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袭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袭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周信芳小女儿周采茨

01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周信芳怀抱儿时的周采茨

02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50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10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周信芳夫妻

03

传奇之恋

平时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尔喜欢开个玩笑，他说，曾经幻想娶个外国女人，做个官，结果是娶了半个外国女人，做了半个官。

我对妈妈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国探望三姐采芹，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很多见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超级大明星加利·格兰特当时也在，他第二天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的首映式。

爸爸与妈妈的恋情，当年曾轰动一时，后来还有人以此为蓝本拍了电视剧。是的，他们的爱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传奇。

我的妈妈裘丽琳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上海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妈妈8岁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据说当时他的墓地建得特别大，长500米、宽60米，墓前还有两个专供人祭拜的区域，不过后来被毁掉了。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几年前我到绍兴，问起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我小时候也见过裘仰山的坟，有1里多长。

我的外婆玛丽·罗丝，是一个苏格兰裔海关官员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后生下的混血儿。外婆虽然有一半的苏格兰血统，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裹着小脚、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

苏格兰太外公死了之后，外婆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因为她从小自己有钱，而不是靠夫家来的钱，用今天的话来讲，我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很阔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结婚后，夫家的钱她用在儿子身上，她自己从娘家继承的钱她全用在两个女儿身上，我姨妈家的表姐后来到牛津去读大学，都是用外婆给的钱。

妈妈是裘家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非常受宠。小时候在乡下，除了一个洋娃娃是她从外面自己带回来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什么，就叫木匠给她做什么样的。她甚至还设计图纸，让木匠给她做了个小马桶。妈妈后来到教会学校住读。

长大后，妈妈被外婆送到上海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读书。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妈妈的自理能力很强，也很有主见，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修女吵架，她也都会占上风。

用古今的眼光看，妈妈都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后来也有人说她是“首席名媛”。她穿着时髦，烫着最流行的发型，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大班举办的聚会，出入各种社会场所。不过，那时的社交跟现在不一样，出门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而是有两个丫头随时跟在身边的。

妈妈是在看爸爸的戏时，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岁，从这第一眼起，她的心里从此便只有这一个男人的影子。妈妈煞费苦心地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慈善筹款会，用这种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请了过来。那时候，文艺界人是不被邀请到这种地方的。妈妈爱得很执著。

他们的阻力当然非常大。从社会地位上讲，妈妈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尽管“麒麟童”名声再大，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妈妈的地位远远高于爸爸的。而且那时爸爸还有一位原配妻子，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坟场约会。

但是他们的恋爱最终还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外婆非常生气，她一方面把最宠爱的小女儿软禁在家。一方面马上张罗给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人家的聘礼。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妈妈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她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当天晚上，爸爸带着妈妈逃到了苏州。后来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听姨妈的女儿告诉我的，她说你妈妈真厉害，跑出家那天一个包裹两个丫头，私奔还带着丫头。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有说法是我的舅舅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但一无所获。原来爸爸把妈妈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爸爸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我后来经常想，我爸有些时候真的很“木”，可在关键时刻又很机灵。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妈妈给外婆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另一方面，裘剑飞又四处扬言绝不放过周信芳。妈妈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几天后，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这样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外婆后来还是原谅了我妈妈。我记得我6岁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们家里。那时候很流行租公寓，妈妈就在现在的衡山宾馆租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袭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袭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周信芳小女儿周采茨

01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周信芳怀抱儿时的周采茨

02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50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10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周信芳夫妻

03

传奇之恋

平时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尔喜欢开个玩笑，他说，曾经幻想娶个外国女人，做个官，结果是娶了半个外国女人，做了半个官。

我对妈妈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国探望三姐采芹，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很多见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超级大明星加利·格兰特当时也在，他第二天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的首映式。

爸爸与妈妈的恋情，当年曾轰动一时，后来还有人以此为蓝本拍了电视剧。是的，他们的爱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传奇。

我的妈妈裘丽琳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上海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妈妈8岁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据说当时他的墓地建得特别大，长500米、宽60米，墓前还有两个专供人祭拜的区域，不过后来被毁掉了。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几年前我到绍兴，问起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我小时候也见过裘仰山的坟，有1里多长。

我的外婆玛丽·罗丝，是一个苏格兰裔海关官员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后生下的混血儿。外婆虽然有一半的苏格兰血统，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裹着小脚、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

苏格兰太外公死了之后，外婆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因为她从小自己有钱，而不是靠夫家来的钱，用今天的话来讲，我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很阔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结婚后，夫家的钱她用在儿子身上，她自己从娘家继承的钱她全用在两个女儿身上，我姨妈家的表姐后来到牛津去读大学，都是用外婆给的钱。

妈妈是裘家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非常受宠。小时候在乡下，除了一个洋娃娃是她从外面自己带回来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什么，就叫木匠给她做什么样的。她甚至还设计图纸，让木匠给她做了个小马桶。妈妈后来到教会学校住读。

长大后，妈妈被外婆送到上海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读书。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妈妈的自理能力很强，也很有主见，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修女吵架，她也都会占上风。

用古今的眼光看，妈妈都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后来也有人说她是“首席名媛”。她穿着时髦，烫着最流行的发型，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大班举办的聚会，出入各种社会场所。不过，那时的社交跟现在不一样，出门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而是有两个丫头随时跟在身边的。

妈妈是在看爸爸的戏时，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岁，从这第一眼起，她的心里从此便只有这一个男人的影子。妈妈煞费苦心地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慈善筹款会，用这种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请了过来。那时候，文艺界人是不被邀请到这种地方的。妈妈爱得很执著。

他们的阻力当然非常大。从社会地位上讲，妈妈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尽管“麒麟童”名声再大，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妈妈的地位远远高于爸爸的。而且那时爸爸还有一位原配妻子，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坟场约会。

但是他们的恋爱最终还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外婆非常生气，她一方面把最宠爱的小女儿软禁在家。一方面马上张罗给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人家的聘礼。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妈妈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她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当天晚上，爸爸带着妈妈逃到了苏州。后来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听姨妈的女儿告诉我的，她说你妈妈真厉害，跑出家那天一个包裹两个丫头，私奔还带着丫头。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有说法是我的舅舅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但一无所获。原来爸爸把妈妈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爸爸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我后来经常想，我爸有些时候真的很“木”，可在关键时刻又很机灵。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妈妈给外婆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另一方面，裘剑飞又四处扬言绝不放过周信芳。妈妈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几天后，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这样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外婆后来还是原谅了我妈妈。我记得我6岁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们家里。那时候很流行租公寓，妈妈就在现在的衡山宾馆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