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付民

近日在X上見有人在公眾媒體上發布（轉發）台灣曹興誠很久前“外遇”的照片，我認為這種做法是違法行為。因為“民主法制”的立法原則是要保護公民（人民）利益，保護公民利益不是保護“弱勢一方” （或強勢一方），而是保護“公平公正”。換言之，在民主社會“公民”不應該是弱者，“受傷害者”才應該被保護。即立法原則應該保護“受傷害方”，懲治“加害方”！

就公布曹興誠“外遇”一事而言，如果“外遇”為真實的，直接受傷害者應該是曹妻。如果公布“外遇”者不是受傷方，那他就無資格參與“追訴或討罰”。由於公布“外遇”必定會對“外遇雙方”造成名譽傷害，因此，受傷害者有理由對“公布外遇者”進行司法追討！

有人用“政治人物的隱私權要讓位監督權和知情權”來解釋，這裡把“政治人物與政府官員”混在一起。政治人物如果沒有掌握公共權力，就應該享有隱私權，因為他參與政治是在維護自己基本的“政治權利”。而政府官員擁有公共權力，才不可以享受隱私權。換言之，利用公權力犯罪和犯錯都是侵占公眾利益，而未享有公權力的人犯錯，只有直接“受傷害者”才有資格和理由決定追訴方式和標準。換言之，即使是“受傷害者”也不可以製造“反向傷害” （升級傷害），只能要求“傷害賠償”！

如果用維護所謂“公序良俗”來解釋這種行為，是在嚴重顛覆“公正司法”！因為，所謂“公序良俗”常常存在極大的隨意性，會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嚴肅性！會嚴重攪亂現實社會的正常秩序，損傷文明價值！無論“外遇”真假，公開這種事情都不會對“所謂良俗”產生改善。除了會造成“二度傷害”，還會消耗大量社會資源：增加司法訴訟成本與代價。甚至會嚴重干擾社會政治動向，攪亂民眾的正常感知和正確意願！

就公布“外遇事件”而言，可能產生兩種傷害結果：一種是《名譽傷害罪》，另一種是《誣陷罪》。前者是證明“外遇”為真實事件，後者是證明“外遇”為虛假事件。無論真假，擁有“外遇信息”之人，只能把“信息”交給直接當事人自行處理而外，無權享有公布權力（無被傷害追訴權利）！如果“公布”，便會造成“二度傷害或升級傷害”，把自己升級為（轉變為）“加害者”：造成相當比例的自殺或精神崩潰的社會案件！

毫無疑問，公布曹興誠“外遇”的目的，可以實現打擊曹先生參與台灣政治活動（政治訴求）的作用。也就是借用“個人隱私”去達到“政治霸凌”的目的！但我覺得，無論曹先生的“外遇”真假，都可以追究公布者的《民事傷害責任》！甚至還可以追究其《政治權利損害罪》，因他明顯是在借力“個人隱私”來達到“政治打擊或剝奪政治權利”的目的。或者說，他企圖可以實現對曹先生的政治主張（維權意願）實施“非法打壓” （使用“非法手段”打擊政治維權對象）！

長期以來，有一種錯誤的法治理念，認為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核心原則，應該是“保護弱者赦免犯罪”。我認為它偏離了“維護正義”的基本原則，容易造成社會秩序混亂或價值偏差。弱者需要被幫助，但不能形成“強行分利”。或者說，被幫助者需具備對利益分享者存有“感恩之心”而不可以造成“強行占有” （如馬列主義）。也不應該感恩政府或政治領袖，她只是“中介” 不能變成“強盜” （共產政府）！如果說過度的“保護弱者”容易壓制“社會精英”助長“弱勢霸凌”，那過度的“赦免犯罪” （減輕治罪）等於是支持犯罪，催生社會犯罪！無論“強弱”，只要“傷害別人”，就違背了“人權平等”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