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万维读者为首页 万维读者网 -- 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关于万维
 
首  页 新  闻 论  坛 博  客 视  频 分类广告 购  物
搜索>> 发表日志 控制面板 个人相册 给我留言
帮助 退出
老字号的博客  
自爱和尊重  
        https://blog.creaders.net/u/13482/ > 复制 > 收藏本页
我的网络日志
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 2021-02-13 09:53:10

白熊的博客在回复“体育老师”评论“能正面评价上山下乡,少有”时,为他博文“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辩护说:

【其实我对上山下乡的评价不能说是正面评价,若是正面评价就有肯定的意味。而文革和上山下乡又是绑在了一起,密不可分的。既然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上山下乡接续着文革,我不得不把我们与文革,上山下乡分别对待。我认为这样才是客观的。】

你说“把我们(注:这里你能代表谁?)与文革,上山下乡分别对待”。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一部分,上山下乡与文革怎样分别对待?你又说“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分别对待”就是说“上山下乡”不是“灾难”咯。你的博文“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就是为上山下乡作“正面评价”的,这是非常客观的评述。

白熊的博客还说:【在油管上只要打入很容易找到演出的视频。那么多人的激情演唱能不代表了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吗?】

首先在油管上看《岁月甘泉》的,最多一个视频观看人多于1万人。其次台上160多人的激情演唱岂能代表了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呢? 这些少数人想代表“绝大多数”,也不是太好代表的。

在这里,不赞同“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博文为上山下乡辩护,不是什么个人“历史积怨“,或者对那段历史“至今耿耿于怀”。《岁月甘泉》把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悲惨世界》唱成了像“东方红”和“长征组歌”一样的歌功颂德,它能代表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吗?

唐燕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你的成功能够代替那些1979年无数的云南卧轨知青吗?


下面转发作者:唐燕在《共识网》上一篇评论。

 

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作者:唐燕

最近歌颂赞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展览、活动不少。

71日“由国家、省级层层审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亲自把关”的北京鸟巢“知青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所展示的有着“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贺卫方)。

711日《环球时报》上《知青一代的积极回忆值得尊重》一文承认该博物馆“对上山下乡的记述是经过了选择性的记忆”,直言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显然不能划等号”。

早在201310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上山下乡不容否定,兼议腐败根源》一文,对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充分肯定。

2008年以来,由耶鲁大学中文教授苏炜作词和杰出企业家霍东龄作曲的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广州、深圳、北京、香港上演之后,已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等世界多地巡演,就在9天前的711日又于德国法兰克福“隆重上演”。

《岁月甘泉》的演员多是目前在美国定居的当年知青,他们说那段人生很苦、很累、很穷,但很少有怨恨;演员中也有“对红卫兵和知青哥哥姐姐们景仰和崇拜”的后学们,他们觉得“那才是轰轰烈烈的人生,充满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岁月甘泉》的宣传材料说:“全曲以八段、九首曲目组成,演唱长度四十五分钟,是一个含独唱、重唱、领唱的大型叙事合唱套曲,重现了当年知识青年挥别亲人,在乡村垦荒、劳作、思亲、爱恋、迷茫、牺牲等等的历练和场景。”“自1968年以来,人数高达两千万的中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穷乡僻壤度过了自己青春宝贵的岁月,改变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岁月甘泉》反映的就是知青时代那一段充满浪漫、悲壮、迷茫和欢笑的特殊生命里程。”《岁月甘泉》引发了海内外知青的尖锐批判:

“这部从主题、基调到语言、形式都像极了文革时期《红卫兵组歌》的作品,把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比作‘甘泉’,高唱‘青春无悔’,讴歌知青时代的那场噩梦,是对绝大多数知青感情的粗暴践踏。”“作为广东知青,苏炜不会不知道当时规模浩大、情状惨烈、影响深远的知青逃港潮,《岁月甘泉》最对不起那些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生存,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反抗上山下乡运动的死难知青!”“到美国20多年,在这里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公正普世观的熏陶下,还没有学会说真话!还要粉饰文革,歌唱邪恶!我为他们羞愧!”苏炜却振振有词:

“这部作品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一代人对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经历难以忘怀,而寻求群体性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

“知青情结确实是一种怀旧的产物,但怀旧却是一种因岁月流逝而自然产生的‘人之常情’,它不能以政治正确的政治化理由,予以嘲笑和蔑视.。”“作为有血有肉的知青一代的青春,不仅值得缅怀,更值得投注情感,诉诸歌唱和咏叹。”“对待苦难有两种模式:一是祥林嫂模式,沈溺苦难、悲悲切切、唠唠叨叨、永难自拔;二是苏东坡模式,历经苦难、洒脱依然、大气磅礴、乐观向上。”“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思维,把一切话题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正是所谓‘文革遗毒’的最突出特征。当有人断言‘苦井里绝对只有苦水,绝对掘不出甘泉’之时,其实有意无意地把自己陷于文革思维之中。”苏炜这是在强词夺理,显然,他在“缅怀”、“歌唱和咏叹”“岁月甘泉”时,带着浓烈的文革文化印记,却把文革的罪恶和苦难全都删除了。

《岁月甘泉》不尊重正视历史,用怀旧的情感代替对历史真相的呈现和反思,把知青的苦难演绎成对国家的救赎,企图以一代人的牺牲为知青赚取光荣,并幻化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它极力讴歌以青春为代价的所谓“磅礴”,将上山下乡运动涂抹上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以“悲壮、崇高”叙事并定位,把幻灭的理想主义投射到失败的历史上,这是对当年众多非正常死亡知青的亵渎,是对那些先为毛革命又为邓改革付出双重代价的弱势知青的漠视,是对无数被强奸迫害的女知青的再一次情感践踏,是对李庆霖告“御状”后毛“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否定,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白。《岁月甘泉》掩盖了历史,对罪恶的历史表达了感激之情,它轻而易举地与历史和解了。

以上种种表明:在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近四十年的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国内还是国外,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仍存在着尖锐对立;一直执掌着话语权的歌德派们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年轻人因为不明真相,已经被成功地蛊惑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连不少深受其害的知青其视野和思维都仍被局限在当局的意志之下,对上山下乡运动缺乏独立、正确的判断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显然,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仍任重道远。

二当年知青们无论是单打独斗地用尽各种手段先后逃离农村,还是通过集体抗争从各自所在的农场“胜利大逃亡”,都无可争辩地表明: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是其本身。

早在197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就作出了这样的表述: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了文革,逻辑上即是对文革衍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和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发生实属顺理成章。

可是吊诡的是,很多知青对上山下乡早已用脚投了票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却在思想上、行动上、话语上不肯否定。

试问那些歌德者们:如果文革不曾结束或者像毛说的每七、八年就搞一次,如果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至今,年年届届千千万万的中学毕业生都不得不上山下乡,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会是什么情景?越来越多的新老知青及其子孙们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你们还有底气甚至有机会说“青春无悔”吗?

一直以来,由于“不争论”和“宜粗不宜细”,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从未得到彻底清算,知青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受到严格限制,有关纪念上山下乡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限定在“青春无悔”、“感谢苦难”、“劫后辉煌”和“牺牲精神”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真实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也一直被压制,我们可以看到被广大知青诟病的梁晓声的《知青》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播放,看到《岁月甘泉》不仅被允许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还被授予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却看不到被广泛赞誉的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样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顺利出版、被拍成影视作品。

结果,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反思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许多知青对卷入其中的这场运动并非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造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种种危害的上山下乡运动真相缺乏整体、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没有深刻的反思。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知青一代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上过山下过乡只表明我们粉墨登场过,洗尽铅华才称得上真正历练过,知青的价值不在于当时的经历,而在于其后的觉醒和现在的反思。

对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做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揭示和思考,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反动本质,才“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我们的反思必须突破我们自身命运的局限和官方的限制,否则,我们留下的就只能是对过去经历的迷茫、对蹉跎岁月被肯定的渴望和对有悔无悔的争执,最终以“罪恶成了伟业”作结。

三上山下乡不自文革始,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上世纪50年代就被倡导,60年代被广泛展开,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回乡知青和出身不好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196812月毛“接受再教育”指示的发出并以运动的方式强制执行使上山下乡形成高潮且持续十年。事实上,即使没有文革,我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无法解决批判马寅初后人口膨胀所引发的青年人升学就业危机,如果不大力发展经济,不控制人口,上山下乡运动根本无法避免,若没有改革开放,知青下乡至今都不得不成为常态,其恶果实在无法想象。

上山下乡不独中国有,例如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曾一改过去用移民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两年中动员了27万城市知青下乡。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法国也曾有过上山下乡,一些城市青年不满于生活现状,去法国中央山地南部的拉尔扎克高原放羊,幻想过与农民相结合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正如法国知青研究学者潘鸣啸先生所说,当时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一直都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即使如此,过了几年后,他们大部分都放弃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没法实现原来的理想。”凡文明社会都应给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迁徙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首恶是剥夺了广大知青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还知青谋生、择业和迁徙的自由。

诚然,当年我们中有少数人是自愿下乡的,但绝大多数是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裹挟到那场运动中去的。虽然当时暂缓了城市就业的压力,还借此达到了结束红卫兵运动的目的,但毛为了实现乌托邦幻想,不依经济规律治国,知青上山下乡如同大办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那样大轰大嗡地被强制,而无视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不顾无数家庭被拆散,不惜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宁可牺牲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前途。

下乡后我们才认识到,知青并非是唯一被剥夺自由者,广大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终日拼命劳作却极度贫穷、不得温饱,不仅不能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连外出逃荒都属非法,都会以“逃窜犯”被抓。中国农民是早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贱民,难怪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查出的“坏分子”除了坐监就是被贬到农村当农民作为惩罚。

正如易中天先生说,“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文革加剧了“全民枷锁制”,有的知青却认识不到反人类、反文明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之恶;认识不到正是专制体制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失误”,这些“失误”又导致了牺牲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蔑视而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所谓崇高的名义把自己或他人当作“祭品”去“牺牲”。有知青至今错误地以为我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为国分忧,是为共和国作了无私奉献,是具有光荣的牺牲精神。

对知青的“牺牲”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诠释,在文革乃至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是被当局抛弃、被当作牺牲品的。这种为专制体制的牺牲是强加于我们的,不是以我们当时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认清和抵制的,是我们觉醒后通过拼死抗争才得以避免更大更多牺牲

浏览(2939) (308) 评论(72)
发表评论
周采茨:有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2021-02-12 12:59:12

周信芳之女周采茨用“有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作为文章标题,其实也说了“有些罪恶,也是永远抹不掉的”。


有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秘闻趣事儿 1 week ago






Image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周采茨



Image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袭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袭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Image

周信芳小女儿周采茨


01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Image

周信芳怀抱儿时的周采茨


02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Image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50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10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Image

周信芳夫妻


03

传奇之恋


平时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尔喜欢开个玩笑,他说,曾经幻想娶个外国女人,做个官,结果是娶了半个外国女人,做了半个官。


我对妈妈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国探望三姐采芹,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很多见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超级大明星加利·格兰特当时也在,他第二天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的首映式。


爸爸与妈妈的恋情,当年曾轰动一时,后来还有人以此为蓝本拍了电视剧。是的,他们的爱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传奇。


我的妈妈裘丽琳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上海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妈妈8岁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据说当时他的墓地建得特别大,长500米、宽60米,墓前还有两个专供人祭拜的区域,不过后来被毁掉了。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几年前我到绍兴,问起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我小时候也见过裘仰山的坟,有1里多长。




我的外婆玛丽·罗丝,是一个苏格兰裔海关官员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后生下的混血儿。外婆虽然有一半的苏格兰血统,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裹着小脚、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


苏格兰太外公死了之后,外婆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因为她从小自己有钱,而不是靠夫家来的钱,用今天的话来讲,我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很阔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结婚后,夫家的钱她用在儿子身上,她自己从娘家继承的钱她全用在两个女儿身上,我姨妈家的表姐后来到牛津去读大学,都是用外婆给的钱。


妈妈是裘家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非常受宠。小时候在乡下,除了一个洋娃娃是她从外面自己带回来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什么,就叫木匠给她做什么样的。她甚至还设计图纸,让木匠给她做了个小马桶。妈妈后来到教会学校住读。


长大后,妈妈被外婆送到上海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读书。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妈妈的自理能力很强,也很有主见,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修女吵架,她也都会占上风。


Image


用古今的眼光看,妈妈都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后来也有人说她是“首席名媛”。她穿着时髦,烫着最流行的发型,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大班举办的聚会,出入各种社会场所。不过,那时的社交跟现在不一样,出门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而是有两个丫头随时跟在身边的。


妈妈是在看爸爸的戏时,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岁,从这第一眼起,她的心里从此便只有这一个男人的影子。妈妈煞费苦心地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慈善筹款会,用这种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请了过来。那时候,文艺界人是不被邀请到这种地方的。妈妈爱得很执著。


他们的阻力当然非常大。从社会地位上讲,妈妈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尽管“麒麟童”名声再大,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妈妈的地位远远高于爸爸的。而且那时爸爸还有一位原配妻子,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坟场约会。


但是他们的恋爱最终还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外婆非常生气,她一方面把最宠爱的小女儿软禁在家。一方面马上张罗给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人家的聘礼。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妈妈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她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当天晚上,爸爸带着妈妈逃到了苏州。后来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听姨妈的女儿告诉我的,她说你妈妈真厉害,跑出家那天一个包裹两个丫头,私奔还带着丫头。


Image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有说法是我的舅舅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但一无所获。原来爸爸把妈妈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爸爸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我后来经常想,我爸有些时候真的很“木”,可在关键时刻又很机灵。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妈妈给外婆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另一方面,裘剑飞又四处扬言绝不放过周信芳。妈妈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几天后,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这样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外婆后来还是原谅了我妈妈。我记得我6岁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们家里。那时候很流行租公寓,妈妈就在现在的衡山宾馆租

浏览(1582) (8) 评论(1)
发表评论
ZT:有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2021-02-11 11:51:13

周信芳之女周采茨用“有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作为文章标题,其实也说了“有些罪恶,也是永远抹不掉的”。


有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秘闻趣事儿 1 week ago




Image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周采茨


Image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袭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袭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Image

周信芳小女儿周采茨


01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Image

周信芳怀抱儿时的周采茨


02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Image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50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10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Image

周信芳夫妻


03

传奇之恋


平时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尔喜欢开个玩笑,他说,曾经幻想娶个外国女人,做个官,结果是娶了半个外国女人,做了半个官。


我对妈妈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国探望三姐采芹,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很多见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超级大明星加利·格兰特当时也在,他第二天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的首映式。


爸爸与妈妈的恋情,当年曾轰动一时,后来还有人以此为蓝本拍了电视剧。是的,他们的爱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传奇。


我的妈妈裘丽琳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上海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妈妈8岁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据说当时他的墓地建得特别大,长500米、宽60米,墓前还有两个专供人祭拜的区域,不过后来被毁掉了。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几年前我到绍兴,问起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我小时候也见过裘仰山的坟,有1里多长。




我的外婆玛丽·罗丝,是一个苏格兰裔海关官员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后生下的混血儿。外婆虽然有一半的苏格兰血统,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裹着小脚、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


苏格兰太外公死了之后,外婆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因为她从小自己有钱,而不是靠夫家来的钱,用今天的话来讲,我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很阔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结婚后,夫家的钱她用在儿子身上,她自己从娘家继承的钱她全用在两个女儿身上,我姨妈家的表姐后来到牛津去读大学,都是用外婆给的钱。


妈妈是裘家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非常受宠。小时候在乡下,除了一个洋娃娃是她从外面自己带回来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什么,就叫木匠给她做什么样的。她甚至还设计图纸,让木匠给她做了个小马桶。妈妈后来到教会学校住读。


长大后,妈妈被外婆送到上海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读书。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妈妈的自理能力很强,也很有主见,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修女吵架,她也都会占上风。


Image


用古今的眼光看,妈妈都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后来也有人说她是“首席名媛”。她穿着时髦,烫着最流行的发型,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大班举办的聚会,出入各种社会场所。不过,那时的社交跟现在不一样,出门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而是有两个丫头随时跟在身边的。


妈妈是在看爸爸的戏时,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岁,从这第一眼起,她的心里从此便只有这一个男人的影子。妈妈煞费苦心地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慈善筹款会,用这种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请了过来。那时候,文艺界人是不被邀请到这种地方的。妈妈爱得很执著。


他们的阻力当然非常大。从社会地位上讲,妈妈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尽管“麒麟童”名声再大,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妈妈的地位远远高于爸爸的。而且那时爸爸还有一位原配妻子,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坟场约会。


但是他们的恋爱最终还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外婆非常生气,她一方面把最宠爱的小女儿软禁在家。一方面马上张罗给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人家的聘礼。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妈妈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她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当天晚上,爸爸带着妈妈逃到了苏州。后来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听姨妈的女儿告诉我的,她说你妈妈真厉害,跑出家那天一个包裹两个丫头,私奔还带着丫头。


Image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有说法是我的舅舅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但一无所获。原来爸爸把妈妈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爸爸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我后来经常想,我爸有些时候真的很“木”,可在关键时刻又很机灵。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妈妈给外婆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另一方面,裘剑飞又四处扬言绝不放过周信芳。妈妈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几天后,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这样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外婆后来还是原谅了我妈妈。我记得我6岁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们家里。那时候很流行租公寓,妈妈就在现在的衡山宾馆租

浏览(2087) (0) 评论(0)
发表评论
总共有30条信息 当前为第 1/10页 首页 上页 下页 尾页 跳转到: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20. CyberMedia Network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