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最近去世了。他不仅在相关学术领域，成绩斐然，为该领域作出过举世闻名的卓越贡献。得以和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等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齐名，获得并称为“三钱”的美誉。而且自己也为国人留下一些堪称美谈的轶闻趣事。比如他是以语文和历史的满分考入清华大学文科，而理科的成绩则是“惨不忍睹”（据说数理化和外语成绩加起来也只有数十分）。但是却在入学不久的“九一八事件”发生后的次日，毅然决定“弃文从理”。并且从此奋发图强，最后一跃而成为国际著名的泰斗级科学家，真可谓“不是神话，胜似神话”。我们甚至可以从“三钱”在不同的尖端科学领域、却同样成功的事实，推理得出『中国文化的确“先进、科学、优秀”，所以对这种文化而言，一切问题都“不是不能、而是不（想）为也”』的结论，来作为对曾经喧嚣一时、著名的所谓“李约瑟难题”的回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一个毛泽东”。而且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打败了得到美国先进武器装备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将其打败并赶到了台湾岛；接下来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直接抗衡了以美国为首组成的联合国“新八国联军”，迫使他们破天荒地、第一次在没有讨到便宜的情况下，重新坐回到谈判桌上来。而且接下来又在百废待兴中，奇迹般地在军事、科技、体育等全方位领域，取得绝对可以傲视全球的成就。不仅彻底摆脱耻辱的“东亚病夫”帽子，更以自己在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等领域里的实力，不容置疑地登堂入室，进入“大国俱乐部”，一洗当年蒋介石委曲求全的“窝囊相”，真正和联合国“五常”平起平坐了。

但是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新中国所获得的这些实力，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回国后的“三钱”和他们的团队，功不可没的科技贡献（而不是小米加步枪）基础之上的。既从具体战术上，补充了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论点的片面和不足。更为他的另一个论点“人的因素第一”提供了深刻而广泛的思考空间。

从表象来看，“三钱”们似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思维的一个口号或概念的“正确性”，那就是“科学救国”。而且经过上百年来的反复，已经形成一种“凡事必称科学”的教条定式。什么“科学报国”、“科学发展观”、“科学生产力”、“科学执政”、“科学决策”“科学管理”之类，不一而足。绝对可以跟西方口头禅式的“上帝保佑”有得一拼。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因为西方的“上帝保佑”，和中国人的“他妈的”一样、仅仅就是一句口头禅而已，连打喷嚏时都可以用，所以并没有更多的寓意或内涵（有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金融危机要靠“上帝保佑”来解决的吗？）。但是“科学”对中国人而言，却似乎包涵着太多的玄机、奥妙，有如道教的符咒“急急如律令”，绝对可以当成“前缀”，加到任何动词前面而左右逢源。最后真的变成了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可”的口头禅，甚至成了一件用来打着科学反科学的“黄马褂”。因为很多问题事后看来，恰恰是“不科学或伪科学”导致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包括毛泽东和“三钱”在内的中国人，其实都不懂什么是“科学”的真谛？不仅不知道社会学本身就应该是“科学”，反而错误地以为只有自然科学才算是“科学”。所以一看到自己国家落后挨打，就以为是自己国家的“技（自然科学）不如人”，造不出坚船利炮的缘故。结果让一些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读书人（如鲁迅、胡适之流）一起哄，就形成了“科学救国”的论调或思潮，并开始在国内盛行。引得一些热血青年（其中不乏“三钱”那样的天才）纷纷“弃文从理”（这钱伟长就是典型），来到日本或西方专攻数理化。靠因先进的中国文化加工所具备的聪明才智，学到了一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真功夫，而且学成之后，又义无反顾地回来，呕心沥血地报效祖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当年他们那一代归国科学家（不是今天靠高薪吸引来的“海归”读书人）的贡献，为共和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今天才有了在这样基础上突飞猛进的条件。

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对当年激发他们热情的片面“科学救国”口号，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因为今天中国的国内、国际处境，并没有因为他们那代人当初的成就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善，反而更险恶了。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三钱”们的努力，非但没有救得了中国，甚至连自己都救不了。因为他们三人在文革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祸及，不但被剥夺了从事专业工作的权利，还要遭到批斗、抄家、住牛棚的人身屈辱。他们曾经被美国吹嘘“抵得上几个军”的能量，一下子就被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而自身难保。不得不屈服于残酷的现实，最后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甚至要昧心为虚假的浮夸“背书”），白白糟蹋了相当一部分宝贵的生命年华。他们正是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在当前只知其然的科学《认识论》初级表象层次上，彻底推翻了“科学救国”的论点。怎么会这样的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三钱”和毛泽东一样，都不知道“科学”的本质或真谛，乃是一种对客观认识的“知其所以然”、直到“知其所未然”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具体而言，就是『站在只知其然的认识论初级阶段的层次上，以“怀疑一切”的观点、用“造反有理”的方法，和靠“以理服人”的手段，来认识或解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客观存在和发生的一切现象或事物，没有例外。』（详细阐述，请上网查阅拙文《认识论》以及《论科学》）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认识并掌握了真正的“科学”，我们就会发现眼前豁然开朗，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认识，没有什么现象不能解释”的了。比如：

毛泽东的问题，是对科学的半途而废。也就是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客观上情有可原的不得以方法（暴力革命）。但是胜利以后，因为手中始终没有掌握可以“以理服人”的理论，却尝到“以力服人”的甜头，从此走上一意孤行的帝王般专制独裁之路，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给中国社会留下一堆至今都克服不了的后遗症。

而“三钱”们的问题，是天真地以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更上了表象层次“科学救国”的当，以为掌握了数理化的真本事，就可以让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起来。结果反而陷自己于“壮志未酬”的灾难和痛苦之中，更不能解决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更多、更大、更危险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从自己先进、优秀而科学的中国文化中，领悟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要靠文化来“原汤化原食”，而不是当西方跟屁虫来接轨“依样画葫芦”。而这一点（中国文化的力量）起码已经被爱因斯坦或不少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在潜意识中感觉到了。

也许中国人从“三钱一毛”现象中应该得到的启示，就是需要从根本上抛弃当“跟屁虫”的思维，发挥“扬长避短”（而不是现在这样一味的“杨短避长”）的中国文化智慧和策略，彻底摆脱只懂物质文明的西方错误社会理论的羁缚，从而找到一个真正科学、正确，可以靠以理服人的手段来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一切现象和问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科学理论。抢先占领科学社会理论的制高点，把西方擅长的“肉体战争”引向只有人类（而不是高等动物）才配得上运用的“精神战争”。最后真正达到“科学救国”、乃至“科学救全世界”的目的。这难道不正是中国文化真正最高境界的“用武之地”吗？

不过请注意《新理论》的忠告：留给中国人“釜底抽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