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写这一篇“纪念张晓春”的文字已经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动手。张晓春的父母亲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大学毕业生，1949年之前北大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农业系统工作，是地地道道的地方高级官员。

 1971年三月，我们早一步来到农场的知青集合排队在生产队那条土路前迎接成都知青的到来。他们是乘坐军用大卡车来到生产队的，一个胖胖的成都知青第一个从卡车上跳下来。他的嘴角叼着一支烟，脚上着锃亮的高腰皮鞋，一身崭新的蓝色卡几布便装，内里着蓝色条纹海军汗衫；他的手臂上挽着一件蓝色呢大衣，跳下车后把蓝色大衣随手披在身上，一手叉腰，一手把香烟从嘴角上移开，一缕青烟从嘴里喷出来。白皮肤高个子五官端正婴儿肥的脸庞，与和他一起来到农场的其他成都知青相比，看上去就是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就是张晓春。

 张晓春干活的时候完全漫不经心，大家翻地的时候，他公然坐在树荫下吸烟；班长急了嘶吼着叫他起来翻地，他就跑到地中间认真仔细地划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圆，然后发了疯一般挥舞锄头把这个圆挖成一个坑，仔细地把锄头立在圆坑中心，擦擦满头大汗扬长而去，气得班长脸色发青双手颤抖。

 农场场部办公室后面山坡上有五棵梨树，这种梨树又高又细，产量很低，每棵树上稀稀疏疏会结出几十个小梨，梨熟的时候必须架起木梯子上去才能采摘到，一毛钱一斤出售，基本上就被场部干部们全包了。那一天，农场副场长的老婆发现有人偷梨，偷梨的正是张晓春。张晓春偷梨不用梯子，只见他握住细细的长竹竿，见大一些的梨就把梨打下来装进小铁皮水桶。副场长老婆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抓住张晓春的手腕一手提起那小半桶梨，要把张晓春带到场部处理。偷东西居然偷到场部来了！

 离场部办公室只有半里路，顷刻就到，领导们正在开会，只听到门外男子一声爆喝，“老婆娘偷梨啦”！大家抢出门，只见张晓春紧紧抓着副场长老婆的手腕，老婆娘另一只手上提着半小桶梨！

 有人揣测农场领导仔细研究过知青们的档案，哪些人可以狠狠地践踏，哪些人一般性对待，哪些人必须小心伺候；张晓春或许就是必须小心伺候的人。无论他做出了什么事情，比如旷工怠工，当面咒骂领导，等等等等，从来就没有给予他任何行政处分也没有让他受到肉体刑罚；那时候云南农场捆绑吊打知青是家常便饭蔚然成风，1973年年底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布文件训斥云南农垦系统并且为此将几个官员送进大牢直至枪毙。

 张晓春喜欢高谈阔论，天南地北，满口成语，之乎者也，典故诗词，能够接上他话的人不多；基本上就是他在说别人听他说。他和我走的比较近，因为我大致上能接上他谈吐中引用的诗词以及之乎者也。他走到那里就把春城牌香烟撒到那里，听说他的母亲每月给他寄30元钱。他有一个8岁的妹妹，父母亲都是高薪人士，因而家境宽裕。

 有一次我去他屋里蹭烟，看到他用剪刀在剪碎几封未开拆的信，“哦，我家老倌儿的信，看不得。”，然后他剪开一封信递给我。

 晓春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所以你必须而且能够做到1，xxxxx，2，xxxxx，3xxxxxx。

 祝你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父字

                                 x 月 x 日

 1972年我被调去场部直属队去深山原始森林里做苦力当伐木工，辛苦劳累而且危险，临行前那个晚上张晓春来看我，他一反常态沉默不语。抽了他的春城香烟，他起身告辞，从呢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塞进我的手中转身离去，看他走到门口，我脱口而出：

      屋前泥潭深千尺，

      不忘晓春送我情。

 因为家庭出身原因，作为事实上的贱民，那时候我很少与人主动接触。农场各个生产队都有几里几十里路的间隔，自此以后很少与张晓春见面。他送给我的是一支崭新的紫红色英雄金笔，使用这支金笔，在1978年间我投入炼狱般的自学并侥幸考进大学学习高分子专业获得一只铁饭碗。在1990年自我流放到澳洲时，我携带这支金笔与我同行。现在，这支金笔被我珍藏在澳洲的家中，更被我珍藏在我的心里。

 1974年四月我在上海探亲期间突然收到成都知青来信，晴天霹雳一句话：张晓春于1974年1月22日在成都沙湾站卧轨自杀。

 回农场的时候，我专门绕道去了成都，原来张晓春在回成都探亲期间天天与其父亲吵架，他威逼他有权势的父亲开后门把他调回成都，他的父亲严词拒绝并且叫他滚回农场好好劳动改造去。1974年1月22日是大年三十，下午3点多，从沙湾站开出的列车司机看见铁轨上坐着一个人，司机鸣笛警告并减速，离近时，那个人从容地站起来，巨大的车头把那个人撞飞出去。那个人就是张晓春，殁年19岁。

 当我乘坐成昆铁路列车去昆明经过沙湾车站时，起立默哀，泪流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