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子路》里有这么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即使是孔子也认为人性自私是其本性，父子间对外相互隐瞒罪行才算是正直的人，因为这才是真情的流露。相反，那种本来可以逃避法律惩罚的，却主动大义灭亲，儿子跑去举报父亲的行为听起来好象很正直，实际却和人性本来的面目有冲突，在一般人心中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真的会维护自己至亲的利益吗？这反倒显得是虚假的、造作的、是别有用心的，算不上正直。
别说是孔子这么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哪个圣贤都认定人是自私的，是生下来就要为恶的，而且变恶是顺应自然，一分一秒之间就能变坏，变好却极其困难，即使有圣贤24小时在他旁边耳提面令，也不能保证其不为恶。荀子认为“人性有恶”，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人性本恶”，孟子主张“人性向善”，是指人虽然恶，但还是向往自己能变好的，而后人在三字经里篡改他的意思，说什么“人之处，性本善”，就假大空的语言把人说得圣洁得不行，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孔子最狡猾，回避这个问题，不谈人性，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上面的故事看出他也是觉得人性是自私的。他们相互之间的区别之在于，法家认为人是无法教好的，只能用法律用暴政对人象牲口一样地管理，逼迫其做不了坏事。而儒家则认为人还是有“向”善的趋势，有改好的可能，可以通过圣人和统治者“德政”的教化使其暂时从一下善。
奇怪的是，现在的人完全忘记了圣人的教诲，创出一个叫“人民”的词代替愚民，又反过来忽悠愚民，把见识短浅，自私自利的人类吹捧上了天，一下满足了愚民们喜欢听顺耳话，一受到批评就不能忍受的心理，说愚民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说愚民们“最伟大”，说愚民们的“利益高于一切”，说自己组党夺权，完全是为了给愚民们“谋利益”。这回愚民们被捧到天上晕晕呼呼可来劲了，稀里糊涂就帮着这党派说话，只要分给它一点田，一点口粮，他马上兴奋得疯疯颠颠地送子参军，帮某党去夺天下。
尽管愚民们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看不起，平时老奸巨猾，可对重大问题却愚昧得很，就喜欢相信这种美妙动听的口号而不看实质，它们相信只要口号喊得越响，就越是真的。天真幼稚地去相信什么“为人民服务”的鬼话，认定世间有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政党，是为咱们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而执政的，着急忙慌地帮着某政党去打江山当炮灰，以至于这政党至今还打着这口号继续骗人，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私心，还编了些艺术作品，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美声唱法又是民族唱法，又是扭摆着跳殃歌又是踮着脚尖跳芭蕾，又是电影又是电视，又是小说又是回忆录，反正拼命地折腾，竭力向你们这些愚民宣传他是“全心全意为你们服务”的，实际就是忽悠，可你们这些愚民就痴迷于这些文艺作品，虽然人长得丑，但特喜欢艺术，最喜欢附庸风雅，最容易被假大空的“艺术”所麻醉，把这当鸦片抽，不看这些歌舞电影，每年不看春晚，就要犯瘾。你们又没什么鉴别是非能力，看完之后，顿时象鸦片烟瘾过足了似的舒坦，热血澎湃，相信“世上原来真的有象党员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人的呀”。
欢天喜地地让人家代表了你一切的利益，不容置疑也不容监督。尽管它们私下疯狂掠夺和贪污，可您要求它们公布高层领导私人拥有的财产，就等于否定了它们的“无私性”，就会被抓去坐牢。这回你反应过来上当了，为时已晚。它说是你们当年帮我打了江山，这就说明是“历史选择了我们”，是“人民选择了我们”。你气得话都不出来，就象一个当初受了男人花言巧语欺骗和其结了婚的女子一样，等婚后发现这男人不是东西，却没有离婚的权力似的悲伤。这时候，人家权力早掌握了几十年了，手里有枪，你不服也不行了。你说活该不活该？这就是又可怜又可恨的“人民”。
这时候你又相信上了另外虚伪的谎言，觉得西方社会那种议会制的民主才是救你的良药，喜欢西方民主选举，口中动不动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权力制衡”，什么“监督机制”，痴迷那些政客高姿态的花言巧语，其疯狂程度和当初相信“某政党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样，以为自己选上的议员真的会代表你的利益，会真的爱你，就不自私了。还自我安慰地说：“即使这任选错了，我们过四年还可以把它选下来，下一任政客一定不自私了。”因此死岂白赖在网上大声疾呼要实行西方民主，以为只要实行了这一套，你就能过上你所盼望的那种“好日子”，就可以有财力有心情有时间有环境去过“饱暖思淫欲”的日子了。
你说你多愚蠢，难怪佛经里总说人可怜，实际说愚蠢，佛不想伤人面子，所以换了个词，只说你们“可怜”。人真的是怎么教也教不会，怎么失败也不会吸取教训，本质还很自私很恶。
因此无论是某政党半生不熟的独裁专制，还是西方那种民主，都是和“人性为私”的特性相矛盾的制度。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更为明显，因为中国人最自私。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不好，而是国人的自私不能实行这种制度，若国人本质上变好了一点，私心小一点，野心淡一点，妄想放下一点，能有美国人那样的水平，也能凑合实行。
在我国只有彻头彻尾的世袭制的独裁暴政，也就是帝制，才最符合国人自私的本性，这才不虚伪，这才是正直。这就好象是圣贤们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一套衣服，最最合体。只有把整个国家当作君王的个人私产，他才会好好地去管理这个国家。除非他神经有问题，他一定会把社会搞成锦绣山河，而不是千疮百孔地留给自己的子孙，总不想把社会搞得象现在那样搞得社会各阶层矛盾这么尖锐，那么对立吧？那么人民在其中就得福了。如果现在的中国不是胡主席而是胡皇帝，那些官员可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贪污了，因为现在贪污是贪污的国家的钱，胡主席即使知道了，心想：“这又不是我的钱，我迟早都要让位给下一任的，我凭什么得罪这么多人？给自己树那么多的敌人？我为什么要给于我毫无感情也没有血缘关系的下一任留给锦绣河山？说不定下一任还和我不对付呢。我乐得装做看不见。”就不会全力来抓，相反为了保住执政党的名声，而尽量遮掩，贪官事发大不了逃到加拿大就是，即使被抓住，往往也不会判死刑，轻判个无期欺骗一下人民，过两年就“保外就医”放出来了。
而实行了帝制就不同了，你要贪污，胡皇帝就会认为你偷的是他留给自己儿子的钱，是他家的钱，就算他个人的仇人，那就绝对不会饶你了，那可真的要发雷霆之怒了。到时候给你什么二审三审？什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什么“无罪推定”？那些本来就是留给奸人作奸犯科，逃脱制裁而广开的方便之门。抓住你不由分说五马分尸，祸灭九族，你就是象赖昌星那样躲加拿大也不行，派几个杀手去加拿大，神不知鬼不觉做掉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除非你能坐火箭逃火星上去。我看这社会风气马上就能端正了，矛盾马上就迎刃而解了，经济马上就上去了。
同样再举个例子，要现在是皇帝统治，估计社会上明的暗的妓院都会少许多。虽然人民去嫖妓和皇帝的私利并无多少冲突，但会有梅毒、尖锐湿疣，更可怕的是现在还有了爱滋病，这要泛滥起来国家就完了。皇帝会象当年的道光皇帝，看到林则徐的折子说“鸦片横行，不出几年，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朝廷将无充饷之银。”一样，为江山着急起来，马上会雷厉风行地禁烟禁娼，连吸烟的亲王也抓来杀了，否则上对不住“列祖列宗”，下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当年要是不是英国作梗，我相信按照林则徐的工作力度，禁烟问题早解决问题了。道光打不过英国人，只好割地赔款，那是他从祖辈手里接过的私人财产，等于挖他的肉，知道死后无颜去见列祖列宗，据说还落了泪。可要没了皇帝，领土反正是公家的，可以随心所欲割让，据说什么“南坎、江心坡”，就是大笔一挥就送给别国了。
愚民们和刁民们都认为，能让老百姓或者官员富起来的制度就是一个好制度。要是老百姓和官员都是不讲道德的，富了之后的好处无非时让它们嫖妓更容易一些。这能算是个好制度吗？目前就是这个情形，先富裕起来的官员们哪个不在嫖娼吸毒？富裕之后，它们就不再贪污不再受贿了吗？要是给这些人民主、自由、人权，那更不得了了，你要指责它嫖了妓吸了毒，它就骂你：“关你屁事？”就等于侵犯了它的人权。
衡量一个制度、一个元首是好是坏，愚民们看的是这个制度这个元首能不能让自己发财享福，能让他吸上什么牌子的烟，能让他吃上他要吃的什么肉，能有钱每天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他就说好，过几年他看见别的人已经过上小康，有闲钱去旅游去海南岛嫖妓，而他还没这能力，他就开始骂街，说这制度如何如何地不好了。有的人呢，根据的是国家允许他在网上胡说八道与否，能否按他的想法发展，能否让自己心情愉快，能否让他顺利和配偶离婚娶新欢，能否让她旁若无人地、理直气壮地当第三者勾引男人破坏它人家庭，来衡量制度的好坏，有的觉得国家政治军事强大了，能由着它的性子今天去打美国，明天去打日本，称霸世界，他就说这制度好，这元首英明。
而上天却不这么看，大家在《四书五经》的《大学》里可以看到这么一句话：“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专门致力于聚敛财富的人，一定是由小人误导的，还自以为是善事呢。这是说治理国家不能以财富为利益，而应该以是不是讲‘义’为标准”。
上天觉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在于是不是能让愚民吸得起吸不起毒，不在于是不是这个制度是不是能满足愚民们“吃喝嫖赌”等各种健康或不健康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愚民们把能否解决那些生理需求看得比天都还大，这些事情在上天看来屁都不是，上天绝不会为帮你解决这些需求，让你能否不仅饱暖而且能随时发泄淫欲，而去给你量身定制一种制度。
一个制度要是能把愚民们真的致富，却又放任社会吸毒成风，赌博成风，嫖娼成风，贪污成风，上天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制度。相反，百姓虽然普遍经济水准不高，但民风淳朴，贫富差距并不大，官员廉洁爱民，文化健康发展，群夷仰慕的是它的文化艺术而不是军事的，这个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道义而存在的，这个元首是来替天行道，做事不完全是为私利出发的，就象美国的某些任总统，敢于干涉别国内政，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主持公道，敢于打抱不平，敢于“王字出头我做主”的，上天倒觉得这是一个好制度好元首。
在我这篇《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系列文章前两集发表期间，就有不少愚民急不可耐地询问：“你说了半天都没听你讲到最关键的问题，倒底谁来当这个皇帝好啊？我有希望吗？要是让我当皇帝，我就支持你。要是别人当，我才不为别人抬轿子呢。”
大家想想，它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道德极其败坏的人民心目中，一提到“天子”，毫无神圣庄严之感，想到的必定是什么“三宫六院”，什么“敬事房的太监”，什么“每晚要翻几回牌子”，什么“番僧传来的房中术”。心里尽是这些肮脏的东西。觉得当皇帝就这事了，多舒服啊。仿佛不需要负一点责任，完全是享乐的一生。它们哪里知道做天子虽然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却要时刻为上天负责，那责任更大。做得好做得坏，死了要面对上天，身后要任由后人盖棺评定，因此有史以来，皇帝身边都有史臣忠实而详细记录其言行，甚至饮食起居的点点滴滴都被记录了下来，叫做“起居录”，这不是一种监督吗？你现在敢去记录胡主席奥总统平日私下的言行吗？你要敢透露一点，马上就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给抓了起来，没几天就从人家蒸发了。你说是帝制下的监督好呢？还是民主监督好呢？
唐太宗一直担心负责记录他言行的大臣褚遂良把他写得丑恶不堪，让后人耻笑，多次要求褚遂良把记录的档案拿出来给他看看，均被褚遂良以不符合制度为由给拒绝了。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皇帝居然对此毫无办法。我们还可以看到春秋战果时期，某人杀了国君自立，史臣就记录说是“弑君篡立”，新国君命其修改，史臣不从，新国君杀了他，又换了一个史臣，照样如此记录，又杀了再换一个，照样如此。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哪里象现在官方养的学者，把历史篡改的面目皆非，而愚民们却坚信不移，还恬不知耻地错误的历史里评头论足，说这个制度好，那个制度不好的呢。
就连李洪志老师在其一首叫《世界十恶》的诗里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黑帮乱党，政匪一家。自主乱民，逆天叛道。迷信科学，变异人类………”这里的黑帮乱党，大家都知道他骂的是中共，但又何止是中共呢？可能搞民主国家的那些党派相对于帝制来说也是乱党。那自主乱民，无疑指的就是你们这些没有皇帝管的无法无天，整日追求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又以民主自由人权来欺骗它人的愚民了。这些行为在李大师眼里就是逆天叛道。
天子每年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祭天，除了特殊情况可以委派太子亲王代理外，丝毫马虎不得。贞观初年，天下大旱，长安尤甚。传说是因为连年战争死的人太多，有的尸体变成了旱魃造成的。李世民先让大臣召道士祈雨，无效。只好由他自己作为人主出面向上天祈雨，把自己放到天坛上，赤膊全身，跪在地上，顶着烈日，念诵祈文，检讨错误，不吃不喝，直至昏迷，以示心诚。因为自己是天子，这罪只有自己代百姓去受。回想当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那么做吗？其它国家的总统会去做吗？不是他们不懂，他们现在也想复兴这种文化，也隐约地知道祭祀的重要性了，今年却让演员冒充乾隆皇帝去天坛、地坛和北海代行，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网上查看的。你说这不是儿戏吗？上天能认可它们是天子吗？能不今年降旱灾吗？
一个合格的天子，得时时事事考虑到如何不辜负上天的嘱托，不敢稍有欺心。贞观年间，随李世民转战南北的大将党仁弘被人举报其在广州任职期间大肆贪污，鱼肉百姓，按律当斩。可李世民实在签署不了这个命令，他知道党仁弘屡立战功，两个儿子都为死在了战场上，其中二儿子在讨伐王世充的战斗中被长矛穿透前胸，死前把党仁弘托付给了李世民。李世民深感党仁弘走到今年这条路自己也有责任，不忍杀了党仁弘，十分惭愧向大臣们求情，想给党仁弘网开一面。但这么做就是徇私枉法，辜负了上天，欺了心。
“吾谁欺？欺天乎？”为了企求上天的原谅，到南郊铺一破席，头顶烈日静坐，一日只吃一餐素食。左仆射房玄龄实在看不下去了，三天之后才松口，说：“这天下本来就是你的，你有特赦的大权。你这么做不犯法。”这才结束了自我折磨，免了党仁弘死刑，流放边地。之后李世民向天下百姓下了“罪己诏”，首先指责自己“用人不明”，监督不利，过于宠信党仁弘，放任让党仁弘走上犯罪的道路，实际上是害了他。又说自己“善善不赏，恶恶不罚”，辜负了上天。又将以前他父亲李渊时期依照隋朝制定的“武德律”改为“贞观律”，因为“武德律”和隋律一样繁琐不堪，失去了实际应用的方便，反而成了惩治犯罪、衡量善恶的绊脚石，必须用粗线条的“贞观律”来代替，这才是真正的王法。从此以后，朝政为之一振，连皇帝自己都这么守法，那么谁也没有作恶后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了。那么反观现在的中国，行的还是从外国传来的司法制度，可无论现在的法律订得再细，细得律师都记不住，还得用电脑来搜索，却依旧堵不住漏洞，反而被犯罪分子抓住更多的漏洞予以利用，犯罪行为有增无减，不仅在中国大陆，港台和欧美那些法制健全的国家，大量黑社会照样能顺顺当当生活在法律漏洞之中，逍遥法外，哪里比得了有皇帝时候的“王法”这么有效呢？你说是洋人那里传过来的法律好？还是王法好？你说有天子好还是没天子好？你说当天子就是吃喝淫乐吗？
有的人问我：“那么倒底该什么样的人来当皇帝好呢？得有什么样特别素质才能当皇帝呢？”我回答，除了开国皇帝要有点真本事以外，守成的皇帝只要有个普通人的智力水平就足够治理国家的了，除了不能让晋惠帝司马衷那样智力先天不足的人当外，你能当，我也能当。
而且能力越是平凡的皇帝，对百姓越有利，越是有特殊才能的皇帝，越是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的皇帝，对百姓，对国家越是一种灾难。往往坏事就坏在那些有能力有才华的皇帝身上，你看那倒霉的皇帝大多是有才华的，李后主写词真可以南面称王，这反而使他多情善感，亡了国，元顺帝喜欢番僧的男女双修，整日在宫里搞房中术，啥事也不管，国家能不亡吗？明熹宗喜欢当木匠，是个杰出的工程师，结果把精力都花里面，大权旁落，魏忠贤帮他把忠臣良将都给杀了，明朝不亡等什么呢？宋徽宗更喜欢艺术，其书法和绘画又有谁比得了呢？到头来沉溺于此，折腾起什么花石纲来举国轰动，耗尽民脂民膏，最后做了金人的俘虏。
汉武帝一改文景之治的防守策略，雄心勃勃打匈奴，打败了还不算，还好大喜功，屡屡深入追剿，虽然领土扩大了，百姓苦不堪言。毛泽东怎么样？他的能力你们总是你比不了的了吧？可他执政的历史你们却不喜欢，说这是人民的灾难，看来你们也不喜欢这种精力旺盛，能力超群的人当皇帝的。
不仅皇帝最好不能有什么特殊才能，也不能有特殊的爱好，即使这个皇帝确实有才能和欲望，都不能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容易被臣下利用，就会有居心叵测的人开投其所好拍马屁。所以《韩非子》就说：“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 在听大臣汇报的时候：“听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唇乎，愈惛惛乎。彼自离分析，陈述之，吾因以知之。”这样才能：“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
大意是：“君王显露出他的喜好、意向，大臣就会隐藏起自己的本意而投其所好，就不会把自己的本性显露出来。君主不仅不能随便发表意见，还要隐藏起自己的智慧，大臣们才不敢乱说乱动。君王即使有智慧有贤才有勇力也不用做具体事，让臣下去尽其力。” “听大臣汇报的时候，就装做傻呼呼的样子，大臣先开口说话，我却不先说话，他们嘴巴越动得快动得多，就越能让我观察他们的真假，他们越说，我越装糊涂，让他们自己去分析，我就得出结果了。这样的话，君王在上面无为，好象什么能力都没有，而群臣在下面战战兢兢。”
那么现在就可以回答那些对谁当皇帝有疑问的网友了，答案就是基本上谁当都可以，主要不是看其能力，更多的是看其精神状态，是否神经方面有问题。以前要争夺个帝位要几千几百万人头落地，若现在就劝进，恢复了帝制，恢复了世袭和分封，可免于生灵涂炭，何乐而不为呢？
无论是老江还是老胡当都可以，这皇帝千万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给选出来，否则就会是法轮功的李洪志当皇帝了。因为凭老江老胡的口才和忽悠术都没法和李洪志比，人家老李仅以粮油公司一保安的身份，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就哄得数百万弟子抛家舍业，疯疯颠颠地为它的私利去玩命去了。要是老江老胡和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选，让它也能公开公平地不受限制地去各地发表演说，不知道要哄骗住你们多少愚民，到时候恐怕就是看官您也被它忽悠得稀里糊涂地投它这个魔王一票了。您还别不信，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你们愚民们有什么分辨是非的能力？您是没听过它那些宣传，您要真的听过它的那些理论，我告诉你，它那套忽悠术比中共的还厉害，我看您准中招，就会义无反顾地帮着它把咱们中华给推向那无底的深渊里去了，咱们中国就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你看看民主这东西貌似很美好，但对中国多危险？所以我一直在说：“民主者，毁中国之毒药也。”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开始涉及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了。历代都有人要选贤君，希望什么贤君来治国。应该说人都是自私的，不存在什么贤君不贤君，持这种论调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目的是想怂恿皇帝把原来的太子给废掉，要废长立幼，让自己的主子当上太子。其实人哪里有什么贤不贤的，又有哪些标准断定这个人比那个人贤呢？只要不象司马衷那样天生智力障碍，不象殷纣王那样天生的神经有问题也就够了。儒家总希望出什么“贤君”，韩非子就嘲笑儒家说：贤君即使有，也得几千年出那么一个，就想要找一根不需人工修补就能直接拿来当箭杆的芦苇杆一样困难，你能等上几千年吗？这种妄图通过选拔来当皇帝的方法一点也不切合实际。
传统的做法就是约定俗成的“立长不立幼”，但是往往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象韩非子说的：“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也就是说，君王五十多岁了还在好色，而皇后过三十就不年轻了。君王当然整天去和年轻的妃子在一起，于是对妃子生的儿子更加喜欢，而皇后生的儿子虽然早就立为太子，却担心会被皇帝夺去太子的位子。这样一来，皇后和太子就要有所行动了，巴不得皇帝早死。这就使朝廷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历史上最典型的莫过于刘邦和吕后的故事，刘邦原立吕后的嫡长子刘盈为太子，到晚年又宠信戚夫人，戚夫人年轻美貌，又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如意，刘邦疼爱小儿，有了废长立幼之念。吕后急忙找大臣求救，有的大臣宁死反对刘邦的做法，认为这是动摇国本，为此朝堂之上经常大吵大闹，有的威胁要在刘邦面前自杀，有的干脆从山里搬出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反对刘邦，刘邦无奈，这才让刘盈继位。
实际上，“立长立嫡”应该是一种制度，不能随意破坏，如果国君对此执行得不坚决，必定要造成动乱，轻则父子兄弟相残，搞宫廷政变，重则天下大乱。而妄图废长立幼的人，必定假借什么“贤与不贤”的说法来推举自己的主子，叫嚷什么“立贤不立长”，说自己的主子多么地仁慈多么地聪明，以挑起争斗。而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贤不贤的概念。只要被立为太子的长子神经没有问题，不是那种特别喜欢杀人的，就不存在仁慈不仁慈的区别，只要不是智力有重大障碍，有群臣辅佐，就完全有能力治理一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什么聪明不聪明的区别了。相反，让那些有特殊才能、特殊爱好、喜欢耍小聪明的人当了皇帝，反而是社稷之祸。如果君王坚决地执行“立长立嫡”，那么其它的皇子也就死了心了，也就没必要去搞小动作，这对国家保持稳定相当重要。康熙当年就是对这项政策摇摆不定，立了太子又废，废了又立，再立后又不信任，其它皇子见状觉得自己有机可乘，纷纷在背后结党较劲，险些造成内乱，逼得它临死只好在“正大光明”匾后留下传位诏书，据说这还被人篡改了，它自己也是被雍正给毒死的，总之搞得乌七八糟。
有的人还问我，既然你说人都是短视的，那未必当皇帝那人就比愚民们看得远。那为什么还要让这皇帝一个人来执掌国家的航向，民主可能更好些。那是因为要让皇帝一个人看清前面的道路，比要让全体人民都明白要来得容易来得简便。皇帝身边有很多顾问，都比较有见识，这些是社会的精英，考虑的是整个国家长远的利益，他们的作用就是时刻提醒皇帝，给皇帝做参考，让皇帝看得远，再由皇帝拿主意。相比之下，你要让全国人民投票，就要做全国人民的工作，让全国人民都搞明白怎么回事，而人与人之间意见还并不相同，往往因为利益不同，或者看法不同，相持不下，坚持错误观点的人还占大多数，结果投票的结果给国家、社会、世界，乃至人类都带来致命的伤害，不仅繁琐，效果还不见得比说服皇帝一个人好。
另外还得提一句题外话，有的人总是对皇帝有三宫六院有微词。其实这并不完全归罪于好色，也是为立嗣考虑。试想，皇帝总是要死的，要是没有儿子，对国家的稳定就会产生问题，那只好多些老婆多生一些，可那时人的寿命又不长，有的孩子半道就夭折了，要大家也象现在这样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可就惨了。孩子一死，就没人继承了，到时候，有的藩王会说自己受了衣带诏，是要让他继位的，有的说自己贤良，应该他来继承，这下说不到一块，就只好打起来，天下大乱。所以总得多几个老婆，多生几个，以备不测，老大死了，还有老二，老二死了，还有老三。除太子以外的其它皇子还可以分封到各地当王，协助新皇维持稳定。不仅皇家这么想，当时稍微有点资产的人家也这么想的，家有长子才能稳定，多子才能多福，之所以要三妻四妾，很大程度上为多生几个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是孩子死绝了，必须过继一个。
皇权的转移，除了世袭外，还有一种叫“禅让”的。那么究竟是禅让还呢？还是世袭好呢？
最早流传下来的禅让就是儒家推崇的尧把统治权禅让给舜，舜又传给了禹，是指统治者在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但这种方式不管史学界如何真正评价真伪，都是违反人自私的本性的，所以才传了两代，那禹就开始另有想法了，虽然他不敢在自己任上废除禅让，表面上让东夷部落的领袖益接管了统治权，却同时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等他死后，启马上寻衅造反，说自己要比益“贤良”，这王位“应该是我坐的”。益说自己“贤”，绝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贤不贤又没个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只要手下的吹鼓手多能够哄得愚民们相信自己“贤良”，就算贤良了。这下双方说不到一块，只好武力解决，社会动荡了起来，等启夺了帝位，社会旋即稳定，开创了几百年稳定的夏朝，也就是“家天下”世袭的开始。禅让维持三代就进行不下去了，而世袭能维持几百年，可见世袭符合人的私心，对稳定有利，远较禅让优越，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下面和大家详细聊聊禅让。
在世袭之中存在着禅让，分两种形式，一种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不导致朝代更替，叫内禅。让位的君王通常称“太上皇”， 有的是自愿的，比如乾隆自己不想当皇帝了，让儿子嘉庆继承。也有被迫的，比如李世民逼迫李渊让位，唐肃宗乘安史之乱自说自话在灵武即位，玄宗多年以后才知道自己当了太上皇。
另一种叫外禅，是将权力让给异姓，导致朝代更替，一般来说都是在君王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被逼宫被胁持，不得已发布诏书或进行仪式，将主宰天下的权力转移。这种形式相对于用异姓用武力推翻前朝夺取权力的“灭”来说，叫做“篡”。之所以中国历史各朝代更替大多采用篡而尽量不用灭，是因为一方面篡权者都怕留下骂名，另一方面都认可通过和平方式一脉相承地转移权力，表示自己是正统受让的天下，是合法的，是天授的。
秦亡以后大多数王朝更迭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比如王莽篡了西汉，曹丕篡了汉献帝成立了魏，司马炎又篡了魏元帝成立了晋朝，西晋的愍帝在被灭前留下诏书，把帝位传给在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成立了东晋，让其继承了大统，而同时北方先后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什么前秦、后秦、后赵、前燕、后燕等都不是正朔，结果东晋到了晋恭帝又被手下的大将刘裕给“劝退”，刘宋王朝取得了正统。此时的中国叫做南北朝。在此期间又发生多次禅让，西魏禅让给北周，北周又禅让给了隋，隋虽然一统天下，但只经过文帝和炀帝两代，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被李渊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炀帝孙子恭帝杨侑，不久就把权力禅让给了唐朝李渊。
而唐朝也不是被人灭的，自从安史之乱后，虽然各地节度使独霸一方，中央集权大为削弱，但名义上还服从唐朝皇帝的管制。到了黄巢起义，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名存实亡，被劫持的傀儡皇帝唐昭宣帝只好把天下禅让给了后梁的朱温。这时候的中国完全处于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状态，各地割剧的军阀势力纷纷自立王朝，史称五代十国。后粱没过多少年就被少数民族的后唐的李存勖给灭了。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中，正统这条脉基本上都是被少数民族给断的，可能少数民族不象汉人那么看重这些。正统到这里断了一回。
后唐又被鲜卑族的石敬瑭给灭了，石敬瑭儿子的后晋又被契丹所灭，等契丹人走了，刘知远才敢在中原自立为帝，史称后汉。可他死后没多久，其子不争气，得罪了手下的大将郭威，郭威发动兵变，胁迫李太后将皇位禅让给了他，成立了后周。请注意，这里汉人就又开始搞禅让了。后周的结果大家也知道，是赵匡胤学郭威的样子反动陈桥兵变，逼着后周恭帝孤儿寡母把帝位禅让给了宋。
北宋被少数民族金所灭，太上皇和皇帝都被俘虏了去，康王赵构逃到了南方，成立南宋小朝廷。其实赵构没有得到钦宗的诏书，也算不得正统。所以正统被少数民族大金给断了一回。南宋又被少数民族蒙元所灭，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所以不可能有宋禅让给元的可能。正统又被少数民族给断了一回。元这种朝代不仅其属于异族统治是非法的，更因为是没有经过禅让得来，更是非法的。所以等汉人的明朝赶走了蒙元，这才算正统重新恢复。
而明又亡在了西夏后裔李自成手里，正统还没有传下去，崇祯就上了吊，太子也失踪了。不仅李自成的大顺自然是非法的，南方自行建立的隆武、永历等小朝廷也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崇祯的诏书或仪式。满清打败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在中原建立皇朝，又让正统断了一回。只好说，新的正统又开始了。
民国并非全靠武昌起义这种暴动推翻的满清，而是以清帝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形式得到天下。这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外禅，是正统的政权。而中共又打败了民国，在大陆建立政权，中共既没有完全消灭民国，更没有得到民国的禅让。从帝制的法统上讲，更象是那种不懂文明的蒙元满清的野蛮民族政权，完全无视汉人这种优秀民族对政权正统的重视程度，仅仅是通过武力夺取来的，可以和蒙元、满清、契丹等野蛮民族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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