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說：“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實情況的說法，比完全的假話更有誤導性。因為它確實有些根據，容易被當成完全的真理。＂我很喜歡這句話，以此作為前言。

　　（一）

　　說起看人看事（身邊的事），有一定閱歷的人都知道不能非白即黑。可是話題一轉到社會制度改革，很多人立刻失去理智。

　　中國地大物博，怎麼來的呢？是封建帝王用刀槍殺出來的，是赤裸裸的征服和被征服。

　　地大物博是中國在當今世界得以生存的基礎。當年小日本侵略中國，就是在中國縱深的西部跟前止步的。今天的形勢依然如此，沒有廣西雲南貴州青海西藏新彊內蒙寧夏甘肅，中國的安全係數就要小得多，中國的資源就會少得多。保衛中國的統一和安全是全國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不可有絲毫動搖。

　　問題是，用專制的屠刀奪來的國土，可以用民主的選票來守衛嗎？這是一個兩難的悖論。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特殊國情。各民族的利益必須服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只有國家的整體利益得到保證，才能為各民族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而這種服從離不開武力的維持。這就需要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

　　也許有人會問，美國怎麼能在民主之下統一？別忘了，美國是在印第安人幾乎滅族的基礎上建國的，各個州都控制在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白人手中，他們都受到歐洲民主思想的影響，從而建立了社會民主的聯邦共和國。今天的美國由於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口快速增加，白人逐漸要失去多數的優勢。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危機越演越烈，己經開始威脅到美國的政治制度。

　　也許將來中國各民族的文明程度能高度一致，大家可以用選票維持國家的統一。但是在今天的中國絕對不可能實現這一點。

　　征服和被征服，民族的同化過程是漫長的。中國現在富強起來了，各民族同化的過程己經在進行，但要達到完全融合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另外，資本主義經濟對政治制度的要求本身也有兩面性。

　　一方面它要求競爭公平公正，要求擺脫權貴對市場的控制。因此，社會民主制遠勝於中央集權制。而且，在防止制度性腐敗方面，社會民主制具有巨大的優勢。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又要求國內統一的大市場，要求全國法律、政策、金融等統一，要求道路、電力和能源供應、勞動力供應、商品交流等暢通。在中國尚無高水平的統一的社會民主制的情況下，只能由中央集權制下的大一統來承擔了這一功能。還有，中央集權制在集全國之力辦大事，救災，防疫等方面的優勢也是很明顯的。其行政執行力，甚至組織戰爭的能力也具有優勢。

　　最近美國突然拉攏盟國對中國進行高強度的打壓，給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除了依靠甚至加強專制來對抗美國及其盟友之外，好象也沒有別的選擇。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大國搏弈的重點是國家利益，它高於意識形態的分歧，高於國內各階級利益的矛盾衝突，也高於國內民眾的人權要求。

　　美國和它的盟友最關心的是自己國家的利益。別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是次要的，是用來做宣傳的口號和製造事端的藉口。中國在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民主制度之前，只能繼續依靠中央集權制保衛國家的利益。中國只有首先捍衛住自己國家的利益，然後才有可能侈談民主改革。很多人看不清這一點，以為美國會無私地幫助中國建立民主制度，太天真了。

　　美國及其盟友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國分裂成若幹個弱小的國家，失去與他們競爭的能力，仰仗他們的高科技而生存，從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掠奪中國的資源，鯨吞中國的財富。最近這些年來太多的事實說明，在實施自己的陰謀時，他們往往不顧老百姓的死活。

　　（二）

　　是人權高於主權，還是主權高於人權？這應該是又一個悖論吧。

　　很顯然，我上面的言論好象是贊成主權高於人權。這很可能引來很多人反對。這些人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認為，可以犧牲主權來保衛人權。他們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當年柬埔賽波爾波特政權草菅人命的歷史。

　　當一個政權令利智昏到，或者腐敗到置國民生死於不顧時，它確實沒有理由再存在下去，也沒有資格代表主權。

　　主權和政權其實是兩回事。在沒有政權的情況下，國民可以自己起來捍衛主權。也就是說，主權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共同的權力，是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權力。在這個意義上，主權就是高於個人的人權。因為一個國家的國民失去了在自己國土上生活的權力時，其中每一個國民的人權也就不復存在了。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惡果就是血的教訓。

　　主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當今世界還是叢林法則支配着的弱肉強食的世界。

　　在正常情況下，國民是通過自己國家的政權來維護主權。如果政權失去了維護主權的能力，雖然國民可以建立新的政權取而代之，但為此付出的代價一定是慘重的。

　　主張人權高於主權的人們請注意，政權不等於主權。主權是高於個人權力的全體國民的共同權力。

　　也許又有人會說，你那種集體主義的爛調不值得一駁，只有個人的權力有保障時，才會有集體的權力。沒有個人就沒有集體。是嗎？當深夜大家都要睡覺時，你說你有敲鑼打鼓的權力，可是你有嗎？可見片面地強調人權高於一切是何等的幼稚。

　　這裡有兩個似是而非的理論很容易迷惑人。其一說，當每個人的權力都得到保障時，集體的權力也就得到保障。事實是，現代民主國家並非是每個人的個人權力都得到保障。只是大多數人的大部分個人權力得到保障。這就是法律法官和監獄存在的原因。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毫無限制的個人權力。目前中國公民實際享有的權力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相比確實是少了許多，但是不能說中國公民不享有任何個人權力。如何改善中國人權的狀況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以後再說。

　　其二說，中國的統治者打着主權的旗號剝奪公民的個人權力。其實，歸根結底統治者並不能隨便找藉口剝奪公民的權力。一個國家中公民能夠享有多少權力，是由社會的階級結構和各階級之間的利益平衡所決定的。統治者違背各階級之間的利益平衡任意侵犯公民的權力一定會碰壁並要承擔後果的。

　　關於人權，專制和民主的區別在於，專制制度下，由一人或少數人決定民眾可以享有多少人權，同時以這一人或少數人的意志決定集體的權力。而在民主制度下，由多數人共同享有的人權形成集體的權力，少數服從多數。

　　（三）

　　革命，還是改良？這是個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應該是另一個悖論吧。

　　以史為鑑，何為革命？我們就以辛亥革命為例說說在中國鬧革命是怎麼回事。

　　1，革命只會在舊政權非常虛弱時發生。在一個政權的上升期，統治力量強大和社會穩定的情況下，革命是很難成功的。

　　2，革命必須有強大的社會力量支持才有可能成功。

　　3，中國的革命只有在武裝力量的支持下方能成功。辛亥革命就是革命黨滲透並控制了相當一部分新軍之後發動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後來被袁世凱篡奪，其主要原因也在於袁世凱控制的北洋新軍的勢力大於革命軍的勢力。

　　4，革命後很可能出現軍閥割據的局面。隨後要經過長期艱難的內戰才能形成新的大一統。這中間國家和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

　　5，革命的結果並沒有出現孫中山等先驅所期待的社會民主。這其中自然有深刻的原因。

　　今天，鼓吹推翻中共政權的人們根本無視中國的現狀，不計後果，空談革命。人們也許會說，時代不同了，民眾受教育的程度和對自己權益的認知度比當年高多了，革命的可能性大多了。事實如何呢？國外民運人士慷慨激昂，絲毫不影響國內民眾沉默的狀態。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專制統治，今天依然如此。人們崇拜權力，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意識根深蒂固，造就了從最基層到最高層的權力金字塔。中國缺少民主的土壤，民眾逆來順受。不到無法生存時不會輕易造反。而且經過1989民運以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倒台，中共當局絲毫不敢放鬆維穩的力度。必要時會毫不猶豫地重演六四悲劇。所以革命這條路好象不通。

　　進一步分析，即使僥倖發生了革命。比如通過政變推翻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其結果也一定是天下大亂和軍閥混戰。因為失去了黨指揮槍的功能，目前的中國誰有能力控制住如此龐大的軍隊？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軍隊的大佬們達成某種共識，組成軍政府。這還不是回到了革命之前的狀態。

　　深究起來，確有一種微小的可能，就是明智的軍隊大佬們不接管政府，而是組織國民大選形成新的政府。對此，我只能祈禱老天爺幫助實現這一願望。

　　下面說說改良，以戊戌變法為例。

　　本人認為戊戌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光緒皇帝和追隨者操之過急，認為慈嬉太后是改良的最大障礙，欲取而代之。這就犯了大忌，招來殺身之禍，以失敗告終。

　　其實障礙來自朝庭和社會的守舊勢力，而當時能夠壓制住這股勢力的人只有慈嬉太后。

　　還有兩例，一是蔣經國之所以能在台灣實行民主，主要之一是因為他己經手握最高權力並可以壓制住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

　　另一例是，鄧小平之所以能夠改革開放，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手握實權，可以鎮住中共內部的極左勢力。

　　由此可見實現改良的必要條件有以下一些。

　　第一，只有在掌握實權的執政者的認可和支持下，改良才能夠實現。

　　第二，只有壓制住保守勢力的反對才可能實現改良。

　　第三，改良是一場交易。只有保證統治階級的某些基本利益時，改良才可能實現。

　　還有其它一些顯而易見的條件。比如要有足夠的前期準備，象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的惡化倒逼民眾和政客走上改良之路，還有強有力的啟蒙運動讓人們認識到改良的必要和可行。

　　從中國的現狀來看，中共領導人似乎並不打算把改革深入推廣到政治領域，也不打算開放黨禁，讓啟蒙運動在中國展開。

　　改良派雖然比革命派現實一點，但依然是一廂情願。這是當今中國的悲劇。

　　那麼，希望在哪兒呢？

　　(四)

　　不少人認為中國民主改革的啟蒙運動在國內搞不起來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的洗腦運作。這些人還經常責怪那些被洗腦的人們。

　　關於洗腦，我想說說很長時間以來我持有的一個看法，即關於群體犯罪。

　　我做知青時曾目睹全村人出動，搶刧一家外鄉人的財產，一掃而光。更典型的例子是二次大戰時期德國和日本的國民瘋狂地支持他們的政府對外擴張勢力。類似的例子在當今世界也可以找到許多。這些說明一點，就是一個群體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共同做出不可思議的事情，其中包括犯罪。

　　群體犯罪的本質是群體利益，這是絕大多數洗腦運動的根源和基礎，也是洗腦運動的目的所在。

　　給別人洗腦的人一定帶有目的。

　　絕大多數被洗腦的人之所以相信洗腦者的說詞，是因為說詞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自己的利益追求和願望所在，他們是很願意接受那些說詞的。這是洗腦之所以往往成功的根本原因。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當今世界，在維護國家利益這一點上，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別的國家，其軍隊和民眾都很相信他們政府的說詞。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煽動起來，不實之詞很容易漫延的。中國不乏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極端的愛國者，極端的紅色革命者，還有成群結隊的假理論家。他們不遺餘力地煽風點火，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破壞性。

　　中共有做思想工作的傳統，有豐富的鼓動宣傳的經驗，有組織有專業隊伍。在出現戰爭時，他們可以有效地激發士氣，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手段。在國內面對反對勢力時，他們可以拉攏群眾，成為維穩不可缺少的工具。

　　中國的民主啟蒙運動困難重重，除了中共高壓維穩禁止言論自由之外，民眾的自私和冷漠也是重要原因。只要自己的小日子過得下去，誰會多管閒事。目前中國民眾的飯碗是端在中共手中，這使得中共的洗腦運動占盡了先機。

　　但是，在學生中，在許多知識分子當中，在相當多的民眾當中，存在着強烈的反抗情緒。人們己經厭倦了中共革命的說教，憎恨高壓禁言的政治氛圍。其中最勇敢的吶喊人，如崔永遠，易中天，梁宏達，方方，張展等等，都是當代中國偉大的啟蒙者。他們所做出的犧牲總有一天會喚醒中國的民眾。

　　嚮往自由是人的本性，民主運動代表着中國民眾的長遠利益。中共的洗腦和民主運動的反洗腦是一場爭奪人心的長期較量。

　　（五）

　　民主制度好，還是專制制度好？現在依然爭論不休，也算是一個悖論吧。

　　中共之所以拒絕民主改革，原因之一是黨內一些人相信一黨專制體制優於西方的民主制。

　　有人曾寫文章說未來世界將是東方的集權制和西方的民主制之間的競爭。

　　果然是這樣嗎？

　　從世界史看，兩千多年前雅典的民主制與斯巴達的專制之間的對抗確實是以雅典失敗而告終。

　　之後的一千多年，世界也是在王權的獨裁統治下度過。

　　中國就更不用說了，整個就是一部皇帝集權的歷史。

　　中共政權繼承了中國皇權的傳統，同時也繼承了前蘇聯一黨集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傳統。不能不說中央集權制淵源深厚，功能強大。

　　但是，中國封建制度最後結局如何呢？前蘇聯的最後結局又如何呢？

　　現在應該沒有人懷疑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優越於其它歷史上出現過的生產關係。

　　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公平公正競爭的市場經濟，以及產權有保障的資本企業。

　　請問，在獨裁專制下能夠做到公平公正競爭，能夠確保資本企業的權益嗎？

　　很明顯，只有在社會民主制下才有公平公正競爭，才能保護好資本企業的權益。

　　所以，象奴隸制己經成為過去一樣，所謂的東方中央集權制很快也會成為過去。這是歷史的必然。

　　但是，由於以下一些原因，中共就是不願也不敢接受上述事實，將自己鎖在獨裁專制的禁錮之中。

　　原因一，作為在地球上存在了好幾千年的專制體制，確實有其合理的地方。另外，如前面分析的，現實的中國有必要保留某些專制的功能。但是，這些只是部分真理。中共以這樣的部分真理代替全部真理，不但欺人，而且自欺。

　　原因二，權貴們的利益所在，必須抱着獨裁專制不放。

　　原因三，唯恐黨的領導一旦放鬆就可能不復存在。目前的中國離開黨的領導必定天下大亂。中國需要相當長的過程來建立取代中共領導的社會秩序。

　　原因四，一黨專制己成為中國有效的統治結構。該結構各部分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要想改，確實難，不如得過且過。

　　原因五，目前中美關係惡化，外部壓力急劇加大，中共要依靠現有體制對抗美國及其盟友。誰也不敢輕言民主改革。

　　原因六，在長期專制統治下，中國的國情民情己適應專制體制。沒有相當長時間的啟蒙和親身體驗，很難改變。

　　中國的統治者既想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又不想放棄至高無上的權力。我想這也是一個悖論吧。

　　(六)

　　中共黨內不是沒有人看到民主改革的必要性，但誰也不敢冒天下大亂之危險實施民主改革。

　　統治若大中國的需要，和維護統治階級自身利益的需要，如兩條巨大的鐵鏈捆綁住黨內民主改革的人士，令其動攤不得。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幾乎是一盤死棋了。

　　騎虎難下這一成語應該很適合今天中共的領袖們。然而，不管多難，民主改革並非是不可為。

　　想當初，在毛澤東時代，誰曾想過中國能搞資本主義經濟？可是鄧小平就把它變成了現實。

　　中國目前還需要第二個鄧小平來打破現在的僵局，實行民主改革。不過，鄧二世比鄧一世難當的多。

　　鄧一世搞改革有兩大潮流可順從。一是個人發財致富，這是人類的天性。鄧小平對中國人說，我給你們發財的機會！響應者自然浩浩蕩蕩，無人可阻擋。二是權貴們發財的優先權。鄧小平對他們說，我讓你們先富起來！響應者自然充滿了中國的官僚體系，腐敗之風無人能阻擋。這叫作順潮流而動，鄧一世聰明着呢。

　　人們總說天時地利人和。鄧小平的天時是，文革結束，極左路線走進死胡同，人心思變。鄧處在改革的最好時機。

　　鄧的地利，是上面說的兩個潮流。鄧推波助瀾，事半功倍。

　　鄧的人和，在於幾十年革命的經歷在黨內建立的人脈。鄧長袖善舞，能拉起自己的隊伍，並攜帶全黨同行。

　　鄧二世呢？

　　應該說鄧二世也具有他的天時，即改革開放四十年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確立，經濟發達，新興資產階級己登上舞台。中國迫切需要政治制度改革，以適應經濟改革的形勢。

　　鄧二世也具有地利，也有兩大潛在的潮流。其一，如果他能給民眾自由，響應者一定如潮湧。其二，如果他能給包括權貴資本在內的資產階級安全，那麼一定能得到黨內主要勢力的擁護。

　　鄧二世的人和，則要看他能不能象鄧一世那樣處世圓滑了。

　　不過，鄧二世比鄧一世難當。為什麼呢？

　　因為要給民眾自由，則會觸犯共產黨的大忌。要給包括權貴資本在內的資產階級安全，就必須讓中共的權力退出經濟領域。而目前中共的智慧還不能看透其中的奧妙。

　　可以說中共建國以來經歷了兩個時代。前三十年是毛譯東時代，後四十年是鄧小平時代。鄧二世需要超過鄧一世的政治智慧去實行政治改革，才能開啟自己的時代。

　　鄧二世出生了嗎？

　　這裡應該是另一個悖論，即中國的民主改革需要英雄造時勢嗎？

　　(七)

　　說起階級鬥爭，不少人會談虎變色。唯恐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會重來，唯恐打土豪分浮財會再現。這完全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留下的後遺症。

　　其實，階級和階級鬥爭不過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每時每刻都在我們身邊發生着。弄清楚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現狀，是實現社會制度變革的基礎。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己經完成。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中國的權貴資產階級己經控制了社會大部分財富，己經取得左右中國經濟，控制百姓生活的能力。同時，中國的權貴們己經成為中國官僚體系的實際控制者。當今中國以權貴資產階級為核心的新興資產階級己經形成。資產階級的本能會使他們成為民主改革的推動者。

　　而在另一端，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其中包括腦力勞動者。他們以各種形勢被別人雇用。如果這些雇用勞動者真鬧起事來，誰也吃不消。

　　如果資本不受約束，它會毫不留情地榨乾勞動者的血汗，必要時還會把億萬勞動者趕進失業的悲慘境地。

　　這就是中國的現狀。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是決定中國政治格局的基本社會力量。中國的未來就取決於這兩大社會力量如何發動和組織起來了。而中共則是中國目前唯一可以掌控這些社會力量的政黨。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商人不與官府作對。今天的中國依然如此，中共的政府讓商人活，則商人活。要商人死，則商人必傾家蕩產。

　　在另一方面，廣大的勞動者如果沒有中共的支持就是一盤散沙。誰想造反就把誰抓起來。中共一手拿大棒，另一手拿胡蘿蔔，對勞動者招之即來揮之則去，成為中共手中的另一個利器。

　　(八)

　　很多人覺得只要把中共趕下台，中國就可以實現民主了。

　　那麼，中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黨？近期有可能被趕下台嗎？

　　我個人認為中共有以下幾個重要特徵。

　　（1）中共內部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方。有仁人義士，也有賊人騙子。在戰爭年代和毛澤東去世之前，有很多胸懷革命理想的人入黨，還有大量的工農分子入黨。在另一方面，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權力背後的好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機分子加入黨內。由於中共建立過程中定下的革命宗旨，和中共長期黨內鬥爭的鍛煉，使中共內部到處都是滿嘴革命詞彙的偽君子。隨着中共執政時間的延長，黨內這種投機分子和偽君子會越來越多。

　　改革開放之後黨內更是分化為少數暴發戶和大量不能或者不屑發財的黨員和幹部。黨內的兩極分化已經和社會上的兩極分化互相呼應，息息相關了。

　　中共是當今中國唯一管事的政黨，社會各階級都需要在黨內尋找代理人，以維護本階級的利益。可以想象社會上階級矛盾有多激烈，黨內鬥爭也就有多激烈。反過來，黨內鬥爭的結果往往直接影響社會中億萬人的命運。

　　（2）中共是一個金字塔式的嚴密組織，下級服從上級是一條鐵的規則。這個組織是中共的硬件，它可以用來執行不同的政治路線。

　　而且，中共金字塔式的組織與政府和軍隊中的金字塔式的組織是完全融合的。

　　我們都熟悉一句名言，就是

　　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

　　中共把這句話推廣到黨內，成為

　　黨員的天職就服從。

　　推廣到政府中，成為

　　幹部的天職就是服從。

　　更甚者，中共還把這句話推廣到全國，成為

　　公民的天職就是服從。

　　試想一下，十四億人按照統一的號令正步前行，若大的地球可能都要共震了。如今西方各國對中國感到恐懼的原因之一也在於此。

　　這也是中共黨內鬥爭的後果之嚴重的原因之一。不同的人在這鬥爭中獲勝就會把中國帶上不同的道路。或者是民主之路，順應歷史潮流，把中國引向光明。或者是腐敗之路，使中國被少數盜國者榨乾吸盡。或者是法西斯之路，以整個中華民族陪葬。

　　這形成中共的一個奇怪的特徵，即不確定性。就連中共的高級幹部都經常為自己未來的命運擔憂。

　　由於中共政治結構的特點，以及黨的成份的繁雜性，雖然權貴資產階級己經暗中控制了官僚系統，但是類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還有可能發生，造成對權貴資產階級的致命威脅。

　　(3）當今中共內部有幾個大的政治勢力。這是由中共漫長的歷史積累形成的。

　　從中共成立到紅色中國成立，以毛澤東為首的井岡山派己經把其他山頭削平，但這些山頭的遺留下來的人員，以及毛澤東旗下本來存在的小山頭，構成中共建國後基本的政治勢力劃分。

　　另外，建國後出現一個新的情況，就是伴隨着政府機構的建全，中國出規了一個強大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總管就是劉少奇，從而導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碎這個系統。然而事與願違，毛澤東去世之後這個官僚系統的勢力立即復辟。可以說當今中共內部的主要勢力都是淵源於這個官僚系統。

　　毛澤東雖然失敗了，但毛澤東的影響卻沒有消失。毛澤東的勢力以各種形式存在着。

　　鄧小平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自然留下的自己的一股勢力。之後江澤民，胡錦濤，和當前的習近平都各自擁有自己的勢力。

　　目前習近平靠着強勢的作風以及反腐的手段壓制住黨內的其他勢力。不過，他和毛澤東不一樣，看起來不搞斬盡殺絕。這使中共內部暗流洶湧，各派勢力都處於蓄勢待發的狀態。

　　當今中共黨內勢力之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權貴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習近平靠自己的手段壓制權貴資產階級，大搞扶貧，生態建設等等，後果會怎樣尚不知道。

　　但是有一條，即廣大的勞動群眾的利益和他們的潛在的力量是任何權貴資本所懼怕的。逼急了，習近平如果把這些人發動起來，權貴們就要吃不消兜着走了。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害，看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正確理解中國的政治形勢。平日裡民眾是一盤散沙，任人擺弄。一旦有了靠山，動員和組織起來，則如洪水猛獸。中共是搞農民運動起家的，發動工農民眾是他們的長項。

　　不少人強調黨內的左派的危險性。其實左派的存在是保持中國政治力量平衡的重要法碼。使各個權貴資本勢力很難出現一家獨大的局面。

　　左派的存在還防止中國過度資本主義化，防止使眾多的工農陷入絕境，從而維護了社會各階級利益的平衡。

　　但是，如果抱着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不放，中共傳統的左派勢力和社會上的左翼力量往往會成民主改革的最大障礙。目前，中共左派還在繼續把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極為有限的政治進步一點一點地抹掉，在黨內外引起強烈的不滿。

　　在民主改革的路上，能不能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是一個十分困難但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黨內派系林立使黨內民主得以存在。中共也因此獲得一定的自我糾錯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鄧小平對毛澤東路線的糾錯。在文革剛結束時，中國的形勢和前蘇聯垮台前的形勢有些相似。如果沒有出現鄧小平的改革，中國也很可能象蘇聯那樣垮掉。可以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挽救了中國，也挽救了中共。

　　順便說一下，中國之所以沒有步前蘇聯的後塵，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分不開。象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家都熟知中國傳統的治國之道。這既是中國的幸運，也是中國的不幸。

　　(4) 中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腐敗的黨。

　　(5) 中共在理論上還停留在摸着石頭過河的水平，缺乏遠見。

　　（九）

　　馬克思主義究竟是對還是錯？這也算是一個悖論，一個永遠爭論不休的問題。

　　其實，馬克思主義有錯，但不是全錯。

　　一百多年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證明，以《共產黨宣言》為核心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其中包括打倒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實行國有化和計劃經濟，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共產黨的先鋒隊作用和領導地位。

　　中共己經基本上放棄了《宣言》中所說的計劃經濟。他們以為冠上社會主義的名稱，中國的市場經濟就不是資本主義的了。完全是自欺欺人。然後宣稱自己依然是馬克思主義者，是遵循《宣言》的。這好象應該叫作修正主義吧。

　　中共己經不再高喊打倒資產階級，因為他們自身己經變為資產階級。然後他們依然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是遵循《宣言》的。

　　中共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上好象做的比較遵循《宣言》。可惜他們的專政己經不再是針對資產階級，而是針對人民群眾了。誰要不按照他們的調子唱就專誰的政。

　　中共在勞動人民求解放的問題依然以大救星的身分自居。殊不知真正維護勞動者的辦法是在社會民主制下讓勞動群眾自己組織起來，通過立法保障自己的利益。

　　中共凌駕於憲法和民眾之上，大權獨攬。其結果必然是腐敗橫行，不可救藥。

　　即使如上所述，中共依然抱着《宣言》不放，主要就是為了證明一黨專制的合法性。

　　中共在理論上的保守反映了這個黨固步自封的狀態。

　　然而馬克思的徒子徒孫們所犯的錯誤並不能抹殺馬克思理論正確的一面。馬克思成為世界公認的改變人類歷史的人物之一絕不是毫無道理的。

　　本文在這裡只列舉馬克思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即資本主義雇用勞動者的解放將帶來一個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優越的新社會制度。

　　縱看世界歷史，每一次社會制度的進步都伴隨着當時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如果現代的勞動者能從資本雇用的狀態，從勞動力商品的狀態，變成企業的擁有者之一，分享企業的贏利，那麼從勞動者身上釋放出來的積極性和創新性將極大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中共成立的初衷就是解放勞苦大眾。中共取得政權以後的前三十年工農享有非常高的社會地位。這在中國社會中留下的深深的烙印。民眾心中保留了那些相對平均的鐵飯碗的記憶。中共也保留了豐富的發動群眾的方法。

　　雖然中共採用恩賜的方法對待勞動群眾是錯誤的，但在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方面還是相當有效的。在當今大國搏弈中，這將會是重要的一張牌。

　　（十）

　　根據上面對中共的分析，我們可以概括一下當今中共的統治模式。

　　通過黨內民主的形式（準確的說，是黨內大佬們的民主），各主要政治勢力協商產生黨的領袖和領導班子(政治局及其常委）。這就是中共金字塔的塔尖。然後整個金字塔以塔尖為中心開始旋轉。同時軍隊和政府機構這兩座金字塔也同步旋轉起來。然後整個中國也跟着動起來。

　　如果黨的領袖及其勢力軟弱，則無法帶動中國巨大的政治機器，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狀況。其後果，輕則出現九龍治水之勢，重則出現諸候割據和混戰。

　　一黨專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和中央領導。黨內各派雖然平時爭鬥的歷害，但是在黨的集體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又會聯合起來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強化一黨專制。

　　中共很可能按上述模式統治中國很長的時間。

　　前蘇聯由於僵死的計劃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奇形發展把國家拖入赤貧，並因此把蘇共送進墳墓。中共則不同，由於找到改革開放的路子，使中國空前的繁榮富強。所以中共不會象蘇共那樣倒台。

　　由於維穩和洗腦，還由於中共利用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存在，搞群眾運動，顏色革命也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由於中共的組織遠遠比過去的封建王朝強大和完善的多。而且一會兒左一會兒右，有一定的自我修復功能。所以暫時也不會象清王朝那樣轟然倒塌。

　　另外，在現階段，通過戰爭打敗中共也不大可能。

　　早在1989年就有人預測中共的統治不會超過十年。如今三個十年己經過去了，中共依然穩穩地坐在台上。這難道是僥倖是偶然的嗎？

　　中共不但可能繼續統治中國很長時間，而且可能利用自己的優勢，在不久的將來把中國打造成世界第一強國。

　　中國過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絕不是一個幻影，而是億萬人腳踏實地的努力的結果。

　　然而，這一切都不能說明中共現在的統治模式是最先進的。

　　社會財富再分配會永遠不停地發生，專制下的腐敗也會永遠不停地發生。如果不實行民主改革，中共將會進入從腐敗到更腐敗的惡性循環，最終衰弱下去，把中華民族再一次拖進慢性死亡。

　　這是中國社會制度改革最大的障礙。

　　未來能夠引領人類社會進步的國家一定具備兩個最基本的條件。第一是實現民主和自由，社會絕大多數人都能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思想。第二是勞動者得到解放，成為企業的主人之一，參加

　　利潤的分配。這兩點都能幫助人類釋放出極大的生產和創新的積極性。

　　中國現在距離這兩個目標都很遠。中華民族能否真正崛起還是個未知數。

　　（十一）

　　上面羅列了中國社會制度改革的許多瓶頸，或者說死結。

　　問題是，破解的方法在哪裡？

　　社會制度的改變絕對不會是一蹴而就的。新社會制度一定要經過漫長時間探索才會出現。當然，外來的侵略者有可能一夜間在表面上改變一個國家的制度。但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好象不大適用。即使對於小國，外來的制度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被逐漸接受。而且在接受的過程中往往還要做某些改變，以適應該國的國情。

　　中國有數千年大一統的專制制度的歷史，舊的傳統極其頑固。這就決定了中國向新的社會制度的演變是一個艱苦和漫長的過程。

　　這個演變過程的最終目標絕對不是中共的一黨專制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不過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延伸。

　　演變的最終目標將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制。這種社會制度己經被最近幾百年的世界史證明為現代社會最合理最科學的制度。

　　由於中國經歷過幾十年〈舊社會主義〉的實踐，使其在向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制過渡的同時，還具有向〈新社會主義〉民主制過渡的可能性。不過，中國只有首先真正完成向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制的過渡之後，才有可能向〈新社會主義〉過渡。

　　清王朝的垮台標誌着現代中國社會制度演變的開始。到現在為止，中國經歷了軍閥獨裁割據，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中共一黨專制的統治。中國至今還沒有看到期望的社會民主制。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你覺得沮喪嗎？覺得迷茫嗎？大可不必，因為這是中國必須經歷的劫數。不過，堅冰己經開裂，春天即將來臨，中共已經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以史為鑑，如果把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晚清時期的洋務運動對比一下，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

　　晚清洋務運動又想要西方新技術，又不想動封建王朝的國本。既想追趕列強，又要和朝庭的保守勢力妥協。既要打通從朝庭到各級地方官府的關節，又要為自己的人謀些好處。可謂步步艱難，處處受困。

　　今天的中國也是，既想超過西方民主國家，又不願動一黨專制的國本。既想實行市場經濟，又管不住各級權貴欺行霸市。既想要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發揮出積極性創造性，又要禁止言論和思想的自由，等等。處處自相矛盾，時時困難重重。

　　但是，洋務運動還是取得一個重要成果，即在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軍種，新軍。正因為有了新軍，辛亥革命才推翻了清王朝。也是因為有了新軍，才出現各個軍閥稱霸。並繼而出現國軍和共軍。

　　那麼，今天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什麼重要的變化呢？

　　我看極為重要的變化就是中國出現了以權貴資產階為核心的新興資產階級。

　　今天的資產階級不但懂經濟，而且懂政治。他們在中共搭建的平台上長袖善舞。他們手中握有打開中國社會制度改革大門的鑰匙。

　　他們在中共內部有雄厚的基礎和廣泛的人脈。他們熟悉黨內鬥爭的規律。如果他們能恰當地應對黨內左派和廣大勞動階級的巨大壓力，達成妥協，並找到利益的共同點，那麼他們則有可能推動中共開啟民主改革。

　　所以，當前國內外民主運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宣傳和發動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

　　解鈴還需系鈴人，中國民主改革的解鈴人還是中共。

　　中共黨內目前還處於相對＂民主＂狀態。表面上習核心領導一切，實際上各派勢力互相制衡。這有利於推動民主改革。

　　在和平時期，國家制度的改變只有在實際掌握權力的統治者參於之下才可能實現。中共能否啟動民主改革取決於黨內改革勢力能否取得中央的領導權，能否掌握槍桿子和刀把子。如今，最有可能充當這一角色的就是黨內某一個或者某一些權貴資產階級勢力。

　　中共的左派勢力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成為民主改革旗手的可能性很小。

　　不過，由於中共黨內鬥爭複雜多變，這場民主改革的大劇究竟會如何上演還是很難預測。

　　不管怎樣，根據本文所列舉的事實，我們可以預見，如果中國發生民主改革，那麼很可能會有以下特點。

　　（1）將會保留部分專制制度的成分，以維持中國大一統的狀態。中共將繼續承擔這一功能，主要通過對軍隊的控制來實現。

　　（2）中共將放棄行政權，司法權，和部分立法權。把這些權力交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官員，司法機構官員，和人大政協的代表。中共將與人大政協分享立法權。

　　（3）各級民主政府之間不會是聯邦制。各級政府主要是執行中央政府制定的計劃和政策。處理本級政府的特殊事務為輔。

　　（4）中央政府和人大政協以及中共一起制定政府工作計劃。中共將通過這一途經，以及參於立法的途經保持對國家事務的影響力。中共將不再直接干涉行政和司法工作。

　　（5）中共將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履行上敘功能。也就是說要把整個中共關進籠子裡，這比當前把權力關進籠子裡的做法更為有效。這將是一個四權分立的社會結構。

　　（6）這是一個中共由治國轉變為監國的過程。

　　（7）這種民主形式將是一種過渡形式，以給國家和民眾一個實踐和學習民主的過程。其最終目標是完全的社會民主。但是，這個過渡將會持續很長一個時期。

　　（8）即使是這種不完全的過渡性質的民主，也要通過艱難的努力才可能實現。

　　（9）這種四權分立的結構是很容易通過軍事政變回到專制制度。想要防止這種事情發生，取決於中共和中國民眾有多大的決心去實行民主。只有當民主在中國尉然成風時，這樣的專制復辟才可能杜絕。

　　如果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可以把中國變為世界第二強國，那麼實現四權分立的民主制就一定能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一定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

　　目前中共的統治尚處在上升期。如果出現民主改革，社會制度的改變則很可能以穩定的逐漸過渡的形式完成。如此，則為大幸。

　　但是，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民主改革遲遲不能出現，不斷惡化的腐敗會導致國家的衰落，使革命成為可能。社會民主將通過動亂來實現。民眾和國家都將付出極大的代價。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我以前說過，民運的目標不應是打倒中共，而是實現民主。因此完全可以和中共內部的民主力量攜手努力。

　　今天我還想說，實現民主也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因為實現民主的目的是讓中國的民眾生活的更自由和幸福，使中國更加富強。為此，我們應該採用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

　　民主的基本精神必須遵循，但民主的形式可以是靈活的。每個國家只能根據自己的國情建立適合自己的民主制度。

　　注（引自維基百科）: 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英語：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1]），當代頗有爭議的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他以《文明衝突論》聞名於世，認為21世紀國際政治的核心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間而非國家之間。[2]亨廷頓與莫里斯·詹諾維茨是20世紀晚期政軍關係研究的先驅者。[3]。他個人的政治定位是民主黨右翼[4]。近來，他對美國移民問題的看法亦廣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