民眾的教化，是國家的責任，國家在現代化，民眾的觀念也要現代化，而這個目標的實現，只能依靠民眾積極參與國家的“輿論建設”和“社會運動”，就像是通過學習獲得知識一樣。

貝益民接着說：可惜中國不是一個“公民社會”，所以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進步，一百多年來一直都是不“配套”的。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覺得中國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很了不起，後來慢慢地覺得很成問題，它僅僅只是一個現代版的“洋務運動”，只管手段，不管內容，沒有“人的現代化”。

江晚舟聽到這裡臉色漸漸緩和下來，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貝益民看着她們兩，語重心長地說：當年魯迅先生感慨中國人的無知和冷漠，描述了一個“悲涼”的“現實”，在革命烈士被砍頭的地方，一群人默默地站着圍觀，等人被殺了，又有人用饅頭去沾烈士的鮮血。中國人是一群被長期“奴化”和“愚化”的人群，雖然被吹捧為“最優秀的移民群體”，其實是一坨沒有骨頭的任人擺弄的“散沙”。（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