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前的那場轟轟烈烈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天安門廣場運動是從89年五月二十日那天開始逆轉的。

不誇張地說我自己當時是一個從始至終近距離觀察整個天安門廣場的人之一。

1986年我從北大研究生畢業後分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簡稱法工委）經濟法室一處工作，當時的處長是彭真的兒子傅洋（後來彭真從人大委員長位上退休由萬里當委員長， 傅洋則去了康華公司法律部）， 法工委的主任是王漢斌。我們處的辦公室在人民大會堂南樓三層，辦公室有四十平米左右， 全處9個人還加上經濟法室（局級）副主任也同我們一起辦公。

1989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 二十二日海淀區幾個大學發起遊行學運開始， 繼而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使學運驟然升級，由於趙紫陽不在國內， 而在中央上面在處理問題上的意見不一致，故而導致學運越演越烈。從學生的遊行開始到絕食占據廣場，繼而是李鵬與學生對話到最後還有曹思源徵集人大常委簽名罷免李鵬。學運此起彼伏至五月中旬戈爾巴喬夫來北京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越演越烈， 廣場上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 外地的學生搭起了帳蓬安營紮寨呆在那裡打上了持久戰。

當時我們機關處室里的都是年青人，除了副主任1949年前是一個窮孩子, 解放後翻身當的幹部故思想極左外， 我們所有人都是觀點一致支持學生訴求。我們天天在辦公室里議論朝政， 常常是變成九對一， 只有那個付主任觀點極左很是孤立。我清楚記得當曹思源拿着那張徵求籤名信的初稿尋求我們人大機關幹部給予支持時， 我們那個付主任為了表示自己也並不僵化頑固突然一反常態， 第一個表示支持並主動代頭簽下他的大名（六四過後他為此沒少寫檢查）。  那段時間我們每天中午午休時間再不打撲克玩拱豬了， 而是天天走到廣場裡去看大字報去感受那裡的氛圍。任何人當你進入那個環境都不由自主地會融入那裡， 你的心靈也會淨化。 這就是為甚麼那時北京市治安出奇的好，連平時的小偷小摸打架鬥毆的也絕跡了的原因。

當時中央機關都有值班制度，我們法工委辦公室的幹部晚上都要輪流值夜班，通常也就是在辦公室里守着電話機看一晚上書。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五月十九日晚上是我值夜班（我事後知道決定戒嚴的會是十九日開的）， 那一晚上我幾次走上大會堂南樓的樓上平台， 從平台上觀察廣場情況。零點過後感到廣場的氣氛緊張起來，廣場的喇叭先是告訴所有廣場的人，今夜上面要動武請大家準備好保衛廣場， 廣播裡告訴大家準備口罩毛巾預防瓦斯毒氣，同時要求各個廣場糾察隊各自如何如何應對， 廣場的幾個區域如何如何等等。 然後廣場開始廣播了幾個老將軍不支持北京地區執行戒嚴的聲明。整個廣場氣氛凝重，不時從大喇叭發出這樣那樣新的消息，我的心也時刻緊糾着。廣場上很是滲人儘管我人不在廣場內但我的心也是與廣場裡的人一樣感同身受。 那一夜我也同樣就在這樣緊張的氣氛里度過了那不同尋常的一夜。

一直到二十日早上， 卻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早上九點多， 當我再次從辦公室走出來來到平台上看着那折騰了一夜的廣場上疲憊的人們，似乎昨晚廣場上剛經歷了一場緊張的戰鬥，就在人們心中糾着的心都有些放鬆的時候， 突然， 刺耳的轟鳴聲由遠及近， 僅僅不到幾秒的時間， 正在我驚詫聲音從那發出的時候，只見五架直升機低空掠過我的頭頂。飛機近到我可以清析地看到那駕駛員的面部表情。 如此近距離十分瘮人令人毛骨悚然。那幾架飛機是從哪裡來的？怎麼毫無徵兆從天而降？ 事情過去多少年了，那個情景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