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談“自媒體”的製法與執法邏輯

唐付民

互聯網與自媒體的結合形成了“新型媒體”，它不需要“中介審察”便可直接發布。傳統媒體是建立在“中介審察”機制上的，普通民眾無法直接發布信息。由於“新型媒體”已經推廣全球，涉及信息安全（真假與傷害）的問題成為紛爭焦點。如何制定出合理法規成為難題，我認為，依靠現行的邏輯原理和標準很難制定出民眾滿意的法律法規！

無疑，通過媒體向社會發布信息除能提供有利信息也會發出有害信息。傳統的“中介審察”對於有害信息自然容易控制（減少），而新型“自媒體”的普及對於有害信息的減少控制會促生特殊的管理模式。我之前有文章明確提出“不要用私企來混淆是非”！因為新型媒體具備“限言、封言”的功能，也就承擔着“護法和執法”功能。實質上體現着“司法機關”的職責，而司法職責會檢驗其：社會公正性！在極權專制國家民眾失去了批評政府和政治官員的權力，被互聯網公司限言和封言多為批評政府和政治官員。但在民主自由社會互聯網公司限言和封言多為政治偏向，通常後者很難出現“終身禁言”的行為但前者卻為“常態”！

除因政治原因出現限言和封言還有“真假信息和傷害信息”而產生限言和封言的情況。如果因為發布“虛假和傷害”信息，應該歸於“司法管轄”，互聯網公司無權管制。如何歸於“司法管轄”？極權專制國家通常是“警察機關（人員）”直接進入（併入）互聯網公司參與現場執法，而民主自由國家似乎還沒有形成這種機制。我認為，雖然警察機關（人員）可以直接併入互聯網公司“現場執法”，但須要在與“司法機關”全面配合下才可實行（體現公正）。也就是說，互相網公司在對用戶（客戶）執行限言和封言時，須要接入“司法管轄”。即互聯網公司在執行“限言和封言”行動時，巳經屬於“司法行為”，不是單純的“企業行為”！如果互聯網公司無法體現“公正廉明”，要麼接入“司法管轄”，要麼接受“司法裁判”。

針對言論自由的司法鑑定，通常涉及政治言論、真假言論和傷害言論。在民主自由社會限制批評政府和政治官員應該被視為（定義為）違法行為，互聯網公司不可享有維護“政治偏向”的權力。自然，政府機關和政治官員也可以享有平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如果出現爭議應該需要接入“司法裁判”！真假言論和傷害言論的認定，也不能完全由互聯網公司去裁定（執行）。重大的真假言論和言論傷害事件，通常應該由受害方與加害方提請“司法裁決”，互聯網公司應擔負提供公正證據的責任。

針對真假言論和傷害言論應該視情節輕重做出：提示、警示、急時限制、司法裁定。也就是說，在沒有經過“司法審判”（司法授權）之前，互聯網公司根本無權對用戶（客戶）做出“長期和永久限制”（重大限制）！如果產生嚴重限制行為，被限制者有權通過享有獨立公正（司法獨立）的司法裁判實現追訴（廢除和賠償）！

先進的文明社會，須要儘量體現出公正透明。失去透明，公正便會嚴重受損！在沒有言論自由（可以批評政府和政治官員）的社會，公正廉明絕不可能得到彰顯！因此，互聯網公司必須承擔充分體現出維護言論自由的職責。它既沒有限制言論自由的理由，更不應該“獨斷”享有和參與限制民眾言論自由的權力！我之前的文章已經做出過表明，互聯網公司是向現代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生產和維護者。由於這類產品兼具推廣和普及言論自由的功能，應當彰顯現代社會政治的核心價值。加上社會政治是進行社會利益管理，因此互聯網公司也就會兼具參與現代社會政治管理的職責。

再次申明，不要用“私企”來混淆互聯網公司的職責！它是兼具社會政治經濟管理功能（政府職能）的綜合性企業（提供“綜合性社會用品”），它不僅能夠體現出“民主政治”，也會體現出“極權政治”。它的綜合性功能和複雜性關係，須要依靠新興的邏輯標準（原理）才能得到梳理。希望本文能夠對影響和促進人類先進文明的“自媒體”存在嚴重價值分歧的司法管理（法規制定）產生一定的引導作用（提供司法理論依據），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產生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