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淵評：讀我的歷史語言文章的朋友最近愈來愈多，今後必然還有更 多的人會認同我的見解。民族是人類學的群體分類，而民族本身則又 有“血族”和“語族”兩個層面，不過血緣上純之又純的人類群體已 經很少了，大的民族如漢族、藏族、蒙族大都表現為語族的形態。下 文我以“檮杌”一字來求證上古黃河流域流行的語言是今日之蒙古 語、突厥語和通古斯語，我以為北方漢語是在這些底蘊語言上融合而 成的一種相對年輕的語言，而鮮卑、蒙古、回紇、突厥、女真等“夷 狄”則是從中原出走的。蒙古人種有共同的“血根”和“語根”未必完全沒有科學的意義。
朱學淵舊文：以“檮杌”一字，為中華民族尋根 上古時代，人類部落里就有專人背誦祖宗的譜系，這就是人類之初的 口傳歷史。當然，後人不免會在其中添油加醋，但更多的則是遺忘疏 漏，因此在這些傳說中還是有許多真人真事。而等到有了文字後，人 們把史事刻在龜甲、竹簡上，鑄在青銅器上，這就是所謂“甲骨”、 “竹書”、“金文”，書面歷史也就開始形成了。 ·檮杌是歷史 中國最早把史書叫“春秋”，得以傳世的是《魯國春秋》。但《墨子》 說東周王朝和燕、宋、齊各國也都有自己的《春秋》，因此東周一代就 被稱為“春秋”了。然而，“歷史”還有其它的名字，《孟子》曰：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即是說《乘》、《檮杌》、《春秋》都是歷史。古今以書證書的學者們， 都認了春秋是“春去秋來”如流逝歲月的理，卻沒有人說得清：為何 “乘”（chin）和“檮杌”（tao-wu）也是“歷史”？ 司馬遷的見識很廣，他在《史記·陳杞世家》中說： 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 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本紀言。殷破， 周封其後於宋，齊愍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 之，有本紀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 紀言。 原來，成大業的殷、周、秦三代有“本紀言”，沒有氣候的陳、杞、宋 等國也有“世家言”；“本紀”和“世家”都是一回事，不過是以成敗 論英雄。 《史記》中的《本紀》和《世家》，大都是從各代各國的《乘》、《檮 杌》、《春秋》中取材集成的，因此內容相當準確。然而，司馬遷獨獨 不提夏代有“本紀言”，那是因為夏代沒有文字，當然就不會有書面的 歷史，這也難怪〈五帝本紀〉和〈夏本紀〉有強烈的傳說色彩了。 ·檮杌是弱智兒嗎？ 檮杌也是古代的人名。〈五帝本紀〉說： 昔帝鴻氏（即黃帝）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慝，天下謂之渾 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 這是說偉人也有不肖的兒子，民間把兇惡的叫“渾沌”，無信的叫“窮 奇”，不會說話的叫做“檮杌”。換言之，“檮杌”是不會說話的弱智 兒。其實，司馬遷也沒有搞清楚這些人名的由來，“渾沌”、“窮奇”、 “檮杌”未必有兇惡或殘疾的意思，譬如《國語·周語》說“商之興 也，檮杌次於丕山”，這個“檮杌”也只是一般的人名而已。 然而，宋代大文士蘇洵又為“弱智兒”之為“歷史”做了一個發展性 的圓通，他在《嘉佑集·史論》中說：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 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 他認為歷史是為憂世而作，以“檮杌”命名歷史，是以惡人的名字來 懲誡後人。這種將弱智兒說成惡人，並用來懲戒後人的說法，是荒誕 而且不近情理的。 ·檮杌是蒙古語的“歷史” 為什麼“檮杌”是歷史？翻閱一本《英蒙詞典》，卻不經意地解決了這 個疑惑。原來，蒙古語的“歷史”是“屠兀何”（tuuh），楚國歷史 “檮杌”顯然是用蒙古語的這個字來命名的。楚國語言有蒙古語成分 還不止一例，《漢書》作者班固在說到自己的姓氏時，說：“楚人謂虎 ‘班’。”而現代蒙古語的“老虎”恰恰是 bar。 史學家岑仲勉也曾經注意到《離騷〉中的突厥語成分，楚國語言的戎 狄語言特徵，可能有兩種形成的原因。其一，楚國中心所在的地方 （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的遠古居民是使用北方民族語言的；其二， 楚國統治部落是使用北方民族語言的。前一原因無法排除，後一原因 卻有顯然的依據，〈楚世家》說： 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 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這是說楚王室的先人是周文王的部下，因為他早死，後人就被周成王 打發到偏僻的蠻夷之地去了，而且還不予封位，楚國的王位是他們自 封的。 楚部落的先祖曾經追隨文武，而〈周本紀〉記有伐紂大軍“荷罕旗”、 “虎賁三千”的雄姿，前面說過“罕”是“可汗”，“虎”是蒙古語 “強壯”一字“虎思”（hus），“賁”是蒙古語的“人”字“渾” （hun）,“虎賁三千”即是“壯士三千”。武王麾下像是一枝說蒙古話 的游牧民，他們的後裔將“歷史”稱“檮杌”，將“老虎”稱“班”， 也就不奇怪了。 其實，中原漢語有蒙古語源並不是希罕的事情。如“新”、“舊”二 字，蒙古語裡分別是“新呢”（shine）和“忽陳”（huuchin），而“忽 陳”又可略做“陳”，內蒙“陳巴爾虎旗”就是“老巴爾虎旗”。漢語 里“新生事物”的“新”和“陳年的酒”的“陳”，都與蒙古語有關。 可是一說到蒙古的事情，有人就會說“那是成吉思汗帶進中國來的”。 其實夏曆中的“申”、“亥”兩字的“猴”、“豬”之意，在蒙古語裡恰 為 sam 和 hai，因此四千年前的“夏部落”，可能就是說蒙古話的。 司馬遷的〈楚世家〉，無疑就是重撰了的《楚檮杌》，它開卷就背誦歷 代祖宗的名字：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 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 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夏之時……殷之時……季連生附 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 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 嗣，而封熊繹於楚蠻。 而《蒙古秘史》和〈楚史家〉讀上去的味道差不多，也是背誦家譜起 頭： 成吉思合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兒帖赤那，他和他的妻子豁埃 馬闌勒一同渡過了騰汲思海子，來到斡難河源頭的不兒罕山前住下， 生子名巴塔赤罕。巴塔赤罕子塔馬察，塔馬察子豁里察兒篾兒干，豁 里察兒篾兒乾子阿兀站孛羅溫勒，阿兀站孛羅溫勒子撒里合察兀，撒 里合察兀子也客你敦，也客你敦子撏鎖赤，撏鎖赤子合出兒。 說來《楚檮杌》和《蒙古秘史》都是循了一種中原古族的歷史體例。 ·人名“檮杌”出自族名“屠何” 要體認“檮杌”作人名的一面，須先了解古代中原人名特徵，現在看 來它們很多是北方民族的族名或部落名。如“虞舜”是“烏孫”，“句 踐”是“女真”，“墨翟”是“勿吉”等等。楚人亦循此矩，如〈楚世 家〉人名“卷章”和“吳回”，當是“女真”和“回紇”。這種現象說 明，中原古族與北方民族是同源的。 人名“檮杌”可能是古代族名“屠何”或現代族名“達斡爾”。把它記 為“檮杌”，只是巧合，“達斡爾”與“歷史”可能沒有關係；“檮杌” 是“弱智人”是沒有根據的說法；而“檮杌”之為歷史，是以惡人之 名警世的說法，就更荒謬了。 事實上，“渾沌”、“窮奇”也是族名演變成的正常姓氏或人名。“渾 沌”就是戎狄族名“烏潭”（或成地名于闐、和田、Khotan）；“窮奇” 則與匈牙利姓氏Gyöngyösi（讀如“窮覺希”）一致，大家都知道匈牙 利人是從東方遷徙到歐洲去的。而常和“渾沌”糾纏在一起的“盤古 開天地”的“盤古”，就是族名“仆骨”。 ·“賢為屠耆”的解釋 關於匈奴語言，中國歷史只有若干詞彙的紀錄，其中 一 個很令人費解 的是“屠耆”。《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謂‘賢’為‘屠耆’，故 以太子為左屠耆王。”從字面上看“賢”有聰明能幹或樂於助人的意 思，但我以為“屠耆”是蒙古語“歷史學家”tuuch，，“左賢王”、“右 賢王”則與中原“左史”、“右史”相當，即單于隨時諮詢的“賢人”、 “史官”，匈奴民族進入權力社會，就任人唯親，單于兩側都換上了親 生兒子。 ·結束語 三、四千年前，黃河流域的人文、語言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在“南蠻”語言的影響下，具有漢藏語言特徵的“雅言”開始形 成，這就是“漢語”的前身；而原本中原古族使用的土著語言，則被 出走北方的部落保留了下來，而成為了“戎狄”的語言。 至於，為什麼象司馬遷這樣的偉人也會出錯呢？那是因為在他的時 代，雅言形成已久，司馬遷對這些上古人名的由來，已無語言線索。 然而，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已經在偉人的延長線上，又走過了兩千多 個年頭，我們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去重新檢視人類的既往，自然應 該有高於古人的見解。而僅以“檮杌”一字，也可以為中華民族尋 根。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稿 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修改 原載《文史知識》二○○五年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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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選駿：“《尚書》中的蒙古語成 分”一說，違背歷史
朱學淵先生擅長民族語言考古，但其“《尚書》中的蒙古語成分”一
文，卻有越界之嫌，顯得失了方寸。其荒謬程度就像是說：“希臘羅 馬古籍中有英語成分、法語成分、德語成分、西班牙語成分、意大利 語成分”一樣。
上述“《尚書》中的蒙古語成分”說，完全沒有顧及民族及其語言生 成的先後順序，沒有顧及文獻記載的事實依據。相反，作者只是憑藉 自己的語言知識和聯想能力，搜集一些現有的民族語言，去印證中國 古籍（如《尚書》）中的詞句。殊不知，這種方法頗有些“刻舟求 劍”的味道。他忘記了，民族語言本身是變異的“河流”，它本身就 處於川流不息的演變之中，不可能像古代典籍那樣固定下來。用後出 的民族語言，去論證先前的古代典籍，怎能不落入“刻舟求劍”的誤 區呢？
如果說，在古代典籍和民族語言之間真的出現了某些相似之處，如果 排除了偶然巧合、望文生義的誤解之外，應該說，更大的可能是先前 的古代典籍影響了後出的民族語言，至少這種可能性會大一點，而不 是相反，不是現在的或晚出的民族語言“先驗地”影響了古代典籍。 如果有人說，荷馬史詩和西塞羅的演講中有許多詞彙可以和現代歐洲 語言拿出來比較，人們要麼說它們同屬於一個更古的共同語之分叉， 要麼說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影響了後來的歐洲民族語言，但絕不能說： “希臘羅馬古籍中有英語成分、法語成分、德語成分、西班牙語成 分、意大利語成分”。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了。
但是，作者卻按照“希臘羅馬古籍中有英語成分、法語成分、德語成 分、西班牙語成分、意大利語成分”的思路，得出了“《尚書》中的 蒙古語成分”這一先後顛倒、順序不分的荒謬想法。其實照這樣推 演，《尚書》將不僅出現“蒙古語成分”，還將出現更多的日本語成 分、朝鮮語成分、越南語成分。按照“《尚書》中的蒙古語成分”一 文的邏輯推演下去，竟然得到了如此離奇的結論：
“據說春秋時代流傳着三、四千篇上古文章，它們應該都是譯文，孔 子從中輯出幾十篇編成《尚書》。司馬遷比定了大量的文獻，才寫成 先秦四大本紀。《尚書》為它們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同時也轉嫁了它 的戎狄語言成分。譬如；《周本紀》裡的‘虎賁’就是有據可查的蒙 古字。”
人們不禁要問問朱學淵先生：這個“有據可查的蒙古字”（‘虎 賁’），是什麼時候記錄下來的？是在司馬遷的《史記周本紀》之前 呢？還是之後呢？顯然，只能是之後，因為在司馬遷的時代，蒙古人 還沒有出現呢。但是如果蒙古人晚於“虎賁”一詞的出現，又怎麼能 說“虎賁”是一個蒙古詞語呢？
說“虎賁”是一個蒙古詞語或諸如此類的其他說法，不僅對於熱愛中 華文化的人們會是一個極大的感情傷害，而且也不合事實。照理說， “譯文”是相對於“原文”而言的，如果按照朱學淵的說法追尋下 去，《尚書》如果真是孔子從三四千篇並非華夏語言的“原文”中輯 出的幾十篇，那麼，這些並非華夏原文在哪裡呢？莫非像是摩門教的 經書一樣，僅僅“存在”於想象和神話中？
現在，沒有這個虛無的“原文”作為證據，那麼“譯文”一語又從何 而來呢？
朱學淵的“《尚書》中的蒙古語成分”一文，不僅缺乏歷史常識，而 且缺乏思考邏輯，以至於放言“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因為 “上古中原的語言不是漢語，晚期蒙古語呈現優勢”。
我們知道，秦始皇家族可能並非出身中原，但這並不等於他就可以被 隨意戴上“蒙古”、“女真”等帽子。就像我們不能因為毛澤東出身 湖南鄉下，而湖南在古代是苗族的大本營，就直接斷言毛澤東具有苗 族血統，並舉證說“‘毛’就是‘苗’的諧音”，並據此得出結論 說：“毛澤東鼓吹階級鬥爭、殺人如麻，是因為他出身苗蠻，對中原 人民懷有刻骨的民族仇恨。所以他在民族政策上也偏袒少數民族，極 力摧殘漢人的脊梁。”
按照一般的思考邏輯，說“古代人是後代人的祖先”是可行的，但不 能說“古代人（秦始皇）就是後代人（女真人）”，更不能說“這個 古代人（秦始皇）屬於那批後代人（女真人）”。但是“《尚書》中 的蒙古語成分”一文，卻打破了思考的邏輯、表達的體統，硬說秦始 皇就是兩千兩百年前的當時還不存在的“女真人”，這個秦始皇甚至 口操兩千兩百年前的當時還不存在的“蒙古話”。
至於說到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贊語，朱學淵的解釋也是 不對的。
原文如下：“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 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 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 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 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 《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 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 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譯文大意為——
太史公司馬遷說：學者多稱讚五帝，久遠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 書》，記載的獨有堯以來，而不記載皇帝、顓頊、帝嚳。諸子百家雖 言黃帝，又涉於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訓，所以當世縉紳們都不敢說， 不可以取以為證啊。孔子所傳的《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雖 稱孔子所傳，但儒者懷疑不是聖人之言，所以不傳以為實。我曾經西 至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北到黃帝堯舜之都涿鹿，東到海，南 到江淮，我所經歷的地方，所見過的長老，往往稱頌黃帝堯舜的舊績 與其風俗教化，固來與別處有所不同。那麼別的書說到黃帝的，也或 者可以為證。總之，大要不背離《尚書》所記載的接近這些。我看 《春秋》《國語》，這兩篇發揮闡釋《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 顧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傳講。這兩篇所發揮闡述得很顯著，驗之 風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實，一點也不虛。況《尚書》缺亡的 內容多了，豈能因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遺失的，像黃帝以下的事 情，就時時見於其他的傳說中，如百家《五帝德》之類，都是其他學 說。有怎麼可以因為縉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選取了呢？非好學深 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者本來就難為它講說。我 按照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次序，選擇其中語言比較典雅的。 所以寫成本紀的開頭。）
這裡根本沒有朱學淵所說的“也暗示上古的語言不是漢語”，更不存 在朱學淵所說的“說到過一部很難懂的古書”。司馬遷所謂的“百家 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意思並不是說薦紳先 生看不懂這些文字，而是說看懂了，但因為其內容不規矩、不雅馴， 而覺得難以啟口。中國先秦史上失傳的著作很多，但至今還沒有聽說 有哪一部失傳的著作是用少數民族語言寫的。當然更不可能是用當時 還沒有出現的蒙古語文或是女真語文寫的。
由此可見，朱學淵所進行的以下“判定”是毫無依據的：“我們還是 可以判定，它（古代典籍）不會是用漢語的文言，更不會是用漢語的 口語，而只能是用非漢語寫成的”。
有人可能會說，“朱學淵先生學富五車，為了研究民族語言，他可是 不辭辛苦，作了大量的研究，總不能全盤否定吧？”
我想指出，正是為了挽救朱學淵先生的學術研究，我才寫作此文，意 圖在合理的推測與明顯不合理的“判定”之間，畫出一道界限。望學 淵先生把握之。
2010年6月11日 回訪另一個主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