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ry Li

2018年10月3日中午，因为是星期三，我有临床样品要处理。我匆匆的吃完中饭，往儿童医院走去。在儿童医院走道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20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奖人名单，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下子进入我的耳朵, “George Smith”。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的老哥“George”？等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立马回我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证实是我的“老哥”获奖后，立即打电话给他，当他听到我的祝贺的声音，一个 “My Master”称道我时，立即让我回忆起二十几年前刚到美国时美好的记忆。  

我出国早期，师从Dr PREISLER （芝加哥RUSH 肿瘤中心主任）。我的美国老师像我的国内的余贺老师，沈鼎鸿教授一样，有相当的前瞻性思维。他根据自己的几十年临床研究经验，考虑肿瘤细胞在肿瘤细胞形成早期，先受细胞内外因素刺激，再造成这一早期细胞基因变化，最后形成肿瘤细胞。他们这一代人，看到当时很流行的“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抗体”理论有缺陷时，提出了应用人类基因组理论，利用肿瘤细胞表面可能有一些非蛋白质变化，比如在多肽，多糖水平，可能发现一些标记物家(不是在蛋白质水平)，从而打开肿瘤研究的新大门。这一思想，使我与George 积上缘。

Dr PREISLER 为了这一理念，带我去了密苏里一个农村小镇，见了George。他是PHAGE DISPLAY 系统的发明者。当时Dr PREISLER 这样介绍我给George：“Dr Li 是我实验室Supervisor，他是原代细胞培养专家”。因为我的名字有三元音，不好叫。我的实验室一半多是中国人，他们中国人叫他 “师父”，我们叫他 “Master”吧。

以后在密苏里与芝加哥二头工作的日子里，如果我人在密苏里George实验室工作，一般我工作到深夜。因为深夜从实验室回密苏里旅馆，不安全，George一直等我结束一天的工作，驾车送我回密苏里旅馆。这样，他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接送我。他的一个实验室主管老头，为了不浪费George晚上宝贵的时间，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因为他很喜欢中国太极，看我每天做早操，让我教他和George做早操 (因为我在中国时，二医大学生生涯五年和在新华医院当班主任二年，总共7-8年的早操，对此操很熟)。他们知道这早操从中国太极演化而来 (我给这操起名“现代版的中国太极”)， 他们很高兴学习了。从此，我人在密苏里的日子里， 每天当我做操时，他们跟我做，晚上，当George等我回密苏里旅馆时，他自己抓空闲时间练习，他俩从此也叫起我中国“MASTER”了。 

1999年的一个夏天，George最后一次又来芝加哥看 Dr PREISLER，他带了一个照相机，要我和他拍照留念 (这是我与George 最后的合影)，因为当时Dr PREISLER他的身体情况对我们保密的，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George要与我留念拍照。以后才知道原因。Dr PREISLER过世后，由于我在George实验室长期工作学习，所以George和我还保持圣诞节互相联系的关系，当然以后我们家搬到克里夫兰，联系就慢慢少了。

这次，George获诺奖，当我与他通完电话，真正体会到：人生师生遇见是一件最美好的事物。因为他们给予我们不全都是知识，而是指引我们不一样的思想。George获诺奖后，又使我感触很深：人生不能随波逐流、墨守成规；懂得去学习与探索造物主给我们创造的内在东西；George获诺奖后，使我深深领悟：人要低调，有了努力的方向，要不懈奋斗；总有阳光在等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