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雅芬昏倒在水稻田的时候，农场副场长正在她的身边。她是俯伏着倒在稻田里的，背上洒满金色的阳光，清晨，太阳刚刚跃升过山脊。副场长一把把她拉起来，急急忙忙抱着她的腰去田埂边坐下，手忙脚乱地抹去她脸上的泥浆，掐人中，叫名字；一会儿功夫，她醒过来了。老一套故事，她再三请假要去卫生所看病，说膝盖疼痛，急剧消瘦，浑身乏力，但是在生产队蹲点劳动的副场长不予批准。她和她都是从成都下来的知青，已经在边疆这个小农场劳动了六年，风湿性关节炎已经成了知青们的标配，膝盖疼痛那就根本不值一提。

 我没得骗你，秦雅芬说，骗你是龟儿。我要去看刘医生，我要回家。 

  秦雅芬终于获准去场部卫生所看病。从这个水稻生产队到场部有十五里路，刚刚打好地基的边境国防公路，虽然还没有铺上沥青或者水泥路面，也没有任何车辆通过，但是已经平整坚硬好走了，她就这样独自一人一瘸一瘸地沐浴着阳光走去场部卫生所，虽然是在雨季里，可是今天是晴天。

 秦雅芬长相平平，她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一次赌饭。那时候农场劳动力每月口粮定量三十八斤，因为没有油肉蔬果，劳动量大，白糙米饭就咸菜盐水煮苦菜，人人饥肠辘辘。有一个星期天她和人打赌，可以一顿饭吃十大碗，每碗五两米的量。好事者真的从食堂打来十大碗米饭堆在她面前：如果她能全部吃下去，那么再送她五斤饭票；如果不能全部吃下去，那么她就要赔出来五斤饭票。结果她硬撑着吞下去七大碗白糙米饭，涨得肚子疼，躺在床上半天下不来地，还赔出来五斤饭票。

 她是在黄昏的时候回到生产队的，卫生所的刘医生给她开了转诊单，叫她立马去总场卫生所。她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在第二天清晨披着一块大塑料布戴着一顶斗笠光着脚上路了，三十里路，中雨，正在插秧，她向大家招手告别。1977年，不足二十三岁，工人家庭的女儿。总场的医生在查看了她的膝盖之后安排她去州府所在地的农垦分局医院。分局医院的诊断是原发性骨癌。医生给她开出大量止痛片，婉转地告诉她应该回成都去，回到家里去。因为没有旅费，医院的领导专门提出申请，请农垦分局特别列支一百五十元并且开出路条。

 从医院到成都如果一切顺利需要六天。

 第一天，州府所在地到保山县；

 第二天，保山到漾濞县；

 第三天，漾濞到下关（大理）；

 第四天，下关到楚雄；

 第五天，楚雄到一平浪火车站；

 如果能够顺利买到火车票，那么在第六天可以回到成都。

 我们不知道秦雅芬是怎样拖着虚弱的病体受着煎熬回到成都的。我们后来听说她的全家亲人都在车站迎接她；当衣衫褴褛虚弱不堪的秦雅芬走下火车抱着母亲的时刻昏倒在地。

 她在到达成都二十个小时之后在医院里去世；她总究是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中。。。。

 知青旧友聚会时谈起秦雅芬来，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她了，说起赌饭的事情大家笑了。农场所在地的那个边疆县份1970年代只有九万余人口，土地广阔，却不准发展副业，不准发展养殖业，那里土地肥沃，人民守着鱼米之乡挨饿，因为当局只准种植水稻和橡胶。农村集市上出售的少量肉类油料价格昂贵，都是从缅甸走私过来的。能够让鱼米之乡变成饥饿之地，毛泽东的本领的确非凡。2018年，我旧地重游去到那里，农场已经没有了。这里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三十二万九千，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应有尽有价格廉宜，仅稻米一项，一年的收获量可供本地居民消费五年；

而国家投入巨资知青们用血汗甚至生命开垦出来的那成千上万亩橡胶林完全被废弃，因为毫无经济价值。看大众那喜气洋洋的样子，就想起我们年轻时代在这片土地上所受的那些无谓之苦，也想起秦雅芬的赌饭，想起她离开那片水稻田时和大家招手告别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