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一场疫情，从武汉席卷到了整个世界，地球也仿佛停止了转动。一切都停运了。人们不得不呆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就连平素人们活动的交通工具－飞机航线，也在疫情下断航了。疫情阻断了一切，也阻断了我和母亲之间的交流。
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的，记得2018 年的五月份，我曾经回国，那时母亲的一切看起来还是正常的，除了她的腿因变性型关节炎而发生变形，已经不能正常走路而需要坐在轮椅上之外，其它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她还是那么慈祥，和蔼可亲，对我嘘寒问暖的，我们在一起也有说不完的话。回美国之后，我也经常给母亲打电话，仿佛一切都正常。后来她住进了敬老院，2018 年国庆节的时候，还从弟弟给我发来她在敬老院参加庆祝国庆活动的照片看到，她依旧坐在轮椅上，手里挥动着一面小国旗，不知是谁还在她的脸上也贴了一片国旗。 2019年的5月份，我准备再次回国看望母亲，但是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当时走不了，于是就退掉了机票。可是过了不久，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却传来了母亲因高血压危象而住院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我顾不了许多，立即买了回国的机票飞回了中国。 我回去之后，母亲已经恢复了过来，到家的那天我直接去了母亲住院的医院，那是我们镇上一家三级乙等医院，在当地也算是很不错的了。到了医院，弟弟告诉我，医院已经下了出院通知书，他们正忙着办理母亲出院的事宜。我刚一到，母亲就要出院，这个颇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打探一下母亲的病情和眼下的状况，就想和主管母亲的医生谈一下。 主管母亲的那位医生是一个不到四十岁左右的女医生。我不知道弟弟是怎么和她联系的，说好的是中午十二点见我，但我一直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到了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护士才到病房里通知我，医生现在有时间了。当我见到那位女医生的时候，她显得很不耐烦，而且还怀着很大的敌意。我想这可能是我弟弟在不经意间向医生透露了我的背景，作为同行的医生，她可能有着很强的防范的心理，或者她也许很厌烦像我这样的家属，总是要在医生面前问一些问题，在医患关系十分紧张的国内，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便抱着虚心的态度，耐心地听着她不耐烦的解释，心中的屈辱和愤瞒可想而知。 “你母亲是因高血压危象住院的，现在血压已经降了下来，就没有再住院的必要了，回家去慢慢将养吧。这些都是老毛病，又治不好的，你再住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我比她更清楚母亲的状况，好歹我也是学医出身的，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只不过是想知道母亲目前的状态，这次发病的原因，或者让母亲在医院里多呆上两天，仔细观察一下，希望病情稳定，不要反复，因为医院毕竟是有些条件，能处理突发的情况，我最担心的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像中风，或者心肌梗死等，再说，母亲这次突然发病的原因并没有找出来。 但是没有想到她的态度既傲慢，又冷漠，“有什么可以观察的？病情稳定了就是稳定了，还要观察到什么时候？若是每个病人都像你们这样长期赖在医院里，我们医院还办不办了？这里是医院，是医疗机构，不是康复机构，都像你们这样长期占用医疗资源，别的人还看不看病？再说了，国家的资源也要节约。” 她的态度我实在无法理解！我从医学院毕业快四十年了，我离开这片可爱的土地也快三十年了，三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为什么医院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还是一点都没有变？甚至变得比过去还要糟糕，变得更加蛮横，更加不近人情！这些年我也不断地听说到国内屡屡发生医患冲突，我突然觉得，在这样的医疗环境下，在这样的医患关系中，不发生冲突才是怪事。她大概觉得我们是公费医疗，二十四小时守护在母亲的病榻旁边。于是，我便向医生说道：“我们是自费病人，没有占用国家的医疗资源！” “什么病人也不行，该出院就得出院！” 母亲就是这样出院了。弟弟见我沮丧的样子，便说道：“国内就是这样，你大概还不习惯，医院里有规定，要加快病床的周转率，并且提高治愈率，这都和奖金挂钩的，那医生也没有办法，你不出院，她们科室的奖金就会受影响。再说了，母亲现在出去是算‘治愈’，要是留在医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会影响人家的效益的。” 回到家里后，我发现了母亲的变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的慈祥与和蔼可亲了，明显地有了痴呆的症状，她不像以前那样健谈，思维也不像以前那样清晰，记忆力也不像以前那样好了，注意力也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以前看着母亲的眼睛，觉得那双眼睛会说话，也会看透我的心思。而现在，却是那样的无神和漠然。我回来后在医院的病榻上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我说：“妈，我回来了！”她的反应却是好像我就一直在国内似的，没有一点儿的惊奇，淡淡地说道：“噢，回来就好，休息去吧！” 母亲白天不说话，总是躺在床上睡觉，到了晚上，却总是不断地喊我，保姆不停地叫我下楼来看望母亲。当我来到她的榻前，她又变得沉默了，或者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如此这样，每夜都要这样的折腾多次。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停留了二十多天，随着回美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 母亲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于她一直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病史，家里也经常备有降血压和降血糖的药，但是母亲常常不能按时吃药，尤其是当她感到自己的状态还行的情况下，就自己就停了用药，就像注射胰岛素，正常情况下，一支胰岛素可以打七天到八天，我给她设定了固定的剂量，母亲也学会了自己注射胰岛素。但是母亲总觉得太贵，太花钱，过了一辈子穷日子的母亲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诸事都节约的习惯，她总说，胰岛素那么贵，一支将近百元钱，谁能打得起。尽管我和弟妹们多次劝说，虽然她在嘴里应允，暗地里却仍在省着用。这样一来，她的病情就反复了许多次。在医院检查时，发现她的脑组织里有不少的腔梗病灶，腔梗的结果就是微血管所支配的区域的脑组织萎缩和坏死。这样就造成了她目前的痴呆的症状，最明显的是记忆力的丧失。 母亲的病情没有什么起色，眼下在保姆的照顾下按时服药，她的血压和血糖基本上都控制得不错。随着回美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的心情仍然是惴惴不安。 每当我看到母亲的样子，我的内心就感到一阵阵的内疚。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这一辈子都在研究高血压，糖尿病，近二十年来又专注于研究阿尔茨海默病，也主编了洋洋洒洒超过百万字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专著，但是对于母亲目前的状况，我却仍然是一筹莫展。 我是2019年11 月18日离开母亲回美的，离开的那天，天气是那么的阴晦，我在床前和母亲告别，她看了看我，说道：“你又要走了，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看我呢？” 我说，很快的，我每年都会回来的。 然后母亲就转过头又去睡了，完全不像平时的样子。平时每当我要回美时，母亲总要把我送到村口的公路上，直到我上了汽车，汽车开动了，汽车走了好远，我还能看见她还痴痴地站在路边，但是这次显然是已经痴呆了。保姆还是把母亲扶到轮椅上，推到了大门口。 我说天太冷，你们回去吧。 保姆对母亲说，你老二要走了，和他再见吧！说完机械地拉起母亲的手，向我摇摆着，并说再见。 我的心里涌上一股难言的酸楚，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旋，我强忍住泪水，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家。 从来没有像这次回国这么落寞，我怀着极度难受的心情登上了飞机，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一直在想着母亲的病情，同时也回想着母亲的一生，那个多苦多难的一生。 母亲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从县城回到故乡的，一年后父亲也跟着回来了。那时候，刚从县城回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是暂时住在别人的家里，后来又搬到我叔祖父留下的一孔破窑里，老家是属于平原地带，所以那个窑洞是地窑，就是在地面上掏出一个很大的洞来，然后再在里面打上窑洞。简直想象不出先民们是花了多少工夫才打成了这样的窑洞。中国的老百姓穷，他们买不起盖房用的木料和砖瓦来在地面上盖房子，但是他们有的是力气，于是就像愚公移山一样在平地上挖出这样的窑洞，关中平原上这样的窑洞很多，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由于是地窑，所以出门就上坡，回家又下坡，很不方便。吃水要到村子里的井里去打，自己家里“后院”（故乡人管厕所叫“后院”，因为一般住房子的人家的厕所都在房子的后面）里的土肥往出运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1963年，父亲申请到了一院庄基地，家里开始盖房，父亲尽了平生的精力，盖了三间瓦房，一家人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弟弟也是那一年出生了，记得母亲说，盖完房，家里仅剩下三升粮食。 在此后的岁月里，就是如何才能搞到粮食吃。我记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父亲从母亲的箱子里拿出衣服到甘肃的徽县去换粮食。 父亲用衣服换粮食进展得并不是十分顺利，一是他要躲避当地政府的稽查，防止人家说他是投机倒把而将东西没收掉；其次他所拿去的衣服并不适用于当地的山民，人家拿着他的绸衣绸裤说道：“这玩意儿不能穿，一根枣刺就能划个大洞。” 记得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吵架，说怎么光把他的衣服拿去换了粮食，搞得他现在都没有换洗的衣服了。母亲伤心地打开箱子，让父亲看箱子里还剩下什么？ 从此，饥饿成了我们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每年到二三月的春荒时节，家里就没有了粮食吃，于是便开始用家里的家具去换粮食，我记得父亲有一对心爱的炕桌，我们全家吃饭时摆在炕上，就是个正方形的饭桌，吃完饭便分开放在炕头。上面可以放被子等衣物。这对小炕桌换了七十斤玉米，让我们全家撑了不少的日子。 家具也是有限的，后来就去塬下借粮。塬下人是水浇地，产的玉米多，玉米这东西，过冬之后便会生虫，乡下人叫“出牛”，过了冬之后，便没有人吃了，一般是作为猪饲料的。春荒时借人家一斤玉米，夏收后再还人家一斤麦子。很显然，这是杀鸡取卵的法子，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的日子就像母亲说的：“借着吃，打下还，跟着碌碡过个年！”真的是一步踏不上，步步踏不上。 另一件难忘的事就是家里的房子，当时盖房时钱不够，所以就没有“瓦房”（瓦，wa，读四声，在这里当动词讲，是指用瓦将房顶整个房顶覆盖，两行瓦接缝处，再反扣一层瓦，这样房子就不会漏），只是单摆了一层瓦，想着等以后有钱了再重新“瓦房”。但是这个“以后”变得遥遥无期，没有“瓦”的房子，在秋天，雨季来临的时候，家里便到处漏水，那个时候，父亲便会爬上房顶，在漏水的地方铺上塑料纸，房子里面，母亲便用碗呀，盆呀的去接水。院子里还有一间用作厨房的草棚，根本连瓦都没有，苫的是草秸，漏雨穿过草秸后变成了黄色，所以厨房到处都是黄色的雨水。母亲便是在那种环境下为全家煮饭。我似乎没有看见过母亲的笑容，她永远都是阴沉着脸，默默在熬着那些日子。直到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参加劳动，我们家才在房子盖完后的12年，即1975年，将房子瓦了。 我记得我上高中时，是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高中，那时候我要在学校里住校，吃饭也在学校的学生灶上，我当时是给学校的灶上交粮的同时，要交“上灶费”，每斤粮食，不管是玉米糁子还是面粉，都要交5分钱。然后学校发给你饭票，自己去灶上打饭。我每次带十斤粮食，需要五毛钱的灶费，没有钱，我就无法把粮交到灶上。母亲便出门走东家，串西家，向别人借五毛钱。有人奇怪地问母亲，你为啥每次都借五毛钱？母亲说，我娃交灶费就要五毛钱，错得多了，我也没有钱还。人家说，那五毛钱你就能还得起？母亲说：我能，等鸡下了蛋，我卖了鸡蛋就能还。 实际上，母亲养的那几只老母鸡，负担着全家的许多事，买煤油，买盐，都来自鸡屁股。有的时候母亲还会给别人纺线，织布以抵那五毛钱。 日子不管有多苦，母亲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她的孩子要读书。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完成了高中学业，尽管当时也没有高考，高中毕业之后还是要回家种田，但是母亲却一直坚持要我完成所能完成的学业。我高中毕业后，母亲也觉得很骄傲，还记得1972年，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我赶上了当时唯一的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在往年，都是由学校推荐。我去参加考试的那天早上，母亲很早起来，给我做了个醪糟鸡蛋，醪糟是母亲做的，打了一个鸡蛋在里面，为了甜，母亲又放了糖精，那个时候，我们吃不起糖，便用糖精来代替。记得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流行了一种说法，说是糖精加鸡蛋，吃了会死人的，端到嘴边的汤，又放了下来。母亲那时个显得很懊恼，她说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她当时的表情，我现在还能记得。 1976年底，我入伍去了新疆乌鲁木齐，但是就在我入伍后没有多久，1977 年的春天，国家终于恢复了高考，父亲听说后，叹息了一声，觉得我又走到了黑路上去了。侥幸的是，我虽然没有参加上1977 年的高考，但是1978 年，在部队里的战士也可以参加高考，就是那一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成了母亲最为激动的一件事。那天我回到家里，母亲竟然高兴地抱住我的头，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那时已经长成大人的我，还不习惯母亲的举动，一时间还脸红了。 我上大学的事似乎给母亲注了一剂强心针似的，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地也分给了农民，生产队也解散了。母亲好像焕发了新的生命。母亲常常说当年在生产队的苦处，她从地里回来才开始烧火煮饭，可是还没有等水烧开，队里上工的钟声便又响了。队长的老婆不出工，专门在家做饭，队长回到家里，盛上一碗饭，他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敲钟，然后便在钟下派活。母亲形容当时的急迫状态时说，“就像撵贼一样！你连饭都吃不到嘴里去，队里就又开工了。”为了挣工分，母亲便用一根绳子把弟弟绑在窗棂上，就那样上地干活去了。 改革开放了，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也分到各家各户了，也不用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农民的春天来到了。母亲和父亲正是借着这股春风，开始做起了改变家里一穷二白的现状的美梦，她和父亲一起做起了小生意。她和父亲去外地趸来了花生，在家里炒熟了再去集市上去零售。卖完了，再把钱还给人家，然后再趸，再卖。卖完花生，母亲又去卖面皮，父亲又去乡下收鸡蛋，然后再送到镇上的机关和学校的灶上。就这样，我们家的日子才慢慢有了起色。母亲用卖花生赚来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台缝纫机，家里又增添了不少的家具，如自行车，轧面机等。 后来，弟弟和妹妹又陆续考上了大学。母亲也在我们当地变得小有名气。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人老几辈子都难遇上的事。由于我堂弟和堂妹也考上了大学，人们便说我家祖坟的风水好，于是我奶奶的坟旁边后来便陆陆续地挤进了不少的坟头。 我叔父后来笑着对我说，哪有什么好风水，奶奶去世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当时破四旧，立四新，叔父因为旧社会读过黄埔军校，已经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了埋奶奶，叔父私下里找了当时也在村子里被打成“五类分子”的阴阳先生，两人约好，一个从村东头出村，一个从村西头出村，然后在村子南面的土岗上聚合，到了那里，阴阳先生拿出一个罗盘，左右看了看，就用脚在地上踢了一下，说，就是这个地方了。 后来让母亲更为高兴的事就是我考上了硕士，又考上了博士，弟弟也考上了硕士，我弟 妹三人又都在部队工作，一回家三个军队干部，母亲就觉得日子就像抹了蜜一样地甜。 攒钱盖房和攒钱供孩子念书是我们老家人们生活中的所面对的一对矛盾，可喜的是我的父母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记得令母亲伤心的一件事就是那年我要出国。94年我博士毕业后联系到了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母亲一下了就觉得好像是她的心被人摘走了一样。我没有想到母亲这些年坚强地生活着竟然完全是因了我的缘故。那时候我出国深造的信念坚如磐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撼动，于是我做出了我人生的一个关键的决定，走出国门，远赴美国。我出国后给母亲的心理上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直到此后的许多年，母亲的心里一直转不过这个弯儿来，直到有一年，母亲告诉我，她要建房。 我给了母亲建房所需要的钱，母亲用那笔钱在村子里建造了自己的房子，一栋两层的楼房，那大概是我们村子里最早的楼房。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次打电话给母亲，她总要问我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 第一次回国是在2001年，那一年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我带着儿子买了机票，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和父亲，以及母亲所建造的房子。 父亲终于挺了过来。直到2005年，父亲再次病危，这一次我没有上一次那么幸运，当我回到家里之后，一切都晚了，父亲已经入殓。在埋葬了父亲之后，我又回到了美国。 难忘的是入殡前一天的晚上，忙活了一天的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母亲突然坐在父亲的棺椁后面，失声地痛哭了起来，那时谁也劝不了。我想这两个吵吵闹闹了一辈子的人，在贫穷和困苦中相濡以沫，过了一辈子的人，终于有一个要撒手走了，而把另一个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那一个，将要承受永远的孤独。母亲的哭声是对父亲的一生所表达的哀悼与思念。 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冲击很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父亲辛苦一生，就在子女们一个个成人，重新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而且也逐渐向贫穷告别的时候，父亲突然就离开了我们。父亲在旧社会是一个生意人，他在掌柜的铺子里当学徒，白天卖货，晚上还要抄账本，盘点货物，父亲就是在那种环境下认识了不少的字，在我们当地那叫做“白识字”，就是说没有老师教而靠自学获得知识。父亲认的字并不多，每每给我写信里面多是别字，但是他写的字却颇有功夫，常常在春节时给别人写春联，写院贴，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父亲和叔父写的字竟然十分相像。无法令人理解的是，他两人一个是白识字，一个却是黄埔学校的高材生。父亲是旧时代过来的人，一生酷爱整洁，对穿着也很讲究，早年喜欢绸衣绸裤，可惜在饥饿年月都换了粮食。晚年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想起父亲每天早上，穿得整整齐齐，拄着拐杖，去到地里看庄稼，然后回来告诉我们，谁家的庄稼长得好，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父亲当了一辈子的生产队会计，他的骨子里已经深深地刻上了对脚下的这块土地的眷恋之情。 生命原来就是那么一个脆弱的东西，或许在前一刻还亲热的和你在一起，而在下一刻就突然成为永诀，天人永隔。当我接到母亲关于父亲病重的电话后，便立即买了第二天的飞机票飞回国，就这样，也没有能看上父亲最后一眼，他连再等我一天的机会也不给我，也没有能再看我一眼，我真的不知道在那个大限来临的时刻，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有没有带着沉重的遗憾而撒手人寰？ 失去父亲的哀伤是笼罩在我的心头的一片乌云，无论我如何努力，我也无法将它从我的心头挥去。我的人生也走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我开始萌发了回国伺奉母亲的念头，这种想法在一直折磨着我，是去，是留，我在内心里激烈地斗争着。2006年，儿子终于从大学毕业并在Google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工作offer，我也逐渐地坚定了回国的打算，同时也做着回国的准备。 2010年我终于在国内的一所学校里找到了一份教书与科研的工作，刚开始回国时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我自己在那座城市里租了个房子，然后将母亲接了过来与我同住了一段时间，国内的工作也是十分的紧张，教学和科研的任务也是十分的繁重，我也无法很好地照顾母亲，母亲有时住在我那里，过些日子她还要回到自己的家里。但无论如何，我总是离母亲很近，随时都能看到她。 我在国内呆了8年，正是这8年，我看到了母亲在一天天变老，她双腿的关节变形越来越严重，但是由于她有严重的糖尿病，所以无法进行关节置换术，所以只能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来缓解她的症状，除了我经常从美国卖回一些治疗变性型关节炎的药品，母亲还经常从电视上自己给自己买一些药物，当然那些药物大多数都是没有作用的，但是母亲要自己站起来的信念是非常坚强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她的膝关节的症状越来越重，她也变得无法正常行走，那时她只能拄着拐杖艰难地缓慢地行走。母亲不甘心于自己腿的状况，她也不愿意向疾病屈服，她做出了一个令我们无法想到的决定，给自己买了一台老年代步车，她要驾驶那个代步车去到处行走。 母亲的行动出乎我们的意料，并且受到了家里的一致反对，对于一个快80岁的老人，驾驶那样一辆车上公路，安全性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家的门口就是公路，公路上每天有多少机动车在奔跑，在弟妹们坚决的反对下，母亲放弃了自己驾驶代步车的想法，但是她后来还是给自己买了一个电动轮椅，由于电动轮椅的速度比较慢，加上母亲学得很快，我们也只好妥协了。后来她坐上她的电动轮椅经常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去区上，去镇上，去邻村看戏，去集市上采购。 我在国内的那个学校的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美国，我走后弟弟便负责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我一直劝他将母亲送到敬老院里去，因为母亲无法一个人留在老家。尤其是母亲的腿越来越严重，这是她们那一代人的通病，都是当年在生产队里干活拉架子车留下的。那时她已经完全无法正常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可是弟弟刚开始时还不愿意，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他觉得将母亲送到那样一个地方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意外才使他改变了想法，有天晚上母亲起床如厕，不慎摔倒在院子里，喊了他许久，他才发现了，这件事吓坏了弟弟，第二天就将母亲送到了敬老院。 敬老院的条件很好，母亲由于腿脚不利索而属于全护，有专人负责母亲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我们似乎都解脱了出来，弟弟每周都去敬老院探视，这个时候，还可以通过视频和母亲通话。 没有想到，2020年一场疫情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由于疫情的关系，敬老院谢绝了家属的探视。弟弟去了几次也进不去，只好悻悻而归。弟弟现在是母亲和我之间的信使，他去不了，我也无法了解母亲的状况。 2020年的疫情，改变了许多，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丢掉了原来的工作，却又重新捡起了自己所喜欢的写作。我也没有想到一场疫情，竟然重新开启了我的写作生涯。我整理并出版了自己平生第一本小说《狐之惑》和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听松诗词选》。而美国的选战也正如火如荼，川普下台了，拜登上台了，美国的政局也变了，我们还在疫情的阴影下顽强地活着，而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常常使我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首《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愿这一切都能早日过去！ 2021年2月6日记于新泽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