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在微信上傳來的文章。可惜幾個小時後給微信黑了，稱“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不過這篇4-5年前的文章還掛在新浪博客上，另外還有幾篇幾年前關於烏爾班尼犧牲的文章。越南政府認為人命大於政府的面子，聽取了烏爾班尼的建議，馬上控制了疫情。

“中國跟越南的對比：一邊是187天疫情，5328人感染。一邊是39天疫情，63人感染。”

“三個被感染城市的人口密度對比：北京701人/平方公里，廣州1146人/平方公里，河內2279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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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遏止薩斯捐軀的烏爾班尼 (2015-09-03 11:07:47)轉載▼

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順德出現第一例薩斯病例。

薩斯是英文SARS的音譯，SARS全稱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mdrome，就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這個病，中文官方文獻一直都把它叫做“非典”。但是這麼用詞是有問題的。“非典”的意思是非典型肺炎，這是對一系列原因不明的肺炎的統稱。薩斯已經查明是冠狀病毒導致，並非原因不明，所以我們應該按國際規範，叫做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或者按英文縮寫簡稱薩斯。當然，有些部門為了政治考慮，還是會堅持把薩斯叫做非典。只要界定為“非典型”的疾病，若需要跟人解釋當初對疫情控制的拖宕，語言的組織就會便利許多。

十二月，內地和香港的薩斯發病人數越來越多，民間氣氛開始緊張，但官方態度依然輕描淡寫，《羊城晚報》最早的報道措辭是“河源市民爭購抗生素，事因傳聞出現未明病毒，但有關部門證實並無任何病毒流行”。

一月底，官方意識到，從順德發源的這個病，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傳染性疾病，並開始組織專家調查。媒體報道則還是嚴格控制，尤其禁止對外報道。

疫情已經延續了幾乎三個月之後，2月10日，中國官方終於通知了世界衛生組織，但還是沒讓世界衛生組織的人到廣州實地察看。這個階段，中國官方一直致力於讓世界衛生組織相信，疫情在中國很輕微，不需要採取重大措施。

官方不讓世界衛生組織介入，可能的原因很多。我們往最好的角度去理解，假設官方這麼做，是因為他們自認為有實力控制疫情。

官方展現出了這種實力嗎？

從2002年11月16日出現第一例，到2003年5月21日最後一例薩斯病人出院，前後半年，大陸本土內5328人感染，349人死亡。

一次疫情遷延半年，這算長還是算短，可以看看一個對比，跟發生在越南的一個故事做對比。

2003年2月26日，一個美籍華人陳強尼（Johnny Chen）在廣東停留了三天，然後要去新加坡。

經過越南河內的時候，他感覺自己病了，發燒，渾身酸痛。於是他到河內最好的私立醫院越法醫院去看病。

起先越南醫生覺得他得的是禽流感。可是病人病情迅速惡化，呼吸越來越微弱，於是越法醫院的醫生覺得需要找水平更高的專家來看看。

找誰呢？

當時河內有個意大利醫生，叫卡洛-烏爾班尼（Carlo Urbani），是世界衛生組織派駐東南亞的兒童寄生蟲研究專家。

2月28日，越法醫院的醫生們請來了烏爾班尼。

烏爾班尼詢問了情況，檢查了病人，發現這個病人肺部X片出現嚴重炎症跡象。這是病人呼吸衰竭的原因。烏爾班尼以他敏銳的洞察力，意識到這不是流感，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可能是一種以前沒有記載的新型傳染病。他當時的描述是：這可能是一種“嚴重的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

能識別出這是一種新型傳染病，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烏爾班尼做了一個敬業的醫生該做的：2月28日當天立即通知世界衛生組織，河內發現一種呼吸系統疾病，有高度傳染性，請做好防止疫情擴散的準備。

烏爾班尼判斷出這種新型疾病有高度傳染性，也從臨床檢查覺察到這個病對生命有嚴重威脅，所以他提供了診斷之後並沒離開。他留在越法醫院，組織醫務人員做最大努力，指導他們採取各種應對措施，隔離病人，控制醫患接觸方式，加強設施消毒，使用高強度口罩和雙重工作服，儘量防止疫情擴散。

5天之後，陳強尼生命垂危，被轉送香港醫院治療，這時越法醫院裡已經有7位醫務人員感染薩斯。醫院方面意識到情況嚴峻，對職員提出的要求是：如果家裡子女幼小的，可以選擇不來醫院上班。單身的，和子女已經成年的，請自願報名參加搶救小組。

確實有一部分職員選擇了不來上班，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的越南和香港醫院人手不足，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堅持在醫院搶救的人還是很多。內科人手不夠時，兄弟科室主動支援，連眼科醫生都過來幫忙。其中一些特別敬業的醫務人員，為了防止意外把病毒傳到外面，整個疫情期間一直住在醫院裡。

烏爾班尼的太太叫喬日尼，當時她跟三個孩子都在河內。烏爾班尼跟傳染病打了十幾年的交道，作為烏爾班尼的妻子，喬日尼知道傳染病的兇險，於是試圖阻攔烏爾班尼到醫院去。她說，你是兒童寄生蟲病專家，不是呼吸系統專家。你已經報告了疫情，盡到了責任。然後你就等外界援助到來就好了——不為別的，你為三個孩子想想。如果你被傳染了，我們怎麼辦？

烏爾班尼的回答是：這種時候我不去看病人，那我來這裡是為了什麼？查郵件？看公文？參加宴會？

3月11日赴泰國參加學術會議之前，烏爾班尼一直都在越法醫院工作，一天都沒離開。

他到醫院，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指導別人幹活。他自己親自看病人，詳細記錄症狀和檢查結果，給病人採集血樣，送世界衛生組織做分析。美國疾病控制中心3月25日從血樣里分離出冠狀病毒，揭示這種疾病是病毒感染，最早的血樣就是烏爾班尼提供的。

這裡我們需要短暫閃回到北京：北京方面，在疫情出現之後的很長時間裡，似乎一直對國際合作沒有興趣。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文件，北京方面一直到3月10日才向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實驗室技術援助的要求。在那之前，中國一直堅持“自主研究”，而且這種研究一度還真的出現成果：中方媒體2月18日宣稱，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經成功分離，“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

這個研究成果讓中國官員們很高興，可惜這個結論是錯誤的，而這個錯誤的後果非常嚴重。

衣原體感染是慢性感染，不直接威脅生命，可以用抗生素治療。這樣的感染，危險性跟薩斯不可同日而語。

這種錯誤判斷讓中國官方一直沒有採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這這就讓一些病人，包括一位醫學院的退休教授，意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帶病到境外旅行。

而那導致了薩斯疫情迅速向全球擴散。

我們接着說烏爾班尼的故事。

烏爾班尼知道，僅僅在越法醫院內部做防疫是不夠的。陳強尼剛從外國入境，而越南境內從未出現過這種病例，所以這個病的源頭極有可能來自境外。病史提示這種疾病傳染性極強，所以必須在全國採取措施，尤其需要迅速在邊境口岸增設疫情檢查。

於是他代表世界衛生組織，請求跟越南衛生部官員緊急會談。

這裡應該高度讚揚越南官方。烏爾班尼從醫學角度考慮，建議越南官方對國際社會公告疫情，呼籲援助，對所有邊境口岸做疫情監控檢查，隔離可疑人員。這些做法能防止疫情擴散，但是肯定會對越南的經濟造成衝擊：大批商人會取消正常業務活動，旅遊消費會急劇減少。另外，如果越南官員很在乎面子的話，可能會認為，對國際承認本國出現烈性傳染病，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是有損政府形象的。

烏爾班尼是一個很敬業的醫生，在越南、老撾、柬埔寨的多年辛勤工作，讓他深得越南官方的信任。3月9日星期天，經過4個小時的會談，烏爾班尼說服了越南衛生部。越南官方同意一切照烏爾班尼的建議去做。即刻向國際請求援助，邊境口岸對所有出入境人員檢查可疑症狀，所有醫院防疫措施立即升級，派軍隊守衛越法醫院，嚴格控制出入。

世界衛生組織接到烏爾班尼報告的當時就意識到事態嚴重，3月9日跟越南衛生部召開緊急會議，制訂了越南境內的防疫措施。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發布了疫情警告，並且迅速派專家到越南協助控制疫情。除了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控制中心也派來專家。無國界醫生組織不僅派人，還送來一批為應付埃博拉疫情準備的高密封防護服。

這些快速而高強度的措施確實起了作用：4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越南已經連續20天沒有出現新的薩斯病例。也就是說，越南實際上在4月8日就已經控制了薩斯的傳播。

從2月28日烏爾班尼第一次見到薩斯病例，到越南全境控制薩斯傳播，一共39天。越南境內感染人數63人，死亡5人（這5位死亡的都是醫務人員）。

我們回來看看中國方面的數字。

中國方面，即使到2004年仍然有零星病例。我們就以2003年5月21日（當年確診的最後一例薩斯病人出院）為大爆發的結束標誌吧。那麼，薩斯在中國這次疫情共延續了187天。

整個疫情里，中國感染5328人，死亡349人。全球感染8273人，死亡775人。

中國跟越南的對比：一邊是187天疫情，5328人感染。一邊是39天疫情，63人感染。

不用因為全國人口基數不同而覺得這對比不公平。薩斯不是從天而降均勻分布的瘴氣。薩斯是通過人對人直接傳染，傳染幅度跟全國人口總數無關，但是跟傳播源所在地點人口密度高度相關。人口密度越高，這種經空氣傳播的疾病就越容易擴散。

河內人口密度是高還是低？我們看看三個被感染城市的人口密度對比：北京701人/平方公里，廣州1146人/平方公里，河內2279人/平方公里。

河內人口密度是廣州的兩倍，北京的三倍。

河內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烏爾班尼的及時診斷和通報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越南政府的開明態度也確實必須點讚。用新英格蘭內科雜誌一篇文章的描述：“在某種意義上，河內薩斯疫情的故事，是把大眾健康置於政治考慮之上的一個最佳案例。”

這話用口語來說，就是：河內官員在這次疫情處理中，把老百姓的健康看得比政客的面子重要。

假如，年前第一次出現薩斯病例的時候，中國也及時邀請一位烏爾班尼那樣的醫生參加診治；又假如，中國的官員也像越南官員那樣放下政治考慮，從一開始就積極跟國際合作，盡最大努力控制疫情，或許中國不會有這麼多人死亡，世界不會有這麼多人死亡。死亡人員里包括幾十名殉職的醫護人員，其中中國13人，台灣11人，香港8人，新加坡5人，越南5人，加拿大3人。

中國方面撤銷了衛生系統最高長官的職務，算是對國際一個象徵性的交代。但那些死去的人是不能復活了。

烏爾班尼以他的洞察力和對生命負責的態度，及時通報疫情，讓世界衛生組織得以迅速在全球展開警戒和監控。他的這項努力，讓薩斯在越南的傳播範圍降到最低限度，有力遏制了薩斯病毒在越南乃至在全球範圍的傳播，由此激發的國際關注，最終也迫使北京方面在4月下旬公開信息，在疫區施行嚴厲的檢疫和隔離措施，讓中國境內的疫情在5月中旬得到控制。

令人扼腕的是，烏爾班尼自己沒有逃過這一劫。

過於密切的接觸病人，讓他染上了薩斯病毒。3月11日，在前往泰國參加會議的路上，他開始發燒。

身為醫生，他立刻做了最壞的打算，在飛機上就開始避免一切可能傳播病毒的動作。飛機一落地，他主動請求隔離，讓到機場接他的當地同事保持三米的距離，然後請同事叫救護車。救護車一個半小時之後才到來。烏爾班尼進入醫院之後就被被隔離，那是按最高級生物安全要求做的全面隔離。按這樣的隔離要求，他太太喬日尼來到醫院也只能通過對講機對話——實際上，喬日尼趕來之後，多次探望烏爾班尼，但烏爾班尼總共只甦醒過一次，其他時間一直靠呼吸機維持生命。

2003年3月29日，薩斯病毒徹底摧毀了烏爾班尼的肺臟。上午11點45分，烏爾班尼在曼谷去世。

去世之前，最後一次意識清醒的時候，烏爾班尼提出兩個要求：第一，請一位牧師為自己做臨終禱告。第二，死後把自己的肺臟切下來做研究，儘快查清楚這是一種什麼疾病。

烏爾班尼沒能活着看到研究結果，但是他的同事們沒有辜負他。18天之後，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宣布，經過現代版科赫法則檢驗，已經確認了薩斯的致病原。那是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

原因確定之後，曾經有人打算根據病毒特徵給這種疾病起一個名字，但後來為了紀念烏爾班尼，大家同意就沿用他剛剛發現這種新疾病時隨口說出的病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就是薩斯。

目前薩斯病毒在全球範圍已經被控制，除了在戒備森嚴的醫學研究機構里還保留一些樣本，社會上已經沒有“野生”的病毒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