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宿  牛宿

香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捷克作家的偉大作品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由韓少功介紹到中國。我最近看了本世紀初許鈞的譯本，於此同時，我還參看了考夫曼導演的《布拉格之戀》。

《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昆德拉的思想雖然深刻，語言卻並不難懂，中國人能不能喜歡她，中國的思想界是不是倡導她，中國的官方能不能容納她，即便是正面的喜歡倡導容納，也還有如何喜歡如何倡導如何容納的分野，遑論負面的冷漠排斥封殺呢？

世人知道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世人也知道1989年之夏，從布拉格之春到北京89之夏，隔着約20年，從北京之夏到2019年的香港之夏，三十年間，北京之夏與香港之夏，你看明白了什麼嗎？

北京之夏與香港之夏發生的地點和參與的民眾以及抗爭的對手，在這些不一樣與一樣裡面參照着五十年前昆德拉筆下的布拉格——

蘇聯人的坦克與勞動黨的坦克是一樣的。

布拉格人民與香港人民是一樣的。

中國人民（大陸）在這兩場政治風暴中卻是完全兩樣的。

勞動黨的絞肉機變得更加周納甚至已經精微到識百多處一張臉上的特徵。人民在日益勒緊的管控和監視中從麻木與冷漠中繳械正在有覺悟地墮落成為坐穩了奴隸交椅的奴隸，面對香港和台灣，他們毫不選擇地成為了絞肉機的基本能量。

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那句也許早已被遺忘的話：人類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了大量的木材，見過卻只是一小塊。而人類歷史對我們國人來說猶如息壤，勞動黨的豐功偉績是放大了的和無中生有的，此外的一切種種只能被息沒被產生。五四運動一百年，它不僅僅是被包裝而且還在被壯大。

值得過問的是：我們怎麼還會自以為心智正常地活着。

布拉格的民眾香港的民眾與大陸的民眾是有天壤之別的。

我們知道，曾經在延安的窯洞裡有人也談過生命的輕與重。米蘭·昆德拉也談生命的輕重。彼輕重與此輕重同樣也有天壤之別。布拉格的輕重是自我的價值觀和生命取向dēr，這個概念實在是東方土壤中的稀有元素。這正是勞動黨要傾盡全力撲殺現代生命哲學。這就是今天香港衝突的核心意識。

大陸黨媒對港人的詈罵，從贊助遊行抗議的升斗小民到富商大賈，從律師法官到學生教師從販夫走卒到里巷居民——香港人整個的都是勞動黨的異類。香港人可能不配姓趙，可是你問沒問過香港人，他們要不要姓趙？

在考夫曼的鏡頭下我們看見布拉格的抗爭，在全世界的鏡頭下我們看見北京人的抗爭，看見中國人的抗爭，我們同時也看見香港人對北京人對大陸人血濃於水的呼喚，今天香港人持續的抗爭抗暴竟如長江大河不可遏止。

香港不是紅旗下的蛋。

布拉格之春只有一次。

北京之夏原以為只有一次，三十年之後有了今天的香港之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再來一個台灣之秋台北之冬？民主自由被蠶食被鯨吞不應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哪怕是她面對的是一個龐然大物。

我在幾年前曾經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裡穿行，幾天前我在考夫曼的布拉格之春的蘇軍坦克和托馬斯特蕊薩街頭抗暴民眾混織畫面中拷問，我想到里根總統在柏林牆面前的講話，我想說：

中國同志，請認真拆除你心中那堵愚昧專制之牆吧。

今天的布拉格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在布拉格我在各個角落裡看着伏爾塔瓦河，從而想到斯美塔那的交響曲《我的祖國·伏爾塔瓦河》。我不知道米蘭·昆德拉腦海里的伏爾塔瓦河是如何響起的，但我知道捷克人民體會得出他們生命中的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