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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共產國際在美國共產主義政黨統一中的作用
來源：
丁金光
（一）
1919年在美國芝加哥幾乎同時誕生了兩個共產主義政黨。一個是8月31日成立的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艾爾費雷德·瓦根內克特為執行書記，約翰·里德為國際代表之一。另一個是9月1日成立的美國共產黨，查理斯·埃·魯登堡為全國書記，路易斯·費萊納為國際書記。
美國共產主義政黨是從美國社會黨（1901年成立）里分裂出來的。美國社會黨成立後，由於在許多理論問題上的分歧，黨內逐漸形成了左、中、右三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特別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社會黨內的左翼力量迅速發展壯大，社會黨發生了分化。1919年8月30日，在社會黨非常全國大會上，左派中的多數集團未能實現預期的目的，並被趕出會場。這些左派代表遂於8月31日在芝加哥召開了自己的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了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左派中的少數集團按計劃於9月1日舉行大會，宣布成立美國共產黨。這樣，在美國就誕生了兩個共產主義政黨。
那麼，這兩個黨在理論和組織上有哪些異同呢？它們是否存在統一的基礎呢？其實，這兩黨在理論綱領和政策上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比如，在工會問題上，兩黨都堅持雙重工會的政策。勞工黨在這一點上是很正統的，其黨綱毫無保留地贊同“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在成立大會期間，里德等人拜會了威廉·D·海伍德（世界產聯的領袖），以表敬意。美共主張在革命的階級鬥爭基礎之上建立總的產業聯盟組織。另外，兩黨都過高地估計了美國革命形勢，認為美國正在走向革命高潮。他們都堅持革命，反對改良，沒有提出部分的和當前的政治要求。共產黨明確堅持它的議會代表“將不提出或支持改良措施。”任何擔任公職的共產黨人都要剖析“那些迴避問題和對工人階級沒有實質意義的資產階級的立法計劃和改良措施”（註：西奧多·德萊柏：《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The Viking Press,1957年版，第185、187、270、386頁。）。勞工黨的綱領認為“談判和妥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問題只是，全部權力繼續由資產階級掌握呢，還是由工人階級奪取過來”（註：威廉·福斯特：《美國共產黨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83頁。）。因此，兩黨都拒絕與一些改良的黨派或團體合作。美共宣言中說：“在任何情形下，美國共產黨堅持不調和的階級戰爭，並且不與懷疑革命的階級戰爭的團體或黨派共事，例如勞工黨、社會黨、社會主義勞工黨、非黨派聯盟、城市所有者聯盟等等。”（註：《世界史資料叢刊·1917～1939年的美國》，商務印書館，1990年6月版，第48頁。）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也拒絕同這些黨派合作。
從組織結構上看，兩黨都沿襲了社會黨的模式。中央領導機構由全國執行委員會、執行書記、國際書記和若干國際代表組成。外語聯盟在兩黨內部程度不同地起着作用。此外，兩黨都宣布加入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通過的行動綱領和章程。
如果說兩黨有區別和分歧的話，我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上：
第一，兩黨的成員構成有所不同。美國共產黨黨員以外語聯盟為主，大都是外國僑民，包括匈牙利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南斯拉夫人、愛沙尼亞人和烏克蘭人等，東歐人占了近75%，俄羅斯人單獨就占了幾乎25%，操英語的成員僅占4%。而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黨員以土著居民為主，該黨在美國西部的影響較大，如科羅拉多、密蘇里、奧勒岡、堪薩斯、內布拉斯加、猶他、肯塔基、華盛頓等州。兩黨成立時各自究竟擁有多少黨員，雙方說法不一，各自都在抬高本黨人數，而壓低對方的人數。美共聲稱擁有黨員5.8萬名，認為勞工黨只有1萬名黨員。勞工黨自稱有3萬名黨員，認為美共只有2.7萬名黨員。據有關材料，兩黨當時擁有黨員總數為4萬名，美共人數要多於勞工黨（註：西奧多·德萊柏：《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The Viking Press,1957年版，第185、187、270、386頁。）。
第二，美共大部分成員是從歐洲移居到美國的革命者，理論修養比較高。他們自以為具有革命性，而把勞工黨領袖說成是機會主義者、中間派。由於他們不精通英語，因而同群眾運動、群眾組織聯繫較少，導致理論脫離實際。勞工黨雖然理論修養較差，但同群眾運動、組織聯繫密切，它善於“鼓動”，而不像美共那樣善於“宣傳”。
第三，在一些具體的理論和組織問題上兩黨存在分歧。如對國際主義的理解，美共綱領認為，國際主義意味着“美國工人的問題與世界工人的問題是同一的。”（註：西奧多·德萊柏：《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The Viking Press,1957年版，第185、187、270、386頁。）美共說勞工黨反對徹底的國際主義，把勞工黨的主張說成是“美國主義”。關於外語聯盟問題，勞工黨反對這些聯盟擁有高度的自治，因為它們各自召開代表大會，選舉自己的負責人，而且他們有權自由退黨。而美共認為，外國出生的工人在階級鬥爭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組織那些不精通英語的外來工人的各民族集團的時候，外語聯盟是極其有力的工具。
（二）
兩黨成立大會召開後，共產主義勞工黨就提議舉行兩黨執委會會議以尋求統一的途徑。但共產黨卻提出要吞併勞工黨的一些支部，要求勞工黨接受它的綱領和章程，並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處理取消勞工黨全國組織的問題。這些條件對勞工黨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它不是平等的聯合。所以統一問題被擱置起來了，兩黨繼續互相指責和攻擊。
1919年底，共產國際給美共的信中指示美國共產黨人召開一次合併會議，並採用“美國統一共產黨”作為單一黨的新名稱。
“帕爾麥大搜捕”是兩黨走向聯合的一個契機。帕爾麥是當時美國的司法部長。面對共產主義政黨的活動以及工人運動的高漲，1920年1月2日，美國司法部在全國70個城市突然進行了一次大搜捕。在帕爾麥大搜捕中，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的大部分領袖被關進了監獄。1920年兩個組織的黨員減少到1萬餘名。這次襲擊迫使共產黨組織轉入地下活動，它使兩黨中講英語的成員捐棄前嫌，謀求互相支持。
1920年2月，美共全國執行委員會散發傳單號召鐵路罷工工人實行武裝暴動。外語聯盟的多數派堅持發動武裝暴動，而魯登堡派反對這種做法，認為開展武裝暴動會授人以柄，為政府鎮壓黨組織提供藉口。在這種情況下，1920年4月，美共發生了分裂，魯登堡和洛夫斯頓等人脫離了美國共產黨。1920年5月，魯登堡派加入共產主義勞工黨，組成了新的“統一共產黨”，瓦格內克特為執行書記，魯登堡為黨刊主編。跟隨魯登堡的有美共中操英語成員的大多數以及外語聯盟的少部分，大約有18%的美共黨員加入了新黨。
1920年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一封要求統一的信，指出兩黨的分裂大大損害了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分散了革命力量。共產國際執委會堅決主張，兩黨的統一應該立即實現（註：珍妮·德格拉斯選編：《共產國際文件》，第一卷(1919～1922)，世界知識出版社，第127～130頁。）。其實，共產國際還不了解美國共運的新情況，此時，美共的一部分成員已加入勞工黨，成立了統一共產黨，美國共產主義組織呈現出“兩黨三派”的局面。不管怎樣，共產國際要求美國共產主義政黨統一的態度是明確的。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1920年7～8月）通過的《關於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的決議中指出：“每個國家只應有一個統一的共產黨。”（註：《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08頁。）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二大的閉幕詞中也說：“在美國、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裡，目前存在着兩個共產黨。共產國際向自己提出一項任務，要設法使每個國家只有一個共產黨。一切真正健全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支流都應匯集到一條巨流中去。”（註：《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73頁。）
因此，共產國際二大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美共和統一共產黨在兩個月內實現統一，最後期限為1920年10月10日，否則，兩黨都要被排斥在共產國際之外。愛德華·I·林格倫帶着由季諾維也夫簽字的最後通牒返回美國。這封信說：“你們將會收到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全部材料。我們現在對你們雙方發出最後通牒，在二大所通過的決議基礎上立即實現完全的統一。無論如何進一步的分裂再也不能被容忍和辯護。我們等待雙方的立刻正式答覆。”（註：西奧多·德萊柏：《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Theodore Draper: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The Viking Press，1960年版，第268頁。）由於當時交通不便利，以致於共產國際的最後通牒直到10月13日才傳到紐約。與此同時，另一位美國共產黨的特使尼古拉·霍爾維奇到達莫斯科，他請求共產國際在兩黨統一問題上再拖延一段時間。於是，共產國際簽署了一個為美共統一提出的6點計劃，最後期限延遲到1921年1月1日。另外這一補充決定還提出統一後黨的名稱為美國共產黨。 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美國兩個黨開始進行統一的談判。但談判並不順利，兩黨都想控制統一大會。美共聲稱擁有9000多黨員，而統一共產黨只有4000～5000黨員，堅持它的代表要占多數。而統一共產黨堅持兩黨代表額應該平等。到1921年1月1日統一的最後日期到來時，兩黨還沒有實現統一的跡象。在美共中，誰要是公開支持統一，誰就被認為是敵人。黨的創始人亞歷山大·畢特爾曼和馬克西米里安·科恩均受到排擠，他們便組織了自己的“共產黨統一委員會”。
為此，共產國際採取了新的措施，成立了一個“美洲局”。它由下列同志組成：查理斯·E·斯科特，作為統一共產黨的代表；劉易斯·費萊納，作為美共的代表；日本流亡者片山潛，是美洲局的主席。此三人負有打破統一僵局的使命。
1921年4月2日，共產國際授權美洲局於6月1日前完成兩黨的統一：“否則，整個機構將被重組，而不考慮現有的政黨。”（註：西奧多·德萊柏：《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The Viking Press,1957年版，第185、187、270、386頁。）斯科特在召集統一會議時詳細傳達了共產國際這又一最後通牒。
經過斯科特等人的努力，1921年5月15日至30日，美國共產黨和統一共產黨經過多次談判，在紐約州渥斯托克召開了統一代表大會，兩黨各派代表30人出席了會議。兩黨合併後稱為美國共產黨，魯登堡當選為執行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原定由9人組成，但由於第9位得票相同，都為30票，會議爭論不休，最後達成妥協，組成了10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兩黨各有5名委員。美共兩黨統一後，成員約有1萬至1.2萬人，其中大多數為講外語者。關於外語聯盟的地位問題，雙方最後達成妥協，規定各聯盟接受黨的一般控制，但享有很大的自治權，今後各聯盟可以召開會議，但不能召開代表大會。大會決定放棄雙重工會政策。大會通過的《美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美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即它的最先進的、最有階級覺悟的、因此也是最革命的部分。黨的任務是教育、領導並引導美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蘇維埃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美國共產黨員是地下的非法組織。”（註：齊世榮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編·現代部分第二分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4月版，第272頁。）
1921年底，以福斯特為首的“工會教育同盟”的一部分成員和“工人委員會”（由社會黨內“贊成第三國際委員會”演變而來）的一部分成員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壯大了黨的力量。
由於美國共產黨處於非法的、地下狀態，不利於黨開展合法的、公開的活動，為了把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結合起來，1921年7月，美共的一些語言聯盟和最親近的從屬組織在紐約成立了“美國勞工聯盟”，到了12月，它又被“美國工人黨”所代替，該黨主席為詹姆士·坎農，全國書記是魯登堡，此時魯登堡尚在獄中，由凱萊布·哈里遜任代理書記。工人黨成為美共的公開組織形式。同處於地下狀態的美共有所不同，工人黨的綱領沒有提及“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或者武裝暴動。工人黨建立之後，地下共產黨里又殺出一左翼反對派，以抗議工人黨降低黨的綱領水平。1922年2月，這一反對派建立了自己的正式組織——“美國聯合勞工”，還創辦了正式刊物《工人挑戰報》。
1922年春，魯登堡出獄後，正式擔任了工人黨書記職務。他認為地下共產黨再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僅僅起着操縱工人黨的作用。這樣就引發了黨內的“鵝派”與“取消派”之間的爭論。“鵝派”堅持保留地下黨，屬於多數派，而“取消派”則主張用公開的工人黨取代地下的共產黨，屬於少數派。1922年8月，工人黨在密執安州布里奇曼召開代表大會，因取消派處於少數地位，大會通過不取消黨的地下狀態決議。這樣，到1922年，美國共產黨因公開黨與地下黨的爭論又陷於四分五裂狀態，黨內產生了兩個公開性的組織，即美國工人黨和美國聯合勞工，主要派別就是“鵝派”與“取消派”。
對此，共產國際再一次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1922年7月，共產國際派遣了第二個代表團到美國，由全權代表亨利克·瓦列茨基（波蘭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候補委員）、約瑟夫·波加尼（匈牙利人，此後數年中，他定期往返於莫斯科和美國之間，成為美共的實際首腦）和鮑里斯·雷恩斯坦（俄國人，1901年到美國，曾是美國社會主義工黨成員，1922年3月他參加了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美國共運問題的會議。他化名戴維森，代表赤色工會國際）三人組成，此謂“三駕馬車”。瓦列茨基等人於1922年7月到達美國後，主持召開美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向“鵝派”施加壓力，要他們同意美共完全合法化。
1922年11月，在共產國際四大上，“鵝派”與“取消派”的爭論最終得到解決。大會設立了一個美國委員會，主席是庫西寧，成員有布哈林、洛佐夫斯基、拉狄克、瓦列茨基等。美國委員會一致同意：美國共運的完全合法化；建立在工會基礎上的勞工黨；左翼反對派返回共產主義行列。共產國際認為，美國黨的合法化在目前是可能的。關於美國問題，共產國際最後得出五點結論：主要的工作必須放在合法領域；集中精力建立一個勞工黨；必須給予勞工運動中的左翼以足夠的關心；只作為輔助組織的非法黨可以繼續存在；非法黨與合法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合併必須盡最大可能實現（註：西奧多·德萊柏：《美國共產主義的根源》(Theodore 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The Viking Press,1957年版，第185、187、270、386頁。）。
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1922年12月24日，美國工人黨在紐約召開的第二次代表會議上計劃由工人黨取代共產黨，兩個中央委員會實現合併，工人黨正式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會議還通過了新的黨綱，提出“用蘇維埃政府代替現存的資本主義政府”，它必定是“工人階級專政”。
1923年4月7日，美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會議在紐約召開，會議決定解散美國共產黨，因為美國工人黨“已經發展為共產黨”。從此，共產黨的名稱暫時在美國消失，隨後的兩年時間裡，它以“美國工人黨”的名稱存在。這也標誌着美共長達兩年多的地下狀態的結束。1925年8月，在美國工人黨四大上，將黨的名稱改為“美國工人（共產）黨”。1929年3月，黨的名稱又變為美國共產黨。
（三）
從美國共產主義政黨統一過程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認識：
第一，共產國際在美國黨統一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1919年兩個共產主義政黨誕生後，雖然其內部一些領導成員和普通黨員有統一的願望，但由於在組織結構和具體策略問題上的分歧，致使統一難以實現。對此，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和執委會多次召開專門會議研究美國共運問題，成立機構，發出指示，並先後派出兩個代表團進行指導，最終使美國黨從分裂走向統一。正如美共領導人魯登堡在1924年3月5日《工人日報》副刊上所說：“1920年至1921年期間，在使美國共產主義組織分裂的激烈的派別鬥爭中，正是共產國際作為統一的影響力出現了。正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影響才使‘統一共產黨’與‘共產黨’在1921年實現了統一。又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在1922年把在建立公開黨的鬥爭中分裂出去的反對派拉回黨內。”他最後說：“如果沒有共產國際，那麼就沒有擁有權威的決定性的和直接的團體來為美國革命的工人傳達政策和策略問題，那麼就會把他們的運動引入右的軌道，派別鬥爭的結果可能比以前的還要厲害。毫不誇張地說，雖然現在美國只有一個黨——工人黨——但是所有的共產主義團體都被團結起來了，這是因為共產國際持續的努力和機智的指導的結果。”（註：（註：西奧多·德萊柏：《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Theodore Draper: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The Viking Press，1960年版，第27頁。）
第二，美國黨的統一，有利於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美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勞工黨的綱領沒有本質區別，“鵝派”與“取消派”的分歧也主要表現在黨的組織形式上，因此，美國共產主義政黨的統一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黨的統一，促進了工人階級隊伍的團結，壯大了革命力量。
第三，美國共產主義政黨雖然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但土著美共黨員與外僑（外語聯盟）黨員之間的矛盾、隔閡還有完全消除。從上述事實中可以看出，美國共產黨早期的兩次分裂，基本上是由這兩部分人的分歧所造成的。美國共產黨成員以外僑為主，共產主義勞工黨則以土著為主；“取消派”以外僑為主，“鵝派”則以土著為主。外僑黨員自恃理論水平高，瞧不起土著黨員，這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兩者之間的矛盾。美共統一之後，外僑仍占黨員的大多數，所以如何使這部分黨員貼近美國社會生活，與土著黨員緊密團結，是美國黨的一項長期任務。!
甘肅社會科學19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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