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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主义者应该推选民主党总统 2019-04-03 10:03:42

《金融时报》 嘉南加内什

在一个自由主义意味着大政府、新保守主义意味着乌托邦式的有勇无谋的国家,再摧毁一个抽象名词似乎也是迟早的事情。近几个月,美国政界对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所作所为同样令人遗憾。

不论是在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越来越感兴趣的民主党人口中,还是在仍对它嗤之以鼻的共和党人口中,这个词开始逐渐带有欧洲人更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意味。财政转移、全民医保、强大的工会组织:这些不仅并不组成社会主义——丹麦并不是计划经济——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还会竭力反对这些措施,认为这些是收买革命的行为。

这一切都催生出一种与直觉相反的想法。即坚定的资本主义者们应该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选出一位民主党总统,而非共和党总统——哪怕这位民主党总统相当左翼。毕竟,市场体系现在承受的公众压力比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要应对公众的愤恨情绪,一种做法是毫不留情,还有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实际的让步来抑制这种愤怒。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通过第二种方式赢得了总统大选,但令人困惑的是,他却以第一种方式执政。在竞选之初,特朗普曾承诺,不仅会保留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针对老年人的计划),还会保留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针对穷人的计划)。然而上台后,特朗普不仅实施了减税,还正在试图提高福利效率,以弥补预算缺口。在各种吹嘘自己将打破共和党正统以后,特朗普似乎已经开始依据一个因循守旧的共和党政纲来施政,至少在国内事务上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右翼拯救自由市场体系的计划,那么资本主义者们应该到左翼一方碰碰运气。一种听起来合理的未来是这样的:通过对那些因10年的资产膨胀而富裕起来的人征税,变得更为慷慨的福利国家能够将一部分反资本主义的脓水从政治体系中吸走。而依靠另一轮僵化的供给侧经济学做到这一点就不那么合理了。

 

的确,在下一届总统任期继续采用后一种施政方式,是自由市场支持者的一次战术胜利,但这其中的战略风险是什么呢?降低边际税率和减少监管在短期内能带来欢愉,但这可能会让本就担心体系公平的选民更加幻灭。让自由市场支持者夜不能寐的应该是千禧一代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一个进步派政府上台带来的一时的麻烦。资本主义者的首要任务不是把共和党人推上总统宝座,而是维护公众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如果一些再分配和监管手段是赢得公众支持的最佳方式,这就不会是第一次了。

一如既往,在政治中,窍门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想想华尔街极其不欢迎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吧。即使是潜在的民主党捐赠人也会思考,如果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在2020年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他们会怎么做。她的罪过是什么?罪过是她热衷于富人税和金融监管。银行家自然会担心这些政策,但他们也应该担心,如果她的改革中包含的一些改变没有发生,公众的愤怒情绪将会累积。

沃伦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者。她希望经济中的竞争变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如果资本主义者认为最糟糕的事情是她的左翼技术官僚统治要维持4年或8年,那他们就没有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让她执政总好过之后来一次公众舆论的严肃清算。约束下的爆炸总好过随机的、吞没一切的爆炸。目前,政治辩论关注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过度现象。很快,关注的焦点就会转向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根基。

通过资本主义的适度化来维护资本主义——这并不矛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其理解为基本的治国之道,就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共和党人在大政府这件事上做出妥协一样。2016年特朗普有过类似的直觉。至少早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时代,资本主义最真诚的朋友就已经明白,资本主义无法以其最本源的形式赢得选举多数。事实证明,相比那些一接触罗斯福新政(New Deal)就高喊这是一种哲学上的背叛的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其实更好地维护了资本主义。

罗斯福知道,一种思想会因纯粹而消亡。现在知道这一点的人太少了。比起将一切改革视为红祸并加以抵制,有更多事情能够维护自由市场。如果共和党人开始危及资本主义,那只是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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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拟打造本土版伊斯兰教(ZT) 2019-03-25 17:54:05

转贴自 《金融时报》

柏林方面希望切断国内穆斯林社区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资金和机构联系,这是一项大胆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帮助德国穆斯林发展本土版伊斯兰教。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属于德国、面向德国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德国内政部最高级公务员马库斯•克贝尔(Markus Kerber)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发展一种新神学。这意味着德国穆斯林必须做出决定:我们这里想要什么样的伊斯兰教?”

克贝尔是负责德国政府与该国400多万穆斯林之间关系的官员。他补充称:“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境外——在经济和个人上——对德国穆斯林社区的影响;确保在德国传道的阿訇都在德国接受培训;确保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事务中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

让德国穆斯林社区融入主流社会和抗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已成为柏林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事态紧迫的部分原因与2015年至2016年的难民危机有关,这场危机导致逾100万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等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进入德国。与此同时,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政治紧张显著升级,考验着土裔德国人社区的忠诚,令一个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一直以德国为家的成熟穆斯林群体感到不安。

土耳其在德国穆斯林社区的事务中继续发挥着超大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德国最大的伊斯兰组织——“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事务联盟”(DITIB)。该组织是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局(Diyanet)的一个分支,运营着德国2400座清真寺中的900座。这些清真寺中的阿訇来自土耳其,多数用土耳其语传道,并由土耳其政府支付薪酬。

“土耳其政府必须接受这样一点:他们通过DITIB完全控制德国清真寺的日子已经结束,”克贝尔称,“我告诉安卡拉方面的官员:你们的土耳其人现在也是我国的土耳其人。适应这个现实吧。”

他补充说,德国穆斯林有权聆听德语传道,有权拥有熟悉德国日常生活现实的阿訇。“以穿孔和纹身是否符合《古兰经》(Koran)的教义为例。如果阿訇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危险在于年轻的穆斯林会求助于网上的阿訇——而这可能很快引向黑暗思维。”

德国政府希望在德国伊斯兰生活的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受到了自由派穆斯林学者的欢迎,但也引发了穆斯林社区其他派别的批评。DITIB今年组织的一个伊斯兰学者会议在联合声明中警告称,任何企图引入“德国伊斯兰教”或“欧洲伊斯兰教”的行为,都“与伊斯兰教的普遍性相矛盾,伊斯兰教的光芒同时照耀着所有年龄和地区的人”。DITIB没有回应记者发出的置评请求。

克贝尔曾是常驻伦敦的投资银行人士,在2011年至2017年执掌强大的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只是在去年才回到政府担任公职。德国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任命他为国务秘书(德国政府部门中最高级别的公务员职位),并让他负责伊斯兰会议——旨在促进政府与穆斯林社区之间关系的论坛。

克贝尔表示,在德国容纳伊斯兰生活的挑战具有“地缘战略重要性”。他补充称:“伊斯兰教能否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这个问题正在撕裂西方国家。而我的答案很明确:它当然可以,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了。”

然而,批评人士表示,由于泽霍费尔等德国保守派政治人士一再断言“伊斯兰教不属于德国”,这一信息已变得模糊不清。克贝尔对这种情绪表示理解,尽管他补充了重要的一点:“伊斯兰教本身不属于德国,因为本身并不存在单一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有不同的教派,其中一个教派可能确实属于德国。”

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德国的穆斯林社区必须在经济上不再依赖境外出资者,而阿訇必须在德国接受教育和培训。

“我们希望德国的清真寺能够像如今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社区一样,在资金上自给自足。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征收清真寺税。这将意味着穆斯林社区必须根据德国公法成为法人实体,并提供成员名单等。作为回报,德国政府可以代表他们向其成员收税(就像对其他信仰一样)。”

他表示,德国政府还可以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建立培训阿訇的神学院。

克贝尔表示,在德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方式必须与穆斯林国家有所不同。“(在西方的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伊斯兰教始终必须包含适应主流文化的元素。它必须明白大多数人的想法和言论,必须体谅他人,还需要前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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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忽视“亚裔脸” 2019-03-21 14:50:24

刚刚发现这部剧只演了几个月就下档了, 回头去找金融时报2015年的文章,贴出来做个纪念:


百老汇新剧《忠诚(Allegiance)》在一番拖延之后,终于进入首演。该剧根据主演George Takei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户日本家庭,在二战期间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之后,被美国人以间谍为由,连同在美的十几万日裔被转移到穷山恶水的集中营囚禁。平心而论,这个题材很容易出彩,战争背景、族裔纠葛、东西文化碰撞,很多冲突都可以在其中埋线。但事实上观众对该剧的反响并不积极,首周之后票房不断下滑,评论普遍反响很差。究其原因,无非是故事温吞水,浪费了冲突题材,而将重点着眼于俗套的爱恨情仇。加上作曲让人听过就忘,歌词连我一个外国人都觉得平淡得无聊,都让这戏充满了一股要关门回家的架势。

 

但除了这些,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西方创作者对东方的隔膜。该剧女一号莉亚•萨隆加(Lea Salonga)是音乐剧界的大明星,《西贡小姐(Miss Saigon)》的首演,但她是个菲律宾人。制作人也许是看上了她的票房号召力,也许是觉得亚洲人都长得一样,菲律宾和日本离得也不是很远,所以都差不太多,只要是个亚洲人就行了。但事实是,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没有一丁点像日本人的地方。剩下的扮演日裔的演员也是哪里人都有,且角色性格都不鲜明。舞台上那些黑发黄肤的姑娘即便全换成金发碧眼的美国妞,观众都不会有任何违和感。除了曾出演《星际迷航》里的Sulu而被大家所熟知的日裔演员George Takei,整个剧组就像一艘载满了东洋元素漂在西洋上的船,开到哪算哪,毫无计划。

 

这种隔膜在百老汇历史上数不胜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对亚裔文化的忽视和不理解造成的。前些年一部叫《中式英语(Chinglish)》的话剧,尽管走红,但在华裔看来也不过是隔靴搔痒。其实亚裔的故事不是没有火爆的前例,前有《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后有《西贡小姐》,上演时都风头无两,在百老汇一演就是几十年几千场。《国王与我》讲的是一位英国女教师给暹罗王室讲解西方文化的故事,《西贡小姐》则是越战时期的越南姑娘和美国大兵的爱情故事。这类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哪怕《西贡小姐》里美国作为战败国撤离,这种文化上优越性依然是压倒式的。无论是对未开化暹罗王室的刻画,还是越南人争先恐后为了搭上美国直升机的场景,包括寻找越战后的孤儿,都体现了尽管东方世界充满神秘,西方世界才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主流。

 

近年越来越政治正确的剧场,选角上也越来越多元化。这多元化带来了一个名词:blind casting,意思是在选角时,演员的种族不再需要跟随角色的种族,黑人姑娘可以扮演欧洲皇室里的公主,黑人小伙也可以演白人政要。不仅仅是百老汇,一向由白人占主导的芭蕾舞院团也在践行这个理念。今年,有著75年历史的美国芭蕾舞剧院(American Ballet Theater)迎来了第一位黑人首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黑天鹅”。而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蒙特卡罗剧团的黑人芭蕾舞演员在美国南部演出时,还遭遇过三K党的纠缠。

 

但这政治正确背后,并没有给亚裔带来什麽好处。无论是在好莱坞还是百老汇,亚裔群体基本是处于被忽视的状态。2007年到2014年间票房最高的100部作品里,超过40部没有任何一位亚裔角色参与,远高于非裔的17部。亚裔在百老汇的情况更差,只占全体演员的1.5%,不仅远低于八成多的白人演员,也低于14%的非裔演员,且数字不稳定,偶尔还有下滑。《西贡小姐》这样叫好叫座的东方故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像《忠诚》和《中式英语》这样套了个亚裔壳,其实内核还是西方的作品。又因涉及到亚洲的作品数量不多,亚裔演员在百老汇并不能得到很多演出机会。即便是现在已经是一线明星的莉亚•萨隆加,也在访谈中提及当年因为自己这张亚洲脸处处碰壁。今年托尼奖得主韩裔演员露西•安•米尔斯在出演《安妮(Annie)》时,为了跟台上别的小演员长相统一,只能戴上金发出演。

 

而即便是难得一见的亚裔角色,也不见得都会由亚洲人出演。《西贡小姐》在伦敦西区首演时,饰演男主工程师的Jonathan Pryce是一名白人。该剧移师百老汇时,製作人卡梅伦•麦金托什想将他一道带到百老汇,却遭到了美国演员工会的反对,理由是亚裔角色由白人扮演,这算是跟亚裔社区站到了对立面。麦金托什对此不满,放话如果不让Jonathan Pryce出演,这剧就不上百老汇了。最后的结果是工会妥协,一切按照麦金托什的计划。


这些年里,媒体也在追问什么时候会有下一个《西贡小姐》,随着此次《忠诚》的败北,制作人们对亚裔题材的态度恐会更加谨慎,看上去遥遥无期。政治正确对改善亚裔群体在艺术圈仅限于技工的状况,也似乎没有什么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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