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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水集续编》看谭其骧先生晚年的杰出贡献
——纪念谭其骧先生８５周年诞辰
〔内容提要〕 谭其骧先生（1911—1992年），是当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其学术成就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已成为学术界的丰碑。值此谭先生诞辰85周年之际，发表由他的学生和学界同行撰写的一组史地学术论文，以志纪念。
本文对谭先生遗著《长水集续编》中五个较为引人关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评介，认为其学术成果集中地反映了谭先生的精深学术和杰出贡献。
＊ ＊ ＊
《长水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季龙（谭其骧）先师截止于1981年的论文集，《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汇集了先师1982年后发表或写成的主要论文，集中反映了先师晚年的杰出贡献。兹就《续编》的几个主要方面谈一点编辑和学习的体会，以纪念先师85周年诞辰（1996年2月25日）。
一
自50年代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时，如何理解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就成了先师和同事们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编绘过程中，最突出的意见是两种：
一是强调以今天的中国领土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即凡是在今天中国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的疆域都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否则就不算中国；
一是以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传统史家承认的地区性政权为历史上的中国。
但前者遇到的最大矛盾是今天中国的领土比19世纪40年代前的清朝已经减少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一二千年前就已在中原王朝管辖之下的地区。
如果根据这一原则画历史地图，连一幅清朝的疆域图都画不完全，更不用说汉、唐、元这样疆域辽阔的朝代，因为这些朝代的领土都有相当大一部分在今天的国界之外。
另一方面，历史上在今天国境之内的一些实际上独立于中原王朝的政权或自治地区又不得不解释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似乎中国的疆域自古以来就是那么大，二三千年来一成不变。
从后一种意见出发，对今天一些边疆地区，为了证明它们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只能寻找它们对中原王朝的“归属”关系，而不问其实际情况如何。如果连这样的证据都找不到，就会感到理不直、气不壮，无法自圆其说。
这两种意见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都没有摆脱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影响，不承认历史上中原之外的、非汉族政权的存在及其合理性、重要性，因而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也不能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原则问题。
经过长期、反复的讨论和实践，先师及同事们
最终确定的原则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同时确定：“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 （《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先师就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对这一原则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1975年9月10日， 应北部边疆省区文物考古工作座谈会的邀请，他在河北承德作了长篇发言，讲了三个方面：
（1）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
（2）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界；
（3）各个边疆地区是谁开发的。
这篇讲话以大量历史事实，结合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论证了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范围。考虑到会议的主题，讲话侧重于北部边界。这篇讲话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注意。
1981年5月27日， 先师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又就同一主题作了长篇讲话。当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方案已经中央有关方面批准，先师提出严格遵照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历史疆域的具体意见得到了采纳，所以他不仅更全面地论述了这一原则和有关的史实，还针对长期流行的“左”的思潮，批评了史学界在羁縻州、称臣纳贡、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上的不实之风。因种种原因，这篇题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的讲稿直到1990年才在创刊不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
在这篇报告中，先师已经涉及了历史上的羁縻州，针对“文革”期间的“左”风，他指出：“那时历史学界讳言‘羁縻州’，‘羁縻’两字不许提，硬要把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霸縻’两字去掉，要把它看成正式的行政区划一样。”
尽管因报告的重点在历史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界线，因而他没有在羁縻州问题上多所论述，但实际上这也是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并且使他在修订本公开出版以后仍然感到不安。
他说：“羁縻州的情况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不同于正式政区。现在《图集》虽在图后附了几张表格，图面上却与正式政区毫无区别，难免不使人产生误解，似乎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区一直就有那么大。当然要画出它们的具体范围或许根本不可能，但总要有所表示。”
撰成于1986年的《唐代羁縻州述论》一文，首先对《新唐书·地理志》中羁縻州篇作了阐释和补证，指出唐代正州与羁縻州的区别在法制上可能并未作出过明确的规定，所以有些州在《旧唐书·地理志》中是正州，在《新唐书·地理志》中却列为羁縻州。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羁縻州的任命、册封、官职、俸禄、征调、进贡等方面的具体分析，认为唐朝在羁縻州与一般未设羁縻州的称臣纳贡的部族或国家之间，并无明确的制度上的区别。
至于羁縻州地区是不是唐朝的版图所届，或是不是唐朝的领土，情况十分复杂，往往因地域、国族而异，因时间而变，差别甚大，不可一概而论，大致有三种情况：
（1 ）一些边州时而由正州降为羁縻州，时而由羁縻州升为正州，这说明唐朝能够任意改革这些州的建置，自应视为在版图之内；
（2 ）有些羁縻州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虚名，应视为唐朝境外的邻邦部族，如ｍò＠①ｈé＠②粟末部及以后的渤海国、ｍò＠①ｈé＠②黑水部、室韦、新罗等；
（3 ）有些羁縻州与唐的关系前后有变化，应按实际情况区分何时为唐土，何时不是唐土，如奚、契丹、高丽、突厥、安西四镇、松州都督府、剑南道戎州等都督府、江南道黔州都督府、岭南道桂邕二州都督府等，但葱岭以西的羁縻州一般只能视为境外的藩属。
二
《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也是先师经长期探索后作出的结论，在发表后又进一步作了完善。先师曾告诉我，他记得以前讲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只是提“五大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 南京）， 40年代后逐渐流行了“六大古都”（加杭州）说，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谁；“我怀疑是张晓峰（其昀），他一直在浙江大学，对杭州偏爱。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他认为五大古都的提法是合理的，从各方面看都胜过其他古都，所以不赞成提六大古都。但既然六大古都说已经流行，而且杭州在中国的古都中也的确具有重要地位，讲课时就不能回避。因此他将杭州与其他古都相比，觉得安阳的重要性实在不在杭州之下，所以就将安阳与杭州加上五大古都，称之为七大政治中心。60年代在给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学生上课时，先师就采用了这一说法，用于区别当时通行的六大古都说。又经过多年的考虑，他逐渐形成了“七大古都”的想法，并在70年代后期的学术报告中正式提出了。1981年，先师就以此为题向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次年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上的《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上、中）就是据这次的纪录稿整理而成。
1988年8月， 中国古都学会在安阳召开的年会上决定编写《中国七大古都》一书，请先师作序，他利用作序的机会，对《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作了简单的补充。现在收入《续编》的文章，是由我以《序》为主，补入前文（上）（中）部分的内容而改成的。这与先师要写一篇更完整的论文的愿望肯定不符，但要在一篇文章中比较全面地表达他的看法，舍此也没有别的办法。
正因为如此，先师对七大古都说的一些看法并没有完全包括在这篇文章之中。先师逝世后，马正林先生在《陕西师大学报》（1993 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确定中国“大”古都的条件》一文，对安阳列为七大古之一提出异议。如果先师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回答马先生的驳难，因为他曾多次对我谈过他的想法，有的正可用以答复马先生。
例如，先师曾指出：“历代统治者择都的条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实际并没有十全十美的首都，就是拿当时的标准看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古都，也应该综合起来看，不能一条条死扣标准。拿杭州与安阳相比，用今天的地位是无法比的，但在历史上安阳的地位至少不在杭州之下。宋高宗选择杭州，不选更有利于恢复的建康，主要是满足于偏安局面。杭州的优势主要也是经济、文化，包括名胜风景，一定要说军事上、政治上或者地理条件如何如何好是说不通的。不过因为杭州一直是全国闻名的城市，把它列为古都之一就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安阳就没有这个条件。但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的人不能这样看，应该综合分析。不赞成安阳列入大古都的意见中主要一条，是安阳与殷、邺不完全在一个地方。如果一定要完全重合，那么周的丰镐、秦咸阳、汉长安与隋大兴、唐长安都不重合，它们之间相差的距离比邺与今天的安阳只多不少，甚至比殷与邺的遗址间的距离也要大。为什么它们可以合起来作为一个古都的发展过程，殷、邺与安阳就不可以呢？邺被杨坚焚毁时，它的居民以及行政机构相州、邺的治所都迁到安阳，而且以后安阳就改名为邺，直到北宋才归入临漳县，所以安阳与邺是有承继关系的。既然它们有这样的关系，距离也不能算很远，为什么不能把安阳作为殷、邺的后身呢？”“古都有不同的等级，不能硬凑数。比如说西安、洛阳、北京是一个等级，加上开封、南京作五大古都是第二个等级，再加上安阳与杭州是第三个等级。安阳与杭州应在同一等级，至少不比杭州差。而且安阳的条件的确要比排在以后的古都好不少。安阳当然不能与西安比，也不如南京，但可以与杭州比。”
如果认真理解先师的意图和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马先生的一些反对意见其实并没有抓住关键，但进一步讨论无疑会有利于学术界逐步取得共识。
三
政区沿革和地名考释是中国历史地理的传统研究领域，也是先师早期的主要研究方向。尽管自50年代以后，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最能体现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考释文字一直未能整理发表，70年代后他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但这方面仍有重要的论文问世。
一类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等重要工具书写的总结性、综合性条目，或是在主持、参预编纂工作中解决的问题。如《秦郡》、《两汉州郡》二文是先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写的辞条，虽然他对秦郡和汉州郡的论述已被学术界视为定论，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总结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以往的结论已作了必要的修正。《论安西四镇答郭平梁书》则是在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之初，对赵永复先生所撰“安西四镇”样条（刊于《历史教学》）的体例和内容的讨论。记得在答复了郭平梁先生的意见后，先师还专门就证明后期安西四镇存在的一条史料出处请教了中西交通史专家章丹枫（巽）先生，章先生说明见于《大藏经》中唐高僧释悟空行状。
一类是先师长期形成的观点，积累多年才写出的论文；或者是因种种原因未收入《长水集》的旧作。
前者主要有一组有关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的论文。1936年先师在广州学海书院任教时，撰有《粤东初民考》一文（《长水集》上册），就已经注意到俚（黎）族首领冼夫人对岭南开发和统一所作的贡献。 1979年后，在指导我撰写硕士、博士论文时，因涉及西汉时海南岛的人口问题，先师曾多次提到，元帝罢珠崖郡后，西汉在海南岛上不再设有行政区域，直到南朝梁才恢复，所谓东汉、三国又在岛上设治的证据是靠不住的。以后，他又说过：梁陈时大陆政权并未对海南岛用兵，海南岛能重新归于大陆政权，显然是大陆俚（黎）人移殖岛上的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应是冼夫人。可惜史书对这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记载清楚，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政府决定在海南岛建省，促使先师摒除杂务，写出了《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这篇重要论文。
要论证冼夫人对海南岛重新归入大陆王朝疆域的前提，是西汉后大陆政权未在岛上设置政区，这正是一些学者所不愿接受的。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既有对史料的不同理解，也有观念上的差异，因为有些人总认为既然大陆政权已在岛设置过正式政区，何至于会放弃数百年之久？果然，《历史研究》收到了杨武泉先生的商榷文章，对此文的前半部分的主要观点，即西汉初元三年后至萧梁建置崖州前约六百年间“大陆王朝未在岛上设治，全岛不在王朝版图之内”提出异议，认为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编辑部征求先师意见，他写了《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一文作答，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同时刊登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先师以十二点内容逐条回答了杨文的批评，最后又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待这方面的论述往往感情用事较多，实事求是不够。喜欢讲一些王朝极盛时的版图所属，不愿意讲这些大版图能够维持多久。喜欢讲各边区何时加入王朝疆域，不愿意提到这些地区曾经有过一个或几个时期是王朝管不到的化外之地，或转移为另一政权的疆域。总之，凡是今天中国的国土，都要尽可能说成是很古以来就为中原王朝所有，并为历代所有，有了就不再分出去。这种论述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原王朝与边区政权的疆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会伸，有时会缩，有时会合，有时会分。历史工作者只应该尽可能实事求是搞清楚各时期各地区的具体变化，而不能感情用事，按自己的心意去处理史料，凭臆解释。”
后者如关于七洲洋所指的两篇文章。其中的《七洲洋考》原名《七洲洋不是西沙群岛》，作于1977年，指出了当时流行的以现在的西沙群岛为古籍中记载的七洲洋的错误。这是先师一贯的看法，在广州参观了广东省博物馆举办的“南海诸岛展览”后又找了一些资料写成的。
1979年《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后，夏鼐先生致函先师指出，西方汉学家以古籍中的七洲洋为今西沙群岛并不始于夏之时，而是发端于1874年迈厄斯在《中国评论》第3期的文章， 而伯希和在其遗著《〈真腊风土记〉注》的增订本中已改以七洲洋为七洲列岛附近海面， 肯定先师“18世纪以前华籍中之七洲洋皆非西沙群岛”之说可作定论；但对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系“九洲洋”之误则认为理由仍不够充分。因此，当《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考》一文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发表时，先师与夏鼐先生的讨论信件也作为附件同时刊登。
8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修纂方志热潮，对各地政区沿革和地名考释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先师经常接到这方面的要求和邀请。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地方史志编纂者并没有受过系统的历史和历史地理学训练，对历代政区制度的演变过程缺乏正确概念，又盲目信从旧方志的记载，所以在编纂政区沿革或作地名考释时往往错误迭出。在历史地理学界，也存在着轻视这门传统学问的倾向，以为沿革地理已经由那么多学者研究了那么长时间，不会再有很大价值的课题；或者热衷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不愿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先师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反复强调应该重视政区沿革和地名考释的研究，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看成可有可无。同时他身体力行，多次作了中国历代政区变迁和古地名考释的报告，并对一些地区作了具体研究。
1986年9月至11月，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访问日本期间， 先师作了中国历代政区变迁的报告。此讲稿经修改后，以《中国历代政区概述》为题发表于《文史知识》（1987年第8期）。编《续编》时， 我以这篇文章为基础，补入了两篇同类讲稿的部分内容。
长期的深入研究，使先师对中国历史政区演变的内在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归纳出的三个主要方面是：
（1）同一种政区， 通例都是越划越多，越划越小；到一定程度，它的级别就会降低；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开发的结果，但也有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因素。
（2 ）汉武帝后二级制就已不适应需要，多级制又不利于政令民情的上下传达，所以二千年来最常用的是三级制，但有时采用虚三级制，有时用实三级制，民国以来的三个阶段则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虚三级制。
（3 ）历代最高一级行政区往往由吏治监察区或军务管理区转变而来，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往往由派遣在外的中央官转变而来。他认为政区的这些演变规律，一方面正好说明了中国自秦汉以来长期在中央集权制统治之下，所以中央的使者能以监督的名义侵夺地方官的权力，终于使中央使者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原来的地方长官降而成为他的下级或僚属。但另一方面，因为由这种方式形成的一级政区辖境、权力过大，所以一到乱世，这种政区的首长很容易成为破坏统一的割据者，犹如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唐安史乱后的节度使和民国的督军、省主席。
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先师一直关注着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改革。他认为，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是二千多年来中央集权制度下长期演变发展的产物，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或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必要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做划定省、区界线的工作，不如下决心调整省、区的设置，理顺省、县两级政区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先师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曾多次向政府提出建议，以后也经常发表这方面的意见，《我国行政区划改革设想》一文是他1990年在江苏昆山召开的中国行政区划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他的建议主要包括：调整现行政区的名称，避免不同等级的政区使用同一名称，如市、区等。划小省区界，将省级政区调整增加至五六十个；在此基础上取消虚三级制（省、地或市、县），实行二级制（省、县）。
他曾先后参加过福建福州、河南安阳、江苏如东、浙江海盐、平湖和上海金山、松江等市县的地方史志讨论会，就这些地区的政区沿革研究发表过讲话，并就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工作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意见。《关于秦闽中郡、汉冶都、冶县问题》、《海盐县的建置沿革、县治迁移和辖境变迁》、《上海地方史志记述建置沿革中的几个通病》、《对编纂第一部上海市志的几点期望》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他为《金山县志》所作评价和为《松江县志》所作序中，也着重指出了这两部书在建置沿革方面的成绩和意义。
1981年夏，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在山西太原召开， 先师于7月15日作了《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材料不可轻信》的报告。会后各地刊物纷纷刊登，其中《江海学刊》（1982年第1 期）所刊题为《浅谈地方史和地方志》一文是事先经过先师审阅的，以后汇编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论文集。1992年6月， 来新夏先生与日本方面合作主编中国方志学论文集，来索此文。当时先师已久病不起，我据此稿整理后寄往，现收入《续编》。
四
先师一向认为，历史人文地理是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最能发挥中国历史资料优势的学科。所以他一向关注着历史人文地理的进步，自1978年后他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都是政区、人口、交通、聚落、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分支。特别是在指导卢云作汉晋文化地理研究期间，他多次讲述了不少文化区域特征的实例，指出了研究文化的时间、空间变迁的重要意义。
1986年1月，复旦大学在上海主办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 先师作了题为《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的报告，事后又对讲稿作了补充，发表在《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他首先强调， 中国文化不应专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也不等于全部东方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理应包括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也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同时各个时期也都存在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甚至完全不同。在简要列举了中国文化在六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后，他以史料为基础，着重论述了西汉中期至明代中原王朝范围内显著的地区性差异。他的结论是：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希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稍稍改变一下过去那种中国文化长期不变、全国统一的看法。
1990年11月，在我们所召开的以历史人文地理为重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先师作了主题报告，阐述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义和前景。《历史地理》第十一辑在会前就约定要刊登此文，但先师觉得不能光提出问题，还应该以自己的积累，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内容，因而决定写一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将此文作为上篇，另外撰写人口、政区、文化各一部分作为下篇。人口部分写完后，文章已经很长，《历史地理》也急于发稿，就与先师商定将政区、文化部分留作下一辑用，以使他有充分的撰写时间。他对这些方面有很多研究心得，平时也常常说起，如能写成，必定会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但想不到疾病夺去了他的工作能力，这篇未完成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这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有志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后辈们的终身憾事。
先师认为，我们不仅应该注意中国历史文献这个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宝库，还要留意发掘古代学者的人文地理研究成就和人文地理学家。但以前人们对古代自然地理方面的成就比较重视，对人文地理方面却注意不够，今后要加以弥补。他早就发现了明代学者王士性对人文地理学上的贡献，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地位不在徐霞客之下。1985年12月，广西桂林召开纪念徐霞客学术讨论会，先师应邀报告，介绍了这位“与徐霞客差不多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在简要论述了王士性其人其事后，他着重评价了王士性的代表作《广志绎》的价值，介绍了书中有关各地区各方面的若干条精彩记载以及关于广西的记载。 讲稿经增补后收入《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尽管此书的流布还不广，但先师的观点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王士性的论著陆续问世。相信当王士性作为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的地位得到确立时，人们绝不会忘记先师的表彰之功，就像在纪念徐霞客时不会忘记丁文江先生一样。
五
1981年，为庆祝英国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上海古籍出版社筹备出版纪念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征稿于先师。鉴于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的贡献和此书的国际性特点，先师决定写一篇阐发《山海经》中《五藏山经》科学价值的长篇论文。
19世纪末开始，吴承志等中国学者和西方一些汉学家把《山经》所描述的最远处解释得相当遥远，如以《西山经》远达今新疆东部、帕米尔高原、阿富汗和西藏的阿里地区，《北山经》至于今蒙古和东西伯利亚，《东山经》包括今朝鲜、日本和俄罗斯的远东、库页岛。国外学者甚至提出《东山经》所指为北美及中美洲，如“无皋之山”为加州圣巴巴拉附近二山，而“幼海”则实指圣巴巴拉海峡。先师以为任何解释都不能离开经文本身，重要的是要具体弄清《山经》中每座山所指，相互间的实际方位和里距，因为《山经》中的二十六经，每经在首山后的第二山开始就记载了方向和里距，如能最大限度地复原出其中一部分，其地域范围就可以大致明白了。
这项研究的艰巨程度是无需赘述的，要不，古今中外如此多的《山海经》学者早会有正确结论了，读过先师这篇论文的人是不难理解的。他断断续续写了数月，有几次曾停笔多日，苦于史料太少，找不到起码的证据。如对《南山经》首经的十山，仅首山招摇山又见于本书《大荒东经》，以下八山均不见他书记载。如果不能确定招摇山所指，整列山的位置就无法落实。先师仔细研究高诱、郭璞、毕沅、全祖望、郝懿行等人的注释，认为招摇山即今广西龙胜县大融江发源处之山。今大融江长仅数十里，南流至灵川县入漓江，但在秦始皇前、即史禄未凿渠沟通湘漓分湘入漓时，大融江被视为漓江源头是很正常的，所以自灵川以下的漓江也会被称为融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初长沙国西南隅地图也证实了，高诱以招摇山“在桂阳”，是指桂阳县。以桂阳县以北之山为招摇山，以出山之水为西流入海，完全符合于汉以前人对这一带的地理知识。这一见解使不少问题迎刃而解，先师高兴地对我说：“今天看来错误的东西，当时人不一定知道错，反而符合当时人的地理知识。这一发现还可以作为《山经》成书年代的证据。”他最后的结论是《山经》的范围根本没有超出中国。＊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谢宝耿）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革加末。
＠②原字为革加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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