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子路》裡有這麼個故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告訴孔子說：“我的家鄉有個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告發了父親。”孔子說：“我家鄉的正直的人和你講的正直人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正直就在其中了。”）
這個故事說明什麼呢？說明即使是孔子也認為人性自私是其本性，父子間對外相互隱瞞罪行才算是正直的人，因為這才是真情的流露。相反，那種本來可以逃避法律懲罰的，卻主動大義滅親，兒子跑去舉報父親的行為聽起來好象很正直，實際卻和人性本來的面目有衝突，在一般人心中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真的會維護自己至親的利益嗎？這反倒顯得是虛假的、造作的、是別有用心的，算不上正直。
別說是孔子這麼認為，事實上無論是哪個聖賢都認定人是自私的，是生下來就要為惡的，而且變惡是順應自然，一分一秒之間就能變壞，變好卻極其困難，即使有聖賢24小時在他旁邊耳提面令，也不能保證其不為惡。荀子認為“人性有惡”，而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提出“人性本惡”，孟子主張“人性向善”，是指人雖然惡，但還是嚮往自己能變好的，而後人在三字經里篡改他的意思，說什麼“人之處，性本善”，就假大空的語言把人說得聖潔得不行，一字之差，謬以千里。孔子最狡猾，迴避這個問題，不談人性，但實際上我們通過上面的故事看出他也是覺得人性是自私的。他們相互之間的區別之在於，法家認為人是無法教好的，只能用法律用暴政對人象牲口一樣地管理，逼迫其做不了壞事。而儒家則認為人還是有“向”善的趨勢，有改好的可能，可以通過聖人和統治者“德政”的教化使其暫時從一下善。
奇怪的是，現在的人完全忘記了聖人的教誨，創出一個叫“人民”的詞代替愚民，又反過來忽悠愚民，把見識短淺，自私自利的人類吹捧上了天，一下滿足了愚民們喜歡聽順耳話，一受到批評就不能忍受的心理，說愚民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說愚民們“最偉大”，說愚民們的“利益高於一切”，說自己組黨奪權，完全是為了給愚民們“謀利益”。這回愚民們被捧到天上暈暈呼呼可來勁了，稀里糊塗就幫着這黨派說話，只要分給它一點田，一點口糧，他馬上興奮得瘋瘋顛顛地送子參軍，幫某黨去奪天下。
儘管愚民們之間相互不信任，相互看不起，平時老奸巨猾，可對重大問題卻愚昧得很，就喜歡相信這種美妙動聽的口號而不看實質，它們相信只要口號喊得越響，就越是真的。天真幼稚地去相信什麼“為人民服務”的鬼話，認定世間有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的政黨，是為咱們窮苦人翻身得解放而執政的，着急忙慌地幫着某政黨去打江山當炮灰，以至於這政黨至今還打着這口號繼續騙人，不承認自己有什麼私心，還編了些藝術作品，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美聲唱法又是民族唱法，又是扭擺着跳殃歌又是踮着腳尖跳芭蕾，又是電影又是電視，又是小說又是回憶錄，反正拼命地折騰，竭力向你們這些愚民宣傳他是“全心全意為你們服務”的，實際就是忽悠，可你們這些愚民就痴迷於這些文藝作品，雖然人長得醜，但特喜歡藝術，最喜歡附庸風雅，最容易被假大空的“藝術”所麻醉，把這當鴉片抽，不看這些歌舞電影，每年不看春晚，就要犯癮。你們又沒什麼鑑別是非能力，看完之後，頓時象鴉片煙癮過足了似的舒坦，熱血澎湃，相信“世上原來真的有象黨員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好人的呀”。
歡天喜地地讓人家代表了你一切的利益，不容置疑也不容監督。儘管它們私下瘋狂掠奪和貪污，可您要求它們公布高層領導私人擁有的財產，就等於否定了它們的“無私性”，就會被抓去坐牢。這回你反應過來上當了，為時已晚。它說是你們當年幫我打了江山，這就說明是“歷史選擇了我們”，是“人民選擇了我們”。你氣得話都不出來，就象一個當初受了男人花言巧語欺騙和其結了婚的女子一樣，等婚後發現這男人不是東西，卻沒有離婚的權力似的悲傷。這時候，人家權力早掌握了幾十年了，手裡有槍，你不服也不行了。你說活該不活該？這就是又可憐又可恨的“人民”。
這時候你又相信上了另外虛偽的謊言，覺得西方社會那種議會制的民主才是救你的良藥，喜歡西方民主選舉，口中動不動什麼“三權分立”，什麼“權力制衡”，什麼“監督機制”，痴迷那些政客高姿態的花言巧語，其瘋狂程度和當初相信“某政黨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樣，以為自己選上的議員真的會代表你的利益，會真的愛你，就不自私了。還自我安慰地說：“即使這任選錯了，我們過四年還可以把它選下來，下一任政客一定不自私了。”因此死豈白賴在網上大聲疾呼要實行西方民主，以為只要實行了這一套，你就能過上你所盼望的那種“好日子”，就可以有財力有心情有時間有環境去過“飽暖思淫慾”的日子了。
你說你多愚蠢，難怪佛經里總說人可憐，實際說愚蠢，佛不想傷人面子，所以換了個詞，只說你們“可憐”。人真的是怎麼教也教不會，怎麼失敗也不會吸取教訓，本質還很自私很惡。
因此無論是某政黨半生不熟的獨裁專制，還是西方那種民主，都是和“人性為私”的特性相矛盾的制度。這一點在我們中國更為明顯，因為中國人最自私。當然我在這裡並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不好，而是國人的自私不能實行這種制度，若國人本質上變好了一點，私心小一點，野心淡一點，妄想放下一點，能有美國人那樣的水平，也能湊合實行。
在我國只有徹頭徹尾的世襲制的獨裁暴政，也就是帝制，才最符合國人自私的本性，這才不虛偽，這才是正直。這就好象是聖賢們為中國量身定做的一套衣服，最最合體。只有把整個國家當作君王的個人私產，他才會好好地去管理這個國家。除非他神經有問題，他一定會把社會搞成錦繡山河，而不是千瘡百孔地留給自己的子孫，總不想把社會搞得象現在那樣搞得社會各階層矛盾這麼尖銳，那麼對立吧？那麼人民在其中就得福了。如果現在的中國不是胡主席而是胡皇帝，那些官員可不敢這麼明目張胆地貪污了，因為現在貪污是貪污的國家的錢，胡主席即使知道了，心想：“這又不是我的錢，我遲早都要讓位給下一任的，我憑什麼得罪這麼多人？給自己樹那麼多的敵人？我為什麼要給於我毫無感情也沒有血緣關係的下一任留給錦繡河山？說不定下一任還和我不對付呢。我樂得裝做看不見。”就不會全力來抓，相反為了保住執政黨的名聲，而儘量遮掩，貪官事發大不了逃到加拿大就是，即使被抓住，往往也不會判死刑，輕判個無期欺騙一下人民，過兩年就“保外就醫”放出來了。
而實行了帝制就不同了，你要貪污，胡皇帝就會認為你偷的是他留給自己兒子的錢，是他家的錢，就算他個人的仇人，那就絕對不會饒你了，那可真的要發雷霆之怒了。到時候給你什麼二審三審？什麼“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什麼“無罪推定”？那些本來就是留給奸人作奸犯科，逃脫制裁而廣開的方便之門。抓住你不由分說五馬分屍，禍滅九族，你就是象賴昌星那樣躲加拿大也不行，派幾個殺手去加拿大，神不知鬼不覺做掉你，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除非你能坐火箭逃火星上去。我看這社會風氣馬上就能端正了，矛盾馬上就迎刃而解了，經濟馬上就上去了。
同樣再舉個例子，要現在是皇帝統治，估計社會上明的暗的妓院都會少許多。雖然人民去嫖妓和皇帝的私利並無多少衝突，但會有梅毒、尖銳濕疣，更可怕的是現在還有了愛滋病，這要泛濫起來國家就完了。皇帝會象當年的道光皇帝，看到林則徐的摺子說“鴉片橫行，不出幾年，國家將無可用之兵，朝廷將無充餉之銀。”一樣，為江山着急起來，馬上會雷厲風行地禁煙禁娼，連吸煙的親王也抓來殺了，否則上對不住“列祖列宗”，下對不起自己的孩子。當年要是不是英國作梗，我相信按照林則徐的工作力度，禁煙問題早解決問題了。道光打不過英國人，只好割地賠款，那是他從祖輩手裡接過的私人財產，等於挖他的肉，知道死後無顏去見列祖列宗，據說還落了淚。可要沒了皇帝，領土反正是公家的，可以隨心所欲割讓，據說什麼“南坎、江心坡”，就是大筆一揮就送給別國了。
愚民們和刁民們都認為，能讓老百姓或者官員富起來的制度就是一個好制度。要是老百姓和官員都是不講道德的，富了之後的好處無非時讓它們嫖妓更容易一些。這能算是個好制度嗎？目前就是這個情形，先富裕起來的官員們哪個不在嫖娼吸毒？富裕之後，它們就不再貪污不再受賄了嗎？要是給這些人民主、自由、人權，那更不得了了，你要指責它嫖了妓吸了毒，它就罵你：“關你屁事？”就等於侵犯了它的人權。
衡量一個制度、一個元首是好是壞，愚民們看的是這個制度這個元首能不能讓自己發財享福，能讓他吸上什麼牌子的煙，能讓他吃上他要吃的什麼肉，能有錢每天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他就說好，過幾年他看見別的人已經過上小康，有閒錢去旅遊去海南島嫖妓，而他還沒這能力，他就開始罵街，說這制度如何如何地不好了。有的人呢，根據的是國家允許他在網上胡說八道與否，能否按他的想法發展，能否讓自己心情愉快，能否讓他順利和配偶離婚娶新歡，能否讓她旁若無人地、理直氣壯地當第三者勾引男人破壞它人家庭，來衡量制度的好壞，有的覺得國家政治軍事強大了，能由着它的性子今天去打美國，明天去打日本，稱霸世界，他就說這制度好，這元首英明。
而上天卻不這麼看，大家在《四書五經》的《大學》裡可以看到這麼一句話：“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治理國家專門致力於聚斂財富的人，一定是由小人誤導的，還自以為是善事呢。這是說治理國家不能以財富為利益，而應該以是不是講‘義’為標準”。
上天覺得一個制度好不好，不在於是不是能讓愚民吸得起吸不起毒，不在於是不是這個制度是不是能滿足愚民們“吃喝嫖賭”等各種健康或不健康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愚民們把能否解決那些生理需求看得比天都還大，這些事情在上天看來屁都不是，上天絕不會為幫你解決這些需求，讓你能否不僅飽暖而且能隨時發泄淫慾，而去給你量身定製一種制度。
一個制度要是能把愚民們真的致富，卻又放任社會吸毒成風，賭博成風，嫖娼成風，貪污成風，上天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成功的制度。相反，百姓雖然普遍經濟水準不高，但民風淳樸，貧富差距並不大，官員廉潔愛民，文化健康發展，群夷仰慕的是它的文化藝術而不是軍事的，這個國家的存在是為了維護道義而存在的，這個元首是來替天行道，做事不完全是為私利出發的，就象美國的某些任總統，敢於干涉別國內政，敢於犧牲自己的利益去主持公道，敢於打抱不平，敢於“王字出頭我做主”的，上天倒覺得這是一個好制度好元首。
在我這篇《帝制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系列文章前兩集發表期間，就有不少愚民急不可耐地詢問：“你說了半天都沒聽你講到最關鍵的問題，倒底誰來當這個皇帝好啊？我有希望嗎？要是讓我當皇帝，我就支持你。要是別人當，我才不為別人抬轎子呢。”
大家想想，它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因為在道德極其敗壞的人民心目中，一提到“天子”，毫無神聖莊嚴之感，想到的必定是什麼“三宮六院”，什麼“敬事房的太監”，什麼“每晚要翻幾回牌子”，什麼“番僧傳來的房中術”。心裡儘是這些骯髒的東西。覺得當皇帝就這事了，多舒服啊。仿佛不需要負一點責任，完全是享樂的一生。它們哪裡知道做天子雖然不需要對人民負責，卻要時刻為上天負責，那責任更大。做得好做得壞，死了要面對上天，身後要任由後人蓋棺評定，因此有史以來，皇帝身邊都有史臣忠實而詳細記錄其言行，甚至飲食起居的點點滴滴都被記錄了下來，叫做“起居錄”，這不是一種監督嗎？你現在敢去記錄胡主席奧總統平日私下的言行嗎？你要敢透露一點，馬上就以泄露國家機密罪給抓了起來，沒幾天就從人家蒸發了。你說是帝制下的監督好呢？還是民主監督好呢？
唐太宗一直擔心負責記錄他言行的大臣褚遂良把他寫得醜惡不堪，讓後人恥笑，多次要求褚遂良把記錄的檔案拿出來給他看看，均被褚遂良以不符合制度為由給拒絕了。掌握所有人生殺大權的皇帝居然對此毫無辦法。我們還可以看到春秋戰果時期，某人殺了國君自立，史臣就記錄說是“弒君篡立”，新國君命其修改，史臣不從，新國君殺了他，又換了一個史臣，照樣如此記錄，又殺了再換一個，照樣如此。中國的歷史就是這麼流傳下來的，哪裡象現在官方養的學者，把歷史篡改的面目皆非，而愚民們卻堅信不移，還恬不知恥地錯誤的歷史裡評頭論足，說這個制度好，那個制度不好的呢。
就連李洪志老師在其一首叫《世界十惡》的詩里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黑幫亂黨，政匪一家。自主亂民，逆天叛道。迷信科學，變異人類………”這裡的黑幫亂黨，大家都知道他罵的是中共，但又何止是中共呢？可能搞民主國家的那些黨派相對於帝制來說也是亂黨。那自主亂民，無疑指的就是你們這些沒有皇帝管的無法無天，整日追求什麼民主自由人權，又以民主自由人權來欺騙它人的愚民了。這些行為在李大師眼裡就是逆天叛道。
天子每年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祭天，除了特殊情況可以委派太子親王代理外，絲毫馬虎不得。貞觀初年，天下大旱，長安尤甚。傳說是因為連年戰爭死的人太多，有的屍體變成了旱魃造成的。李世民先讓大臣召道士祈雨，無效。只好由他自己作為人主出面向上天祈雨，把自己放到天壇上，赤膊全身，跪在地上，頂着烈日，念誦祈文，檢討錯誤，不吃不喝，直至昏迷，以示心誠。因為自己是天子，這罪只有自己代百姓去受。回想當今，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會那麼做嗎？其它國家的總統會去做嗎？不是他們不懂，他們現在也想復興這種文化，也隱約地知道祭祀的重要性了，今年卻讓演員冒充乾隆皇帝去天壇、地壇和北海代行，不信的話，大家可以去網上查看的。你說這不是兒戲嗎？上天能認可它們是天子嗎？能不今年降旱災嗎？
一個合格的天子，得時時事事考慮到如何不辜負上天的囑託，不敢稍有欺心。貞觀年間，隨李世民轉戰南北的大將黨仁弘被人舉報其在廣州任職期間大肆貪污，魚肉百姓，按律當斬。可李世民實在簽署不了這個命令，他知道黨仁弘屢立戰功，兩個兒子都為死在了戰場上，其中二兒子在討伐王世充的戰鬥中被長矛穿透前胸，死前把黨仁弘託付給了李世民。李世民深感黨仁弘走到今年這條路自己也有責任，不忍殺了黨仁弘，十分慚愧向大臣們求情，想給黨仁弘網開一面。但這麼做就是徇私枉法，辜負了上天，欺了心。
“吾誰欺？欺天乎？”為了企求上天的原諒，到南郊鋪一破席，頭頂烈日靜坐，一日只吃一餐素食。左僕射房玄齡實在看不下去了，三天之後才鬆口，說：“這天下本來就是你的，你有特赦的大權。你這麼做不犯法。”這才結束了自我折磨，免了黨仁弘死刑，流放邊地。之後李世民向天下百姓下了“罪己詔”，首先指責自己“用人不明”，監督不利，過於寵信黨仁弘，放任讓黨仁弘走上犯罪的道路，實際上是害了他。又說自己“善善不賞，惡惡不罰”，辜負了上天。又將以前他父親李淵時期依照隋朝制定的“武德律”改為“貞觀律”，因為“武德律”和隋律一樣繁瑣不堪，失去了實際應用的方便，反而成了懲治犯罪、衡量善惡的絆腳石，必須用粗線條的“貞觀律”來代替，這才是真正的王法。從此以後，朝政為之一振，連皇帝自己都這麼守法，那麼誰也沒有作惡後逃避懲罰的僥倖心理了。那麼反觀現在的中國，行的還是從外國傳來的司法制度，可無論現在的法律訂得再細，細得律師都記不住，還得用電腦來搜索，卻依舊堵不住漏洞，反而被犯罪分子抓住更多的漏洞予以利用，犯罪行為有增無減，不僅在中國大陸，港台和歐美那些法制健全的國家，大量黑社會照樣能順順噹噹生活在法律漏洞之中，逍遙法外，哪裡比得了有皇帝時候的“王法”這麼有效呢？你說是洋人那裡傳過來的法律好？還是王法好？你說有天子好還是沒天子好？你說當天子就是吃喝淫樂嗎？
有的人問我：“那麼倒底該什麼樣的人來當皇帝好呢？得有什麼樣特別素質才能當皇帝呢？”我回答，除了開國皇帝要有點真本事以外，守成的皇帝只要有個普通人的智力水平就足夠治理國家的了，除了不能讓晉惠帝司馬衷那樣智力先天不足的人當外，你能當，我也能當。
而且能力越是平凡的皇帝，對百姓越有利，越是有特殊才能的皇帝，越是雄心勃勃要大幹一場的皇帝，對百姓，對國家越是一種災難。往往壞事就壞在那些有能力有才華的皇帝身上，你看那倒霉的皇帝大多是有才華的，李後主寫詞真可以南面稱王，這反而使他多情善感，亡了國，元順帝喜歡番僧的男女雙修，整日在宮裡搞房中術，啥事也不管，國家能不亡嗎？明熹宗喜歡當木匠，是個傑出的工程師，結果把精力都花裡面，大權旁落，魏忠賢幫他把忠臣良將都給殺了，明朝不亡等什麼呢？宋徽宗更喜歡藝術，其書法和繪畫又有誰比得了呢？到頭來沉溺於此，折騰起什麼花石綱來舉國轟動，耗盡民脂民膏，最後做了金人的俘虜。
漢武帝一改文景之治的防守策略，雄心勃勃打匈奴，打敗了還不算，還好大喜功，屢屢深入追剿，雖然領土擴大了，百姓苦不堪言。毛澤東怎麼樣？他的能力你們總是你比不了的了吧？可他執政的歷史你們卻不喜歡，說這是人民的災難，看來你們也不喜歡這種精力旺盛，能力超群的人當皇帝的。
不僅皇帝最好不能有什麼特殊才能，也不能有特殊的愛好，即使這個皇帝確實有才能和欲望，都不能表現出來，表現出來就容易被臣下利用，就會有居心叵測的人開投其所好拍馬屁。所以《韓非子》就說：“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賢而不以行，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 在聽大臣匯報的時候：“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彼自離分析，陳述之，吾因以知之。”這樣才能：“明君無為於上，君臣竦懼乎下。”
大意是：“君王顯露出他的喜好、意向，大臣就會隱藏起自己的本意而投其所好，就不會把自己的本性顯露出來。君主不僅不能隨便發表意見，還要隱藏起自己的智慧，大臣們才不敢亂說亂動。君王即使有智慧有賢才有勇力也不用做具體事，讓臣下去盡其力。” “聽大臣匯報的時候，就裝做傻呼呼的樣子，大臣先開口說話，我卻不先說話，他們嘴巴越動得快動得多，就越能讓我觀察他們的真假，他們越說，我越裝糊塗，讓他們自己去分析，我就得出結果了。這樣的話，君王在上面無為，好象什麼能力都沒有，而群臣在下面戰戰兢兢。”
那麼現在就可以回答那些對誰當皇帝有疑問的網友了，答案就是基本上誰當都可以，主要不是看其能力，更多的是看其精神狀態，是否神經方面有問題。以前要爭奪個帝位要幾千幾百萬人頭落地，若現在就勸進，恢復了帝制，恢復了世襲和分封，可免於生靈塗炭，何樂而不為呢？
無論是老江還是老胡當都可以，這皇帝千萬不能通過民主選舉給選出來，否則就會是法輪功的李洪志當皇帝了。因為憑老江老胡的口才和忽悠術都沒法和李洪志比，人家老李僅以糧油公司一保安的身份，靠着三寸不爛之舌就哄得數百萬弟子拋家舍業，瘋瘋顛顛地為它的私利去玩命去了。要是老江老胡和它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選，讓它也能公開公平地不受限制地去各地發表演說，不知道要哄騙住你們多少愚民，到時候恐怕就是看官您也被它忽悠得稀里糊塗地投它這個魔王一票了。您還別不信，不要以為我在危言聳聽，你們愚民們有什麼分辨是非的能力？您是沒聽過它那些宣傳，您要真的聽過它的那些理論，我告訴你，它那套忽悠術比中共的還厲害，我看您准中招，就會義無反顧地幫着它把咱們中華給推向那無底的深淵裡去了，咱們中國就萬劫不復，永無出頭之日。這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你看看民主這東西貌似很美好，但對中國多危險？所以我一直在說：“民主者，毀中國之毒藥也。”
說到這裡，我們不得不開始涉及誰來繼承皇位的問題了。歷代都有人要選賢君，希望什麼賢君來治國。應該說人都是自私的，不存在什麼賢君不賢君，持這種論調的人都是別有用心的，目的是想慫恿皇帝把原來的太子給廢掉，要廢長立幼，讓自己的主子當上太子。其實人哪裡有什麼賢不賢的，又有哪些標準斷定這個人比那個人賢呢？只要不象司馬衷那樣天生智力障礙，不象殷紂王那樣天生的神經有問題也就夠了。儒家總希望出什麼“賢君”，韓非子就嘲笑儒家說：賢君即使有，也得幾千年出那麼一個，就想要找一根不需人工修補就能直接拿來當箭杆的蘆葦杆一樣困難，你能等上幾千年嗎？這種妄圖通過選拔來當皇帝的方法一點也不切合實際。
傳統的做法就是約定俗成的“立長不立幼”，但是往往出現這樣的問題，就象韓非子說的：“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也就是說，君王五十多歲了還在好色，而皇后過三十就不年輕了。君王當然整天去和年輕的妃子在一起，於是對妃子生的兒子更加喜歡，而皇后生的兒子雖然早就立為太子，卻擔心會被皇帝奪去太子的位子。這樣一來，皇后和太子就要有所行動了，巴不得皇帝早死。這就使朝廷產生了不穩定的因素。歷史上最典型的莫過於劉邦和呂后的故事，劉邦原立呂后的嫡長子劉盈為太子，到晚年又寵信戚夫人，戚夫人年輕美貌，又為劉邦生下一個兒子如意，劉邦疼愛小兒，有了廢長立幼之念。呂后急忙找大臣求救，有的大臣寧死反對劉邦的做法，認為這是動搖國本，為此朝堂之上經常大吵大鬧，有的威脅要在劉邦面前自殺，有的乾脆從山裡搬出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反對劉邦，劉邦無奈，這才讓劉盈繼位。
實際上，“立長立嫡”應該是一種制度，不能隨意破壞，如果國君對此執行得不堅決，必定要造成動亂，輕則父子兄弟相殘，搞宮廷政變，重則天下大亂。而妄圖廢長立幼的人，必定假借什麼“賢與不賢”的說法來推舉自己的主子，叫嚷什麼“立賢不立長”，說自己的主子多麼地仁慈多麼地聰明，以挑起爭鬥。而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賢不賢的概念。只要被立為太子的長子神經沒有問題，不是那種特別喜歡殺人的，就不存在仁慈不仁慈的區別，只要不是智力有重大障礙，有群臣輔佐，就完全有能力治理一個國家，也就不存在什麼聰明不聰明的區別了。相反，讓那些有特殊才能、特殊愛好、喜歡耍小聰明的人當了皇帝，反而是社稷之禍。如果君王堅決地執行“立長立嫡”，那麼其它的皇子也就死了心了，也就沒必要去搞小動作，這對國家保持穩定相當重要。康熙當年就是對這項政策搖擺不定，立了太子又廢，廢了又立，再立後又不信任，其它皇子見狀覺得自己有機可乘，紛紛在背後結黨較勁，險些造成內亂，逼得它臨死只好在“正大光明”匾後留下傳位詔書，據說這還被人篡改了，它自己也是被雍正給毒死的，總之搞得烏七八糟。
有的人還問我，既然你說人都是短視的，那未必當皇帝那人就比愚民們看得遠。那為什麼還要讓這皇帝一個人來執掌國家的航向，民主可能更好些。那是因為要讓皇帝一個人看清前面的道路，比要讓全體人民都明白要來得容易來得簡便。皇帝身邊有很多顧問，都比較有見識，這些是社會的精英，考慮的是整個國家長遠的利益，他們的作用就是時刻提醒皇帝，給皇帝做參考，讓皇帝看得遠，再由皇帝拿主意。相比之下，你要讓全國人民投票，就要做全國人民的工作，讓全國人民都搞明白怎麼回事，而人與人之間意見還並不相同，往往因為利益不同，或者看法不同，相持不下，堅持錯誤觀點的人還占大多數，結果投票的結果給國家、社會、世界，乃至人類都帶來致命的傷害，不僅繁瑣，效果還不見得比說服皇帝一個人好。
另外還得提一句題外話，有的人總是對皇帝有三宮六院有微詞。其實這並不完全歸罪於好色，也是為立嗣考慮。試想，皇帝總是要死的，要是沒有兒子，對國家的穩定就會產生問題，那只好多些老婆多生一些，可那時人的壽命又不長，有的孩子半道就夭折了，要大家也象現在這樣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可就慘了。孩子一死，就沒人繼承了，到時候，有的藩王會說自己受了衣帶詔，是要讓他繼位的，有的說自己賢良，應該他來繼承，這下說不到一塊，就只好打起來，天下大亂。所以總得多幾個老婆，多生幾個，以備不測，老大死了，還有老二，老二死了，還有老三。除太子以外的其它皇子還可以分封到各地當王，協助新皇維持穩定。不僅皇家這麼想，當時稍微有點資產的人家也這麼想的，家有長子才能穩定，多子才能多福，之所以要三妻四妾，很大程度上為多生幾個兒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要是孩子死絕了，必須過繼一個。
皇權的轉移，除了世襲外，還有一種叫“禪讓”的。那麼究竟是禪讓還呢？還是世襲好呢？
最早流傳下來的禪讓就是儒家推崇的堯把統治權禪讓給舜，舜又傳給了禹，是指統治者在生前便將統治權讓給他人。但這種方式不管史學界如何真正評價真偽，都是違反人自私的本性的，所以才傳了兩代，那禹就開始另有想法了，雖然他不敢在自己任上廢除禪讓，表面上讓東夷部落的領袖益接管了統治權，卻同時培植自己兒子啟的勢力。等他死後，啟馬上尋釁造反，說自己要比益“賢良”，這王位“應該是我坐的”。益說自己“賢”，絕不肯退出歷史舞台。賢不賢又沒個可以衡量的客觀標準，只要手下的吹鼓手多能夠哄得愚民們相信自己“賢良”，就算賢良了。這下雙方說不到一塊，只好武力解決，社會動盪了起來，等啟奪了帝位，社會旋即穩定，開創了幾百年穩定的夏朝，也就是“家天下”世襲的開始。禪讓維持三代就進行不下去了，而世襲能維持幾百年，可見世襲符合人的私心，對穩定有利，遠較禪讓優越，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下面和大家詳細聊聊禪讓。
在世襲之中存在着禪讓，分兩種形式，一種讓給自己的同姓血親，不導致朝代更替，叫內禪。讓位的君王通常稱“太上皇”， 有的是自願的，比如乾隆自己不想當皇帝了，讓兒子嘉慶繼承。也有被迫的，比如李世民逼迫李淵讓位，唐肅宗乘安史之亂自說自話在靈武即位，玄宗多年以後才知道自己當了太上皇。
另一種叫外禪，是將權力讓給異姓，導致朝代更替，一般來說都是在君王被迫無奈的情況下，被逼宮被脅持，不得已發布詔書或進行儀式，將主宰天下的權力轉移。這種形式相對於用異姓用武力推翻前朝奪取權力的“滅”來說，叫做“篡”。之所以中國歷史各朝代更替大多採用篡而儘量不用滅，是因為一方面篡權者都怕留下罵名，另一方面都認可通過和平方式一脈相承地轉移權力，表示自己是正統受讓的天下，是合法的，是天授的。
秦亡以後大多數王朝更迭都是採取這種方式，比如王莽篡了西漢，曹丕篡了漢獻帝成立了魏，司馬炎又篡了魏元帝成立了晉朝，西晉的愍帝在被滅前留下詔書，把帝位傳給在南京的琅琊王司馬睿，成立了東晉，讓其繼承了大統，而同時北方先後由少數民族建立的什麼前秦、後秦、後趙、前燕、後燕等都不是正朔，結果東晉到了晉恭帝又被手下的大將劉裕給“勸退”，劉宋王朝取得了正統。此時的中國叫做南北朝。在此期間又發生多次禪讓，西魏禪讓給北周，北周又禪讓給了隋，隋雖然一統天下，但只經過文帝和煬帝兩代，就已經名存實亡了。被李淵扶持起來的傀儡皇帝——煬帝孫子恭帝楊侑，不久就把權力禪讓給了唐朝李淵。
而唐朝也不是被人滅的，自從安史之亂後，雖然各地節度使獨霸一方，中央集權大為削弱，但名義上還服從唐朝皇帝的管制。到了黃巢起義，天下大亂，中央政權名存實亡，被劫持的傀儡皇帝唐昭宣帝只好把天下禪讓給了後梁的朱溫。這時候的中國完全處於四分五裂亂七八糟的狀態，各地割劇的軍閥勢力紛紛自立王朝，史稱五代十國。後粱沒過多少年就被少數民族的後唐的李存勖給滅了。
我們注意到，在中國歷史中，正統這條脈基本上都是被少數民族給斷的，可能少數民族不象漢人那麼看重這些。正統到這裡斷了一回。
後唐又被鮮卑族的石敬瑭給滅了，石敬瑭兒子的後晉又被契丹所滅，等契丹人走了，劉知遠才敢在中原自立為帝，史稱後漢。可他死後沒多久，其子不爭氣，得罪了手下的大將郭威，郭威發動兵變，脅迫李太后將皇位禪讓給了他，成立了後周。請注意，這裡漢人就又開始搞禪讓了。後周的結果大家也知道，是趙匡胤學郭威的樣子反動陳橋兵變，逼着後周恭帝孤兒寡母把帝位禪讓給了宋。
北宋被少數民族金所滅，太上皇和皇帝都被俘虜了去，康王趙構逃到了南方，成立南宋小朝廷。其實趙構沒有得到欽宗的詔書，也算不得正統。所以正統被少數民族大金給斷了一回。南宋又被少數民族蒙元所滅，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殺。所以不可能有宋禪讓給元的可能。正統又被少數民族給斷了一回。元這種朝代不僅其屬於異族統治是非法的，更因為是沒有經過禪讓得來，更是非法的。所以等漢人的明朝趕走了蒙元，這才算正統重新恢復。
而明又亡在了西夏後裔李自成手裡，正統還沒有傳下去，崇禎就上了吊，太子也失蹤了。不僅李自成的大順自然是非法的，南方自行建立的隆武、永曆等小朝廷也是非法的，因為沒有經過崇禎的詔書或儀式。滿清打敗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在中原建立皇朝，又讓正統斷了一回。只好說，新的正統又開始了。
民國並非全靠武昌起義這種暴動推翻的滿清，而是以清帝正式頒布退位詔書的形式得到天下。這算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外禪，是正統的政權。而中共又打敗了民國，在大陸建立政權，中共既沒有完全消滅民國，更沒有得到民國的禪讓。從帝制的法統上講，更象是那種不懂文明的蒙元滿清的野蠻民族政權，完全無視漢人這種優秀民族對政權正統的重視程度，僅僅是通過武力奪取來的，可以和蒙元、滿清、契丹等野蠻民族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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