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 嘉南•加內什

在一個“自由主義”意味着大政府、“新保守主義”意味着烏托邦式的有勇無謀的國家，再摧毀一個抽象名詞似乎也是遲早的事情。近幾個月，美國政界對“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所作所為同樣令人遺憾。

不論是在對“社會主義”這個詞越來越感興趣的民主黨人口中，還是在仍對它嗤之以鼻的共和黨人口中，這個詞開始逐漸帶有歐洲人更熟悉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是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意味。財政轉移、全民醫保、強大的工會組織：這些不僅並不組成社會主義——丹麥並不是計劃經濟——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還會竭力反對這些措施，認為這些是收買革命的行為。

這一切都催生出一種與直覺相反的想法。即堅定的資本主義者們應該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投票選出一位民主黨總統，而非共和黨總統——哪怕這位民主黨總統相當左翼。畢竟，市場體系現在承受的公眾壓力比上世紀3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大。要應對公眾的憤恨情緒，一種做法是毫不留情，還有一種更明智的做法是，通過實際的讓步來抑制這種憤怒。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通過第二種方式贏得了總統大選，但令人困惑的是，他卻以第一種方式執政。在競選之初，特朗普曾承諾，不僅會保留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針對老年人的計劃），還會保留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針對窮人的計劃）。然而上台後，特朗普不僅實施了減稅，還正在試圖提高福利效率，以彌補預算缺口。在各種吹噓自己將“打破”共和黨正統以後，特朗普似乎已經開始依據一個因循守舊的共和黨政綱來施政，至少在國內事務上是這樣的。

如果這是右翼拯救自由市場體系的計劃，那麼資本主義者們應該到左翼一方碰碰運氣。一種聽起來合理的未來是這樣的：通過對那些因10年的資產膨脹而富裕起來的人徵稅，變得更為慷慨的福利國家能夠將一部分反資本主義的膿水從政治體系中吸走。而依靠另一輪僵化的供給側經濟學做到這一點就不那麼合理了。

的確，在下一屆總統任期繼續採用後一種施政方式，是自由市場支持者的一次戰術勝利，但這其中的戰略風險是什麼呢？降低邊際稅率和減少監管在短期內能帶來歡愉，但這可能會讓本就擔心體系公平的選民更加幻滅。讓自由市場支持者夜不能寐的應該是千禧一代對資本主義的態度，而不是一個“進步派”政府上台帶來的一時的麻煩。資本主義者的首要任務不是把共和黨人推上總統寶座，而是維護公眾對資本主義的支持。如果一些再分配和監管手段是贏得公眾支持的最佳方式，這就不會是第一次了。

一如既往，在政治中，竅門在於兩害相權取其輕。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想想華爾街極其不歡迎的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吧。即使是潛在的民主黨捐贈人也會思考，如果這位馬薩諸塞州參議員在2020年成為民主黨候選人，他們會怎麼做。她的罪過是什麼？罪過是她熱衷於富人稅和金融監管。銀行家自然會擔心這些政策，但他們也應該擔心，如果她的改革中包含的一些改變沒有發生，公眾的憤怒情緒將會累積。

沃倫稱，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者”。她希望經濟中的競爭變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如果資本主義者認為最糟糕的事情是她的左翼技術官僚統治要維持4年或8年，那他們就沒有運用自己的想象力。讓她執政總好過之後來一次公眾輿論的嚴肅清算。約束下的爆炸總好過隨機的、吞沒一切的爆炸。目前，政治辯論關注的還是資本主義的過度現象。很快，關注的焦點就會轉向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根基。

通過資本主義的適度化來維護資本主義——這並不矛盾。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將其理解為基本的治國之道，就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共和黨人在大政府這件事上做出妥協一樣。2016年特朗普有過類似的直覺。至少早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時代，資本主義最真誠的朋友就已經明白，資本主義無法以其最本源的形式贏得選舉多數。事實證明，相比那些一接觸羅斯福新政(New Deal)就高喊這是一種哲學上的背叛的人，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其實更好地維護了資本主義。

羅斯福知道，一種思想會因純粹而消亡。現在知道這一點的人太少了。比起將一切改革視為“紅禍”並加以抵制，有更多事情能夠維護自由市場。如果共和黨人開始危及資本主義，那只是因為他們太過於相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