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全体“六四”学运参与者书

----分析“六四”和假设

1989年的“六四”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都是伤害，无论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民主建设方面都没有一丝的积极因素，如果有，请各位列举，让我也长长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也是民众对“高自联”，即，“六四”学运，的评价。

“六四”的这样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因为“六四”的大方向、所用的策略、本质都是错的。成功永远都不会属于错误一方。

王丹谈论过一个话题，叫《假如八九民运成功，会是怎样？》（1）。他还花时间幻想着在其心灵中能有个成功喜悦。与其这样，真不如将这宝贵的时间用在思考“六四”成败的原因上。

王丹说：

第一，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力量势必得到巩固，他应当会引导中国进行更加深刻的市场化改革。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不仅不会陷入混乱，相反的，会使得经济改革的步伐更加坚决；
第二，如果八九民运成功，早在1988年就开始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会在民意的强烈支持下顺利推进，这尤其包括新闻自由的部分；
第三，如果八九民运成功，就开启了政府与社会对话的先例；

简单讲就是，假如八九民运成功，中国会更快地进入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

以上就是王丹在“六四”后二十年里，得出的对“六四”结果的期盼。在他的这个期盼中，他认同改革开放政策，并着重认同赵紫阳在改革力量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赵紫阳对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性。他还认为，经济的改革发展也会带来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会产生新闻自由，并进一步地使中国更快地进入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

我完全同意这个期盼。

既然王丹能认同赵紫阳的重要性，那么在“六四”学运中，就要不予余力地去为赵紫阳和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态势和机会。不惜代价地保护好赵紫阳，这就应该是“六四”的主要的大方向。一旦这大方向确定了，那么其它的一切事情都只围绕着这个大方向就行了，无论怎样做，都是正确的。而赵紫阳是由于他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出色的能力，才被邓小平从地方上直接调入中央，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方面的得力干将。换句话说，赵紫阳背后支持者就是邓小平。所以，如果要支持赵紫阳，那就意味着要绝对地力挺邓小平。力挺邓小平就意味着要全力支持改革开放。

假设我来领导“六四”，我会首先鲜明地打出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并以拥护赵紫阳和改革开放作为基本点，大做文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意见：

1，肯定胡耀邦关于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

3，要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4，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其中，那条“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尤为重要，这条要求的提出可直击极左势力的要害，从而可以为赵紫阳的改革举措提供最有力的支援。

此外，我还会明确地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解放军都敢杀，还会怕提出民主政治吗？），因为民主政治也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民主政治会进一步地给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环境。

如果当初“六四”能做到以上这一点，那就是对民族和国家最大的贡献。邓小平也会非常高兴的，其高兴的程度可能还要胜过看到“小平，您好！”。

然而，很遗憾，“六四”的行动的方向却是朝向上述方向的相反方向而去。在“六四”的游行中，学生高喊：“打倒邓小平！反腐败！反官倒！”，甚至还举起代表极左思想的毛泽东画像，完全站在反改革开放的极左立场上。但，与此同时，又提出“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要求，矛头又指向左派、保守派。一时间，这中央高层的左、右阵营都成了“六四”的直指的对象。如果说，鲜明拥护改革开放是绝对的爱国行为，那么此刻将这左、右阵营都要消灭态度只能让“六四”被定为企图颠覆政府的反动行为，根本没有再解释的余地。既然你们要求民主，那干嘛又要反对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走向民主的。所以，“六四”这种毫无智慧、无策略、像无头苍蝇的学运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学生们喊出的”打倒共产党！，小平下台！“等口号完全否定了学生们当初所要求的民主和反腐败，而使这场运动变成了反政府，反国家，反民生。

在四二六社论后，学生们又改口高呼“共产党万岁！”，这让我感觉，这学生们的精神状态好像又出了问题。精神失常？难道这些学生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就是来呼喊“共产党万岁！”口号，以表达拥护共产党的吗？这又让人感觉，那些还没喊“共产党万岁！”口号的人可能都是反党的。太荒唐！很可能是那时候的“高自联”中负责决策的人那天忘了吃药，抗拒精神病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三人凝结在一起为改革开放出力。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后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 赵紫阳主持经济改革。在其改革过程中，处处遇到来自李鹏、姚依林、王震、陈云、李先念等左派势力的阻挠。改革步伐因此很艰难。 姚依林等人经常跑到邓小平那里告赵紫阳的黑状，指责赵紫阳工作不力。但是，邓小平都对此是左耳听右耳冒，不受影响，坚决地支持赵紫阳。

赵紫阳是邓小平从地方直接调入中央的，用人不疑，这也体现了邓小平高尚的政治品德和智慧。赵紫阳对此也非常清楚。我人为，赵紫阳也一定认同邓小平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在任何场合，赵紫阳都会维护邓小平的权威，经常直接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这也必然引起姚依林等人的不满，甚至是嫉恨。在“六四”前，姚依林、李先念等人多次掀起倒赵紫阳的风波，他们有点欺负赵紫阳这个从地方上来的干部，但，最后，都被邓小平坚决地抵制回去了。

赵紫阳积极主导市场经济改革。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初期，由于左的干扰，最后，是采取了折衷方案，价格双轨制，即，计划经济价格（平价）和市场经济价格（异价）。然而，由于这双轨制，使一些人官商勾结，产生了当时的一种官商之间的关系，叫官倒，就是，官通过特权，将平价商品拿到市场上，以异价卖出，赚取差价利润。

因为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赵紫阳又进行了金融的改革。原来的计划经济价格都偏低，这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但是，到了市场经济价格，这价格就会相对于计划经济价格偏高。为了刺激经济，赵紫阳向市场又投放了大量现钞，所以，当时出现了价格飞涨，即，通膨。这些都是经济措施的正反应。

而“六四”在一开始，就喊出：“反官倒，反通膨”，矛头指向赵紫阳，并四处散布和高喊，赵紫阳的儿子就是官倒。这口号对赵紫阳和经济改革极其不利，给姚依林那些人在“六四”中倒赵紫阳提供了基础。“六四”参与者们都要睁大眼睛，看看吧。

大家都知道，胡耀邦、赵紫阳都是邓小平的绝对相信的人，甚至说，是亲信。“六四”就是以悼念胡耀邦为起点的。肯定胡耀邦就意味着支持邓小平。可是，在“六四”中，始终都是“小平下台”的口号。这说明“六四”缺少最起码的是非判断力。这“高自联”的头头们大概都忘了吃药，自从学校跑出来那一刻起，就忘了吃药了。悼念完胡耀邦、赵紫阳，就去打倒邓小平，天大的笑话。让这样的一些人来搞运动，哪有不败的道理？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在“六四”期间，某天晚上，有人给“高自联”递上一些传单。这传单上说，李鹏是保守派前台代理，阻碍改革，希望倒李鹏。这是否属实，应该由“高自联”来确认。如果属实，这说明倡导改革的一方派人来给“六四”指明方向，这可能是邓小平的意思，可惜这些学生太嫩，没有能力去正确应对，只知道造反，坐失良机，错过了为民族立功的机会。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全文完毕。

这篇讲话是政府决策层集体的讲话，其要点是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愿意深入地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即，全部满足了学生之前所提的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到此，以赵紫阳为首的政府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它已经做了它全部应该做的。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还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们身鞠一躬（那是一种恳求），以表达那赤诚的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学生还有最起码的做人的品德和一份对国家爱心的话，就应该履行承诺，全部回到学校去。这“六四”也就在此画上圆满的句号。这份讲话就将成为民意的代表，也会作为赵紫阳日后行使改革开放职权的尚方宝剑和依据、准绳：民主、反腐败。在未来的改革开放历史回忆中，不仅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名字，还肯定会有“六四”在民主建设中的功绩。更重要的是，赵紫阳也会因此巩固自己在中央领导层的地位，从而可以更好地实施他的经济改革措施，造福于民。可是，这垂手可得的一切都被这些无知和幼稚的学生给断送了，学生继续闹事、造反，最后升级为暴乱，用其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场“六四”运动就是一场反对改革开放的反革命暴乱，中华民族里怎么生出了这么一些扶不起来的阿斗啊！败类！

在这篇讲话里，赵紫阳政府也对民主表达了强烈的诉求。而六四却拒绝了这篇讲话，也就等于拒绝了民主诉求，证明了“六四”学运所喊出的民主都是假民主。

正是由于“六四”学生拒绝了这份讲话，才给左派出兵制造了充分的理由，“六四”凄惨的结局由此开始。

不要怨政府，要怨就怨你们自己，怨“六四”学运选一些白痴作总指挥。这总指挥缺少最起码的“统兵打仗”的能力，他/她无知到了从来没有读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话。如果任何的总指挥在决策前都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的话，就不会有如此的结果。

邓小平不愧为是久经战场的老帅，他懂得这“六四”学运对其改革开放的价值，如果“六四”能为我所用，那会是很不错的毒杀极左势力的武器。“六四”提出“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这就是可利用之处。如果学生能“退兵”，这功劳就会在改革者一边。这功劳就会阻断再次出现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邓小平也曾加以利用过，甚至是指挥过，以此取而代之，结束文革。所以，现在看，那个夜晚到来送传单的人就可能是小平派来求助的。但，很不幸，学生们拒绝了。

在“六四”期间，“高自联”知道中央有意见分歧，所以，只是期盼着这分歧能导致内讧，甚至是内战。于是，这“高自联”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当时，这“高自联”真的应该和改革派赵紫阳联手。如果能联手，今天的一切也就要改写了。这“高自联”内部的人都没人读过三国演义，即使读了，也白读。

“六四”可以被比喻成是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改革派派人来拿这把枪，但，被“六四”拒绝了。最后，这把枪被保守左派无意中捡到。保守左派就用这把枪去攻击改革派，给改革派造成伤害。

谈到出兵的问题，“六四”的参与者都一致认为是邓小平决定出兵的，于是，都大骂邓小平，说：“邓小平杀人”。这都多么地愚蠢，只看表面，不明其中的本质。不错，是邓小平下的命令，但是，他当时可是军委主席，军委主席不下命令，还有谁能下命令调动军队。但是，最终决定出兵的却不是邓小平，而是由当时的中央常委5人投票来决定。这五人是：李鹏、姚依林、赵紫阳、乔石、胡启立。 李鹏、姚依林投赞成票，赵紫阳投否决票，乔石、胡启立弃权，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出兵。赵紫阳随后休病假3天。李鹏于5月19日主持出兵戒严。

这里有几个环节，我认为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赵紫阳在会见戈巴乔夫时说：“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们需要邓小平同志......。”赵紫阳这段话都被解读为出卖邓小平。这是庸人之见。赵紫阳这话是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邓小平认可的，邓小平不认可的，他一定不会去做。其实，赵紫阳是要为以后的事情做铺垫，他已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前面我提到，邓小平对赵紫阳有知遇之恩，赵紫阳的这话就是赵紫阳对与其有知遇之恩的邓小平的态度。那么在出兵的问题上，赵紫阳也同样是遵循他的这话，他投否决票也代表是邓小平的意思。如果是邓小平力主出兵，那么赵紫阳绝不会去投否决票，像乔石一样投弃权票就行了，这对最后出兵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而且这于情、于理、于恩都说得过去，否则，说不过去。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和赵紫阳都能以此讲得清楚。这里，也请 六四”参与者们都把眼睛睁大。

赵紫阳最后辞职下台，人们都说是邓小平的决定，这不是事实。赵紫阳的辞职是为了拒绝执行出兵戒严，因为当时，他还是总书记，必须执行戒严命令。即使当时不辞职，过后，也会被姚依林、李先念等人以处理六四不利为由给搞下台。姚依林、李先念一伙还称赵紫阳企图分裂党。我估计是否和那个送传单的人有关。“高自联”给走漏的风声，出卖了赵紫阳。“六四”参与者们，你们再看看，你们的稚嫩毁掉了赵紫阳。

另外，“六四”时，国安局曾报告认为，已有美军部队人员混入学生运动。所以，我认为参加堵截戒严部队的人员中就可能有这些美军人员，他们堵截戒严部队的手法太专业了，普通市民和学生是做不到的。“高自联”在和美军并肩战斗，攻击人民军队。天安门广场成为了第二个上甘岭。

希望所有“六四”的参与者都好好反省。如果还要求平反“六四”，那就先说说在政府已经正式承诺要进行民主进程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拒绝赵紫阳代表政府的5.17的发言？既然已经承诺你们民主了，你们还没完没了，那你们还要什么？难道要专制吗？

关于“六四”的反革命暴乱的定性上，有人提出：“按这个逻辑，那么孙中山领导的几次试图推翻清朝的起义都是反动的？”

对于反动的东西，任何的反抗都是正义的、正当的；对于进步的东西，任何的反抗、暴乱，都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当年孙中山在发动革命起义之前，曾多次给清廷去函，要求进行政体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制，实施民主。但，清廷并没有去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诚意，所以，孙中山在多次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努力之后，才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孙中山的起义是革命的、进步的。

而“六四”则是完全相反。当时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显见成效。正像《河殇》所说的，中国要和世界融合，包括和西方文明和民主融合。赵紫阳的关于实现民主政治的报告也得到邓小平的批准。当时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办公室每天都有很多的改革进步的行政命令发往全国各地。正当政府进行着日新月异的改革进步的时候，发生了“六四”暴乱。“六四”暴乱矛头直指改革开放。现在，这些“六四”参与者还在骂改革开放，骂邓小平，要打倒邓小平。要知道，邓小平就是引导这场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如果这面旗帜倒下了，那改革开放也就意味终止了。所以说，站在进步的改革开放的立场上看，这“六四”是反动的、反革命的。

另外，在政府领导阶层通过官方公开的媒体，都已一致同意要和学生对话，解决学生的要求，总书记赵紫阳甚至在天安门广场给学生们鞠躬的情况下，“六四”学运竟然还进一步地使运动升级，发动了武力暴乱，对抗政府。“六四”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这场“六四”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民主，而是为了暴乱而暴乱。“六四”以后，改革开放陷于停滞，极左思想抬头等，大有重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趋势。“六四”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倒退，铁证如山，这“六四”是反动的。

所以说，不是任何的反抗都是正义的。伊斯兰国的起义也是反动的。

“六四”参与者们，面对赵紫阳在天之灵，你们对得起赵紫阳那深深的鞠躬吗？

王丹在他的《假如八九民运成功，会是怎样？》中说：“假如八九民运成功，那么就意味着，政府最终接受了绝食学生的两个要求。” 然而，赵紫阳代表政府的5.17的发言已明确满足了这两个要求，而且承诺还要继续深入地和学生进行交流。那么请问王丹，这八九民运成功了吗？

已经得手的成功被你们自己主动葬送了。自己弄坏了东西竟然还要求别人来赔偿、平反。

王丹还说：“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力量势必得到巩固......”

王丹的这话说反了。不是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力量势必得到巩固，而是如果八九民运能让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的力量得到巩固，那八九民运才叫成功，而且是一定会成功。王丹在幻想中，都能将这因果关系倒置，这样的人去做事情，哪有不失败的道理？王丹的幻想可以用这样比喻来解释。一位商人本来是应该开个大买卖A，去赚得一笔大钱B。结果，这商人在梦想发财的幻想中，竟说成是：假如他有了大钱B，就一定能开个大买卖A。很好笑吧？

“六四”这样的自毁长城的运动都要拿来纪念，那么是要纪念它什么？纪念它的幼稚? 还是纪念它对改革开放的损害？还是纪念它拒绝了政府承诺的民主，然后选择暴力、暴乱？如果是这样，那么任何的复辟王朝专制的纪念都可以理直气壮地登场了。

（1）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angdanreyou/hotmail-12052011094514.html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10/06/100607_cr_64_bt_wangdan.shtml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