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渊评:读我的历史语言文章的朋友最近愈来愈多,今后必然还有更 多的人会认同我的见解。民族是人类学的群体分类,而民族本身则又 有“血族”和“语族”两个层面,不过血缘上纯之又纯的人类群体已 经很少了,大的民族如汉族、藏族、蒙族大都表现为语族的形态。下 文我以“梼杌”一字来求证上古黄河流域流行的语言是今日之蒙古 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我以为北方汉语是在这些底蕴语言上融合而 成的一种相对年轻的语言,而鲜卑、蒙古、回纥、突厥、女真等“夷 狄”则是从中原出走的。蒙古人种有共同的“血根”和“语根”未必完全没有科学的意义。 朱学渊旧文:以“梼杌”一字,为中华民族寻根 上古时代,人类部落里就有专人背诵祖宗的谱系,这就是人类之初的 口传历史。当然,后人不免会在其中添油加醋,但更多的则是遗忘疏 漏,因此在这些传说中还是有许多真人真事。而等到有了文字后,人 们把史事刻在龟甲、竹简上,铸在青铜器上,这就是所谓“甲骨”、 “竹书”、“金文”,书面历史也就开始形成了。 ·梼杌是历史 中国最早把史书叫“春秋”,得以传世的是《鲁国春秋》。但《墨子》 说东周王朝和燕、宋、齐各国也都有自己的《春秋》,因此东周一代就 被称为“春秋”了。然而,“历史”还有其它的名字,《孟子》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即是说《乘》、《梼杌》、《春秋》都是历史。古今以书证书的学者们, 都认了春秋是“春去秋来”如流逝岁月的理,却没有人说得清:为何 “乘”(chin)和“梼杌”(tao-wu)也是“历史”? 司马迁的见识很广,他在《史记·陈杞世家》中说: 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 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 周封其后于宋,齐愍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 之,有本纪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 纪言。 原来,成大业的殷、周、秦三代有“本纪言”,没有气候的陈、杞、宋 等国也有“世家言”;“本纪”和“世家”都是一回事,不过是以成败 论英雄。 《史记》中的《本纪》和《世家》,大都是从各代各国的《乘》、《梼 杌》、《春秋》中取材集成的,因此内容相当准确。然而,司马迁独独 不提夏代有“本纪言”,那是因为夏代没有文字,当然就不会有书面的 历史,这也难怪〈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有强烈的传说色彩了。 ·梼杌是弱智儿吗? 梼杌也是古代的人名。〈五帝本纪〉说: 昔帝鸿氏(即黄帝)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 沌。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 这是说伟人也有不肖的儿子,民间把凶恶的叫“浑沌”,无信的叫“穷 奇”,不会说话的叫做“梼杌”。换言之,“梼杌”是不会说话的弱智 儿。其实,司马迁也没有搞清楚这些人名的由来,“浑沌”、“穷奇”、 “梼杌”未必有凶恶或残疾的意思,譬如《国语·周语》说“商之兴 也,梼杌次于丕山”,这个“梼杌”也只是一般的人名而已。 然而,宋代大文士苏洵又为“弱智儿”之为“历史”做了一个发展性 的圆通,他在《嘉佑集·史论》中说: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 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 他认为历史是为忧世而作,以“梼杌”命名历史,是以恶人的名字来 惩诫后人。这种将弱智儿说成恶人,并用来惩戒后人的说法,是荒诞 而且不近情理的。 ·梼杌是蒙古语的“历史” 为什么“梼杌”是历史?翻阅一本《英蒙词典》,却不经意地解决了这 个疑惑。原来,蒙古语的“历史”是“屠兀何”(tuuh),楚国历史 “梼杌”显然是用蒙古语的这个字来命名的。楚国语言有蒙古语成分 还不止一例,《汉书》作者班固在说到自己的姓氏时,说:“楚人谓虎 ‘班’。”而现代蒙古语的“老虎”恰恰是 bar。 史学家岑仲勉也曾经注意到《离骚〉中的突厥语成分,楚国语言的戎 狄语言特征,可能有两种形成的原因。其一,楚国中心所在的地方 (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的远古居民是使用北方民族语言的;其二, 楚国统治部落是使用北方民族语言的。前一原因无法排除,后一原因 却有显然的依据,〈楚世家》说: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 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这是说楚王室的先人是周文王的部下,因为他早死,后人就被周成王 打发到偏僻的蛮夷之地去了,而且还不予封位,楚国的王位是他们自 封的。 楚部落的先祖曾经追随文武,而〈周本纪〉记有伐纣大军“荷罕旗”、 “虎贲三千”的雄姿,前面说过“罕”是“可汗”,“虎”是蒙古语 “强壮”一字“虎思”(hus),“贲”是蒙古语的“人”字“浑” (hun),“虎贲三千”即是“壮士三千”。武王麾下像是一枝说蒙古话 的游牧民,他们的后裔将“历史”称“梼杌”,将“老虎”称“班”, 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中原汉语有蒙古语源并不是希罕的事情。如“新”、“旧”二 字,蒙古语里分别是“新呢”(shine)和“忽陈”(huuchin),而“忽 陈”又可略做“陈”,内蒙“陈巴尔虎旗”就是“老巴尔虎旗”。汉语 里“新生事物”的“新”和“陈年的酒”的“陈”,都与蒙古语有关。 可是一说到蒙古的事情,有人就会说“那是成吉思汗带进中国来的”。 其实夏历中的“申”、“亥”两字的“猴”、“猪”之意,在蒙古语里恰 为 sam 和 hai,因此四千年前的“夏部落”,可能就是说蒙古话的。 司马迁的〈楚世家〉,无疑就是重撰了的《楚梼杌》,它开卷就背诵历 代祖宗的名字: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 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 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夏之时……殷之时……季连生附 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 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 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 嗣,而封熊绎于楚蛮。 而《蒙古秘史》和〈楚史家〉读上去的味道差不多,也是背诵家谱起 头: 成吉思合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和他的妻子豁埃 马阑勒一同渡过了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 生子名巴塔赤罕。巴塔赤罕子塔马察,塔马察子豁里察儿篾儿干,豁 里察儿篾儿干子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子撒里合察兀,撒 里合察兀子也客你敦,也客你敦子挦锁赤,挦锁赤子合出儿。 说来《楚梼杌》和《蒙古秘史》都是循了一种中原古族的历史体例。 ·人名“梼杌”出自族名“屠何” 要体认“梼杌”作人名的一面,须先了解古代中原人名特征,现在看 来它们很多是北方民族的族名或部落名。如“虞舜”是“乌孙”,“句 践”是“女真”,“墨翟”是“勿吉”等等。楚人亦循此矩,如〈楚世 家〉人名“卷章”和“吴回”,当是“女真”和“回纥”。这种现象说 明,中原古族与北方民族是同源的。 人名“梼杌”可能是古代族名“屠何”或现代族名“达斡尔”。把它记 为“梼杌”,只是巧合,“达斡尔”与“历史”可能没有关系;“梼杌” 是“弱智人”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而“梼杌”之为历史,是以恶人之 名警世的说法,就更荒谬了。 事实上,“浑沌”、“穷奇”也是族名演变成的正常姓氏或人名。“浑 沌”就是戎狄族名“乌潭”(或成地名于阗、和田、Khotan);“穷奇” 则与匈牙利姓氏Gyöngyösi(读如“穷觉希”)一致,大家都知道匈牙 利人是从东方迁徙到欧洲去的。而常和“浑沌”纠缠在一起的“盘古 开天地”的“盘古”,就是族名“仆骨”。 ·“贤为屠耆”的解释 关于匈奴语言,中国历史只有若干词汇的纪录,其中 一 个很令人费解 的是“屠耆”。《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贤’为‘屠耆’,故 以太子为左屠耆王。”从字面上看“贤”有聪明能干或乐于助人的意 思,但我以为“屠耆”是蒙古语“历史学家”tuuch,,“左贤王”、“右 贤王”则与中原“左史”、“右史”相当,即单于随时咨询的“贤人”、 “史官”,匈奴民族进入权力社会,就任人唯亲,单于两侧都换上了亲 生儿子。 ·结束语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人文、语言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南蛮”语言的影响下,具有汉藏语言特征的“雅言”开始形 成,这就是“汉语”的前身;而原本中原古族使用的土著语言,则被 出走北方的部落保留了下来,而成为了“戎狄”的语言。 至于,为什么象司马迁这样的伟人也会出错呢?那是因为在他的时 代,雅言形成已久,司马迁对这些上古人名的由来,已无语言线索。 然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已经在伟人的延长线上,又走过了两千多 个年头,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去重新检视人类的既往,自然应 该有高于古人的见解。而仅以“梼杌”一字,也可以为中华民族寻 根。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稿 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修改 原载《文史知识》二○○五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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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尚书》中的蒙古语成 分”一说,违背历史 朱学渊先生擅长民族语言考古,但其“《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 文,却有越界之嫌,显得失了方寸。其荒谬程度就像是说:“希腊罗 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 语成分”一样。 上述“《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说,完全没有顾及民族及其语言生 成的先后顺序,没有顾及文献记载的事实依据。相反,作者只是凭借 自己的语言知识和联想能力,搜集一些现有的民族语言,去印证中国 古籍(如《尚书》)中的词句。殊不知,这种方法颇有些“刻舟求 剑”的味道。他忘记了,民族语言本身是变异的“河流”,它本身就 处于川流不息的演变之中,不可能像古代典籍那样固定下来。用后出 的民族语言,去论证先前的古代典籍,怎能不落入“刻舟求剑”的误 区呢? 如果说,在古代典籍和民族语言之间真的出现了某些相似之处,如果 排除了偶然巧合、望文生义的误解之外,应该说,更大的可能是先前 的古代典籍影响了后出的民族语言,至少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而不 是相反,不是现在的或晚出的民族语言“先验地”影响了古代典籍。 如果有人说,荷马史诗和西塞罗的演讲中有许多词汇可以和现代欧洲 语言拿出来比较,人们要么说它们同属于一个更古的共同语之分叉, 要么说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影响了后来的欧洲民族语言,但绝不能说: “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分、西班牙语成 分、意大利语成分”。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但是,作者却按照“希腊罗马古籍中有英语成分、法语成分、德语成 分、西班牙语成分、意大利语成分”的思路,得出了“《尚书》中的 蒙古语成分”这一先后颠倒、顺序不分的荒谬想法。其实照这样推 演,《尚书》将不仅出现“蒙古语成分”,还将出现更多的日本语成 分、朝鲜语成分、越南语成分。按照“《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 文的逻辑推演下去,竟然得到了如此离奇的结论: “据说春秋时代流传着三、四千篇上古文章,它们应该都是译文,孔 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尚书》。司马迁比定了大量的文献,才写成 先秦四大本纪。《尚书》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转嫁了它 的戎狄语言成分。譬如;《周本纪》里的‘虎贲’就是有据可查的蒙 古字。” 人们不禁要问问朱学渊先生:这个“有据可查的蒙古字”(‘虎 贲’),是什么时候记录下来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之前 呢?还是之后呢?显然,只能是之后,因为在司马迁的时代,蒙古人 还没有出现呢。但是如果蒙古人晚于“虎贲”一词的出现,又怎么能 说“虎贲”是一个蒙古词语呢? 说“虎贲”是一个蒙古词语或诸如此类的其他说法,不仅对于热爱中 华文化的人们会是一个极大的感情伤害,而且也不合事实。照理说, “译文”是相对于“原文”而言的,如果按照朱学渊的说法追寻下 去,《尚书》如果真是孔子从三四千篇并非华夏语言的“原文”中辑 出的几十篇,那么,这些并非华夏原文在哪里呢?莫非像是摩门教的 经书一样,仅仅“存在”于想象和神话中? 现在,没有这个虚无的“原文”作为证据,那么“译文”一语又从何 而来呢? 朱学渊的“《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一文,不仅缺乏历史常识,而 且缺乏思考逻辑,以至于放言“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因为 “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晚期蒙古语呈现优势”。 我们知道,秦始皇家族可能并非出身中原,但这并不等于他就可以被 随意戴上“蒙古”、“女真”等帽子。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出身 湖南乡下,而湖南在古代是苗族的大本营,就直接断言毛泽东具有苗 族血统,并举证说“‘毛’就是‘苗’的谐音”,并据此得出结论 说:“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杀人如麻,是因为他出身苗蛮,对中原 人民怀有刻骨的民族仇恨。所以他在民族政策上也偏袒少数民族,极 力摧残汉人的脊梁。” 按照一般的思考逻辑,说“古代人是后代人的祖先”是可行的,但不 能说“古代人(秦始皇)就是后代人(女真人)”,更不能说“这个 古代人(秦始皇)属于那批后代人(女真人)”。但是“《尚书》中 的蒙古语成分”一文,却打破了思考的逻辑、表达的体统,硬说秦始 皇就是两千两百年前的当时还不存在的“女真人”,这个秦始皇甚至 口操两千两百年前的当时还不存在的“蒙古话”。 至于说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赞语,朱学渊的解释也是 不对的。 原文如下:“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 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 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 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 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 《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 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 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译文大意为—— 太史公司马迁说: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 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皇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 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 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 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 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 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 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 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 《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 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 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 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 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 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 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 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 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这里根本没有朱学渊所说的“也暗示上古的语言不是汉语”,更不存 在朱学渊所说的“说到过一部很难懂的古书”。司马迁所谓的“百家 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意思并不是说荐绅先 生看不懂这些文字,而是说看懂了,但因为其内容不规矩、不雅驯, 而觉得难以启口。中国先秦史上失传的著作很多,但至今还没有听说 有哪一部失传的著作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当然更不可能是用当时 还没有出现的蒙古语文或是女真语文写的。 由此可见,朱学渊所进行的以下“判定”是毫无依据的:“我们还是 可以判定,它(古代典籍)不会是用汉语的文言,更不会是用汉语的 口语,而只能是用非汉语写成的”。 有人可能会说,“朱学渊先生学富五车,为了研究民族语言,他可是 不辞辛苦,作了大量的研究,总不能全盘否定吧?” 我想指出,正是为了挽救朱学渊先生的学术研究,我才写作此文,意 图在合理的推测与明显不合理的“判定”之间,画出一道界限。望学 渊先生把握之。 2010年6月11日 回访另一个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