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黑在“美国各州所需退休储蓄如何计算？”中提到的“平均所需退休存款”，可能说成“活到80岁的总花销”更加准确。用下面这张表和马黑博文中的表对照，加利福尼亚的生活指数是密西西比的1.76倍(151.7/86.1=1.76)，和马黑表上的两州的生活花销几乎一样（$83,279/ $46,993=1.77）。其中住房的花销加利福尼亚是密西西比的3.24倍，这就是为什么产生两州开销的巨大差异。

马黑博文中的表，实际适用所有年龄段的家庭。因此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如果你的房子已经付完贷款，这笔开销就可以从生活花销中减去贷款部分，当然加州的地产税和其他开销都要比密州要高很多。

马黑上篇博文中引用的文章说：“在美国的任何州都能舒适的退休，需要超过100万美元，而在夏威夷和哥伦比亚特区，则要超过200万美元。【it takes more than $1 million to have a comfortable retirement in any state in America — or over $2 million in the case of Hawaii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这句话其实是很误人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只有百万富翁才能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美国2021年人均退休社安福利为1500美元/月，一个家庭3000美元/月，所以平均每个家庭到80岁，都有$0.576 million （$36,000x16=$576,000），半个米。美国大多数退休家庭应该都能过上比较舒适的退休生活。

正如马黑所说，如果一个家庭有$40,000社保金，你到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已经不远了。即使生活在加州也不要成为百万富翁就能过得很好，因此没有必要杞人忧天。

大款们没有必要炫耀你的高收入，你的成功是你的成功，你不能代表大多数。美国的百万富翁家庭只有8%，你有钱还是偷偷自己笑吧。

社区学院的穷教授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囊中羞涩，而酸溜溜地攻讦别人，毕竟你的政府养老金也会给你半个米+。你也会活得舒服，不过质量可能差一点。

美国是很公平的。收入多少是和你的能力成正比的。人比人气死人。而知足者常乐。

Cost Of Living Index by State 2021

2021年各州的生活指数

“西纠”-“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简称，它的成立是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的。王友琴说：““西纠”的袖章是编有号码的。他们为毛泽东制了“001号”袖章，为林彪制了“002号”袖章，为周恩来制了“003号”袖章”。“西纠” 红卫兵成立后， 从1966年8月底到9月20日，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可惜这样的罪恶史被洗白了，1984年居然得到档中央的平反。以下转载文革史研究员王友琴记录的“西纠”的罪恶史，以正视听。陈小鲁是“西纠”的三个创始人之一，也许他没有打人，甚至制止了别人打人，但他自己都不否认是“造反了”。所有红卫兵都是造反派，它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王友琴原文出处：
http://ywang.uchicago.edu/history/byLiXian.htm

房产之祸：黄瑞五一家五人之死

作者：王友琴

1966年8月末，一个恐怖的消息在北京东郊管庄的玻陶水泥设计院传开：技术员黄瑞五，8月28日在城内西城区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了；红卫兵三个小时打死了他家的五口人；只有黄瑞五一岁半的孩子由其保姆抱出得以活命；被打死的“原因”是因为红卫兵在黄家抄家时发现了黄在体育训练时留下的一个空子弹壳。

在当时，没有人敢站出来为黄瑞五一家的惨剧提出抗议，没有人敢批评红卫兵正在大规模进行的抄家打人活动。这个恐怖的消息所带来的信息是警告：人们不但必须注意家中是否还有红卫兵抄家索取之物，即武器，黄金，白银，外币，字画，旧书等等，还要注意一切可能引起联想之物，如空子弹壳。从市中心传来的消息迫使人们再次仔细检索，以免遭到黄瑞五那样恐怖和悲惨的杀身之祸。

黄瑞五家五口人被杀害之日，1966年8月28日，正是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走向最高潮的时候。破除“四旧”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的关于开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中就指明的。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两天以后，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关于“破四旧”一份倡议书。这封倡议书的发表，使“破四旧”成为一个内容非常具体的“运动”。在“破四旧”中红卫兵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改变街道和商店的名字，焚烧书籍，禁止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式样和头发式样，破坏寺庙和教堂，砸毁艺术雕塑和壁画等等。这些行动并且立即发展为大量侵入普通人家，除了搜查文化物品之外，还搜查私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他们在抄家过程中毒打甚至打死被抄家的人，或者，把人拘禁在他们设立的牢房虐待拷打甚至打死。暴力迫害从校园发展向整个社会。这场空前的红卫兵的集体暴力行动，导致北京有数千和平居民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遭受殴打、侮辱和折磨后自杀。

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北京城里有自己的房产的人们。实际上，在抄家行动一开始，在棍棒皮鞭的威胁和红卫兵的命令下，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们，到政府的房管部门，把房产证书上缴了，以致当时上缴房产证书的政府办公室需要排长队等候。由于物资匮乏，当时买食品和日常用品常常需要在商店排长队。排长队购物是匮乏经济的常见景观之一。文革开始后，排长队增加了新的恐怖内容：和排长队上缴房产证书同时发生的，是火葬场也发生了火葬场焚烧尸体要排长队的现象。因为1966年夏天大量居民被红卫兵打死，北京的焚尸炉也供不应求。但是，上缴房产证书，放弃对私有房产的所有权，不能使房产所有者免除被抄家、殴打甚至被打死的噩运。

黄瑞五家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附近的大红罗厂南巷20号。那座院子里有十多间房，是他家的私有房产。黄瑞五的父亲1949年以前当过教授和翻译，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经去世。住在20号院子里的有黄瑞五的外婆、母亲，一个单身老佣人，再加黄瑞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岁的孩子。外婆已经80多岁。黄瑞五的母亲陈玉润，曾经当过小学教员，当时已不在工作。黄瑞五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在东郊管庄建材部玻陶水泥设计院工作。这个单位现在的名称是“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

8月28日，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到大红罗厂南巷20号抄家。他们在黄瑞五的房间里搜出一个空子弹壳。黄瑞五解释说空子弹壳是体育训练中作射击练习时留下来的。但是红卫兵咬定他私藏有枪支。黄瑞五当然交不出枪来。红卫兵就把黄家的人捆绑起来，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开始用木棍和铜头皮带毒打他们。

黄瑞五的大姐黄炜班，是北京平安医院妇产科大夫，她结婚后另住在外，这一天也被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中。看到红卫兵毒打她的外婆、母亲和弟弟，以及家中的老佣人，她试图婉言劝阻，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被红卫兵一起毒打。

红卫兵三个小时的毒打，打死了黄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们是：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大姐黄炜班，家中的老佣人（姓名不详），以及黄瑞五。其中黄瑞五、黄瑞班、老佣人三人当场死亡，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并未当场断气，但是稍后很快身亡。

黄瑞五的妻子汪克宽，当时不在家中。她在工作单位，因而侥幸免难。他们的孩子还只有一岁半，由一个保姆带领。保姆机警，告诉红卫兵她不是黄家人后，立即抱着孩子离开了黄家，保全了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后，红卫兵从火葬场叫来车子拉走了尸体。尸体烧后，骨灰被丢弃。黄瑞五的妻子被命令迁出户口。黄家的院子被没收另用了。

黄家五口人在三小时内被打死，当然是极大的惨案。然而，更悲惨的是，在1966年8月的北京不是个别偶发案件，而是和一大批类似的故事同时发生的。

例如，在黄家人被杀害的同一天，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到北京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住宅抄家，并且殴打朱医生。朱医生曾经当过北京平安医院的院长，地安门东大街93号房子，是他的私产，住着他和妻子以及儿女和孙儿女。朱医生的邻居李丛贞，是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朱家的小孩子们都叫他“李大爷”。李丛贞老人见红卫兵毒打朱医生，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由于这一劝说，李丛贞被红卫兵一并绑在房前柱子上，用棍棒和军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毒打。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见李丛贞的头耷拉下来，也不再发出惨叫声，还说他“装死”。接着，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李丛贞是否真的死了，就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他们见李的身体对刀劈完全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松绑上卸了下来。李丛贞被打死后，朱医生一家被押往二附中关押了两个多月。他们被释放时，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占用了。

例如，在黄家人被杀害的前一天，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因为她丈夫所在的北京钢铁学院已经有一人被打死，他们离开家试图躲避灾祸。在途中她到城中弟弟家停留。她的弟弟孙菊生，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物理老师，住在西交民巷前细瓦厂2号。他有祖传的五间房子。孙启坤到达时，孙菊生一家已被北京第31中学和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抄家，并且被监禁在家中而且遭到多次拷打。孙启坤被扣住。她被打死在弟弟家中。

一位住在西城区西单附近灵境胡同的居民告诉笔者，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辆三轮平板三轮车从灵境胡同里拉出来十来具人的尸体，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的胡同里的居民。“那么多尸体在车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猪片摞在一起，。”这位被访者说。那时北京的商店常用平板三轮车运生猪片到各零售商店出售。8月正值高温季节，人们本来只穿单衣，被打死的过程中，衣服被打烂了，所以尸体几乎形如裸体。尽管已经经过了三十年，这位被访者仍然怀有极深的恐惧，为那一亲眼目睹的恐怖场景，也为不知道说出事实是否会带来麻烦的忧虑。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数千名居民，同时，把十万居民强行驱逐出北京。在北京市的各个区中，西城区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最多。西城区是北京的中心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物的住地中南海就位于这一区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也都在这一区里。西城区不但被打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死亡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区。西城区的被打死的人数，几乎相当于死亡数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另外三个区的总和。

黄瑞五家住在西城区。在黄瑞五家中五人被打死的四天之前，1966年8月24日，在西城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这是北京各区中最早建立的“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海淀区等区的“纠察队”都是在其后模仿成立的。他们声言“纠察队”的功能是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西城区纠察队”当时名震北京甚至全国，被简称为“西纠”。“西纠” 发出了十道“通令”。这些“通令”被印制成大张传单张贴并且被编印成书，指导当时的抄家以及驱逐居民的行动。这些“通令”也散发到全国各地。“西纠”实际上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红卫兵在那一时期的龙头领导力量。

1966年8月28日到黄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8月24日“西纠”成立时，第38中的红卫兵是发起单位之一。

上述打死李丛贞大爷的红卫兵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这个学校也是“西纠”的发起学校之一。他们在1966年8月25日，即西纠成立的第二天，在该校校园中打死了靳正宇和姜培良老师，以及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

“西纠”的其他发起学校中，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校长沙坪和一个校外司机的妻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和附近饭馆的一个18岁的女服务员，还在校外打死了七个居民。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三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打死了学校负责人华锦和8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在六中校内中设立监狱，在那里打死了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以及被抓来的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何汉成当时70岁左右，在西城区绒线胡同拥有房产。何家还有四人在被抄家时被打死。

西城区的高被害人数，无疑和黄瑞五家遭受的这种三小时内被打死五人的高强度杀戮，以及“西纠”各发起单位的高杀人率，有直接关系。

“西纠”得到文革最高领导人们的大力支持。“西纠”的袖章是编有号码的。他们为毛泽东制了“001号”袖章，为林彪制了“002号”袖章，为周恩来制了“003号”袖章。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林彪和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上，林彪和周恩来佩戴的红卫兵袖章上印的“纠察队”字样都清晰明显而突出。照片上的他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

在8月31日接见的第二天，即1966年9月1日，北京在一天内被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是在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四天之后。

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关于红卫兵“破四旧”的文件，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件中说，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8月底到9月20日，打死了1，772人，没收了50万间房屋，以及黄金白银等等。这些被当作红卫兵的“功绩”。文革领导者当然不屑于列出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因而无从知道黄瑞五家中五口人之死，是否被计算在此数字内。亲眼见到1966年夏天的杀戮的北京市民说，北京那一阶段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应该大于此数。然而，仅仅1，772也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

这一文件从未允许普通老百姓或者学者阅读。在文革后，中共中央发过一份1980年70号文件，在其“附件”中，有关于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戮的人数等内容。但是“附件”只被允许发到“省军级”，也就是说，依然不准老百姓和学者了解有关事实。文件说，附件只发到“省军级”，是因为“附件”的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

为什么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害的人数要被算成“机密”呢？

在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中，当局实行的搜查没收私人拥有的房产以及黄金白银和外币，可以看作是文革实行的一项新经济政策，也是文革的社会改造计划的一项内容。先不论这一社会改造计划的对错，需要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已经掌权17年，权力极大，这样的目标是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做到的。为什么要同时杀害如此巨大数字的和平居民呢？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发动组织红卫兵来殴打折磨甚至杀害大批普通人呢？社会改造计划的需要不足以说明1966年8月杀戮的成因。1966年夏天发生的事实，证明这场杀戮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文革领导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杀害黄瑞五及其家人，杀害李丛贞、孙启坤这样的人，不可能用为了没收私人房产来解释。这样的残酷的杀害只能说明文革的最高领导者们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人民生死的暴力迫害型社会。与民主社会由人民来投票决定谁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完全相反，在文革建立的新“革命秩序”中，领袖可以任意杀害黄瑞五那样的普通人民。

白熊的博客在回复“体育老师”评论“能正面评价上山下乡，少有”时，为他博文“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辩护说：

【其实我对上山下乡的评价不能说是正面评价，若是正面评价就有肯定的意味。而文革和上山下乡又是绑在了一起，密不可分的。既然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上山下乡接续着文革，我不得不把我们与文革，上山下乡分别对待。我认为这样才是客观的。】

你说“把我们（注：这里你能代表谁？）与文革，上山下乡分别对待”。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一部分，上山下乡与文革怎样分别对待？你又说“我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分别对待”就是说“上山下乡”不是“灾难”咯。你的博文“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就是为上山下乡作“正面评价”的，这是非常客观的评述。

白熊的博客还说：【在油管上只要打入很容易找到演出的视频。那么多人的激情演唱能不代表了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吗？】

首先在油管上看《岁月甘泉》的，最多一个视频观看人多于1万人。其次台上160多人的激情演唱岂能代表了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呢？ 这些少数人想代表“绝大多数”，也不是太好代表的。

在这里，不赞同“李新纪：人生的三次浪潮 （征文）”博文为上山下乡辩护，不是什么个人“历史积怨“，或者对那段历史“至今耿耿于怀”。《岁月甘泉》把文革和上山下乡的《悲惨世界》唱成了像“东方红”和“长征组歌”一样的歌功颂德，它能代表绝大多数知青的心吗？

唐燕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你的成功能够代替那些1979年无数的云南卧轨知青吗？

下面转发作者：唐燕在《共识网》上一篇评论。

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作者：唐燕

最近歌颂赞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展览、活动不少。

7月1日“由国家、省级层层审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亲自把关”的北京鸟巢“知青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所展示的有着“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贺卫方）。

7月11日《环球时报》上《知青一代的积极回忆值得尊重》一文承认该博物馆“对上山下乡的记述是经过了选择性的记忆”，直言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显然不能划等号”。

早在201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上山下乡不容否定，兼议腐败根源》一文，对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充分肯定。

自2008年以来，由耶鲁大学中文教授苏炜作词和杰出企业家霍东龄作曲的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广州、深圳、北京、香港上演之后，已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等世界多地巡演，就在9天前的7月11日又于德国法兰克福“隆重上演”。

《岁月甘泉》的演员多是目前在美国定居的当年知青，他们说那段人生很苦、很累、很穷，但很少有怨恨；演员中也有“对红卫兵和知青哥哥姐姐们景仰和崇拜”的后学们，他们觉得“那才是轰轰烈烈的人生，充满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岁月甘泉》的宣传材料说：“全曲以八段、九首曲目组成，演唱长度四十五分钟，是一个含独唱、重唱、领唱的大型叙事合唱套曲，重现了当年知识青年挥别亲人，在乡村垦荒、劳作、思亲、爱恋、迷茫、牺牲等等的历练和场景。”“自1968年以来，人数高达两千万的中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穷乡僻壤度过了自己青春宝贵的岁月，改变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岁月甘泉》反映的就是知青时代那一段充满浪漫、悲壮、迷茫和欢笑的特殊生命里程。”《岁月甘泉》引发了海内外知青的尖锐批判：

“这部从主题、基调到语言、形式都像极了文革时期《红卫兵组歌》的作品，把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比作‘甘泉’，高唱‘青春无悔’，讴歌知青时代的那场噩梦，是对绝大多数知青感情的粗暴践踏。”“作为广东知青，苏炜不会不知道当时规模浩大、情状惨烈、影响深远的知青逃港潮，《岁月甘泉》最对不起那些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生存，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反抗上山下乡运动的死难知青！”“到美国20多年，在这里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公正普世观的熏陶下，还没有学会说真话！还要粉饰文革，歌唱邪恶！我为他们羞愧！”苏炜却振振有词：

“这部作品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一代人对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经历难以忘怀，而寻求群体性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

“知青情结确实是一种怀旧的产物，但怀旧却是一种因岁月流逝而自然产生的‘人之常情’，它不能以政治正确的政治化理由，予以嘲笑和蔑视.。”“作为有血有肉的知青一代的青春，不仅值得缅怀，更值得投注情感，诉诸歌唱和咏叹。”“对待苦难有两种模式：一是祥林嫂模式，沈溺苦难、悲悲切切、唠唠叨叨、永难自拔；二是苏东坡模式，历经苦难、洒脱依然、大气磅礴、乐观向上。”“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思维，把一切话题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正是所谓‘文革遗毒’的最突出特征。当有人断言‘苦井里绝对只有苦水，绝对掘不出甘泉’之时，其实有意无意地把自己陷于文革思维之中。”苏炜这是在强词夺理，显然，他在“缅怀”、“歌唱和咏叹”“岁月甘泉”时，带着浓烈的文革文化印记，却把文革的罪恶和苦难全都删除了。

《岁月甘泉》不尊重正视历史，用怀旧的情感代替对历史真相的呈现和反思，把知青的苦难演绎成对国家的救赎，企图以一代人的牺牲为知青赚取光荣，并幻化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它极力讴歌以青春为代价的所谓“磅礴”，将上山下乡运动涂抹上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以“悲壮、崇高”叙事并定位，把幻灭的理想主义投射到失败的历史上，这是对当年众多非正常死亡知青的亵渎，是对那些先为毛革命又为邓改革付出双重代价的弱势知青的漠视，是对无数被强奸迫害的女知青的再一次情感践踏，是对李庆霖告“御状”后毛“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否定，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白。《岁月甘泉》掩盖了历史，对罪恶的历史表达了感激之情，它轻而易举地与历史和解了。

以上种种表明：在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近四十年的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国内还是国外，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仍存在着尖锐对立；一直执掌着话语权的歌德派们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年轻人因为不明真相，已经被成功地蛊惑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连不少深受其害的知青其视野和思维都仍被局限在当局的意志之下，对上山下乡运动缺乏独立、正确的判断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显然，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仍任重道远。

二当年知青们无论是单打独斗地用尽各种手段先后逃离农村，还是通过集体抗争从各自所在的农场“胜利大逃亡”，都无可争辩地表明：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是其本身。

早在197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就作出了这样的表述：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了文革，逻辑上即是对文革衍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和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发生实属顺理成章。

可是吊诡的是，很多知青对上山下乡早已用脚投了票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却在思想上、行动上、话语上不肯否定。

试问那些歌德者们：如果文革不曾结束或者像毛说的每七、八年就搞一次，如果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至今，年年届届千千万万的中学毕业生都不得不上山下乡，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会是什么情景？越来越多的新老知青及其子孙们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你们还有底气甚至有机会说“青春无悔”吗？

一直以来，由于“不争论”和“宜粗不宜细”，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从未得到彻底清算，知青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受到严格限制，有关纪念上山下乡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限定在“青春无悔”、“感谢苦难”、“劫后辉煌”和“牺牲精神”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真实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也一直被压制，我们可以看到被广大知青诟病的梁晓声的《知青》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播放，看到《岁月甘泉》不仅被允许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还被授予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却看不到被广泛赞誉的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样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顺利出版、被拍成影视作品。

结果，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反思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许多知青对卷入其中的这场运动并非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造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种种危害的上山下乡运动真相缺乏整体、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没有深刻的反思。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知青一代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上过山下过乡只表明我们粉墨登场过，洗尽铅华才称得上真正历练过，知青的价值不在于当时的经历，而在于其后的觉醒和现在的反思。

对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做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揭示和思考，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反动本质，才“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我们的反思必须突破我们自身命运的局限和官方的限制，否则，我们留下的就只能是对过去经历的迷茫、对蹉跎岁月被肯定的渴望和对有悔无悔的争执，最终以“罪恶成了伟业”作结。

三上山下乡不自文革始，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上世纪50年代就被倡导，60年代被广泛展开，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回乡知青和出身不好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毛“接受再教育”指示的发出并以运动的方式强制执行使上山下乡形成高潮且持续十年。事实上，即使没有文革，我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无法解决批判马寅初后人口膨胀所引发的青年人升学就业危机，如果不大力发展经济，不控制人口，上山下乡运动根本无法避免，若没有改革开放，知青下乡至今都不得不成为常态，其恶果实在无法想象。

上山下乡不独中国有，例如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曾一改过去用移民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两年中动员了27万城市知青下乡。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法国也曾有过上山下乡，一些城市青年不满于生活现状，去法国中央山地南部的拉尔扎克高原放羊，幻想过与农民相结合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正如法国知青研究学者潘鸣啸先生所说，当时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一直都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即使如此，过了几年后，他们大部分都放弃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没法实现原来的理想。”凡文明社会都应给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迁徙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首恶是剥夺了广大知青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还知青谋生、择业和迁徙的自由。

诚然，当年我们中有少数人是自愿下乡的，但绝大多数是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裹挟到那场运动中去的。虽然当时暂缓了城市就业的压力，还借此达到了结束红卫兵运动的目的，但毛为了实现乌托邦幻想，不依经济规律治国，知青上山下乡如同大办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那样大轰大嗡地被强制，而无视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不顾无数家庭被拆散，不惜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宁可牺牲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前途。

下乡后我们才认识到，知青并非是唯一被剥夺自由者，广大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终日拼命劳作却极度贫穷、不得温饱，不仅不能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连外出逃荒都属非法，都会以“逃窜犯”被抓。中国农民是早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贱民，难怪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查出的“坏分子”除了坐监就是被贬到农村当农民作为惩罚。

正如易中天先生说，“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文革加剧了“全民枷锁制”，有的知青却认识不到反人类、反文明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之恶；认识不到正是专制体制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失误”，这些“失误”又导致了牺牲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蔑视而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所谓崇高的名义把自己或他人当作“祭品”去“牺牲”。有知青至今错误地以为我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为国分忧，是为共和国作了无私奉献，是具有光荣的牺牲精神。

对知青的“牺牲”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诠释，在文革乃至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是被当局抛弃、被当作牺牲品的。这种为专制体制的牺牲是强加于我们的，不是以我们当时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认清和抵制的，是我们觉醒后通过拼死抗争才得以避免更大更多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