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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愧疚(上)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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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钢先生在《南巡前后，邓小平曾三次派人找过赵紫阳》一文中记述：「紫阳谈到在耀邦同志的辞职过程中，赵也秉承小平同志意见，对胡进行了违心的批判，尽管他和胡在工作中，有时意见未必一致，尤其在经济工作方面。紫阳对这件事，始终耿耿在怀，一直深深感到内疚。」
的确，在赵紫阳的从政生涯中，最遭人病诟的政治污点是他对胡耀邦的违心批判。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悲剧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用赵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权谋来解释，也不是一句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所能了断的。因为，所有把政治作为职业的人皆有所谓的野心（我认为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誉感更准确些），手握重权者之间的分歧与争斗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已经走到了胡、赵这样高位上的从政者，没有政治野心或两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关键在于：权力游戏规则是否公开、公正和有法律的保障。
自由社会的政坛，也有非常激烈的权力争斗和政见分歧，但多元政治的游戏规则的好处是：权力争斗的成败赢输，皆有法可依且具有公开的透明性和基本的公正性，决不会陷于完全黑箱操作的阴谋和人治，也不会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绝境，在政见论辩中更不会依靠政治权力把反面意见打入地狱，一个人也不会因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被剥夺发言权和从政权。在自由制度的政坛上，只有暂时的失势者，而没有永远的失败者。
反观大陆中国，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权力封杀不同政见、把政敌置于死地的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并且一代代地重演，1949年之后尤甚。仅仅在毛泽东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战友」被打入地狱，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斗争，虽然在处理不同政见的「战友」兼「同志」时的残忍性降低，但其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到现在仍然看不到这种人治的强权政治和阴谋政治何时能够完结的希望。
由此再看胡、赵之间的分歧，就会超越个人恩怨的视角，进入制度悲剧的深处。
两人虽然同为党内开明派，在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思想解放、主持经济及政治的改革、向西方国家开放、抵制保守势力和保护开明人士等方面，起到过主要作用，由此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时代。特别是胡耀邦所具有的那种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亲民作风、开明胸怀和清正廉洁，更赢得广泛的尊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胡耀邦身上的传统政治烙印显然比赵紫阳更深，更顽固，胡更适于做一位心系民众、廉洁自律的开明君主，而赵则具有更开放更现代更有远见的政治观念，其内心深处的想法更接近戈尔巴乔夫，更有可能做一位开创中国政治制度新纪元的政治家。只是历史没有给赵提供戈氏那样好的机遇。戈氏在执掌最高权力时，老人集团已经全部退位，他的头上没有类似邓小平这样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戈氏谋取最高权力的韬晦过程中，没有遇到类似八九运动这样大是大非的挑战：一个决心埋葬极权制度的政治家，面对极权制度的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情愿的民众之时，还能韬晦下去吗？也许有人能，但是那将背负著怎样的道义十字架和历史欠帐的包袱。更主要的是，这样的屠杀过后，肯定将是极为漫长的旧制度巩固时期，他的政治韬晦也将看不到出头之日。
赵的政治生涯，在胡挨整时韬晦了一下，但由于他个性中本有张扬的一面，在十三大后很难让他处处小心谨慎、低调行事，更由于撞上了必须对之表态的大是大非的考验，这种考验的残酷，不仅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智慧，更是对其作为一个人的良知的考验。考验的结果已经众所周知：赵紫阳的政治良知战胜了不惜一切代价向上爬的政治韬晦，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韬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剧也就成为必然。
2004年10月23日于北京家中
10/23/2004
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愧疚（下）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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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披露的资料上看，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1，在是否赞成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上，胡赞成而赵反对。这种分歧，既源于胡的耿直和赵的韬晦的不同人格，也源于二人对政治时机的不同判断，即邓是真心想退还是假意作秀？对邓的承诺，胡相信而赵不信。
2，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胡主张在坚持计划和公有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在不触动旧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以全民动员式的传统手段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率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赵主张必须变计划为市场、变公有为私有，也就是只有在改革旧体制的前提下，富民强国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才能实现。
3，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尽管，胡与赵在推进政治改革和抵制文革式整人（如“清污”和“反自由化”）上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在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上，二人偏好的目标和手段皆有极大的差异。胡主张的政治改革是想建立一种开明的仁政，通过发扬和继承党内原有的优良传统来改造党的作风，通过明君和清官主导的改革来造福于民；而赵主张的政治改革则是意欲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即西式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通过建立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来造福于民。
所以，六四后，官方还允许对胡耀邦的公开怀念，但赵紫阳则成为被封闭在黑箱中的名字。
如果说，胡耀邦是中国传统中的好人政治家，那么，赵紫阳就是开始超越中国传统的现代型政治家。即便假定赵的人格不如胡那样善良耿直，但是二人如果继续执政，赵为改革所确立的目标肯定要比胡的目标更接近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尽管胡的个人风格在中共高官中很受赞誉，甚至连踏着胡的尸骨坐上最高权力交椅的江泽民，为了玩弄政治平衡术都要对胡表示一定的尊重。但是，长时间的一党独裁体制的惰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权力狂妄的政治遗传。他在经济上的计划思想、在新闻上的喉舌思想、在港台回归上的僵硬态度、在权力分配上的一元化思想，是导致胡、赵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胡耀邦的计划经济思想、对赶超策略的热衷以及对经济的外行，必然造成他与当时主管经济的赵紫阳之间的分歧。
换言之，在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党魁的一时心血来潮就可能变成危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决策。比如，胡在经济改革上如同胡闹儿戏的发言，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掀起了全民追逐高消费的时尚；至今，人们仍然以轻蔑的口吻谈起，胡当年搞的几千名中日青少年的交流计划──尽管胡本人谈起此事来仍然一肚子委屈。
胡、赵分歧的悲剧性在于：当党的总书记的话在政府总理的行政权力范围内未必就能变成经济改革的决策时，政见上或政策上的分歧就会演变成权力上的争斗。按照权力分工来说，总书记管党务和政治，总理管行政和经济，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但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总书记的权力最大，行政首脑及其权力还没有独立性，而是必须听命于党魁的吆喝。所以，党魁与总理的分歧就必然要演化为权力之争,作为党魁的总书记与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理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必然涉及到党权与行政权谁为老大的问题。
无论是政改还是经改，胡都强调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魁权力必然对总理行政权的进行干预，并对总理不听党魁的吆喝产生不满；而赵紫阳所要的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放权让利，进而要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必然对党权的过多干预极为反感。所以，胡、赵的分歧最后就要扯到是否要进行党政分离的体制改革的冲突上。赵作为既主持经济工作又坚持党政分离的改革的行政首脑，必然对坚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改革的党魁胡耀邦有所抵触，特别是体制给予胡以凌驾于赵之上的一把手权力，经常利用党权越界干预行政权力，肯定招致赵的内心不满乃至行动上的抵制。而在坚持党对一切的绝对领导权的体制下，身为党魁的胡自然认为他有权干预一切，所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应该在党魁手中，而不是在行政首脑手中。
所以，赵在邓小平决定罢免胡的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除了所有从政者都有的个人政治野心之外，应该也有赵想藉以摆脱党权干预行政权的原因。
作为中共历史上难得的两位开明党魁，胡、赵皆成为强人政治的牺牲品：一位含冤而死十五年了，一位软禁至今十五年了。现在，回头看胡、赵二人的当年分歧，胡应负的责任是党权对行政权的过份干预，赵应负的责任是在胡遭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时，没有象习仲勋那样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而是采取了韬晦之策。
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制度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最终根源，无疑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2004年10月25日于北京家中
10/25/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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