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我们的房屋，自然会有交涉，也有谈判。在我们老的一辈死了两个以后，我们这一辈终于可以坐下来了。谈什么？现在什么都可以谈了，就是不谈第一个诉讼所涉及的房屋。现在可以谈我们家族原来开办医院大概有1000多平方米的房屋。早年我的祖父15岁留学日本，28岁回国，开办私人医院。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在他的带领下，我父辈一起参与建成了汉口著名的“汉口共济医院”建设。新政权建立后，就停业了。我大伯个人将这个房屋借给武汉市卫生局开办中国第一所“江岸区婴幼儿健康指导所”，而我的三伯就任第一任所长。

现在我们认为是收回这所房子自用的时候了。于是我去找江岸区房管局，要求还回这幢房子。房管局一直都知道我们家族内部不和，就对我说：你们六家到齐了，房子就给你们。

我们六家经过协商后约定好时间派代表到房管局去。房管局叫邓文的负责这件事。当我进去找他的时候，他头都没有抬，说：你们六家都到齐没有？到齐了才能办。我说：都在外面。这时他才抬起头往我手指的方向看了看，马上改口：这个房子从来就不是你们的，你们怎么证明这个房子是你们的？

我以前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没有想到资料的问题。天津路房屋失火的时候，恰恰把我三伯保管的资料烧毁了，我们手上什么资料也没有。我认为：与其和邓文进行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还不如自己去找资料。在中国这个关系社会里，办事首先想到的是“关系”，也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熟人。我有一个伯伯的女儿和房管局的人很熟，就带我去找“关系”，那人很不情愿的答应帮忙查查，让我们先在外面等半个小时她去找。半个小时后，我们如约来到了档案室，快到档案室的时候我姐姐又遇见另外一个“熟人”，那人和她打招呼以后就匆匆离开。当我们走到档案室门口时，我姐姐叫了她“朋友”的名字，那人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忽然，档案室电话的铃声响了起来，那人赶紧去接电话。我心里一紧，心想不会是关于我们的事吧？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等那人接完电话出来时，她的态度完全变了，以强烈的语气说：不能查。

不能查就不查，别的地方还有档案。我和姐姐又到很多地方去。结果发现：要么不让查，要么档案就是我们要查的部分缺失了。

我们又到武汉市档案馆去，管档案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里有房管局档案的全套复印件，他们同意给你们看，我们就给你们看，他们不同意，我们不能给你。终于，他查到一份没有被房管局“罩住”的资料。这份资料上显示，我们父辈以前在这里居住，算是间接证据。也查到了武汉市《地方志·人物志》上针对“共济医院”的描述：武汉市卫生局“无偿借用”了该房屋。

拿到这些证据，我再到房管局去，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声称这些都不是直接证据。既然房管局不认，咱们就打官司。在我父亲的牵头下，我们聘请了一个律师，每家出资八千来维权。我参照电影、电视开庭的情形想当然的做了“充分”的准备。由于第一个民事诉讼里提到了“共济医院”的事，我父亲把前面一个案件的庭审笔录给我。我想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些手写的记录变成文档。当我慢慢打字也就慢慢读这份长达54页的庭审笔录时，看到庭审笔录里法官和佣人母女的说话记录时，血往上涌，原来法官就是这样歪审歪判的。

开庭的传票来了，我自认为准备得非常充分。然而，开庭在核对当事人身份这个阶段后，法官要我“质证”。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质证”，我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赶紧问律师，他眼望前面就当我不存在一样。法官在上面交头接耳，说：质证都不知道，怎么审？我忽然灵光一闪，觉得可能是要我讲我手上的证据吧？我就开始讲我手上的证据，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什么，能够证明什么不存在。法官没有再说什么，我知道我猜对了，但我的情绪坏到极点。被告拿出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都是1972年以后房管局“变更”产权的证据（以后我的一系列诉讼揭开了此类房产“变更”之谜，这是后话）。但值得庆幸的是，被告提供的证据终于在房管局的档案上出现了久违的“冷”字。休庭后，被告的律师专门过来对我说：你们关键是必须找到1972年前的资料，找到了房子就是你们的。我迄今都不明白律师对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让我送钱他，然后他帮我要回房子？还是就是他字面上的意思？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的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至死不认错。看到平反书上写的“错划右派”几个字后说：嗯，“错划右派”，我没有错！我父亲坚决反对送钱，也反对联系这个律师。他对我说：不要找律师，自己打。

很快《判决书》送达给我们了。不出所料，我们惨败。败在我们技不如人，败在我们没有资料。我们决定不上诉，上诉也是输。继续找资料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大伯的女儿找我父亲，说：冷明做不了，让她们接手继续要房子。我和我父亲都没有意见。他们做，我们省事省心。我大伯的女儿说她们要走的第一步也是要资料，走官方途径，即找关系要房屋档案。好吧，我省心了，我走正规的途径拿不到这里，也想看看她们如何通过官方途径拿到资料及拿到什么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