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家”是頒發給文貴的最大勳章

                      --三勸何頻小平二位先生

文貴曾經在直播里隔空喊話何頻先生，意思是不要再派小平先生出席採訪對手的新聞發布會了。這在全世界的新聞媒體與採訪對象之間是從來沒有的事情！難怪網上有人問：明鏡成了文貴的御用平台了嗎？

何頻先生在文貴第一次爆料後，明鏡網受到網絡攻擊，而後在美國之音採訪時介紹文貴，大致是說文貴是極有思想，非常聰明的民營企業家，幾年前就在世界布局，幾年來已經頗具規模，美國的一些光靠有錢進不去的俱樂部他都是會員，可見不是一般二般的成功。何先生還呼籲不要對文貴有過多的道德苛求和原罪審視。我當時就認為何先生是被文貴唬住了。

說到道德和原罪，我就來舉兩個例子，都是大家熟悉的人。80年代初，我曾經服務過的公司作為中間人從廣州為東北的客戶代購了四十萬元的莫妮卡微型相機，被客戶拒付款。而廣州售家也拒絕退款，後來經國家專業標準機構鑑定為不合格進口產品，於是派人到廣州找出售方，不料那家公司的經理，副經理兄弟倆跑了，經調查這家公司的合資方是隸屬廣州市房管局的服務公司，最後從房管局索回了貨款，國美公司的董事長黃光裕前兩年在獄中寫了一本自傳，就寫了這一段，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哥哥，而當時賠付我們貨款的那家服務公司，就是今天著名的地產公司珠江地產。

也是80年代初期，陳子明，王軍濤兩先生在北京德外馬甸興辦函授大學，學校是與北京著名大學合辦。這所函授行政管理上也掛在我服務的公司下面。當時全國招生兩萬人左右，每人一千多元，光學費，函授教材費就收了2000多萬，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了。沒想到學業結束後，合作方變卦不發原來說好的證書，學員中很多是現役軍官，為了提干要學位交錢上學的。於是集體進京討說法，公安機關發現有大量現役軍官進京，不知何事，立刻上報中央，當晚胡啟立（好像是他）親自帶人到軍官住的旅館了解情況才知道是找函授大學。立刻招來北京市和西城區的黨政，公安，工商官員一大堆，找到學校辦公室，已經下班了，夜裡十二點才通過工商和派出所找到我們公司經理。事件後來好像是退款解決了，公司經理挨了區領導好一頓批。

這兩件事有幾個共同點，一個是社會對產品和服務確有需求而且有時需求是巨大的。二是國家和地方當時對這些交易和服務既無法律，也無條例。合同上紅章蓋了一大堆，說不算就不算了。辦的好了，人人都是雷鋒。出了岔子，每個環節都不規範。處理不好就可能落下個非法經營，詐騙的罪名。這就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也是原罪產生的基礎。正是在這種發展着的市場環境和發展着的經濟形態不協調的狀態下，才有了不追究原罪的討論和實踐。而官商勾結，行賄受賄，構陷他人等等就是擱大清朝也是犯罪，郭文貴這十幾年來，勾結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害人無數。籠統地說原罪，是混淆原罪與犯罪的界線。如果說這是原罪，可以不苛責，那麼為什麼我們要質疑海航，難道海航不可以歸為原罪嗎？這是什麼邏輯？那麼還有誰不可以用原罪的藉口來逃避質疑和監管呢？

有人說郭是有不盡光彩的過去，但他現在出來反戈一擊，最起碼可以算作污點證人，久居民主法制的國度里卻說出這種話，屬於無知無底線了。不管是污點證人還是無污點的證人，首先他必須是個證人，他所提供的證言證據必須是真實的，可以證實的。否則，即便是無污點證人，也是犯罪。更不要說污點證人了。

道德的問題不用我說了，諸位都是老媒體人了。不用道德去評價文貴是一回事，新聞媒體需不需要遵循道德原則是另一回事。新聞媒體的道德原則是什麼大家都清楚了。

何頻先生稱文貴是“民營企業家”，我說這是何先生頒發給文貴的最大的勳章。無論是文貴的公司還是文貴個人，都是依附在權貴集團之中的法人和個人。已經徹底地異化了，或說是羽化升仙了，與草民，人民，公民的“民”早不相幹了。如果說他經營過什麼的話，那麼他經營的就是骯髒的政商關係。民營企業幾百萬個，就是安全機關的聯繫企業也不止他一個。有幾個可以如他一樣無法無天。民營企業家對文貴真是個好稱呼。

不過幾個月的時間，何先生所說的文貴的幾年的海外布局已經基本清楚了，距離何先生說的非常成功距離確實不遠，只有幾十億美元債務的距離，而且他也說了，我不還了！那就是零距離了。那就是“成功布局全球的民營企業家”了！現在他又申請政治庇護了，他的諡號就應該是“申請美國政治庇護的布局全球的成功民營企業家“了吧。再往後呢？

我真心地希望何頻小平二位先生從對文貴的迷思中復歸到新聞媒體人的角色上來，不要失落了讀書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