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敖的评价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有很大分歧。只是一个人死了,还被人以不同政治立场来打倒,甚至全盘否定,在我看来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更像是一个悲剧。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是非与爱憎里,无论李敖还是评价李敖者,概莫能外。 年轻时读过李敖的一些作品,因为读来快意平生,我很感激他。后来他有些观点我虽不赞成,但这并不妨碍他曾经给我留下美好印象之事实。 在此荒诞而倏忽的世界里,一个人活得有趣,甚至在死了以后还能让人记得他的有趣,已是不易。 英国喜剧演员KEN DODD的过世时,在报纸上读到一些关于他的名言趣事,我便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英国人纪念他了。 譬如他说,“你问我做爱时会不会考虑安全问题?当然考虑!我床边有扶手。”读来一笑。 为什么一定要活得那么正确? 而因为活得不正确,有多少人,如你如我,莫名其妙地,在暗地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白墙,各种来自权力部门、社会团体、种族、宗教、性取向、表格的禁忌、进步主义、甚至所谓“常理”正在把每个人扔进笼子。前霍布斯时代人对人是狼,而今天人们学会了互相捆绑。 看了不少有关美国大学的新闻。一些学校的教师或者工作人员,动辄以种族歧视的原因被逼下台或者失去工作。在如今所谓民权伸张的时代,一个人要活得多么小心翼翼才能避免跌进那一个个敏感的陷阱? 各种禁忌与冒犯。一位白人在黑人面前卖西瓜是冒犯,要求被开除。一位华裔女生拒绝体验穆斯林传统服饰头巾是冒犯,要求被开除。同样,一个人不愿和另一个人以同一种姿势去反抗或者生活,也是冒犯…… 人人各持心中的圣旗,针对异己的围剿无处不在。更有一些人,基于宗教信仰上的自负与敏感,也正在演变成"宗教种族主义者”。自从有了某个具体的神灵撑腰,其他非信教者在他们眼里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劣等生物,在智力、道德和见识等方面都远不如他了。甚至,连人生意义也要被他们剥夺了。 人固然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这种真理在手的傲慢同样会腐蚀人心。 在谢尔登剧院听R. 道金斯的讲座时,心里不时在想一些遥远的事情。道金斯的名著《自私的基因》完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当时的中国仍在“兴无灭资”、“勇斗私字一闪念”。试想,在那种环境下,就算是中国有学者想写、能写一本那样的书,又如何能出版呢? 牛津崇尚学术自由,其好处在于,这里不仅有C. S. 刘易斯这样赞美上帝的护教者,也有R. 道金斯这样声称“上帝是幻觉”的进化论者。牛津小城教堂无数,但并不妨碍道金斯在这里举办讲座并且座无虚席。 同样说回李敖,一个无权无兵,爱说几句大话的才子、作家,有时观点“不正确”,甚至“过于精明”,能有多大罪恶? 前半生“对不起台湾政府”,后半生“对不起大陆人民”。终其一生,李敖就从来没有正确地活过,但他终究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从其不辍著述,以及最后精心准备的谢幕,也算是个对自己兢兢业业,一生有始有终。 不是要反对在观点上针对公众人物的批评。 反对的是一厢情愿请他人为自己代言,配合甚至代替自己反抗。这与其说是一种盼望,不如说是一种撒豆成兵、不切实际的强迫。 “愿你一生,如我所愿”——许多人总是带着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去要求别人,审视甚至清算别人的背叛。 然而这却是最不可控的,也是最容易令他失望的。所以,与其如此,不如近水楼台先得月,努力救起自己,为自己的人生督战。 人生漫长,山高路远,待他日看见镜中霜雪,谁还能说自己的一生会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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