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當文化形成到一定程度開始變形而對創造力造成束縛的時候，實際上就變成了武化。這時文化就像一件外衣，專制就常常愛披上它。　　村里自是與城裡不同。沒有門牌號的loft型工作室，青磚，平頂，隨意栽些小樹。宅院開闊，要看清迎出來的主人，得用長焦鏡推出去二十多米。午後日光耀眼，將阿城推到近前。

此刻，相當於他的“天蒙蒙亮”。20多年前，他也是喜歡在夜間寫字的。臉色略白，目光沉鬱，禮節性的微笑挾着一絲靦腆在眼鏡片後面一閃而過。屋子像一艘大船，須有船長指點向左向右。屋頂高挑，四壁素白，兩台織布機上有布有絹，幾台LP唱機開膛破肚攤在桌上，書、畫冊、唱片、收藏的文物，散放在屋裡。透過大玻璃，可以望見院子裡的綠。

這是阿城的新宅。“買不起城裡的房子。”他說。

沙發圍着壁爐，壁爐連着漆成全黑的煙道外壁，像起居室的鼻子。牆上掛着畫家劉丹的作品“觸石興雲”，畫的是同一塊石頭的6個面。阿城坐下點煙，沒有表情，像一團霧。茶几上，擺好了一盤瓜子一盤糖。

阿城眼力之毒，很有一些傳說。初見“民國女子”朱天文，只着四字：渺目煙視;在美國遭遇蒙面大盜，旁人看到大盜罩着絲襪，他卻看到大盜的鬍鬚從絲襪里鑽出來;一群人圍坐，高談闊論，他不聲不響看到“大家揣着一肚子下水坐着”;他還從《今生今世》裡看出胡蘭成的殺氣。

他一眼望見攝影記者的大包，斬釘截鐵表示自己不要做公眾人物，從來不讓媒體拍照，只拍公安局的證件照。

對主流和體制，他一以貫之地冷淡。對新近被推為“名士”，他習慣性地從糾正概念開始：“在體制里反體制，這叫名士。《世說新語》裡記載的那些人都有俸祿，是體制中人，然後做些放浪形骸的事情反禮教。今天，某部長某日光了膀子上街，還沒穿襪子沒穿鞋，‘成何體統’!這才是名士。我是寒士。”一低頭，瞥見寒士沒穿襪子。

不讓拍照的阿城，對相機卻很熱愛。他跟攝影記者談裝備，展示哈蘇鏡頭、林哈夫相機，就像兩個手藝人碰到了一起。打開那具紅漆斑駁的老柜子，裡面有七八台七八十歲的柯達相機，帶皮腔的，還有一台16毫米電影機，都是他在美國地攤上攢的。他曾用那些相機給人拍照掙錢。他一一打開它們，撫摸它們，動作溫柔。

子夜，攝影記者面露倦色倒在沙發上，再次表示“拍幾張，自己留着”，阿城笑道：“好吧，自己留着可以。”雖然快門按動的聲音還是會引發不易察覺的一顫。

父子

阿城是鍾惦棐的兒子。鍾惦棐當年從成都去了延安，建國後曾在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工作，後任《文藝報》藝術部主任。1956年發表《電影的鑼鼓》，文章分析、反思並提出警示：“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而不是‘磨平’它。”1957年鍾惦棐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免職，行政降四級，下放農場監督勞動。這一年，阿城8歲。

阿城第一次帶到學校被老師沒收的書，是德國漫畫家卜勞恩的《父與子》，直到“一九八四年買到再版的《父與子》，翻來覆去看了一個月，終於將童年洗乾淨。”但父親的“洗乾淨”，則是22年以後的事了。

母親拉扯5個孩子長大，這其中的艱辛怎麼算也算不清楚。耐磨的燈芯絨褲子在兄弟間傳遞，實在不能穿了，姥姥會糊成碎布渣做鞋。“一年二十多隻鞋一針針做成，姥姥總說膀子疼。冬天，家裡養的雞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紙上的糨糊，把窗戶處理得像風雨後的廟。當時，全國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艱難……”弟弟得了一次機會作客吃肉，差點成為全家第一個離去的親人。阿城初中時參加游泳訓練，教練說“家裡供不起每天二兩牛肉的，以後就不要來了”，他便沒有再去，只好到玉淵潭去游渾水了。

有那么二三十年，阿城吃得最多的就是麵食。住在德勝門外那兩間幽暗小屋裡的時候，朋友們常見他門也不鎖，托着斤掛麵高高興興地回來了。他用麵條待客，一視同仁。在自家窗上龍飛鳳舞的各種留言裡，也有他寫的：“出門了，幾日回來，鑰匙和掛麵在老地方”。三王(《棋王》、《樹王》、《孩子王》)發表，全國各地不斷有人來找他，在那間屋子裡，他創下過一天下面16次的紀錄。何立偉曾經勸：長期吃麵，營養不良呢。他慢吞吞道：還吃水果呵，維他命在水果里。但是，何沒有在他家裡發現水果。阿城一定向朋友們宣布過“我愛吃肉”，但那天我們有點欣慰，在小飯店坐下，阿城第一個點的是水煮魚，聽說魚已經沒有了，他有點一籌莫展。陳村回憶初識阿城，說他穿着合體的中式棉襖，頻頻拿“汽水般好喝”的黃酒與人乾杯，結果醉倒。陳村很是納悶：阿城怎麼能沒喝過黃酒呢?

18歲那年，父親對他說：咱們現在是朋友了。因此，當1979年右派平反的消息讓父母開始張羅當晚的牛肉麵時，這個朋友坐在椅子上，心事沉沉。該組織怎樣的語句，才能既表達自己的看法又不傷父母的心呢?因為除去麵條和燈芯絨褲子，阿城兄弟幾個吃過的苦頭還包括，無權考大學，後來在各個農場村寨度過青春。1979年回到北京，“痴楞楞覺得自行車風馳電掣，久久不敢過街。”……

阿城最後是這麼說的：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30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你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變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許多對人生的定力，雖然這二十多年對我來說是殘酷的。

這一年，阿城幫着父親撰寫《電影美學》，也陪“一介連洗澡都不好解決的中國書生”去公共澡堂。他記下了父親在熱水裡“閉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的樣子，也記下了許多與父親有共同命運者洗澡後頭髮濕濕坐下來的樣子。及至在紐約聽到父親病重，他在雪地里行走，耳邊響起的是父親的大笑以及，“洗澡吧”。

對“跟別的孩子一樣可愛”的自己的兒子，今天的阿城只說了幾個字：他已自立。早年的片斷隱在故紙堆里，也只是零星的幾句，比如1984年末《中篇小說選刊》上的文章《一些話》，“兒子還小，但已懂得吃他認為好的東西。他認為好的東西真是好東西，而且不便宜。可為父之心，自然希望兒子把世界都吃光。帶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棍幾分鐘便吞下去了，眼神淒淒地望着我，哆嗦着說：‘還要。’ 我就想：等我寫多了，用稿費搞一個冰棍基金會，讓孩子們在伏天都能吃一點涼東西，消一身細汗。”

插隊

阿城的下鄉，輾轉了山西、內蒙、雲南3個地方，前後11年。1968年，五六個出身不好的朋友結伴下到山西雁北，在桑乾河邊的一個村子裡，有個北京來的高三學生對阿城說：“像你這種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瓏，要六面玲瓏，還有兩面得是刺。”阿城從此備下兩面的刺，直直挑向他厭惡的人與事。玲瓏，則留給親人和朋友。

“今天對知青的回憶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塊。對99%的知青來說，上山下鄉是一輩子的負擔。真正的城市貧民究竟怎麼過來的，沒人知道。這些人就求個安居樂業：有吃有喝，不是很飽;凍一點沒關係，但不是沒穿的。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過得差不多，可以互相關心一下，就是這些傳統的要求。誰想着要改造什麼大自然、轟轟烈烈?”阿城不太願意回憶那段，他的“傷痕”記憶也跟別人有些不同。

在急於返城的焦慮里，人比較容易對周圍的環境喪失興趣、視而不見，但阿城有興趣。村裡有各種把式，趕馬的拿鞭子打馬耳朵，打左耳打右耳，即能指揮向左向右。碰到馬驚怎麼辦，他都一一留意。糧食收下來，轉眼堆到場上，先做什麼後做什麼，會有把式一一指揮。深秋灌麥地(農業上叫分糵，就是麥子發出芽來拿碾子壓平，以培育冬小麥，這種小麥磨出的麵粉，包餃子不會破皮)，也有個把式，背着手走到地里一看，“唔，墒情不錯。”阿城學完農民，話鋒一轉：“墒，這是老祖宗說了幾千年的東西。科學家後來借用這個概念描述能量，才有了熵。”

於是你明白，面前這“人精”(王朔語)海洋般的知識結構不僅僅得益於宣武門外琉璃廠的舊書店，還因了他對人世的興趣。幫民間刊物《今天》畫插圖的時候，他對徐曉說：“我這個人好色。”緊接着又解釋:“色不光指女人，應該指一切好東西，比如好的音響、好的照相機鏡頭。”日常生活、俗世樣貌就是他的審美對象。他多次被朋友瞧見“坐在馬路牙子上，東張西望地打量過往行人，像個愛逃學的學生”。這個坐，可不是白坐坐的。於是，他抱怨今天的單調聽起來也就入情入理，他總掛在嘴邊的“回到常識”也顯得迫切起來。

在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他讓李恆久一定要把能記得的郭路生的詩全部抄錄出來。據李恆久回憶，每天幹完重農活，從莊稼地里回到住處，背誦、朗讀郭路生的詩成為大家共同的享受。阿城後來格外推崇根子的《三月與末日》，跟隨詩人一遍遍詰問“春天，溫暖的三月——這意味着什麼?”這些一覺醒來又是一條好漢的年輕人，心中會溢出怎樣的憤怒與悲愴?

從雲南兵團回來的人，會傳播一些阿城在雲南的軼聞。譬如他一個人躺在屋子裡聽音樂，可以不吃不喝呆上一天。音樂高於文字，至今是他最深的牽連。所以他會帶着30倍的放大鏡專門飛一趟廣州，在著名的淘街買一個能讀取完整信息的唱針呈超橢圓型的唱頭。他講故事一樣講那唱頭的構造和原理，還牽扯出一個日本做武士刀的傢伙，正是這傢伙發明了這種唱頭。雖然你只聽了個半懂，但他的幸福你懂。不奇怪啊，當年下鄉的同伴是這樣一些人：好書畫金石、好相機、好音響的，好音樂、好作曲、好電工的。阿城到國外能打出像樣的桌子、懂得維護明清古家具乃至重裝汽車，也就不奇怪了。

在雲南，他對村寨里的儀式格外留意，這是後來追問巫術與藝術起源關係的感性經驗。“有個上海知青牙痛，其實就是齲齒，山上寨子裡有個巫醫能治牙痛，我是積極推動這件事。上了山，巫師拿一坨濕的牛屎貼他臉上，在太陽底下曬，完了說蟲子拔出來了。這明顯是胡說八道，但裡面有非常重要的催眠的暗示。‘好多了好多了’，他接受了催眠的暗示。在一個缺醫少藥的山溝里，你讓他活活疼死啊?這不好吧。”

下鄉日子裡，阿城已經開始寫作，《遍地風流》就是那時的作品。從藏着掖着到印成鉛字，足足10年。“農閒的時候，知青開始串，到哪村去，找誰誰誰，坑上閒聊。沒有書，寫點東西，趕集的時候交換着看，也就是日記，每天看到什麼想了些什麼，甚至一些私人信件也在傳。我就寫點故事，後來被人尊稱為小說。”阿城說，70年代是個積累期，交換閱讀的東西可以流傳很遠，常常不知道作者是誰，常常一首詩傳到後來只剩半首。他始終在汲取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原該傳下去的“常識”。

4個0.5相加也等於2

問：您對一個人知識結構的強調，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該讀什麼書?怎麼讀?

阿城：先不要判斷好書壞書，先什麼都看，你才會有一個自己的結果，必須要有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傳統有一種讀書方法，叫“素讀”，就是看書的時候不帶自己的觀點看，腦子空白地看，看它說什麼，完了再用自己積累的東西跟它有一個思想上的對談。中國自從舊傳統切斷之後，就沒有素讀了。才看一眼、一段，“這寫得不對啊”，就開始批判。現在網上那些吵架，一看就知道，他都不知道人家在說什麼。

書應該是越看越少。人生有限，你要不提高效率的話，讀的書一定少。對角線閱讀，譬如這一頁，你頭裡選個詞，中間選個詞，斜下角再選一個，對這一頁的信息就基本有個判斷，如果是知道的，那就翻過去了。還有大量的形容詞、修飾語，也都翻過去嘛。那些你沒讀過的信息會自動跳出來，也許這本書讀完只有一句話。甘陽就有這個本事，幾卷本他能提煉出一句最精的話給你。

我為什麼說知識結構和文化構成要越開闊越好?你如果只有那麼一小塊，看什麼都“啊，好新鮮”，那你是抓不着東西的。開闊之後，當下就能判斷，這是不是新的。

問：您沒想過開些書單?

阿城：開書單這件事是害人的，因為人是不一樣的。到底“仁”是什麼?孔子回答過很多人問的這個問題，弟子們後來把他的話整理出來。現在的人發現有關“仁”沒有統一答案。不同的人來問“仁是什麼”，他是針對不同人回答的，給你的回答跟給他的是不一樣的。書單不能開就是這個道理，跟禪宗的公案是一個道理。

問：可常有統一的標準答案塞給我們。

阿城：這就是集權性的教育。現在能上好學校的孩子，常常是因為他們只知道一個答案，老師也在誘導或者灌輸：“哎，只能這麼答啊，那麼答沒分兒。”1+1=2，但4個0.5相加等於2就是不對的，所以能考上好學校的人在中國意味着這個人的思想是非常簡單的。畢業證書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們把這個人改造得符合這個社會的要求了，那證就是產品合格證。4個0.5相加也等於2，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也能想出來，但就是沒分兒。

問：現在不少人讓孩子家學。

阿城：社會經驗、人的判斷力是要從小培養的，所謂察言觀色。你連外面是什麼都不知道，怎麼行?人總要碰到流氓什麼的，總是那種童稚，文化構成就簡單了。

我有個朋友叫葉揚，小時候是家學，他父親教到初中發現不行，這樣下去這孩子會“殘疾”，投到社會上要“死掉”的，因為在家學的都是文化、知識，對世事的理解和判斷都沒有。他後來同等學力考進上海的中學，然後就下鄉了。這一下鄉，全補回來了。現在他在哈佛東亞語言系當教授，開的課是《世說新語》。

問：那到底該怎麼教孩子呢?

阿城：教育系統要是主動些，就不會是現在這樣子。我們現在好多教材都是政治教材。語文就是識字，沒有那麼嚴重。就好比自助餐，每個人吃得都不太一樣，但都活了。一個班30個學生，一定是每個人自己取：教材里這部分我有興趣，那就把這部分學好，別的閱讀就完了，一樣給你5分兒!老師這時候起什麼作用呢?就是在你身邊觀察，然後問，你為什麼對這個有興趣?然後可能會說，哎，那個也挺有意思。為什麼有意思?一點、兩點，告訴你。然後你發現，確實如此。因為人除了本能的興趣，還可能有潛在的興趣，需要點撥。只要教材對了，足夠寬泛，學生越多，教起來越容易。就跟放羊一樣，一養一大群出去了。就像畜牧，草地上什麼都有，不是高爾夫球場上只有一種草。

以前有個很了不起的系，本科，也不是博士點，叫家政系。涉及多少項目啊!家庭財務收入支出，營養學，醫學，社會學，美學。以前清華有家政系，一個同學的母親就是那兒畢業的，家裡什麼東西破了，永遠不是方方正正一塊補丁了事，永遠是設計一個什麼東西，比如一朵梅花補上，總之你不會覺得那兒是破了。我童年震動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經的生活方式，所以老師一天到晚講“舊社會舊社會”的時候，我就產生懷疑。[page]

誰是一流人才?

問：這些年身在體制外，您有什麼感觸?

阿城：就是我很同情那些在體制內的人，他們那些個抱怨我都深深地同情。體制有各種各樣的，比如你買房，就進入一個售房體制……

問：我們剛做了一期房奴。

阿城：對，房子的奴隸。如果這個社會投資很活躍的話，也不怕，因為你可以抵押。國外人貸款買房然後月供，他的目的是為了建個工廠，拿房產抵押再申請貸款。房屋作為不動產，作為結構中的一環，是創業的一個信用。中國是求安身，不過是安身的時候不免要求好一點、寬敞一點。不僅個人知識結構有問題，整個社會結構也有問題。腦子裡有點東西的人，想做點事情，社會不提供結構性的條件給你。

中國有句話，好漢不掙有數的錢。美國讀商學院的，畢業的時候沒有掙夠或者沒有潛力掙夠100萬(比如)的話，你等於沒畢業。月薪多少，那只能供房供車，你要用一個結構性的東西去生錢。中國人認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完書，這些都來了。美國人則認為機會隨時出現，如果大學一年級有個機會，那就去做了。只有在經濟蕭條的時候，美國大學裡才人滿為患;有人退休以後去讀大學，因為沒什麼事做了。

問：為什麼您說一流人才是商業人才?

阿城：面臨相同的數據，這1億美金到底要不要投下去?有可能一點水聲都聽不到就沒了。投是不投?這就是考驗一個人的心理素質。你看民間那些做得好的所謂“土大款”，不要小看他們，人家心理素質是一流的。讀書人還在區分什麼是美的、高尚的，人家早就超越那個階段了。對人際關係的精確判斷，對多方壓力的判斷，吃得住吃不住啊，還有這後面自己應該承擔的義務。這樣的人是一流人才，這樣的人打仗是沒有問題的。反過來，一流的軍事人才拿到金融市場上也是沒有問題的。

心理素質這個東西不是能教出來的。就像拍照，啪一下，我決斷這個瞬間、投資這個瞬間，有點接近這個意思。有的小子，天生就狠叨叨的，這不是誰教的。這樣的人，我覺得才是精英，他可能數學不及格。數學不及格那部分，雇一個數學博士、雇一個好會計就完了嘛。我出國以後，發現這些常識都還在，在中國，都沒了呀。

王朔有點像侯孝賢

問：您總說安身立命，安身在先。回城以後，安身是個問題，因為好多知青發現城裡容不下他們。

阿城：這個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這個城裡，沒有人脈，哪去找工作?我一個快30歲的人，什麼都沒有，在父母家搭個行軍床，每個月還要父母給你一塊錢兩塊錢零花錢。恥辱啊!你在這個城市恥辱感特別強，因為你不能獨立。音樂繪畫小說詩歌，解決的不是安身問題。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國去，我一看，這地方好，打工不必認識人，好活。

問：王安憶說您的小說里“全是骨頭”，跟您談過話的人都說您通透。您現在是怎樣的心態?

阿城：通透?沒有。通透弄不好會毒化你。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到現在還罵罵咧咧，“我這一輩子就給耽誤了。”耽誤是實情，但這種情緒也可能會毒化你。

我們現在返回去說以前很多事是不準確的，你沒有辦法說出當時的狀態。當時你就像一隻小兔子、一條小狗一樣，不會去做一個價值判斷，只是有一個生存判斷。但現在說通透，這是一個價值判斷，這裡有一個誤差。兌成文字，誤差就更大。

我到意大利一所大學去開講座，階梯教室。引薦我的是一個教授，他說，我讀過阿城的小說，我真想過那樣的生活，因為那樣才會有些什麼東西。我當即打斷他，我說人生不是這樣，不是因為你窮就必然產生什麼。人生是任何人都會有絕境的，窮人會有，身價百億者也有，在絕境面前，人是平等的。當時階梯教室里有幾個意大利學生就哭了。我猜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因為一般人不認為富人也會有心理絕境。現在有個從中國來的禿頭小子說人人有絕境，你怎麼知道的?他當然要哭了。人生是這樣的。(點煙)

問：您喜歡結交的男人，都有點像古代的人。

阿城 ：像舊社會的人。他們有忠、有信、有仁、有義，有做人起碼的東西。

問：您對王朔評價挺高。可他那種文體從語言到立場，民間本來就有，王朔只是把它們寫出來了。

阿城：但為什麼別人沒有這樣做?這是選擇，選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王朔早期的東西不是這樣的。他先是辭職了，不在主流裡面了，從社會人格上把自己給剝離出來了。從這點說，王朔有點像侯孝賢。

面對主流和專制，他的態度是拒絕。魏晉時候，天下就是這樣，沒有辦法，晉人，像王羲之，傳下來的內容總是哀痛，痛哉。個人能承擔多少?這是教人心很痛的無奈，也是新時期個人在能與不能之下的選擇。這些有誰寫出來?大作家用大話、大敘述迴避了。反而像王安憶、何立偉、陳村這樣的，原來就有這個素質，擺脫大敘述，用細節去完成。好東西啊，王朔(的小說)。

藝術人格和社會人格是兩回事情

問：前一陣看到說匈牙利作家彼得那達斯有本《回憶錄》非常好，可之前聽都沒聽說過。怎麼就沒人引進呢?

阿城：我也奇怪啊，我不一直在推介嘛。80年代初看到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出的。我當時一翻，講的是大歷史，卻從細節講起。哎，這個書好，我就跟李陀他們大力推薦。意大利那個卡爾維諾也是我先推介的，譯本不錯，意大利原文還有音韻之美，是可以朗讀的。

1937年以前是個黃金時期，那些從歐洲回來的無名留學生翻譯了大量作品，後來全部中斷。1949年以後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誰有精力來做這個?

現在要續上，有一個是可以操作的，就是到國外念文科的學生把教授開的必讀書目引進來，先不要內容，只要書名。教授讓你必讀並且要寫報告的，把報告翻譯過來。這樣就有一個開始，鋪開一個基本的面了。任何人有心有時間，就來做這個事。但那些留學生挺保守，教授讓我看什麼，我不告訴你。(笑)

問：桑塔格說，她通過自己的作品去看自己。

阿城：中國有個說法是誤人很多年的，叫“文如其人”或“字如其人”。蔡京，我們可能認為他是個壞傢伙，但字寫得非常好。王獻之，在《世說新語》裡是個不堪的傢伙，但字寫得嫵媚。董其昌也是這樣。

藝術人格和社會人格是兩回事情。往往是做不到的，他就把它放到作品裡。黑道大哥往往很尊敬讀書人，就是因為他缺這個，他會對讀書人有一個人格想象。統一的也有，像侯孝賢，極個別的特例，普遍的規律不是這樣。

文化與文明是兩個概念

問：中國一些詩人見到西方大詩人畢恭畢敬，崔健在滾石現場頭兩句沒唱出聲，今天的中國文化，是不是掙扎在西方巨大的陰影里?我們眾多的焦慮中是否也包含文化焦慮?

阿城：那是文明的焦慮。文化與文明我當它們是兩個概念，當然文化里形成制度的東西，可以歸到文明。

文化是相對武化而言的。這兩化都是在講關係。也就是說，人和人，集團和集團，階層和階層，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文化的還是武化的。

清末時，洋人船堅炮利，後來又發明了電視機、電腦等等，那叫文明。文明有先進落後之分，先進文明你可以拿來用。但文化沒有先進與落後之分，文化可以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地方譬如非洲的一個小部落里形成。清末的時候搞混了，說我們的文化出問題了，其實未必，是我們的武化文明程度不夠高。文化和文明這兩個問題到現在還是混講。魯迅先生說的“拿來主義”應該理解為拿文明而不是拿文化。

日本在古代是既拿中國的文化又拿中國的文明，但明治維新變成拿西方的文明而保留自己的文化，所以才能既保有自己的文化，又能成為當今世界七個工業強國之一。日本在日體(也就是文化)西用(也就是文明)這個問題上比我們清楚。

中國文化的主動性，發生得過早，三千年前有了“制禮作樂”，兩千五百年前有了孔子的“有教無類”。而歐洲是在工業革命時代才有教育的普及，因為要教工人識字，才能開動機器，此前只有貴族才能受教育。

制禮，是規定文化關係的行為規範。而作樂(音樂)，常常會改變一個人的狀態。聽完音樂會出來，你至少有半小時還在那個狀態里。可到了公交車上，特別擠，完蛋了，你又開始罵人，但之前那半小時你不想罵人。這叫文化，文滲入到所有的細節里去了。

為什麼孔子說幾天沒有夢到周公，心裡就有點不踏實?因為春秋晚期和戰國又開始武化了。孔子雖是殷人的後代，但他跟從周公的“文化”，“鬱郁乎文哉”，鬱郁就是綿密、深遠、有生命力。

今天一個開發商，對於拆遷地的居民，對於周圍的環境，完全是武化的概念，他只要老子掙錢。哎，我們坐下來談一談，那叫文化。現在知識分子說的那些，那叫文化知識。文化沒有了，要補回來，我們只有回到文化的本意。

問：這個話題蠻有意思的，“不能因為你胳膊腿比我粗，就要我服從”。但是文化發展到後來，也會變成一種勢力，也會壓迫人的。

阿城：這是我們要從武化的經驗教訓中不斷反省的。當文化形成到一定程度開始變形而對創造力造成束縛的時候，實際上就變成了武化。這時文化就像一件外衣，專制就常常愛披上它。現在的南北對話、六方會談，都是在說，我們要文化，不要武化。

問：從前像安徽這種地方，農民家裡不管怎麼窮，都有個書箱，傳幾本書給子孫讀。今天風氣好像在變，都跑出來打工了，掙錢最要緊。

阿城：我見到的不完全是這樣。浙江一個給法國做扣子的跟我說：“聽說你是文化人吶。”我說，未必啦。他問我，你在美國怎麼看星星?我說，一走出去就看見了呀。他把個按鈕一按，那屋頂刷地就開了。他說：“我們不用走出去。”我當時也覺得，牛。接着他說：“我們再富，也弄不出當年的書院了。原來我們這個村，有進士第、大夫第，還有個小書院。”怎麼怎麼的。富到一定程度，他覺得最大的面子還是在文化，不是有多少錢。我相信最基本、最樸素的東西不會變，它會往回走。

問：說說您收藏的這些文物。

阿城：中國有一個東西是世界沒有的：孝。從周代開始就有，是一個非常超前的老年保險制度。工業社會是把養老社會化了，但那時候都是分散在家庭裡頭，老人你一定得養，老人去世你得守3年孝。這個是鳩杖，年過70，可以得到皇家發給你的這麼一個手杖，有了它，你可以挪到皇帝跟前，有話要跟皇帝說，衛士不敢攔你。

這裡還有一點，中國傳統上對智慧的積累是尊重的。你70歲了，經過的事情比我皇帝多，那有許多大事情就要召集國內有鳩杖的老人一起討論。“啊啊啊，我30歲的時候，楚國打來過。”當時是怎麼怎麼的，糧食運不上去是怎麼運的，皇帝是大受啟發。老人沒有什麼權力，但可以發言。現在是認為老人在身體上沒有價值，連他的經驗也沒有價值了。

這個是唐代貴族婦女用的胭脂盒，但不是唐朝人做的，是波斯人做的，盒上刻的是鯨。唐朝是拿來主義的朝代。另外從盒的大小可以測出唐代貴族婦女的身量是很大的，現在女性用的小包放不下這個。這麼大一胭脂盒，拿過來啪啪地就往臉上抹啊。

(不知怎麼說到真善美。)

阿城：真善美太狹窄，它背後有更寬闊的東西。惡是非常有力量的，它常常是本能造成的。比較起來，真善美是教化，也就是後天的。上帝不阻止惡，反而常常通過惡，讓人知道善。凡是你說這是惡，就說明你已經知道什麼是善了。凡事扣住一個字：人。人在社會上生活，他們在社會當中的關係，美不美不是最重要的。

大到戰亂、權爭、名利，小到家庭、人事，它的紛擾根源都在資源的分配。全人類都逃不出這一道。聰明人會讓每一個人都有資源，那一條心是沒說的。

問：洞察人性到這種程度，人活着能快樂嗎?

阿城：老快樂就覺不到快樂了。知道人性會平靜。

問：您快樂嗎?

阿城：佛說慈悲，是因為他知道人性中惡的底線。因為知道人的本能底線，所以慈悲。慈是慈愛，悲是悲憫。人都有救，殺過人的，放下屠刀，回頭是岸。死不肯放的，萬劫不復。

觸到人性中惡的底線，只要回頭，一步步就是往快樂走。最好大家都有惡的預反應，然後回頭，看見光明。

話音已落，錄音里只有清泠泠打火機點煙的聲音。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