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益民的一番話讓江晚舟暫時安靜下來。

兩人一時無語，各自端起茶杯，一邊喝茶，一邊玩顧四周。

過了一會兒，江晚舟突然有開口說：貝貝，你還是跟我講講，你為什麼會想到把民主比喻做“討價還價”吧。

貝益民笑一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給我留下第一個深刻印象的事情，就是“討價還價”，過去，我們老百姓買東西從來不“討價還價”，因為價格都是國家定的，沒有“商量”的餘地，後來博士畢業後，從上海到了廣州，當時那裡的市場經濟已經發展起來了，有很多聞名全國的小商品市場，比如“高第街”，我去到那裡才驚訝地發現，原來買東西這件事，並不一定就是賣家說多少錢就是多少錢的，再後來，我更知道，買東西要貨比三家，如果賣家不肯，你大可以再找別的地方去。

江晚舟點着頭笑起來，說：我們都經歷過這個階段，其實1992年我回到中南科技大學的時候，武漢的小商品市場也開始出現了，買東西都懂得要“討價還價”了。

貝益民看了她一眼，接着說：這次”雨傘運動”，香港民眾與政府之間不停地“討價還價”，有時候你會覺得簡直就是不講道理，雙方各自拼底氣，拉來拉去，後來香港政府熬不下去了，自己當中砍一刀，買家還是不滿意，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的情況就是，賣家想賣，而買家反倒是不見得願意買了，所以“民主”這個事情，其實也不是個什麼很不得了的東西，絕對不是像有些人故意渲染的，是什麼老百姓根本搞不懂的高大上“藝術”，它也就是個群眾為自身利益與政府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而已，誰都可以學會，也一定可以一步一步做得更好。

江晚舟說：可是你剛才不是說了嗎，民主它一種較量，但是本質上還是實力，買賣雙方在開口之前，都應該在自己心裡先好好掂量掂量，不要“獅子開大口”，否則的話不僅生意做不成，還要丟人現眼，豈不虧大了？

貝益民說：民主過程中是沒有“虧大了”這個概念的，只要是可以“討價還價”，自然最終都可以達成相互妥協，無論是哪一方今次吃了虧，自然下次就會長記性，怕就怕政府不讓你有“討價還價”的機會，如果是那樣的話，即使有再好聽的“承諾”或者“保證”也都是“欺行霸市”。

江晚舟默默地點點頭。

過了一會，她又忍不住自顧自地笑起來，說：貝貝，想不到你可以把民主這個問題講得這麼有趣，你能不能再告訴我，香港的這些學生們他們到底在鬧什麼？

貝益民說：香港是一個多種經濟和政治勢力匯聚的地方，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包括中央政府也承認它是一個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既然中國是一個“只能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那麼作為中國這個國家領土一部分的香港，它這種最高的自由度從哪裡來？當然就是因為這裡有其它的力量與“共產黨”相互制衡的結果，也正因為如此，如果在香港的某一種勢力太過“囂張”，自然就會有其它的力量來制衡它，而且所謂的“其它的力量”肯定有“外國勢力”，但是絕對不是只有“外國勢力”，凡是在香港存在的各種勢力都會參與，以求重新達到平衡。

江晚舟說：可是如果香港的學生一直這麼鬧下去，香港人民是要承受巨大損失的，特別是經濟影響會很嚴重，它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會更快地被新加坡替代，它的旅遊業也會馬上受到影響，而且這幫學生懂什麼，他們其實是在被政治勢力操縱。

貝益民哈哈笑起來，說：你這樣講話不像是在討論問題，而是在鬧情緒，搞“上綱上線”，香港這麼“鬧”，當然背後有政治勢力在支持在運作嘛，這還用說嗎？而且這本來就是任何一個政治運動不可改變的本質，難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任何一個能被稱之為政治運動的事情，它的背後是沒有多種政治勢力支撐的嗎？如果是那樣的話，那就不能叫政治運動，而只是“街坊鄰居”拌嘴吵架了。

江晚舟又笑了起來。

貝益民接着說：如同香港政府明明白白地得到中央政府的毫不保留的“力挺”一樣，香港上街鬧事的人，他們的背後也是有“政治勢力”支持的，而且還不止一個，但是人民群眾的自願參與，同樣也是不能否認的，香港人民，尤其是這幫學生，他們明知道有嚴重的後果，他們還要“鬧事”，難道他們是“瘋”了嗎？顯然不是，他們只是快要“被逼瘋了”嘛。

江晚舟問：為什麼？

貝益民說：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的現狀正在迅速“被改變”，這是香港人都感到恐懼的事情，這才是香港有可能被新加坡取代的根本原因嘛。

江晚舟聽貝益民這麼說，顯得很不高興，她盯住貝益民嚴肅地說：我不容許你瞎說，這不可能，香港的“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也是未來中國和平統一台灣的“基本模式”，中央已經對香港人民和全世界承諾，香港的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而且香港自己也有完善的法制，完全可以保障香港的基本制度。

貝益民聽了江晚舟的一番話，輕輕嘆了一口氣，說：晚舟，你要明白，民主與法制是魚和水的關係，沒有民主，法制就無法“生存”，而一旦沒有了真正的法制，則必然會導致“專政”，這個邏輯，其實共產黨人也非常清楚，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面講得很清楚，不信的話，你可以去找來讀一下。香港雖然有形式上看起來很嚴謹的法制，模式也幾乎照搬老牌的大英帝國，但是因為一直沒有民主普選，兩者根本不配套，97年之後，幾年下來，這件漂亮的“英式法制”的外衣，就變得千瘡百孔，露出了裡面的“蛆”來。現在香港人民群眾提出來，希望實現雙普選，這本來是對有明顯缺陷的“香港法制社會”的“拾遺補缺”，但是卻被一些人當成了“罪大惡極”，硬是要把香港 “法制” 給徹底砸爛掉，才能痛快。

江晚舟反駁道：貝老師，你也用不着為“港獨分子”塗脂抹粉吧，你自己也是一個受過國家幾十年教育的人，你難道不知道中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是信守承諾的嗎？香港作為政治特區迄今為止從沒有任何動搖和改變，在全國通行的法律，沒有一部在香港執行，而且香港雖然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香港從來不用向中央政府上繳一分錢，不僅如此，為了保護香港在國際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和傳統優勢，中央政府一再壓制別的城市，比如上海深水港、自貿區、金融中心、迪士尼等項目的啟動，政府一拖再拖，不都是因為怕對香港不利嗎？

就在江晚舟激動數落着貝益民的時候，突然從旁邊傳來一句聲音：EMITY，我不同意你講得話。

兩人驚訝地抬頭一眼，原來是JESSICA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站在了桌子的旁邊。

貝益民趕緊招呼JESSICA坐下來。

JESSICA衝着江晚舟笑笑，說：很抱歉打擾你們了，我剛才從外面回來，本想過來問候你們，沒想到你們兩談話如此投入，沒有注意到我，我聽到江總的話很不能接受，忍不住就說出來了。

江晚舟也笑着說：沒有關係，討論問題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大小之分，你說說你的想法看。

JESSICA說：“一國兩制”這是當年香港回歸祖國的時候，中央政府對香港的莊嚴承諾，所以香港的一切法制按照原有的規矩來實行，這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不是中央政府恩賜香港的“大恩大德”，沒有誰欠誰的問題，對不對？

江晚舟聽了一愣，點點頭。

JESSICA接着說：中央政府有沒有干涉香港的“獨立性”，香港人自己最清楚，不應該由大陸政府或者大陸媒體來代表我們發聲，最近，香港高院關於“單雙非新移民”的判定，就被中央政府給否定了，你說中央政府從來不干涉香港的法制，而這不就是對香港司法終審權的干涉嗎？我估計你在內地，根本連聽說的機會都沒有，至於不用向國家交稅這個問題，它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因為香港的政府基建項目都是由香港政府自己獨立承擔的，從來沒有收過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既然中央政府在香港沒有任何實體政治參與，當然香港也就無需分擔中央政府在內地的開支，何來要交稅一說？至於中央政府為保護香港的特殊國際經濟地位而壓制內地城市的說法則更是“莫名其妙”，因為香港的特殊國際經濟地位是來自香港自身的“自由”“開放”和“法制”，而從來就不是國家對香港的“照顧”。

JESSICA一口氣“連珠炮”似地講出了一段話，貝益民聽了心裡暗暗佩服。

他扭頭瞟了一眼江晚舟，發現她的臉色很尷尬，於是故意幫着江晚舟說話：中央政府這些年一直大力鼓勵內地人到香港來旅遊，香港游的旅行團火得不得了，來香港的大陸人都很捨得在香港花錢，這對於幫助發展香港的經濟應該是有好處的吧。

JESSICA搖搖頭說：我不看好這種“干擾”香港經濟正常運行的做法，它的目的無非就是讓香港的經濟，在中央有政治需求的時候，隨時隨地“相互呼應”，但是你深入地想一想，這樣做，從長遠來看，是會對香港的經濟生態產生嚴重衝擊的，你們知道嗎，現在香港的市面上，很多傳統行業正在因為鋪租上漲而結業，變成了“迎合”大陸遊客需求的名牌店或者金行，前年，婷婷和LEO來香港的時候，我帶她們去了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一間茶餐廳，大家都喜歡的不行，結果它上周它就被迫結業了，我心裡都難過死了，你們說，這種帶有明顯政治目的的“經濟支持”，是在“幫香港”呢，還是在“害死香港”？

貝益民聽到這裡又瞟了一眼江晚舟，“話中有話”地說：JESSICA，你說的對，中央政府應該信任香港人能夠靠自己把事情做好，2002年朱鋊基總理來香港的時候，就曾充分肯定了香港人在抗擊亞洲金融風暴中的完美表現，他說，中央政府完全相信，香港的事，可以靠香港自己解決，他還說“如果香港搞壞了，中國共產黨就是民族的罪人”。

JESSICA聽了高興地笑起來，說：對呀，朱總理還念了一段《獅子山下》的歌詞，大聲說“我愛香港”呢。（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