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校長、中國近代力學主要奠基人之一的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先生，最近去世了。他不僅在相關學術領域，成績斐然，為該領域作出過舉世聞名的卓越貢獻。得以和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原子彈之父錢三強等中國最傑出的科學家齊名，獲得並稱為“三錢”的美譽。而且自己也為國人留下一些堪稱美談的軼聞趣事。比如他是以語文和歷史的滿分考入清華大學文科，而理科的成績則是“慘不忍睹”（據說數理化和外語成績加起來也只有數十分）。但是卻在入學不久的“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的次日，毅然決定“棄文從理”。並且從此奮發圖強，最後一躍而成為國際著名的泰斗級科學家，真可謂“不是神話，勝似神話”。我們甚至可以從“三錢”在不同的尖端科學領域、卻同樣成功的事實，推理得出『中國文化的確“先進、科學、優秀”，所以對這種文化而言，一切問題都“不是不能、而是不（想）為也”』的結論，來作為對曾經喧囂一時、著名的所謂“李約瑟難題”的回答。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又出了一個毛澤東”。而且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人不僅以“小米加步槍”的劣勢，打敗了得到美國先進武器裝備支持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將其打敗並趕到了台灣島；接下來更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直接抗衡了以美國為首組成的聯合國“新八國聯軍”，迫使他們破天荒地、第一次在沒有討到便宜的情況下，重新坐回到談判桌上來。而且接下來又在百廢待興中，奇蹟般地在軍事、科技、體育等全方位領域，取得絕對可以傲視全球的成就。不僅徹底擺脫恥辱的“東亞病夫”帽子，更以自己在核武器、導彈、人造衛星等領域裡的實力，不容置疑地登堂入室，進入“大國俱樂部”，一洗當年蔣介石委曲求全的“窩囊相”，真正和聯合國“五常”平起平坐了。

但是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新中國所獲得的這些實力，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回國後的“三錢”和他們的團隊，功不可沒的科技貢獻（而不是小米加步槍）基礎之上的。既從具體戰術上，補充了毛澤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論點的片面和不足。更為他的另一個論點“人的因素第一”提供了深刻而廣泛的思考空間。

從表象來看，“三錢”們似乎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自“五四”以來，就一直影響着中國人思維的一個口號或概念的“正確性”，那就是“科學救國”。而且經過上百年來的反覆，已經形成一種“凡事必稱科學”的教條定式。什麼“科學報國”、“科學發展觀”、“科學生產力”、“科學執政”、“科學決策”“科學管理”之類，不一而足。絕對可以跟西方口頭禪式的“上帝保佑”有得一拼。

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裡了。因為西方的“上帝保佑”，和中國人的“他媽的”一樣、僅僅就是一句口頭禪而已，連打噴嚏時都可以用，所以並沒有更多的寓意或內涵（有聽美國總統奧巴馬說過：金融危機要靠“上帝保佑”來解決的嗎？）。但是“科學”對中國人而言，卻似乎包涵着太多的玄機、奧妙，有如道教的符咒“急急如律令”，絕對可以當成“前綴”，加到任何動詞前面而左右逢源。最後真的變成了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可”的口頭禪，甚至成了一件用來打着科學反科學的“黃馬褂”。因為很多問題事後看來，恰恰是“不科學或偽科學”導致的結果。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包括毛澤東和“三錢”在內的中國人，其實都不懂什麼是“科學”的真諦？不僅不知道社會學本身就應該是“科學”，反而錯誤地以為只有自然科學才算是“科學”。所以一看到自己國家落後挨打，就以為是自己國家的“技（自然科學）不如人”，造不出堅船利炮的緣故。結果讓一些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讀書人（如魯迅、胡適之流）一起鬨，就形成了“科學救國”的論調或思潮，並開始在國內盛行。引得一些熱血青年（其中不乏“三錢”那樣的天才）紛紛“棄文從理”（這錢偉長就是典型），來到日本或西方專攻數理化。靠因先進的中國文化加工所具備的聰明才智，學到了一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真功夫，而且學成之後，又義無反顧地回來，嘔心瀝血地報效祖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當年他們那一代歸國科學家（不是今天靠高薪吸引來的“海歸”讀書人）的貢獻，為共和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今天才有了在這樣基礎上突飛猛進的條件。

但是儘管如此，筆者還是對當年激發他們熱情的片面“科學救國”口號，持絕對的否定態度。因為今天中國的國內、國際處境，並沒有因為他們那代人當初的成就而得到本質上的改善，反而更險惡了。而且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三錢”們的努力，非但沒有救得了中國，甚至連自己都救不了。因為他們三人在文革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禍及，不但被剝奪了從事專業工作的權利，還要遭到批鬥、抄家、住牛棚的人身屈辱。他們曾經被美國吹噓“抵得上幾個軍”的能量，一下子就被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而自身難保。不得不屈服於殘酷的現實，最後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甚至要昧心為虛假的浮誇“背書”），白白糟蹋了相當一部分寶貴的生命年華。他們正是以自己的“現身說法”，在當前只知其然的科學《認識論》初級表象層次上，徹底推翻了“科學救國”的論點。怎麼會這樣的呢？其實就是因為這“三錢”和毛澤東一樣，都不知道“科學”的本質或真諦，乃是一種對客觀認識的“知其所以然”、直到“知其所未然”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具體而言，就是『站在只知其然的認識論初級階段的層次上，以“懷疑一切”的觀點、用“造反有理”的方法，和靠“以理服人”的手段，來認識或解釋大自然和人類社會客觀存在和發生的一切現象或事物，沒有例外。』（詳細闡述，請上網查閱拙文《認識論》以及《論科學》）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認識並掌握了真正的“科學”，我們就會發現眼前豁然開朗，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不能認識，沒有什麼現象不能解釋”的了。比如：

毛澤東的問題，是對科學的半途而廢。也就是有正確的立場和觀點，以及客觀上情有可原的不得以方法（暴力革命）。但是勝利以後，因為手中始終沒有掌握可以“以理服人”的理論，卻嘗到“以力服人”的甜頭，從此走上一意孤行的帝王般專制獨裁之路，最後以徹底失敗告終，給中國社會留下一堆至今都克服不了的後遺症。

而“三錢”們的問題，是天真地以為“科學”就是自然科學，更上了表象層次“科學救國”的當，以為掌握了數理化的真本事，就可以讓自己的祖國“繁榮富強”起來。結果反而陷自己於“壯志未酬”的災難和痛苦之中，更不能解決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更多、更大、更危險的問題。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從自己先進、優秀而科學的中國文化中，領悟到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是要靠文化來“原湯化原食”，而不是當西方跟屁蟲來接軌“依樣畫葫蘆”。而這一點（中國文化的力量）起碼已經被愛因斯坦或不少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在潛意識中感覺到了。

也許中國人從“三錢一毛”現象中應該得到的啟示，就是需要從根本上拋棄當“跟屁蟲”的思維，發揮“揚長避短”（而不是現在這樣一味的“楊短避長”）的中國文化智慧和策略，徹底擺脫只懂物質文明的西方錯誤社會理論的羈縛，從而找到一個真正科學、正確，可以靠以理服人的手段來認識和解釋人類社會一切現象和問題，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科學理論。搶先占領科學社會理論的制高點，把西方擅長的“肉體戰爭”引向只有人類（而不是高等動物）才配得上運用的“精神戰爭”。最後真正達到“科學救國”、乃至“科學救全世界”的目的。這難道不正是中國文化真正最高境界的“用武之地”嗎？

不過請注意《新理論》的忠告：留給中國人“釜底抽薪”的時間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