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全體“六四”學運參與者書

----分析“六四”和假設

1989年的“六四”給中國社會所帶來的都是傷害，無論在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民主建設方面都沒有一絲的積極因素，如果有，請各位列舉，讓我也長長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也是民眾對“高自聯”，即，“六四”學運，的評價。

“六四”的這樣失敗的結局是註定的，因為“六四”的大方向、所用的策略、本質都是錯的。成功永遠都不會屬於錯誤一方。

王丹談論過一個話題，叫《假如八九民運成功，會是怎樣？》（1）。他還花時間幻想着在其心靈中能有個成功喜悅。與其這樣，真不如將這寶貴的時間用在思考“六四”成敗的原因上。

王丹說：

第一，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的力量勢必得到鞏固，他應當會引導中國進行更加深刻的市場化改革。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中國不僅不會陷入混亂，相反的，會使得經濟改革的步伐更加堅決；
第二，如果八九民運成功，早在1988年就開始啟動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會在民意的強烈支持下順利推進，這尤其包括新聞自由的部分；
第三，如果八九民運成功，就開啟了政府與社會對話的先例；

簡單講就是，假如八九民運成功，中國會更快地進入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

以上就是王丹在“六四”後二十年裡，得出的對“六四”結果的期盼。在他的這個期盼中，他認同改革開放政策，並着重認同趙紫陽在改革力量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趙紫陽對於改革發展的重要性。他還認為，經濟的改革發展也會帶來政治體制改革和發展，會產生新聞自由，並進一步地使中國更快地進入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

我完全同意這個期盼。

既然王丹能認同趙紫陽的重要性，那麼在“六四”學運中，就要不予餘力地去為趙紫陽和改革開放創造有利的態勢和機會。不惜代價地保護好趙紫陽，這就應該是“六四”的主要的大方向。一旦這大方向確定了，那麼其它的一切事情都只圍繞着這個大方向就行了，無論怎樣做，都是正確的。而趙紫陽是由於他在經濟改革方面的出色的能力，才被鄧小平從地方上直接調入中央，成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方面的得力幹將。換句話說，趙紫陽背後支持者就是鄧小平。所以，如果要支持趙紫陽，那就意味着要絕對地力挺鄧小平。力挺鄧小平就意味着要全力支持改革開放。

假設我來領導“六四”，我會首先鮮明地打出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並以擁護趙紫陽和改革開放作為基本點，大做文章，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如下意見：

1，肯定胡耀邦關於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儘快公布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

3，要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4，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其中，那條“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尤為重要，這條要求的提出可直擊極左勢力的要害，從而可以為趙紫陽的改革舉措提供最有力的支援。

此外，我還會明確地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解放軍都敢殺，還會怕提出民主政治嗎？），因為民主政治也是改革開放的一部分。民主政治會進一步地給改革開放提供良好的環境。

如果當初“六四”能做到以上這一點，那就是對民族和國家最大的貢獻。鄧小平也會非常高興的，其高興的程度可能還要勝過看到“小平，您好！”。

然而，很遺憾，“六四”的行動的方向卻是朝向上述方向的相反方向而去。在“六四”的遊行中，學生高喊：“打倒鄧小平！反腐敗！反官倒！”，甚至還舉起代表極左思想的毛澤東畫像，完全站在反改革開放的極左立場上。但，與此同時，又提出“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要求，矛頭又指向左派、保守派。一時間，這中央高層的左、右陣營都成了“六四”的直指的對象。如果說，鮮明擁護改革開放是絕對的愛國行為，那麼此刻將這左、右陣營都要消滅態度只能讓“六四”被定為企圖顛覆政府的反動行為，根本沒有再解釋的餘地。既然你們要求民主，那幹嘛又要反對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就是走向民主的。所以，“六四”這種毫無智慧、無策略、像無頭蒼蠅的學運註定要以失敗告終。

學生們喊出的”打倒共產黨！，小平下台！“等口號完全否定了學生們當初所要求的民主和反腐敗，而使這場運動變成了反政府，反國家，反民生。

在四二六社論後，學生們又改口高呼“共產黨萬歲！”，這讓我感覺，這學生們的精神狀態好像又出了問題。精神失常？難道這些學生鬧出那麼大的動靜就是來呼喊“共產黨萬歲！”口號，以表達擁護共產黨的嗎？這又讓人感覺，那些還沒喊“共產黨萬歲！”口號的人可能都是反黨的。太荒唐！很可能是那時候的“高自聯”中負責決策的人那天忘了吃藥，抗拒精神病藥。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有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這三人凝結在一起為改革開放出力。胡耀邦和趙紫陽身後的強有力的支持者是鄧小平。 趙紫陽主持經濟改革。在其改革過程中，處處遇到來自李鵬、姚依林、王震、陳雲、李先念等左派勢力的阻撓。改革步伐因此很艱難。 姚依林等人經常跑到鄧小平那裡告趙紫陽的黑狀，指責趙紫陽工作不力。但是，鄧小平都對此是左耳聽右耳冒，不受影響，堅決地支持趙紫陽。

趙紫陽是鄧小平從地方直接調入中央的，用人不疑，這也體現了鄧小平高尚的政治品德和智慧。趙紫陽對此也非常清楚。我人為，趙紫陽也一定認同鄧小平對他的知遇之恩。所以，在任何場合，趙紫陽都會維護鄧小平的權威，經常直接向鄧小平匯報工作。這也必然引起姚依林等人的不滿，甚至是嫉恨。在“六四”前，姚依林、李先念等人多次掀起倒趙紫陽的風波，他們有點欺負趙紫陽這個從地方上來的幹部，但，最後，都被鄧小平堅決地抵制回去了。

趙紫陽積極主導市場經濟改革。在這個市場經濟的初期，由於左的干擾，最後，是採取了折衷方案，價格雙軌制，即，計劃經濟價格（平價）和市場經濟價格（異價）。然而，由於這雙軌制，使一些人官商勾結，產生了當時的一種官商之間的關係，叫官倒，就是，官通過特權，將平價商品拿到市場上，以異價賣出，賺取差價利潤。

因為要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趙紫陽又進行了金融的改革。原來的計劃經濟價格都偏低，這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結果。但是，到了市場經濟價格，這價格就會相對於計劃經濟價格偏高。為了刺激經濟，趙紫陽向市場又投放了大量現鈔，所以，當時出現了價格飛漲，即，通膨。這些都是經濟措施的正反應。

而“六四”在一開始，就喊出：“反官倒，反通膨”，矛頭指向趙紫陽，並四處散布和高喊，趙紫陽的兒子就是官倒。這口號對趙紫陽和經濟改革極其不利，給姚依林那些人在“六四”中倒趙紫陽提供了基礎。“六四”參與者們都要睜大眼睛，看看吧。

大家都知道，胡耀邦、趙紫陽都是鄧小平的絕對相信的人，甚至說，是親信。“六四”就是以悼念胡耀邦為起點的。肯定胡耀邦就意味着支持鄧小平。可是，在“六四”中，始終都是“小平下台”的口號。這說明“六四”缺少最起碼的是非判斷力。這“高自聯”的頭頭們大概都忘了吃藥，自從學校跑出來那一刻起，就忘了吃藥了。悼念完胡耀邦、趙紫陽，就去打倒鄧小平，天大的笑話。讓這樣的一些人來搞運動，哪有不敗的道理？

我知道這樣一件事。在“六四”期間，某天晚上，有人給“高自聯”遞上一些傳單。這傳單上說，李鵬是保守派前台代理，阻礙改革，希望倒李鵬。這是否屬實，應該由“高自聯”來確認。如果屬實，這說明倡導改革的一方派人來給“六四”指明方向，這可能是鄧小平的意思，可惜這些學生太嫩，沒有能力去正確應對，只知道造反，坐失良機，錯過了為民族立功的機會。

1989年5月17日凌晨，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講話，並刊登於5月18日的《人民日報》。全文如下：

同學們：

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學們講幾句話。

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賬”。

我還要告訴同學們，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採取加強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同學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擔子最終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們為國家和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儘快恢復健康。這樣，中央就放心了，你們的父母、教師和廣大群眾也就放心了。同學們回去以後，中央和國務院的同志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祝願同學們儘快恢復健康。

全文完畢。

這篇講話是政府決策層集體的講話，其要點是肯定了學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願意深入地與學生進行平等對話。即，全部滿足了學生之前所提的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到此，以趙紫陽為首的政府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它已經做了它全部應該做的。身為總書記的趙紫陽還親自到天安門廣場，向學生們身鞠一躬（那是一種懇求），以表達那赤誠的誠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這些學生還有最起碼的做人的品德和一份對國家愛心的話，就應該履行承諾，全部回到學校去。這“六四”也就在此畫上圓滿的句號。這份講話就將成為民意的代表，也會作為趙紫陽日後行使改革開放職權的尚方寶劍和依據、準繩：民主、反腐敗。在未來的改革開放歷史回憶中，不僅有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名字，還肯定會有“六四”在民主建設中的功績。更重要的是，趙紫陽也會因此鞏固自己在中央領導層的地位，從而可以更好地實施他的經濟改革措施，造福於民。可是，這垂手可得的一切都被這些無知和幼稚的學生給斷送了，學生繼續鬧事、造反，最後升級為暴亂，用其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證明這場“六四”運動就是一場反對改革開放的反革命暴亂，中華民族裡怎麼生出了這麼一些扶不起來的阿斗啊！敗類！

在這篇講話里，趙紫陽政府也對民主表達了強烈的訴求。而六四卻拒絕了這篇講話，也就等於拒絕了民主訴求，證明了“六四”學運所喊出的民主都是假民主。

正是由於“六四”學生拒絕了這份講話，才給左派出兵製造了充分的理由，“六四”悽慘的結局由此開始。

不要怨政府，要怨就怨你們自己，怨“六四”學運選一些白痴作總指揮。這總指揮缺少最起碼的“統兵打仗”的能力，他/她無知到了從來沒有讀過“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話。如果任何的總指揮在決策前都能問過自己這個問題的話，就不會有如此的結果。

鄧小平不愧為是久經戰場的老帥，他懂得這“六四”學運對其改革開放的價值，如果“六四”能為我所用，那會是很不錯的毒殺極左勢力的武器。“六四”提出“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這就是可利用之處。如果學生能“退兵”，這功勞就會在改革者一邊。這功勞就會阻斷再次出現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76年的天安門廣場的四五運動，鄧小平也曾加以利用過，甚至是指揮過，以此取而代之，結束文革。所以，現在看，那個夜晚到來送傳單的人就可能是小平派來求助的。但，很不幸，學生們拒絕了。

在“六四”期間，“高自聯”知道中央有意見分歧，所以，只是期盼着這分歧能導致內訌，甚至是內戰。於是，這“高自聯”就採取坐山觀虎鬥的策略。當時，這“高自聯”真的應該和改革派趙紫陽聯手。如果能聯手，今天的一切也就要改寫了。這“高自聯”內部的人都沒人讀過三國演義，即使讀了，也白讀。

“六四”可以被比喻成是一把子彈上膛的手槍。改革派派人來拿這把槍，但，被“六四”拒絕了。最後，這把槍被保守左派無意中撿到。保守左派就用這把槍去攻擊改革派，給改革派造成傷害。

談到出兵的問題，“六四”的參與者都一致認為是鄧小平決定出兵的，於是，都大罵鄧小平，說：“鄧小平殺人”。這都多麼地愚蠢，只看表面，不明其中的本質。不錯，是鄧小平下的命令，但是，他當時可是軍委主席，軍委主席不下命令，還有誰能下命令調動軍隊。但是，最終決定出兵的卻不是鄧小平，而是由當時的中央常委5人投票來決定。這五人是：李鵬、姚依林、趙紫陽、喬石、胡啟立。 李鵬、姚依林投贊成票，趙紫陽投否決票，喬石、胡啟立棄權，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出兵。趙紫陽隨後休病假3天。李鵬於5月19日主持出兵戒嚴。

這裡有幾個環節，我認為很少有人會注意到。趙紫陽在會見戈巴喬夫時說：“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們需要鄧小平同志......。”趙紫陽這段話都被解讀為出賣鄧小平。這是庸人之見。趙紫陽這話是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鄧小平認可的，鄧小平不認可的，他一定不會去做。其實，趙紫陽是要為以後的事情做鋪墊，他已預感到會有事情發生。前面我提到，鄧小平對趙紫陽有知遇之恩，趙紫陽的這話就是趙紫陽對與其有知遇之恩的鄧小平的態度。那麼在出兵的問題上，趙紫陽也同樣是遵循他的這話，他投否決票也代表是鄧小平的意思。如果是鄧小平力主出兵，那麼趙紫陽絕不會去投否決票，像喬石一樣投棄權票就行了，這對最後出兵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而且這於情、於理、於恩都說得過去，否則，說不過去。在中國的歷史上，關於這段歷史，鄧小平和趙紫陽都能以此講得清楚。這裡，也請 六四”參與者們都把眼睛睜大。

趙紫陽最後辭職下台，人們都說是鄧小平的決定，這不是事實。趙紫陽的辭職是為了拒絕執行出兵戒嚴，因為當時，他還是總書記，必須執行戒嚴命令。即使當時不辭職，過後，也會被姚依林、李先念等人以處理六四不利為由給搞下台。姚依林、李先念一夥還稱趙紫陽企圖分裂黨。我估計是否和那個送傳單的人有關。“高自聯”給走漏的風聲，出賣了趙紫陽。“六四”參與者們，你們再看看，你們的稚嫩毀掉了趙紫陽。

另外，“六四”時，國安局曾報告認為，已有美軍部隊人員混入學生運動。所以，我認為參加堵截戒嚴部隊的人員中就可能有這些美軍人員，他們堵截戒嚴部隊的手法太專業了，普通市民和學生是做不到的。“高自聯”在和美軍並肩戰鬥，攻擊人民軍隊。天安門廣場成為了第二個上甘嶺。

希望所有“六四”的參與者都好好反省。如果還要求平反“六四”，那就先說說在政府已經正式承諾要進行民主進程情況下，為什麼還要拒絕趙紫陽代表政府的5.17的發言？既然已經承諾你們民主了，你們還沒完沒了，那你們還要什麼？難道要專制嗎？

關於“六四”的反革命暴亂的定性上，有人提出：“按這個邏輯，那麼孫中山領導的幾次試圖推翻清朝的起義都是反動的？”

對於反動的東西，任何的反抗都是正義的、正當的；對於進步的東西，任何的反抗、暴亂，都是反動的、反革命的。

當年孫中山在發動革命起義之前，曾多次給清廷去函，要求進行政體的改革，實現君主立憲制，實施民主。但，清廷並沒有去實現君主立憲制的誠意，所以，孫中山在多次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努力之後，才採取武裝起義的方式。孫中山的起義是革命的、進步的。

而“六四”則是完全相反。當時的鄧小平改革開放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已顯見成效。正像《河殤》所說的，中國要和世界融合，包括和西方文明和民主融合。趙紫陽的關於實現民主政治的報告也得到鄧小平的批准。當時的鄧小平改革開放辦公室每天都有很多的改革進步的行政命令發往全國各地。正當政府進行着日新月異的改革進步的時候，發生了“六四”暴亂。“六四”暴亂矛頭直指改革開放。現在，這些“六四”參與者還在罵改革開放，罵鄧小平，要打倒鄧小平。要知道，鄧小平就是引導這場改革開放的偉大旗幟。如果這面旗幟倒下了，那改革開放也就意味終止了。所以說，站在進步的改革開放的立場上看，這“六四”是反動的、反革命的。

另外，在政府領導階層通過官方公開的媒體，都已一致同意要和學生對話，解決學生的要求，總書記趙紫陽甚至在天安門廣場給學生們鞠躬的情況下，“六四”學運竟然還進一步地使運動升級，發動了武力暴亂，對抗政府。“六四”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這場“六四”根本不是為了所謂的民主，而是為了暴亂而暴亂。“六四”以後，改革開放陷於停滯，極左思想抬頭等，大有重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的趨勢。“六四”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倒退，鐵證如山，這“六四”是反動的。

所以說，不是任何的反抗都是正義的。伊斯蘭國的起義也是反動的。

“六四”參與者們，面對趙紫陽在天之靈，你們對得起趙紫陽那深深的鞠躬嗎？

王丹在他的《假如八九民運成功，會是怎樣？》中說：“假如八九民運成功，那麼就意味着，政府最終接受了絕食學生的兩個要求。” 然而，趙紫陽代表政府的5.17的發言已明確滿足了這兩個要求，而且承諾還要繼續深入地和學生進行交流。那麼請問王丹，這八九民運成功了嗎？

已經得手的成功被你們自己主動葬送了。自己弄壞了東西竟然還要求別人來賠償、平反。

王丹還說：“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的力量勢必得到鞏固......”

王丹的這話說反了。不是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的力量勢必得到鞏固，而是如果八九民運能讓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的力量得到鞏固，那八九民運才叫成功，而且是一定會成功。王丹在幻想中，都能將這因果關係倒置，這樣的人去做事情，哪有不失敗的道理？王丹的幻想可以用這樣比喻來解釋。一位商人本來是應該開個大買賣A，去賺得一筆大錢B。結果，這商人在夢想發財的幻想中，竟說成是：假如他有了大錢B，就一定能開個大買賣A。很好笑吧？

“六四”這樣的自毀長城的運動都要拿來紀念，那麼是要紀念它什麼？紀念它的幼稚? 還是紀念它對改革開放的損害？還是紀念它拒絕了政府承諾的民主，然後選擇暴力、暴亂？如果是這樣，那麼任何的復辟王朝專制的紀念都可以理直氣壯地登場了。

（1）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angdanreyou/hotmail-12052011094514.html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10/06/100607_cr_64_bt_wangdan.shtml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